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今年11月9日，剛從芝加哥大學研究生畢業的中國留學生鄭少雄，成了搶劫案的受害人，失去了年輕有為的生命。而這是半年內第二個在芝大被害的華人留學生。緊接著，11月17日，華裔女孩兒克裏斯蒂娜（Christina Lu）在費城橙線地鐵上被毆的視頻傳遍了華人世界。那天，克裏斯蒂娜看見4個黑人女孩在地鐵車廂裏霸淩3個亞裔男孩，就站出來製止，結果被那幾個女孩毆打受傷。視頻裏幾個黑人女孩表現出的仇恨和無人性讓人難以直視。
華人社區與黑人社區本來就有一定程度的對立。自疫情爆發後，華人承受了較以往更嚴重的歧視，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暴力襲擊來自黑人。這更讓兩個社區關係經受巨大考驗。
12月7日，“公民領袖論壇”（Civic Leadership Forum）組織了一次亞裔和非裔社區領袖的對話，主題是“不同文化，共同點，社區間的文化對話”。
（公民領袖論壇是CLUSA（Civic Leadership UCA）發起的一個項目。CLUSA是由美國加州華人朱偉人（Sandy Chao）創辦的一個組織。）
這是在亞裔與非裔社區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情況下，兩個社區領袖的一次緊急行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亞裔和非裔社區領袖試圖尋求理解和團結合作的一次破冰之旅。
對話的設計，希望能傳承曆史又麵對現實
對話大致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雙方一起回顧曆史，講述亞裔和非裔曆史上聯手爭取平權的故事。第二部分才是真正的對話 。
曆史回顧的重點之一是華裔民權運動和社會活動家陳玉平（Grace Lee Boggs）和她黑人丈夫詹姆斯·博格斯（James Boggs）的生平，尤其強調了他們跨族裔的婚姻和共同為民權事業努力一生的故事。同時也回顧了美國社會改革家、作家和政治家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當年挺身站出來反對排華，以及美國黑人政治活動家，彩虹運動創始人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與華人站在一起，抗議陳果仁（Vincent Chen）案的凶手被法官寬判刑期的故事。
這一部分的曆史回顧似乎在為後半部分的內容做鋪墊：亞裔（這裏的例子都是華人）和非裔曾經是團結一起肩並肩戰鬥的，現在卻似乎彼此對立了。這樣的斷裂是怎麽發生的？因為第二部分的內容基本上就是大家一起試圖回答兩個問題：我們是怎麽走到今天這樣的地步的？今後的路怎麽走？
根據與會者的說法，對話的目的是要建立社區間的信任，寬恕和愈合。
我們是怎麽走到今天這樣的地步的？
從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開始，就是小組專題討論了。輪流發言。這裏雖然編者挑選的是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發言，但大部分內容都包括了。（編注：發言都是英文，這裏分別有直譯和意譯，也有減縮後的綜合，但都以忠實原文為原則。）
加州眾議員李天明（Alex Lee）：這一兩年來亞裔仇恨犯罪飆升。但媒體的報道有偏頗。75%的亞裔仇恨犯罪是白人造成的，但是我們看見的報道似乎都是黑人在犯罪。如果不是《民權法案》，不是作為《民權法案》一部分的移民法案改革，我根本就不可能來到美國。現在麵對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等事件，我們也應該像當年道格拉斯和傑克遜等黑人站出來支持華裔一樣，站出來支持非裔。
奧克蘭華埠商會會長卡爾·陳（Carl Chan）：黑人承受的種族歧視是所有族裔中最嚴重的，我們都必須懂得這一點。
舊金山城市規劃委員會前主席傑拉德·格林（Gerald Green）：媒體對仇恨亞裔犯罪的報道不全麵。雖然大部分亞裔仇恨犯罪是白人的行為，但因為媒體把重點放在比較暴力的幾個事件上，很多非暴力的就沒有報道。當然，暴力的比較吸引眼球。一個說明媒體報道不全麵的例子是，1992年洛杉磯暴亂，媒體隻是報道了暴亂的部分，卻沒有報道事後韓裔和黑人社區共同深刻反省，團結起來共同重建的故事。我們也不能忘記領導人物的作用。我們都知道過去的4年發生了什麽。有的政治人物利用疫情製造和挑起仇恨，將其作為打擊亞裔社區的武器。
美國華人聯合會主席薛海培：芝加哥大學的一個中國留學生，就因為一個搶劫犯要他的手機被殺了。他的單親媽媽用她一生的儲蓄送這個獨生兒子來留學。在此事件的半年前，另一個來自中國的芝大留學生也是因為搶劫案被殺。最近發生的事情是，費城地鐵上三個（編注：其實是四個）黑人女孩霸淩三個亞裔男孩，一個華裔女孩就因為敢於站出來製止她們而遭暴打。一周前，華人組織了抗議示威，我也去了。華人內部也有分裂，我們去示威的被進步派標簽為“保守派華人”......
我認為可能是四個原因導致我們走到今天這樣的地步。（1）飛速增長的AAIP（編注：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這是人口膨脹造成的相互碰撞。（2）經濟原因，比如失業，社區衰敗等。（3）社會和文化、傳統等的不同。吸毒，貧困都是原因之一。不可否認，這可能與黑人社區個別判斷錯誤的領導人（wrong headed leadership）也有關係。（4）盡管我們努力避免，應該說兩個社區確實還是彼此懷有歧視、偏見等，特別是上中產階層的人。
美國工程師協會（ASEI）主席及SpringML高級副總裁皮尤什·馬利克（Piyush Malik）：種族歧視不僅發生在華人、韓裔和黑人身上，也發生在印度人身上。事情不發生在你身上，往往就不會有體會。我們必須對別人的經曆感同身受。911後第二天我的車子就被塗鴉，上麵寫著“移民滾回去”。最近也有很多印度人被暴力襲擊的例子。
陳玉平和詹姆斯·博格斯中心理事會成員，社區活動家金伯利·謝羅比（Kimberley Sherobbi）: 原因是多層次的。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接受並實踐了一個不正確的“成功”的定義。而這樣的錯誤定義給我們的關係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一般來說，美國人以物質擁有程度或社會地位來定義成功，而這通常是以其他人的痛苦為代價的。這裏其他人的痛苦往往是源於係統性歧視和壓迫。我們如何利用自己的財富，資源和地位是有後果的。
社區領袖，Anderson & Associates事務所董事總經理亞曆克斯·安德森（Alex Anderson）：很遺憾的是，我不得不同意前麵發言的人所說的，特別是海培對黑人社區的評語。我是亞裔和非裔混血，所以我很幸運地懂得亞裔的感受。非裔社區和非裔家庭的破裂，一條學校到監獄的直接通道......但我小時候不是這樣的。那時候，我給自家院子割草時，如果隔壁鄰居的草也該割了，我媽媽會叫我一起割了。在那個環境中，家庭不僅是血親關係的紐帶，同時也是維係鄰居關係的紐帶。
我是讀了大學。我的家庭環境也不錯。但我們也有經濟上處於比較貧窮端的親戚，我祖母、叔叔等都住在芝加哥南部。我小時候有時也會去他們家，那並不是什麽糟糕的經曆。那時，他們的環境不是現在這樣的。我小時候的環境已經被徹底抹去了。那樣的社區已經不存在了。我祖母用過的保險公司不見了，為我阿姨開的店報稅的公司不見了。我大學畢業時那裏有大概15-30家非裔擁有的金融服務機構，都不見了......我很幸運有一個很好的家庭照料我。我認為，現在的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直接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關愛他們的長輩，沒有一個好的環境。我也有孩子。我必須告誡他們小心，不要成為受害者。但是，不是每個孩子都有這樣的條件。
編者按：這麽複雜的一個問題，要在幾分鍾內講清楚根本不可能。應該說每一位嘉賓都說得有道理。而且編者認為綜合每個人的發言也基本上說全了。有這樣的效果，說明該對話背後的組織工作是到位的。但是，亞裔與非裔之間在認知上還是有一點點脫節。這個將與下麵一部分內容結合起來談。
理解我們的不同，今後的路怎麽走？
這一部分對話幾乎每個人都多次發言。這裏把不同次的發言合並總結了，不一定遵守先後次序。
安德森：為了提升最不被代表的群體，我走進了社會正義這個領域。現在黑人孩子所處的環境非常糟糕，我們必須在改變環境上下功夫。我們要把社區看成是我們的家，一個伸展出去的家，就像我小時候那樣。我希望現在的孩子都有我小時候那樣的條件（編注：即有那樣的家庭）。如果做不到，那就設法給他們精神上的支持。一切都取決於我們成年人，而我已經做出了嚴肅的承諾：去輔助一個孩子。我已經在輔助四個。我現在帶著四個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懷著對你們所有人最深的愛，我告訴你們，跳進那個池塘，去找一個。
謝羅比：我們正在實踐社區建設。創造我們希望看見的文化。我建議，對成功的新定義應該拋棄物質標準，從人性出發，幫助每個人以積極的方式發展。如果我們相互關愛，人們就會茁壯成長。
馬利克：我們需要接受和欣賞別人，而不是要求別人改變。接受你的鄰居為你的兄弟、姐妹。應該提升人性的位置。做一個有人性的人，相互關愛。
薛海培：華人與黑人曾經住在一起，融合得很好。有一個地方就是這樣的例子。你如果去搜“Mississippi Chinese”（密西西比的中國人）（編注：有一個Mississippi Delta Chinese紀錄片）就知道了。還有其他的混合社區。但那都是曆史了。我們現在往前看。我不得不說，我受夠了。這個國家的人越來越分裂，政治上和其他方麵都彼此間越來越少善意和信任。我甚至不想知道我們是怎麽走到這一步的。往前看，我們必須在那些孩子還小的時候就開始幫助他們。
這次那幾個黑人孩子在費城地鐵上的行為，最讓我震驚的不是她們的霸淩，也不是她們嚴重打傷了那個華人女孩。這個年齡的孩子有時是會做這種事情。最震驚我的是她們說話的語氣，她們的眼神。這告訴我，她們沒有得到足夠的愛，也沒有足夠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可能她們的整個社區都不行。我希望能夠在她們足夠年輕時就開始幫助她們，不要等到太遲了。我太想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法，提供我們社區能夠提供的幫助。比如，華人社區有巨大的stem方麵的人力資源，我們可以為非裔孩子提供幫助。（編注：stem指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就是理工科的意思，也往往是美國孩子比較弱的項目。）
可是，我們怎麽做？怎麽才能以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態去做？怎麽做才能真正讓非裔社區那些有問題的或是學習上落後的孩子感覺是有實際幫助的，也是需要的？誰能夠與我們合作？在過去的幾年我一直在試圖尋找答案。我沒有找到好的答案。我可以去動員我們社區的資源。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麽做。所以，我在此請求你們的幫助。
黑人作家，陳玉平基金會董事斯蒂芬·沃德（Stephen Ward）：下一步的變革應該不再是關於工作、中產、向上移動的美國夢等經濟層麵上的內容。我們追求的中產生活是以世界上許多人的痛苦為代價的。我們下一步的目標應該是不僅是要減緩全球氣候變暖，而且要消減貧富差距，要創造新的美國夢：更高水準的人性，更高水準的生活品質......
格林：我們必須準備好做困難的對話。我們的對話還需要包括更多的族裔。這些對話的目的應該是試圖去相互教育對方，讓彼此開始理解、了解對方。事實上我們已經開始了這樣的工作，我知道卡爾就已經在做了。在舊金山等地方，也有類似工作，比如在越南裔社區，幫助他們與非裔相互理解，了解對方經曆了什麽。這些才是我們需要做的。一般來說，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交流......總之，我們必須準備好做非常困難的對話，我們必須相互教育。
教育很重要。成功的定義需要重新考慮。不是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才算成功，不是隻有讀了博士才是成功。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我相信我們應該提供另外的選擇。我們的國家在試圖讓人們通過正常的工作來照顧好自己這方麵已經迷失了方向。我們必須為年輕的非裔男性提供不同的成功的例子，這些例子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他們生活中看得見的，並為他們展示通往這一目標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來獲得成功。教育並不僅僅是書本，還包括發展關係等等。比如，在家庭裏就應該有榜樣。這些都必須從小開始。（你們）這裏談的都太高屋建瓴。我們需要把這個對話從10萬英尺的高空拉到地麵，要腳踏實地，麵對現實，要接地氣。
CLUSA創始人朱偉人（Sandy Chau）：華人（或者亞裔）移民往往都是靠獎學金來留學，都是本國競爭出來的精英中的精英，來讀博士，讀高學位......家庭環境很重要，一個輕鬆的家庭環境很重要。經濟壓力太大，各種壓力太大，都是問題。
Kenson Ventures LLC主席Ken Fong: 亞裔所享受的自由住房，教育，工作機會等等並不是理所當然就有的，而是非裔長期艱苦卓絕的抗爭爭取來的。我們都搭了順風車。我們有義務回饋社會。我們移民來此，得到了高等教育。我們應該也必須幫助非裔孩子也獲得高等教育。隻有當黑人孩子也得到高等教育了，我們這個社會麵臨的非裔年輕人的問題才會得到解決。
編者按：這一部分的對話，亞裔與非裔成員之間很少交集。
首先，對這一部分對話的理解，必須結合前麵關於“我們怎麽會走到這一步”的討論。雖然那部分匯總集體智慧後把原因大致說全了，但誰側重什麽也是很說明問題的。馬利克強調的是印度人也被歧視了，薛海培講芝加哥大學中國留學生命案時的側重點非常清晰：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東西就奪去人的生命，為孩子留學付出了一切的單親媽媽多麽淒慘！編者不是說亞裔的經曆不淒慘，不痛苦。當初讀鄭少雄被害的故事也流了不少淚。但是，亞裔是不是同時也應該理解非裔曾經經曆了什麽？馬利克反複說必須感同身受。感同身受也必須是相互的。
當亞裔呼喊“亞裔的命也是命”時，是不是想過黑人為什麽要喊出“黑人的命也是命”這樣的口號？當亞裔對自己的安全感到擔憂時，是不是對黑人出門跑個步也會被打死感同身受了？所以卡爾說的“黑人承受的種族歧視是最嚴重的”尤其重要。隻有所有的族裔都相互理解相互幫助，這個社會才會好起來。
另外，在編者看來，亞裔對非裔的發言或者是傾聽不夠，或者是沒聽懂。編者甚至相信非裔完全意識到這一點，這次對話結束時，他們很可能是失望的。而非裔對亞裔是有期待的。亞裔代表竹筒倒豆子，非裔代表則欲言又止，一步步在為深入交流打基礎。安德森說我一半亞裔血統，我理解你們亞裔，以此來縮短距離。謝羅比說我們對成功的定義錯了。但她是等到最後時刻才提出新定義的具體內容。她特別說了，希望先聽聽。格林是先警告，我們需要準備好做困難的對話，而且隻有在進行了困難的對話後才可能開始彼此了解。言下之意是，困難的對話還沒有開始，我們現在根本還沒有開始了解對方。這裏，他如何用開始這個詞非常重要。他也是沒有一次把話說完，到了最後才明確說，不要把接受高等教育看成唯一目標，你們不接地氣。
倒是朱偉人最後說了，華人（或者亞裔）移民往往都是本國競爭出來的精英中的精英，所以都來讀博士，讀高學位，不能用同樣的標準要求其他群體。不知道是他理解了非裔的話，以婉轉的口氣做解釋，還是他正好這樣說了。希望他是聽懂了。
編後記
一、華二代遠遠走在了華一代的前麵
編者認為問題的關鍵還是亞裔對非裔缺乏了解。這一點上，華二代就做得很好。在多件事情上都可以看出兩代人的區別。
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跪死事件發生後，華人社區沒有馬上出來說話。那是一種讓人窒息的沉默。當時“美國華人”公眾號正在組織寫大型五集曆史紀錄片《亞裔美國人》的觀感。難為編輯想到了請華二代參與，橄欖枝遞到了當時在耶魯讀大三的黃艾琳（Eileen Huang）同學手裏。但是，黃艾琳認為這樣的時刻如果還隻是把眼光局限於華人自己身上是錯誤的，當時華人社區對抗議活動的沉默也是無法接受的。結果，觀後感約稿變成了一封公開信，而信中對華人社區“盛行的對非裔的歧視和敵視態度”不留情麵的揭露和譴責，引發了華人社區的一場大辯論。
其實這裏就是感同身受的問題。要求別人對你的苦難感同身受，你自己必須首先對別人的苦難感同身受。疫情後社會上比較普遍地發生仇恨亞裔犯罪後，很多亞裔成了驚弓之鳥。很自然地，家長都關照孩子出門要警覺，要照顧好自己。而很多華二代的第一反應是提醒家長，非裔一直過著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
芝加哥大學一年內發生三起命案後，學校表示要加強警力。而芝大的亞裔二代已經不滿足於此了。一個由芝大在校生和校友共同組成的“亞裔美國人促進正義”組織發布了聲明，反對學校的舉措。孩子們的理由是，芝大校園及周邊已經是美國警察巡邏最頻繁的地段之一，再多巡邏也不會有幫助。隻有真正去麵對問題的根源，才可能徹底改變校園大環境。而學校加強警力的代價是黑人學生經常被當作“可疑人”被攔下詢問或搜查。
從表麵看，學校的做法有效果，校園範圍內確實是相當安全。（鄭少雄被殺應該是偶發事件。事發地點是芝大最安全的地段之一。今年事故多很可能與疫情有關。）但是看不見的代價也是確確實實存在的。編者曾與一些藤校華二代交流過。他們指出，芝大的實際環境正是代表了美國的整體環境：富有的大學與周圍貧窮居民完全隔離。而美國很多問題的根源就是這樣的種族隔離。
也許，為了應付當務之急，芝大隻能靠繼續增加警力來防止再次發生凶殺事件。但我們不能以短期投資替代長期投資。臨時措施要有，長遠目標也不能放棄。這次亞裔和非裔社區領袖的對話，就是為達到長遠目標所做的努力。也許華一代要多向華二代學習，真正去了解非裔，了解非裔社區。
二、搞懂非裔社區到底經曆了什麽非常重要
美國亞裔網絡的共同製作人Hong Nguyen-Phuong也是參與這次對話的亞裔代表之一。他說曾有黑人對他表示羨慕華人有自己的銀行，能夠拿到貸款等服務。而黑人沒有自己的銀行，很多服務得不到。
而這次對話中，安德森也講了一個有關銀行的故事，大致情況是，一群非裔年輕人希望從一個大銀行得到貸款做一個項目。這是一個已經很成熟的項目，這些人也是哈佛、斯坦福、沃頓商學院和紐約大學等地方的畢業生，但銀行的第一反應是“你們沒有人才”。他們經曆了很多拒絕、波折。最後是一位在該銀行工作的黑人職員冒著丟失工作的危險揭露了內部真相，說明銀行拒絕貸款的理由都不存在，這群人才拿到了貸款。
但是，也是安德森，講到他小時候，他家人所在的黑人社區也有黑人自己的銀行，而且有15-30家黑人擁有的金融機構。記不記得，黑人也曾經有自己的華爾街？為什麽現在黑人就沒有自己的銀行了呢？黑人社區這樣大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這不就是那個“我們怎麽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問題嗎？不真正去搞懂這個問題，有可能找到後麵一個問題“我們怎麽做”的答案嗎？有沒有這個可能：華二代正是因為搞懂了第一個問題，他們才會對第二個問題有不同的答案？
編者這裏給兩個推薦閱讀：
不敢說這兩篇文章代表了正確答案，但至少可以起拋磚引玉的作用。尋找這個答案是一個需要整個社區一起參與的旅程。也許，真正搞懂這個問題，就會為亞裔和非裔社區之間真正的相互理解打開一扇門。
三、幫助非裔社區必須對症下藥
編者認為在對話中，非裔和亞裔在如何幫助非裔社區方麵交集很小。
謝羅比明確說要重新定義成功的定義。格林說，高等教育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亞裔代表似乎有一種不由自主地就會強調高等教育很重要的傾向。有雞同鴨講的感覺。
在格林說了需要提供一條沒有高等學位也能成功的途徑後，馬利克立即說，現在很多高科技公司也為沒有高等學位的人提供編程培訓，效果很好。不是說他說錯了，但怎麽看都是沒有好好傾聽，還是限製在自己的思維中。
Fong在發言中說到表麵上看來非裔擅長娛樂、運動和政治力量。當然他是在說一種帶有偏見的刻板印象。非裔不是不擅長數理化，隻是他們不具備合適的外部條件罷了。同樣道理，缺乏外部條件，高科技公司編程培訓未必能夠幫到他們。去看一看依靠那些培訓走出一條路的人群裏麵有多少非裔就知道了。如果很少非裔，就說明背後一定有原因。
我們必須真正把自己的腳放入非裔社區那些孩子的鞋子裏。我們不能用一個移民的眼光來看他們，不能用移民的經曆來做比較。移民與土生土長的人沒有可比性。很多華人怕是沒有意識到，如果與非裔移民比，我們並沒有更成功。
克利福德·羅布·肖（Clifford Robe Shaw）是美國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他是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主要人物，被認為是美國犯罪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與同是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的亨利·唐納德·麥凱（Henry Donald McKay）在20世紀20年代末進行的關於青少年犯罪的工作，在將這種犯罪的研究從心理學和精神病學轉向社會學學科方麵發揮了關鍵作用。肖和麥凱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發表的兩項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仍然受到社會科學家的高度重視。他們的核心觀點是：犯罪的少年並不是自身異常，而是他們所處的環境異常。其實這也是諸多學者反複得出的結論。
對此，安德森是說得最明顯的。他提出的是創造一個良性環境。這可是需要一個村莊的。同時，安德森似乎也在提出挑戰：幫一個是一個。我正在幫4個，你也去幫一個！當然，他不是在針對參加對話的個人挑戰。但他的確是在對全社會提出挑戰。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在美華人多年前曾經業餘輔導過一個六年級的小男生。這個孩子從來沒見過生父，母親常年坐牢。他與同母異父的妹妹一起處於與母親隔離的狀態，由吃福利的外婆養育。小男孩美好的憧憬是長大後在麥當勞打工的同時領救濟金。輔導滿一年後，他看到自己的將來是一名工程師，成績也從平均D-升到B+。現在這個孩子十一年級了，已經走到了大學門口，估計明年進大學不成問題。
這位華人朋友做的就是安德森期待的。現成的類似項目不少。有的是大人和孩子一對一結對子，經常性輔導，就像這個華人朋友做的；有的是年輕人相互結對子，一幫一；也有的是中產以上家庭和孩子結對，經常在周末和假期把貧窮家庭的孩子邀請到家裏來，可以是住一兩天，也可以是一兩周，甚至一起出去度假……
不是說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這的確是經實踐檢驗非常有效的方法。我們需要多管齊下，但必須是對症下藥的多管齊下。所以，亞裔社區首先必須傾聽。編者領悟出的信息是，隻有先改變人，才可能改變學習成績。而改變人，就是取決於幾位非裔代表反複提到的必須在關係（relationship）上下功夫。贏得孩子的信任也許是最艱難，同時也是不得不走的第一步。
非裔社區是有問題，而且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是，如果不去了解非裔社區衰敗的真正原因，就不可能放下身段去幫助，就不可能真正達到預期的效果。
四、重新定義成功這句話信息量極大
在這次對話中，謝羅比是發言時間較短的一位，但她緊咬著一個關鍵點——重新定義成功。這句話，信息量極大。
謝羅比的觀點已經開始形成一定的潮流，最代表其觀點的可能就是哈佛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書《功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桑德爾說，正是美國精英階層對藍領工人的鄙視造成了美國目前的政治形勢，也為川普當選創造了條件。格林說，我們的國家在試圖讓人們通過正常的工作來照顧好自己這方麵已經迷失了方向，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表麵上看來亞裔和非裔代表都在說要重視教育。但是很可能一方想的是讀大學，另一方想的是給不讀大學的人也提供一條出路。非常有意思的是，薛海培問怎麽才能以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態去做？說明他心裏也意識到了什麽。如果亞裔還是隻承認讀大學才是成功的話，態度上就一定會有高高在上的味道。而這正是桑德爾在《功績的暴政》這本書中花費很多筆墨分析的內容。
根據桑德爾的理論，我們不僅是生來平等，我們也不應該因為從事不同的行業而有地位的高下。收入不同，不代表地位不同。而這次疫情更是提醒我們，收垃圾的工人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是多麽重要。
沒有垃圾工，我們的環境衛生將不可想象，疾病泛濫也是遲早的事。那麽，他們是不是應該與治病救人的醫生得到一樣的報酬呢？這裏不是在建議兩者必須等酬，但這的確是一個我們需要停下來想一想的問題。
智商高，天賦高的人往往能夠比較輕鬆地獲得獎賞，包括進好學校，拿高學位，獲得高薪工作等。那麽是不是可以說這個社會其實是在獎賞運氣呢？因為智商和天賦完全是取決於運氣的呀。也許有人不同意，說單單靠運氣遠遠不夠，還要靠努力。的確，我們一直強調努力。那麽，奧運會上沒能獲獎的，甚至沒能參加奧運的，其努力程度並不亞於獲獎者，為什麽隻獎勵獲獎的人呢？
我們有沒有勇氣承認，一個工作收入的高低，不僅有關市場，有關知識和技能，有關個人努力，也有關哲學和道德，更與運氣有極大關係？如果我們能夠承認這一點的話，又有什麽理由看高或看低某個行業呢？
有意思的是，桑德爾在書中時時刻刻在用hubris（傲慢，自負，狂妄自大）這個詞。也許當人們能夠看清什麽時候是hubris在起作用後，人們就會更懂得相互尊重，這個社會也會和諧很多，貧富差距和種族歧視都會極大地縮小和減少。
這個話題很深。有興趣的去讀一讀《功績的暴政》這本書。沒有時間讀書的，推薦桑德爾為該書舉行的一個講座：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ny-9ky6OmTw#menu。
五、對話還將繼續，現在隻是一個嶄新旅程的第一步
從這次對話中可以看出，所有參與的人都拋開了小我，每個人都是在為社區，為社會努力。也許朱偉人的一番話代表了這個群體。
朱偉人說自己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生活過，其中長久居住過的地方包括香港，台灣，美國，越南，上海和北京。他說，所有這些地方，美國是最偉大的一個，是一個他能夠驕傲地稱為家，可以隨時回去的地方。也是唯一一個他選擇作為自己的後代棲息的地方。這是一個公平，民主，有機會，有發展空間，進步的地方。這是一個我們可以也能夠共同成長的地方。我們團結起來就能夠推翻麵前這堵牆！
編者相信，正是對這個國家的熱愛把這一群不同族裔的人吸引到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
不難看出，產生這次對話，是許多社區領袖努力的結果。每個參與者都充滿了誠意，大家或以掏心掏肺的交流，或以循循善誘的耐心，試圖最有效地表達自己，傳遞信息，同時也盡可能地去了解對方。哪怕沒有傾聽明白也不代表沒有努力傾聽，是不是？
這次參與的人都同意，這個對話非常有意義。對話將繼續下去。今天隻是一個嶄新旅程的第一步。
感謝社區領袖所做的努力！憑著他們的誠意，我們有理由期待以後的對話會一次比一次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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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溪邊愚人，Alan Z
本文原創首發於“加拿大和美國必讀”公眾號
一看就是無恥主黨政客，啥都是白人至上。如果75%是真的，去找白人社區領袖好了。
仇恨犯罪的定義本身就可以很寬，大部分亞裔生活在民主黨治下，以他們的操作習慣，這裏麵有沒有把某少數族裔對亞裔的犯罪，就不算做仇恨犯罪的有意疏忽呢？CNN的技術總監不就說了，要刻意低調處理某族裔對亞裔的犯罪，由此類推，誰能保證民主黨控製的地方不就依法炮製。另外，亞裔受到的犯罪大頭不是仇恨犯罪，但是打砸搶殺人這些，不算成仇恨犯罪，卻是實在的犯罪吧。把眼光刻意盯到仇恨犯罪這一個子集，其實就是政治目的，不是真正為了提高亞裔的安全，而是為了方便炒作族裔政治身份政治，本質上就是中了民主黨挑撥中底層互鬥的圈套，陷入race war。
什麽時候，左派能把這種話，"華人社區與黑人社區本來就有一定程度的對立"，換成不按照膚色，而是按照守法良民與犯罪分子之間的矛盾，因為其實非裔窮人中產是非裔犯罪分子針對最多的，他們跟受害的華裔都是守法良民。脫離膚色政治洗腦，獨立思考問題，支持law and order，就自然會擺脫民主黨那種受害者心理灌輸教育，挑撥race war的propaganda就沒有市場。
最後，這些自封的華人社區領導，也就是一些華人政客階層、精英圈子自娛自樂，相互捧腳。拜托，華人啥時候投票過認這些人做領袖了，請有點自知之明。不是有幾個錢和社會地位，就自動等於華人領袖。隻有代表社區大多數人的心聲的才可以，自封的不算。
地鐵上華人女孩被毆打，分明是仇恨犯罪，可沒人敢說。
黑人受到歧視當然不公正，所有的人都應該為公平努力。Floyd是警察的錯，警察也被關監獄了。Jacob Blake就完全是他自己的錯，和警察無關。因為警察打了他就鬧事是無理取鬧。
華人不應該歧視黑人－華人也從來沒有對黑人有任何暴力行為啊？整體華人在美國社會不比黑人強，華人做官的很少，華人根本就不存在歧視和壓榨黑人的資格。華人有能力在製定政策方麵歧視黑人嗎？隻有白人才有能力做這樣的事。
其實黑人才是黑人犯罪的最大受害者。這裏麵沒有種族問題。隻有階級問題。有工作的怕沒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