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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警察做偽證時

(2018-10-15 18:08:44) 下一個

當警察做偽證時

本月5日，芝加哥警察Jason Van Dyke因殺害Laquan McDonald被判二級謀殺罪（注1）。這是近50年來第一次芝加哥警察因執勤中的槍擊事件被判犯謀殺罪。一輛警車攝像機清晰地拍下了全過程，手持一把刀的McDonald始終是向遠離警察的方向走，但Van Dyke開車靠向McDonald側麵，然後在沒有遭遇任何威脅的情況下開槍，McDonald倒地後還繼續射擊，總共打了16發子彈！

當警察做偽證時

案發現場來自一輛警車的視頻截屏。從上至下，Laquan McDonald在街上行走；Jason Van Dyke從側麵接近並舉槍；McDonald被擊中的瞬間；McDonald倒在地上。

盡管有錄像，被告人Van Dyke給出的故事不是這樣的。相反，他說McDonald對他造成了威脅他才開槍。伴隨這一事件的，還有三名芝加哥警察被控合謀試圖掩蓋這一槍殺事件的真相，其中一位還出庭為Van Dyke作證了。當局又發現警察這一案子的官方報告似也有不實之處，已經展開調查。

這個案子的關鍵證據就是那輛警車上的錄像帶。但這個錄像帶警方並沒有主動提供，而是一位知情者悄悄告訴了媒體，在多方媒體及社會活動人士的不懈努力下，錄像才於事發11個月後在法官的命令下得以公布。而當事人Van Dyke是在錄像公布幾小時後被檢方起訴的。如果沒有這個錄像，事情會怎樣呢？

今年8月，筆者曾發一文“明星卡戴珊和教皇紛紛為其求情，被判死刑的他真是殺人犯嗎？”（鏈接），講一個很可能是被冤枉的死囚犯凱文·庫珀（Kevin Cooper）的案件（注2），文中特別提到執法人員做偽證的行為。因這種行為有一定的普遍性，居然獲得了一個專門的名稱：“Testilying”（謊言證詞）。要問偽證現象到底有多普遍，也許到了你不敢相信的程度。我們先看幾個例子。

警察做偽證不是偶然的個例

例一，探警Michael Foder編造證據（注3）

在紐約布魯克林區某個案子的偵破過程中，警察鎖定了兩個嫌疑犯。探警Michael Foder負責讓受害人從一組照片中辨認哪個人是作案者，就好像電影裏從一排人中指認嫌疑犯一樣。後來，Foder在法庭上作證，說受害人分別於2015年11月和2016年2月到警察局辨認了兩組照片。問題是，檢察官後來發現，Foder呈現給法庭的讓受害人辨認的照片中，絕大多數拍攝於2016年3月。今年2月，Foder被以聯邦偽證罪起訴。

當警察做偽證時上圖中標明：照片辨認發生於2月16日。而其中隻有被指認的嫌犯照片拍攝於1月，其餘的都是3月份才拍攝。

例二，探警Kevin Desormeau因兩個偽證案分別被起訴（注4，5）

案子一

此案發生於紐約曼哈頓。某人被探警Kevin Desormeau與他搭檔的車撞了。兩位探警在法庭上的證詞是：他們街巡時發現那人口袋處鼓出來，像是有槍，就搜查他。搜查無果後，他們駕車離開。不是他們撞了那人，而是那人跳向他們的車頭，並且撞上的時候，車是在倒行。

當警察做偽證時監控錄像截屏：受害人正在用手機拍警車的牌照。隨後就被警車撞倒了。

監控錄像卻給出了這樣一個故事：那人走在街上，探警Kevin Desormeau與他搭檔從車裏出來，毫無緣由地就開始對那人進行搜索。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他們就回到車裏打算離開。但那人跑到車的前方用手機拍車牌照。他們試圖繞過那人沒有成功，於是，就往前開，把那人撞倒了。

案子二

此案發生於紐約皇後區。探警Desormeau說他在街上看見某人進行毒品交易後將其逮捕。可是監控錄像卻顯示，那人在Desormeau所說的毒品交易的整個時間段都在一個餐館裏打台球，是Desormeau與他搭檔進入餐館，沒有任何原因地把他帶出來搜索，但沒有從這個人身上搜出任何東西。

當警察做偽證時

《紐約時報》對Kevin Desormeau案審的報道。圖中Desormeau（右）與他的搭檔一起離開法庭。（《紐約時報》截屏。）

探警Desormeau對毒品和槍支似乎有特別的嗅覺，一抓一個準。據他自己說，他在職的十年裏總共逮捕了350人，他還因為勇敢行為獲得了一枚獎章。他被起訴後，《紐約時報》問探警Desormeau所在的皇後區檢察官辦公室，是否要重審Desormeau涉及的案件，辦公室發言人說：“我們正在審查一些我們認為有必要重審的案件。”

例三，警員Martinez無中生有栽贓於無辜（注3）

紐約布朗克斯區警員Nector Martinez在法庭上就某案給出證詞：那天某處發生了槍擊案。他到與案發地點臨近的一個公寓樓裏去查看。走廊裏，Kimberly Thomas用洗衣袋擋住了他的路。Martinez提起袋子打算挪開，因袋子不同尋常的重量，發現了裏麵有一把槍。他逮捕了Thomas。

隻是，走廊裏的監控錄像揭露了真相：沒有洗衣袋，也沒有槍。隻有Martinez問Thomas問題，然後就違法闖進Thomas打算進去的那個居室，並在裏麵找到一把槍。但警察根本就無法將這把槍與Thomas連上，因為她並不是這個居室的主人。如果沒有監控錄像，Thomas很可能被送進監獄。

當警察做偽證時

《紐約時報》對警察“謊言證詞”的報道。圖中為被誣陷的Kimberly Thomas。（《紐約時報》截屏。）

當檢察官於一年多後正式撤銷此案時，Thomas已經出庭16次。在最後一次出庭時，39歲的Thomas要求在法庭發表講話。“在過去的396天裏，我一直在為我的生命、自由和保持清醒的理智而奮鬥，”她說。“這一經曆如此的荒唐、不可思議，我不希望任何人再經曆一次。”

當警察做偽證時

紐約市第41警局的推特祝賀Nector Martinez被提升。

盡管如此，Martinez警員在第41警區的信譽絲毫無損，該案件被駁回後不久，他被提升為警探。

改變警察作證行為的Map案判決

上麵的都是個例。警察做偽證是否是普遍現象呢，也許從警察作證行為在Map案判決前後的變化可以看出一點征兆。

1961年的Mapp訴俄亥俄州案的判決極大地改變了警察收集證據的行為——該案中警方以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法庭不予承認。在此之前，紐約的警察可以搜查他們認為有攜帶毒品嫌疑的人，而不需要擔心法庭不接受他們搜出的證據。Mapp案後的幾個月，紐約警察還是照老樣子，但他們非法搜查獲得的證據都被法庭宣布為無效。然後，紐約警察的行為就發生了變化，而變化的原因，按照紐約市民事法庭法官Irving Youngery的說法，是因為警察們有了一個“偉大的發現”（注6）：他們隻要說嫌犯把一袋毒品丟在地上，警察撿起來後才逮捕嫌犯。因為這裏沒有涉及非法搜查，所以法庭接受警察“撿起來”的毒品作為證據。而這類行為也有了一個專有名詞：dropsy（掉地的證據）。

結果如何呢，據一個1968年對紐約市警察的統計報告，dropsy在所有案件中的比例在Mapp案後大為增加，其中禁毒隊增加了45.3％，便衣人員為71.8％，穿製服警察則為79.6％。法官Youngery認為這個是檢察官的責任。法官Wright（Eugene Allen Wright？）甚至這樣說：“在檢察官送來下一個以dropsy作證的案子之前，是檢察官辦公室做一番深刻反省的時候了”（注6）。可見，忽然間，“掉地的證據”大量增加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也是無法用常理解釋的現象。

內部調查處罰不力

今年3月《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發現（注3），自2015年1月以來，至少有25個案子中，檢察官或法官確定警察證詞的某個關鍵方麵是不真實的。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25個案子隻是有偽證嫌疑案的一小部分，因為大於99%的案件都是在走上法庭之前就達成了認罪協議，所以警察的偽證根本就沒有經過法庭上的挑戰。而那些在法庭上被確定為有偽證的，往往事後案件材料被封存，不對外公開。用一位警察的話來說，“根本不需要害怕被抓住。你不需要出庭，不會麵對對方律師的盤問。“而真的上了法庭的，哪怕在法庭上被抓住了，也大多隻是說一聲“我說錯話了”，不需要承擔後果。

紐約市有個“民事投訴審查董事會”（Civilian Complaint Review Board），是個專門負責調查警察濫用職權行為的市政府機構。多年來，該董事會記錄了每一個被抓住的警察撒謊事件。但董事會沒有處置權利，所有的案子都是交給警察局內務局重新核實並處理。又因為警察局沒有義務通知董事會案子是如何處理的，董事會無法跟蹤每一個案子的結果。

自2010年至今年3月，該董事會能夠成功跟蹤的81起案件中，隻有2起，警察局內務局是維持了董事會的指控，其餘的或者是沒有發現任何不法行為，或者結論是涉嫌警察犯了較輕的罪，比如未能妥善填寫某些表格，或是沒有及時通告自己的上級等（注7）。而其餘幾十起沒能跟蹤成功的案子就根本不知道最後如何了。曾在2014到2016任該董事會主席的Richard Emery說，“一些看起來黑白分明是警察撒謊的案子，也沒有任何紀律處罰”。

但警察局的最高內部檢察官Kevin Richardson說，警方是認真對待那些案件的。相反，他指責董事會提交的案子似乎並沒有達到謊言的程度。

根據紐約市1994年一個市長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偽證可能是刑事司法係統麵臨的最普遍的警察違法行為（注8）。也許正因為缺乏處罰，才會使偽證流行。幾位布朗克斯和布魯克林的警察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在匿名條件下大膽地說，作為警察，“你或者是‘撒謊者’，或者不是”。有一位說，他會盡量避免與“撒謊者”一起工作。就是說，警察之間是知道，誰會做偽證，誰不會。

《紐約時報》挖掘了多個警察做偽證的內部報告，令人不解的是，沒有一個報告給出撒謊者占紐約總警察數比例的數據，所以就無法比較量化地了解偽證現象到底有多普遍。

獨立的監督體製才是出路

近年來隨著智能手機等現代工具的普及，民眾有越來越多的機會拍下警察違規執法時的視頻。監控錄像的普及也對獲取真相有極大幫助。但在此之前，誰知道有多少蒙冤之人。

本文前麵有提到，紐約市1994年一個市長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就已經指出，偽證可能是刑事司法係統麵臨的最普遍的警察違法行為（注8）。但20多年過去了，為什麽不見改進？

也是本文前麵提到的，紐約市專門負責調查警察濫用職權行為的“民事投訴審查董事會”提交給警察內務局的案子大多不了了之。這裏的關鍵就是內務局是警察局內部的機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獨立於警察局的機構，來負責紀律處分，追究法律責任。當警察做偽證時，整個司法係統的公正性都會遭到質疑，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本文開頭說的芝加哥警察Van Dyke的謀殺案，當警方的錄像被公開後，芝加哥市長Rahm Emanuel 立即炒了警察局長Garry McCarthy的魷魚；選民則把當初負責該案的檢察官選了下去，因為他一年後才對當事人提起訴訟；而市長本人也在該案庭審前一周宣布不再競選連任。Van Dyke的二級謀殺罪判決下來後，芝加哥市民走上街頭慶祝，說希望這是警方改革的開端。

注：

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nation/wp/2018/10/05/chicago-police-officer-jason-van-dyke-convicted-of-second-degree-murder-for-killing-laquan-mcdonald/?noredirect=on&utm_term=.209313bcd67c

2.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5/17/opinion/sunday/kevin-cooper-california-death-row.html

3.https://www.nytimes.com/2018/03/18/nyregion/testilying-police-perjury-new-york.html

4.https://www.nytimes.com/2017/10/10/nyregion/he-excelled-as-a-detective-until-prosecutors-stopped-believing-him.html?action=click&module=Intentional&pgtype=Article）

5.https://www.nytimes.com/2018/01/24/nyregion/new-york-detective-desormeau-perjury.html

6.https://www.leagle.com/decision/197012764misc2d631112

7.https://www.nytimes.com/2018/03/19/nyregion/new-york-police-perjury-promotions.html

8.https://www.nytimes.com/1994/04/22/us/new-york-police-often-lie-under-oath-report-says.html?pagewanted=all

本文由作者授權原創首發於《美國華人》公眾號（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