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據路透社和Financial Times美國時間周三（10月6日）報道，YouTube關閉了近日剛被定罪的美國多個熱門歌曲背後的R&B超級明星R.凱利（R.Kally）的官方頻道。這是少見的媒體平台與有性侵罪的歌手保持距離的舉動。
9月27日，凱利被一個聯邦陪審團判定犯有敲詐勒索和性交易罪。這是繼美國前電影製片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之後又一個性侵權威人物被定罪。
但是，凱利的定罪又有比溫斯坦的多一層意義，因為凱利的受害者絕大多數是黑人，而黑人性受害者往往更難獲得公正對待。
性侵案定罪難度極大，大人物更是仗著權勢長期逃避法律製裁
凱利此次庭審時有一個用匿名安吉拉（Angela）的證人。安吉拉告訴陪審員，30年前當她還隻是個少女時，凱利就開始對她進行性虐待。安吉拉的指控不是這次凱利被定罪的指控的一部分。但她的證詞對凱利最終被定罪有作用。這個定罪，安吉拉等了30年。
這讓我想起在性醜聞方麵早就臭名昭著，卻能夠幾十年來一直逃避法律製裁的溫斯坦。
關於溫斯坦性侵行為，共有80多位女性公開指控他，但在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對溫斯坦的起訴臨開庭時，隻有2位願意出庭作證。而這兩位證人中的一位，Lucia Evans，又被檢察官排除了，因為Evans的一位朋友為溫斯坦提供了對檢方不利的證據，說Evans曾經告訴她，自己與溫斯坦發生性關係是自願的。
就是這樣一個口頭證明就讓檢察官決定取消Evans的起訴，雖然Evans堅持她沒有對朋友這樣說過，而且她依然願意參與對溫斯坦的起訴。
在對溫斯坦案子的準備過程中，檢方還發現，溫斯坦手裏有許多電子郵件，證明那些指控他的女子事發後有不少還與他保持聯係。這樣的電子郵件並不能證明性侵沒有發生，但是也很難證偽那些女子不是在利用與溫斯坦接觸的機會尋求職業上的幫助。
問題是，如果那些權勢在握的人，真的就把演藝界的機會轉化成他們誘惑“獵物”的特權，讓新人不走這條路幾乎就沒有發展機會，那麽，所謂“自願”與“被迫”的界限就更難以劃定了。
這就是溫斯坦和凱利這類人的巨大優勢，他們不僅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勢千方百計地詆毀受害人的聲譽，還很可能獲得表麵上看起來有利於他們的證據，讓案子的難度加大，讓檢察官卻步。
當受害者主要是黑人時，性侵案的定罪難度更大
凱利被定罪的消息傳來時，安吉拉控製不住地哭了，而且哭了好一會兒。
她說，她曾目睹其他像她一樣的女性的性侵故事一再被置之一旁：“黑人婦女經常被忽視，因為人們說，‘好吧，你的穿著，打扮和行為都像是在招引人，你把自己放在那種情況下。’”但是，安吉拉說，這一次，“他們不僅看到了我們，還聽到了我們——他們相信了我們。”
這已經不是凱利第一次被送上法庭了。第一個在刑事審判中對凱利作證的傑洪達·佩斯（Jehonda Pace）女士在凱利被定罪後發了大字推文（見上圖）：“今天我的聲音被聽見了！”她的推文還說：“今天，陪審團裁定R.凱利有罪。多年來，我因為說出我在那個性侵者手中遭受的虐待而受到嘲弄。人們說我是騙子，說我沒有證據。有些人甚至說我是為了錢才這樣說。說出被虐待行為並不容易，特別是當你的施虐者是高知名度的時候。然而，我做到了。我的發言引起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許多人站了出來。當然還是有一些人沒有站出來。我很欣慰能夠為那些沒有勇氣的人發聲。我也很自豪能與那些勇於發聲的人站在一起。我非常高興終於能結束我生命中的這一章節。我作了證，陪審團認定他有罪。無論你對我有什麽看法，也無論你對事情的感受如何，今天，我創造了曆史。我想看到你也能勇敢起來。”
13年前凱利在芝加哥被起訴時出庭作證的歌手Sparkle（真名Stephanie Edwards）在凱利被定罪後的一次采訪中說：“我甚至不知道#MeToo運動也包括我們黑人婦女”。
Sparkle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的。2008年那次對凱利的起訴，盡管有包括Sparkle在內的多位黑人女子作證，凱利最後被判無罪，因為在許多這樣的案件中，人們根本不嚴肅對待黑人的證詞。
2008年凱利芝加哥案中一名白人陪審員在事後的一個紀錄片中說：“我隻是不相信她們，不相信那些婦女。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謬。她們的穿著，她們的行為方式——我不喜歡她們。我投了無罪票。我無視她們所說的一切。”
安吉拉對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描述與白人陪審團員的說法一模一樣！這樣的事實讓人心痛。而那些敢於出庭作證的女子表現出的勇氣，讓人欽佩。
當性侵施害者是黑人時，定罪又更多一層難度
美國曆史上黑人男子無辜被誣陷為性侵施害者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著名的也許就是14歲的芝加哥黑人男孩愛默特·提爾（Emmett Till）在密西西比被冤枉為挑逗白人女子，最終被殘酷私刑。
那些研究種族歧視和性侵行為交集的人早就注意到，黑人婦女在指控黑人男子虐待或攻擊時麵臨獨特的挑戰。造成這一現象的大致因素為以下三點：
1）黑人普遍對刑事司法係統不信任。這裏不信任的範圍是非常廣義的，包括警察，檢察官，陪審團，甚至法官。因而受害者對走司法程序這條路望而生畏。有的受害者甚至說，警察對待她們的方式比強奸本身更糟糕。
2）白人婦女對黑人男子的錯誤指控的曆史。因為曆史上黑人男子被誣陷性侵白人女子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現在當受害者和施害者都是黑人時竟然會陰差陽錯地產生一種相反的效應：不要冤枉了這個黑人。
3）保護黑人男子的願望。因為黑人男子也是處於底層，處於也經常被冤枉的一族，這時候，出來指責的受害黑人女子就可能需要承擔“不忠於黑人男子，讓他們受到虐待和不公平待遇”的罪名。更有人相信是有人見不得黑人男子成功故意製造醜聞毀壞他們的聲譽。
近30年前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被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時，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出來指控他姓騷擾，托馬斯就將希爾的證詞斥為“高科技私刑”的一部分，很容易地就把施害人被控與黑人曆史上承受的誣陷聯係了起來。
2018年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和這次凱利被控案的辯護詞中都用了私刑這個說法，試圖把加害者變為受害者。
社會環境不公，也是造成弱勢群體承受不公待遇的原因
性侵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是選擇默默地吞下苦果。就是受害者願意站出來，檢察官也往往認為沒有打贏官司的把握，決定不指控。
然後，在最終提起訴訟的案子中，根據“國家強奸、虐待和亂倫網絡”（Rape, Abuse & Incest National Network）的數據，在美國，估計每1000起性侵案中就有975起性侵者被無罪釋放。更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是，很多時候，他們會繼續犯罪。
這就是我們麵對的性侵現實：隻有一小部分性侵案被起訴了。其中，又隻有極小一部分被定罪。
但我還想進一步討論一個不太相同的現象：如果在地位相差懸殊，權力完全不對等的情況下，哪怕雙方完全自願發生了性關係，我們就可以認為毫無問題嗎？我想起了曾與克林頓發生過性醜聞的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
1998年1月，克林頓和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之間的性醜聞曝光。8月17日，克林頓在給大陪審團的錄音證詞中承認，他與萊溫斯基發生了“不正當的身體上的關係”。
最後萊溫斯基的律師為她爭取到了以作證交換到豁免權。克林頓則承受了彈劾。到此，事情結束。克林頓和萊溫斯基各自去麵對此事帶來的後果。隻是，他們的後果是那麽的不同，雖然他們的“罪”完全相同。
克林頓後來繼續他的總統任期，政治生涯完全沒有受到影響。而萊溫斯基十多年後似乎還凍結在1998年。當時她說：“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想要一個丈夫，我想要孩子，我想得到正常的對待。”
但是，她什麽也沒有。哦，她有一樣東西：98年後她被診斷出患有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有一段時間，她媽媽甚至不允許她洗澡時鎖門！為什麽？你懂的！最關鍵的是，她從此沒有選擇地沉默了，因為她根本就沒有發聲機會。
萊溫斯基做過很多嚐試走出來，去倫敦讀了個社會心理學碩士學位，做義工，寫文章，做TED演講，後來終於開始找到有報酬的工作。
今年9月，一個她充當製片人的FX新劇《彈劾》上映了，影片敘述的就是克林頓被彈劾事件。在被迫沉默20多年後，她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公開複出。她要作為發聲的一員一起講這個故事。但是，她走到這一步花了20多年，其中的代價沒有人能夠真正體會。
比較一下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遭遇，這公平嗎？
其實萊溫斯基蠻有擔當的，她始終堅持她與克林頓有染不是被迫的。但也因為這，當初很多人不同情她。說實話，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今天重新審視曆史，我認為我們對萊溫斯基太苛刻，不公平。
不是說我們鼓勵這樣的行為。當然不是。我們也一定都是教自己的孩子不要走這樣的路。但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的視角來看問題，是不是會有一些新的解讀。
《時代》周刊在關於這一醜聞的特別報道中有過這樣的內容：“當涉及到女性時，克林頓一生身邊都是助紂為虐的夥伴——不僅僅是那些慫恿他的朋友，還有那些幫助他回避指控的人。如果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子，也許需要一圈同謀的朋友來幫助一個成年男子繼續像個少年一樣行事。”
類似的例子很多很多啊！前麵說到的溫斯坦和凱利，出來指控他們的都是被性侵的女性。可是，很可能還有不少沒有站出來的人是自願的呢？
問題是，如果一個社會中用性關係換取職業上的好處已經成為常態的話，哪怕是雙方同意的性關係，你能說這一定是弱勢一方的“自由”選擇嗎？（這裏，強勢不一定是男性，但一定是更有權勢的一方。）
其實萊溫斯基還是幸運的，因為她來自一個經濟和人脈條件都極佳的家庭。就這樣，醜聞發生後她都走得如此艱難，沒有這樣家庭條件的又該是多難！
當雙方在地位和權勢方麵完全不對等時，強勢的一方絕對應該承受更多的責任。更重要的是，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向弱勢傾斜，向弱勢伸出援手。
第一，創造健康的環境，讓這樣的“求職”道路成為不必要。第二，一旦發生了類似克林頓和萊溫斯基這樣的事情，為弱勢一方提供悔過自新的機會。
凱利的音樂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電台中消失，YouTube也關閉了他的官方頻道（其他YouTube用戶仍可上傳相關視頻）。這也是一種對性侵罪犯的懲罰。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防患於未然，摒除利用權勢性侵的文化。
演員艾倫·康明（Alan Cumming）在2000年經朋友介紹與萊溫斯基成了朋友。康明這樣描述當時他們一起出去吃飯的經曆：很多人幾乎就不把萊溫斯基“當成個有血有肉的人”。
不止一次有鄰座食客將手伸過隔板，隻是為了觸摸她。康明說，“當你意識到她所經曆的一切時，再看看她就真的是她自己這個事實——這個熱情、善良、搞笑、機智的人——這真是了不起。”
希望有過類似經曆的人，都能有像萊溫斯基這樣的新生機會，而且這個機會不是姍姍來遲。
參考資料：
https://www1.haiwai.com/blog/p/979207
https://www.bbc.com/news/entertainment-arts-41594672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01/opinion/r-kelly-convict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9/28/nyregion/r-kelly-verdict-metoo-black-wome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9/27/opinion/sexual-assault-victims.html
https://time.com/5120561/bill-clinton-monica-lewinsky-time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