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尋常的忠誠——兩名中情局間諜在中國的二十年(ZT)

（溪邊愚人注：因為這個轉文已經丟失了用於參考的公開資料的信息，我就把原文中的腳注去掉了。

記得曾在什麽地方讀過美國軍方給士兵的被俘訓練，告訴士兵主動交代敵方已經知道的信息以博取對方的好感和信任。對真正的秘密，能拖多久就拖多久，這樣戰友或指揮官就有時間采取應對措施。記得還有一個時間界限，不記得是24小時還是48小時了，反正是說，過了這個時間界限，你的任務就完成了，不必再煎熬自己，隻要能讓自己少受罪，都招了吧！更重要的是，軍方和政府都不會以招不招供或是什麽時候招供來做道德評判，所有的人都是英雄！我當時很為政策的人性化感動，也為其實用性感慨。我的想象，當你有一個時間界限時，也許更容易堅持。）

 

中央情報局的兩名特工唐尼和費克圖，第一次到中國執行任務即被擊落，從此開始了20年漫長的服刑曆程。這份由中情局曆史專家根據大量內部資料所寫的報告，詳細介紹了這兩名間諜的故事。（本文譯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

 

中央情報局解密報告：兩名間諜在中國的20年

譯者：異議 原文作者：Nicholas Dujmovic

非同尋常的忠誠——兩名中情局間諜在中國的二十年

 

“唐尼和費克圖第一次執行任務即被擊落，從此在中國監獄裏度過了20年。”

  本文參考了大量中情局內部仍未解密的有關行動文件和其他記錄。這兩名中情局官員的真實故事本身非常引人注目，但在許多公開記述中有所誤報。因此盡管能夠公開引證的資料非常有限，我還是力爭在這裏做到盡量詳實。在有公開資料可以佐證的地方，我都用腳注的方式表明了出處。

 

    中央情報局人員約翰·T·唐尼（John T. Downey）和理查德·G·費克圖（Richard G. Fecteau）在中國被捕、被監禁，並被最終釋放的經過，是一段在今天已鮮為人知的傳奇故事。這兩名年輕人在1952年首次執行任務時，便在紅色中國的境內被擊落。在接下來的20年裏他們一直被關在監獄裏，而且經常是被單獨囚禁。但是美國政府在正式場合卻一直否認他們是中情局人員。費克圖於1971年被釋放，唐尼則在1973年被釋放。他們返回故鄉時，美國已經和他們離開時完全不同。不過他們倆人都調整得非常好，至今仍過著充實的生活。

    雖然30年前，唐尼和費克圖被中情局大家庭作為英雄歡迎回來，並且他們的故事已經在公開的文獻上被報道過（通常這些報道都是寥寥幾句，而且敘述有誤），但中情局內部對這兩位勇士的記憶從整體上已變得有些陌生[1]。當中情局的曆史學者們在內部講座和培訓課上講起他倆的經曆時，遇到的反應通常是驚訝和懷疑。由此可見，他們所經受的苦難對如今的中情局人員來說已經相當陌生。

    這個故事在美國情報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為它展示了行動的風險性（以及行動失誤造成的惡果），也展示了忍受磨難所需要的性格品質。而且它還表明，不斷重複為掩蓋過去事件而捏造出的故事，有可能對聲譽造成損害。最重要的是，約翰·唐尼和理查德·費克圖的傳奇故事彰顯了非凡的忠誠。這種忠誠不僅體現在這兩名被剝奪了自由的人身上，而且還體現在中情局始終未放棄營救他們這一點上。雖然是由於行動部門的誤判，使得這兩人在中國監獄裏度過了他們成人後的很大一部分時光，但中情局在此後對這兩人的照顧，至少部分地補償了它對此應負的責任。

 

行動背景

    約翰·唐尼和理查德·費克圖是中情局內年輕的準軍事人員：唐尼出生在康涅狄格州，1951年6月從耶魯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央情報局。費克圖比唐尼晚了幾個月，從波士頓大學畢業後在馬薩諸塞州加入中情局。這兩人在大學裏都是橄欖球運動員，性格外向，幽默感極強。他們是在海外執行第一項任務時被擊落的。

    到1952年年底，朝鮮戰爭已經持續了兩年多。在有關唐尼和費克圖的報道中，經常將這場戰爭說成是他們那次任務背後的原因。雖然這種說法大致也算正確，但他們那次的飛行任務，其實是早在1949年紅色政權奪取中國後，美國所做出的反應的一個組成部分。按照美國政府的政策，中情局采取措施，試圖利用經其訓練過的中國特工，與大陸上某些心懷不滿的將軍們聯手，在中國發展起“第三勢力”。這第三勢力雖然反共，但與國民黨無關，因為在大陸國民黨很大程度上已被認為是名聲掃地了。

    在新中國入朝參戰後，這個“第三勢力”的項目得到了新的重視。在當時，該項目旨在通過煽動中國國內的反政府遊擊戰，分散大陸對朝鮮戰爭所投入的資源。其手段一般是借助中國籍特工組成的小分隊，通過空投進入中國，與當地遊擊隊取得聯係，收集情報，還可能會搞些破壞和心理戰，並通過無線電台向總部報告。這種行動模式基於戰略情報局（OS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歐洲的經驗。它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淪陷區人民願意配合行動。而事實證明，在中國這種情況並不普遍。

    在唐尼和費克圖參與“第三勢力”項目的時候，它所取得的成果寥寥無幾，但又命運多舛。由於資源有限，在中情局亞洲基地對中國特工進行訓練的行動被推遲，第一批“第三勢力”的小分隊直到1952年4月才被空投進中國。這支由四人組成的小分隊空降到中國南部，從此杳無音信。

    第二支“第三勢力”小分隊由五名中國人組成，於1952年七月中旬被空投進東北的吉林地區。由於唐尼親自訓練了這些特工，因此他們對他很熟悉。這支小分隊很快與位於中國境外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單位建立起無線電聯係，並且在8月和10月接受了空投的補給。第六名隊員在9月被空投進中國，作為小分隊和中情局上級指揮單位之間的通信員。11月初小分隊報告說，他們與當地持不同政見的領導人取得了聯係，並表示已得到了所需的行動文件，比如官方的證件等。他們要求將通信員用飛機接運出境。他接受過被飛機接走的訓練，但中央情報局尚未在實際行動中使用過這種方法。

    當時，空中接人的做法是飛機做低空飛行，然後用鉤子勾住橫掛在兩根柱子之間的一條線。那條線連到固定住特工的安全帶上。一旦他被帶到空中，飛機上的絞盤就會把他收進機艙。無論是飛機的飛行員（由中央情報局下屬的民用航空運輸公司（CAT）提供），還是兩名操縱絞盤的人，都需要針對這種技術進行專門的培訓。飛行員諾曼·施瓦茨（Norman Schwartz）和羅伯特·斯諾迪（Robert Snoddy）曾在1952年秋天接受過空中接人技術培訓，並願意執行這項任務。11月20日，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單位通過無線電回複小分隊：將於11月29日“約24時進行空中接人”

    但誰來操縱絞盤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最初打算使用中國籍的人員，但唐尼所在單位的領導認為時間太短，來不及充分培訓他們。取而代之的是兩名接受過此項培訓的CAT人員。但那位領導在行動開始4天前決定棄用這兩人，因為他們沒有參予秘密行動的足夠資格。結果唐尼（他加入這個單位已大約1年）和費克圖（他在11月的第一個星期剛剛加入）被命令來填補這個空缺。在11月24日開始的那一周時間裏，他們匆匆進行了有關的訓練。

    11月29日晚，唐尼和費克圖登上了由施瓦茨和斯諾迪駕駛的褐綠色C47飛機，從朝鮮半島的某個機場起飛，前往約400英裏外位於中共東北境內的接頭地點。這段不到三個小時的航程一路平安無事。天上掛著將近滿月的月亮，能見度良好。飛行中費克圖打開了一個救生包，發現其中的.32口徑手槍沒有任何子彈。於是一路上他們就一直在拿這事開著玩笑。

 

任務出現意外

    這架C47飛機，連同來自CAT的飛行員和來自中情局的機組人員，其實正在飛進一個陷阱。他們並不知道，那支小分隊要已被中共的安全部隊抓獲，並已被策反。要求空中接人隻不過是一個詭計，所謂的文件和與當地反對派領導人的聯絡都是誘餌。小分隊的隊員們幾乎肯定已向中國當局做了坦白，交代出他們所知道的關於這次行動及中情局有關人員和設施的一切內容。從伏擊的方式判斷，很顯然中共十分清楚當C47飛機抵達接人地點時，到底會發生什麽事情。

    飛機在午夜前後到達指定區域，看到地麵上出現了正確的識別信號。唐尼和費克圖推出了給小分隊的給養和物資，包括食品和空中接人所需的設備。然後，施瓦茨和斯諾迪駕駛飛機離開那裏，讓小分隊有時間架設起接人用的柱子和繩索。約45分鍾後，飛機折返回來，看到了一切就緒的信號。C47先在接人地點預演了一次，這既有助於飛行員進行定位，同時也提醒那名被接的人員，下一次就輪到他了。副駕駛斯諾迪來到飛機的後部很快看了一下，以確保唐尼和費克圖準備好了。在月光映照下，可以看到地麵上有四，五個人。有一名男子身上係好了安全帶，麵對著飛機飛來的方向。

    當C47以接近失速的大約60節的速度做超低空飛行來接人時，雪原上覆蓋住兩門高射炮的白色偽裝布被掀了起來。就在飛機本應該接到人的那一刻，高射炮開火了。這兩門炮橫在飛行線路上，組成了凶猛的交叉火力。此時，從樹林裏衝出一群人來。不知是條件反射還是有意如此，飛行員拉起了飛機的機頭，避免了當場墜毀。但是，發動機已經失靈，飛機滑行了一段距離，墜毀到樹叢中。機身斷為兩截，機頭朝天。

    在此之前，為了防止操縱絞盤時摔出飛機，唐尼和費克圖已係好安全帶固定在飛機上了。飛機墜落時，他倆沿著機艙地板滾了起來，身上厚重的冬衣起到了一定的緩衝作用。費克圖的安全帶斷了，使他撞到了駕駛艙和機艙之間的隔板上。他後來說，這一下給他頭上撞起一個大包，大到“你都可以把大衣掛到它上麵了。”

    除了受到些擦傷和震蕩，唐尼和費克圖非常幸運地沒受其它傷。中國人顯然是瞄準駕駛艙開的火，炮火穿透了飛機前部的地板，但沒有打到唐尼和費克圖所在的位置。隻有一顆子彈擦著唐尼的臉頰飛過。與此同時，曳光彈把燃料點著了。這兩人都試圖去查看駕駛艙裏的飛行員。他們沒有回答唐尼的呼叫。他們所在的那部份飛機燒起了大火。這兩人不得不撤開。不管是由於炮火還是撞擊或大火，總之兩名飛行員當場死亡。費克圖後來回憶起與唐尼一起站在飛機旁邊的情形：當時兩人都非常震驚，但神智很清醒。他們互相告訴對方：這回他們“麻煩大了”。中國的安全部隊“連呼帶叫”地衝了過來，他們倆人放棄了抵抗，束手就擒。

 

評估外勤部門的責任

    多年以來，中情局內部出現了各種說法，解釋唐尼和費克圖為何會參予這項夭折的行動。派兩名熟悉任務、地點、人員的中情局人員參加這項有可能被中共俘虜的行動，這有些讓人難以置信。流傳最久的一種說法是，這兩個人肯定是打算去兜兜風，因為他們的參與在有些人看來，屬於違反規定的行為。事實上，記錄表明他們是接到命令參加此次飛行的，並且為此專門接受了培訓。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歸咎於唐尼和費克圖的上級、即他們在中情局的單位領導判斷失誤：他避免了一個戰術問題（機組人員缺乏安全資格），卻製造出一個戰略弱點。——在事後看來的確如此。無論如何，在飛機出事之後有關規定被進行了修改，不再容許中央情報局人員飛入中國大陸領空。

    一名外勤部門的前高級官員曾宣稱，該部門除了在安排唐尼和費克圖參加這次致命任務的方麵有所失誤之外，還有可能事先忽視了小分隊已經被共產黨策反的征兆。在1952年，此人（當時還是年輕人）曾和唐尼與費克圖在同一個單位供職。據他表示，在11月那次飛行之前的夏季，通過分析小分隊傳回的兩條消息，他認為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該小分隊已經變節。他向單位領導反映了自己的擔心，但領導反駁說他缺乏進一步的證據。他堅持自己的觀點，結果被調到了中央情報局的另一個部門。在唐尼和費克圖的飛機沒能返回之後，那名單位領導把這位軍官召回，並告訴他不要談論此事。他遵令而行，但後來十分後悔。

    沒有記錄顯示，中情局曾對派遣唐尼和費克圖上飛機這個決定進行過調查。很顯然，也沒有人因此得到過紀律處分。這可能是因為它僅僅是戰爭時期在外勤地的一個決定而已。此外，8月和10月對小分隊的成功補給，也可以說明他們並未被策反。多年以後，唐尼向聽取他匯報的人員表示，他對派遣他參加此項任務的人並沒有心存怨懟：“我能理解他。從他的角度來看，這變成了一件非常倒黴的事情。”

 

沒有前途的人    

    中國的安全部隊很粗暴地將唐尼和費克圖綁了起來。他們被帶到附近一個村莊的建築物裏，可能是靠近接頭地點的安圖警察局。在那裏，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小分隊已經變節了：唐尼看到那名他們本該接走的通信員，在房間的另一側看著他，並對一名穿著皮夾克、挎著手槍的中國軍官點著頭。那人用英語對唐尼說：“你是傑克。”費克圖則記得有人對他說：“你的前途一片漆黑。”那人記下他們的名字。費克圖給出了自己的全名：理查德·喬治·費克圖。一旦中國人以他和唐尼的名義發出虛假的信息，這可以給潛在的救援人員發出警告。隨後，這兩名中情局人員被十幾名武裝警衛坐卡車和火車押送到奉天（沈陽）監獄。沈陽是將近300英裏以外的東北最大城市。在那裏，他們被戴上沉重的腳鐐，分別被關在單獨的牢房裏。

 

總部的反應

    在預定接人時間過去了幾個小時之後，中情局的外勤部門收到了小分隊發回的消息，報告說接人行動已取得成功。然而，由於C47飛機沒有能按時在1952年11月30日上午返回，中情局與CAT合作編造了一段謊言，稱：一架CAT的飛機在12月3日執行從韓國到日本的商業航班時失蹤，並已被認定於12月4日在日本海失事。唐尼和費克圖被說成是陸軍部的文職雇員。與此同時，美國軍方在海上和陸路進行了密集搜索，結果一無所獲。中央情報局局長（DCI）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簽署了慰問信發給這兩位的家人，信中說：“我獲悉[您的兒子/丈夫]乘坐了一架在韓國和日本之間進行商業飛行的飛機。現在該架飛機逾期未歸，極恐可能已經失事。”

    到12月中旬，中情局正式確定這兩人屬於失蹤人員。但是，中情局遠東司更傾向於認定唐尼、費克圖以及飛行員們，都在接人地點當場死亡。他們認為，如果這兩名中情局人員哪怕有一位還活著，中共肯定會已經拿出來宣傳。僅僅基於這樣的信念，中情局於1953年12月4日宣布唐尼和費克圖“推定死亡”。宣布這一結論的信函經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簽字後，寄給了這兩人的家人。

 

審訊

    當然，與此同時這兩人仍然健在，不過隻有俘虜了他們的人才知道這個事實。自從在沈陽被分開之後，唐尼和費克圖要等到兩年之後才會再次見到對方。審訊開始了。通常每次會持續4個小時，但有時甚至長達連續24個小時。剝奪睡眠的事情司空見慣：白天他們不容許睡覺，而晚上剛剛睡半個小時之後，中國人總是會把他們拉起來，半夜進行審訊。中國人審訊技巧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告訴唐尼和費克圖，沒有人知道他們還活著；而且在中國決定宣布這個事實之前（宣布與否並不確定），永遠也不會有人會知道。同時他們被告知，美國政府十分邪惡，不關心他們。他們應該忘記自己的家人。唐尼後來說，“我當時非常害怕...。我們被孤立起來，不清楚自己將會如何，也不清楚外部世界上在發生什麽事。”

    在被俘後的最初兩年裏，除了中國之外沒有別人知道他倆的命運。這兩人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被逼坦白他們是中央情報局的間諜，並且對他們的“罪行”表示悔過，還要交代他們知道的，有關中央情報局人員、運作和地點的一切信息。中國當局胸有成竹，因為他們已經從小分隊和其它俘虜那裏知道了第三勢力的情況。唐尼和費克圖受到過的培訓，涉及了“抗拒”和“警察手段”等科目，但遠不夠應付這樣的難題。實際上，費克圖曾經哀歎過缺乏相關的培訓：“我們一點（培訓）都沒有，這真的讓我很苦惱。我隻能根據情況隨機應變。但我一直不知道我做的是對還是錯。”他甚至記得，當初在訓練時曾被告知：“如果你被共產黨人捕獲，你不妨告訴他們自己所知道一切，因為他們早晚都會從你身上榨出來。”同樣，唐尼的教官也曾告訴他：“如果你被捉住就招供。”這兩人知道如此多的內情，顯然對他們沒有什麽好處。唐尼有著過去一年的經驗，深知第三勢力的活動情況; 費克圖雖然加入進來隻有3個星期，但他按照上司的命令，曾每天閱讀兩三個小時的業務文件來熟悉這個項目的情況。

    兩人起初試圖堅持自己事先編好的故事。不幸的是，他倆在飛行前都被告知，說他們要自稱是CAT的雇員。而這與官方聲稱的他們是進行商業飛行的美國陸軍文職人員的說法不符。中國的審訊員揭穿了他們的瞎話，隨後的審訊變得更猛烈和更具對抗性。

    這兩人從來沒有受到過肉體折磨。而且，除了他們最初被捕獲時以外，也從未被毆打過。費克圖報告說前10個月裏，他經常戴著腳鐐。他被強製站在那裏接受審訊，尤其是被識破了在撒謊或虛張聲勢之後，更是如此。有時他會站到因精疲力盡而摔倒。唐尼也記得腳鐐，還有審訊所帶來的強烈心理壓力，以及在編造的故事被揭穿後，炮製新故事所導致的精神緊張。正如他後來所承認的那樣，說假話需要超強的記憶力。

    由於兩人無法彼此聯係，從心理上被反複摧殘，並受到酷刑和處決的威脅，最後他們都做了交代，但兩人交代的程度有所不同。唐尼麵對經他所訓練的小分隊的證詞，到第16天不得不承認了自己屬於中央情報局人員。他後來回憶說，坦白交代之後他有種解脫的感覺：“我不再有負擔，他們也該讓我清靜一下了，這消除了因抗拒而帶來的心理壓力...。[他們]在精神上不能再對我施加壓力，因為我知道的都說了。”

    由於被中國所抓住的那個小分隊隊員不認識費克圖，因此他的日子相對好過一些：

    我決定編一個盡可能簡單的故事，然後一口咬定不再更改。這就是說，隻告訴他們我參與這項任務所需要知道的最少事實。除此之外，我決定絕不多說一個字。我決定把自己加入中情局的日期從1951年11月改為1952年6月，使我在中情局的服務期縮短為5個月，這樣一來向審訊員解釋起來更省事。因此，我略去了我所接受的很多訓練，也減少了他們盤問我所接觸的中情局人員姓名的數量等等。我的原則是，我隻知道為執行任務所必須需要知道的內容。

    他們不停地讓我交代名字，名字，名字。我決定，除了訓練班裏同學的名字之外，對於其他中情局人員，我隻告訴中國人他們的名而不提他們的姓。我自始至終一直堅持這種方式，無論是培訓的教官，還是華盛頓的人，我都隻說名不說姓。對於在外勤地的那些人，我告訴中國人，我剛到那裏三個星期，隻知道那些人的名，不知道姓...。至於同學的姓名，我知道他們會不隻盤問姓名，也會讓我描述那些人的性格和相貌。於是我決定用我在波士頓大學橄欖球隊隊友的姓名來代替，這樣我能夠很好地描述他們的性格。

費克圖在被捕13天之後，交代了他前一天晚上構思出來的“坦白”。費克圖的這種策略，唐尼幾乎肯定無法效仿，因為那會與中國已經知道的內容有所衝突。費克圖依靠它，在服刑期間保守住了信息的安全。他還發現，這樣做可以極大地鼓舞士氣：“支撐我熬過這19年的最重要信念就是，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所知道的一切。每當我感到沮喪時，這個信念都會幫我很多忙。”即便如此，這兩個人都為自己所做的交代產生了負罪感。唐尼尤其如此。

    他們前五個月被關在沈陽，然後被轉移到位於北京的監獄裏。他們仍然分開被關押，並且還戴著腳鏈，仍在被不斷審問。每間小小的牢房裏都隻有一個照明用的燈泡，還有一張稻草床墊。費克圖記得自己被吩咐坐在地板上，凝視著牆上的黑點，並思考他的罪行。從他搬到北京後，足足有五個月，他沒能洗上一次澡。他的體重下降了70磅;唐尼則減了30磅。

 

死而複生

    被捕兩年之後，他倆才再一次見麵。當時他們被同時送上一個秘密的軍事審判庭，顯然當局對從審訊中得到的信息已經感到滿意。費克圖記得走進法庭後，被告知站在唐尼身邊。後者穿著一套新的囚服，看上去有些沮喪。為了讓唐尼高興起來，費克圖站在他身旁時低聲說：“誰給你裁的衣服啊？”唐尼微微笑了起來。在麵對逆境時，這種幽默是必要的。軍事法庭最終裁定唐尼為從事間諜活動的“首犯”，而費克圖為“從犯”。唐尼被判無期徒刑; 費克圖被判20年徒刑。唐尼的最初反應是解脫，因為他曾以為自己會被處決。費克圖覺得即使10年的監禁都已經長得無法想象，但他更為唐尼感到難過。費克圖說了句：“我老婆看起來要到死也沒有小孩了。”唐尼忍不住笑出了聲，惹惱了警衛。

    這一天是1954年11月23日，離中情局宣布唐尼和費克圖“推定死亡”已經過去了幾乎整整一年。當天，北京方麵宣布他倆還活著，被關押在獄中，作為中情局間諜在服刑。中情局最初是通過一條中新社的廣播知道此事的。與此同時，中國也宣布了對美國空軍一架B29飛機上的機組人員的判決。他們是在唐尼和費克圖的C47之後幾個星期在中國被擊落的，同樣被定為間諜罪。

 

努力營救

    中情局迅速成立了一個由小理查德·M·比塞爾（Richard M. Bissell Jr.）牽頭的特別委員會。比塞爾當時是中情局局長的特別助理。這個委員會認為中國宣布的消息是真實的，因此把這兩個人的狀態從“推定死亡”改變為“失蹤”。此外，委員會還決定繼續堅持當初編造出來的故事，即唐尼和費克圖是美國陸軍文職人員，作為乘客乘坐包機往返於韓國和日本之間。這要求與五角大樓進行必要的協調，並與政府以外知道這兩個人屬於中情局的二十多個人打好招呼。這些人包括他們的家庭成員，三家保險公司和兩家銀行裏的人員，幾名律師以及遺矚執行人。盡管冒著被泄漏的危險，當局對兩人的真正身份保密多年，在20年裏一直沒有改口。

    在公開的曆史中，有人說中情局在這兩人被囚禁期間“拋棄”了他們。但恰恰相反，中情局一直力主美國官方不斷努力，促使中國釋放他倆，並關注著國務院和其他機構在這方麵的努力。1954年底，一旦得知這兩人還活著之後，比塞爾隨即建議美國政府通過外交渠道秘密施壓，力爭北京放人。比塞爾被授權召集起一個工作小組來研究這個問題，但他的建議沒有取得什麽進展。其他美國政府機構都反對對中國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其中一種反對的觀點認為，按國際法，北京有權對唐尼和費克圖進行審判。

    在這兩人的囚禁期間，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定期與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同行會晤，討論此案的情況。1955年，在關於釋放與朝鮮戰爭有關的全體戰俘問題所進行的一次討論中，中情局試圖把唐尼和費克圖也包括在戰俘中。但是，盡管中央情報局派出高層進行了強有力的闡述，說明這兩名囚犯應該和其他被中國擊落並俘虜的美國軍人一樣對待，這個提議還是在美國政府內部被否決了。

    區分這兩類人員的理由是，如果對軍人和文職人員采用同樣的處理方式，北京有可能會否認前者為戰俘，他們會像文職人員一樣繼續被關押下去。因此，華盛頓把其軍事人員的情況向聯大做了提交，但在其要求釋放的名單裏不包括唐尼和費克圖。

    在美國政府中，隻有中情局在不斷努力推動這個事情。中國在1955年釋放了美軍戰俘，但繼續聲稱唐尼和費克圖所執行的任務與朝鮮戰爭無關。而且，盡管中情局有所抗議，華盛頓官方繼續說著瞎話，稱他們兩人是軍隊文職人員，誤入中國領空飛行。在接下來的15年裏，美國外交官在日內瓦和華沙同中國同行進行會晤時，常常提到此事，但美國所采取的“不討價還價，不妥協，不承認共產黨中國政府”的政策，使得此事一直沒有進展。

 

漫長的等待

    我們之間可能有些人可以想像被囚禁20天會是什麽樣，也許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想像一整年被剝奪自由，沒有機會接觸別人的滋味。但誰能想象20年如此是什麽感受？唐尼和費克圖一直試圖淡化其監禁過程; 他倆誰也沒有將這部分經曆寫成書出版——如今，可以說有太多的前中情局官員熱衷於出書，雖然他們寫書的理由遠不如這兩個人的充分。唐尼說，如果他寫書，那麽這本書裏將包含“500頁空白”。而費克圖說，整個經曆其實用一個詞就可以概括：“無所事事”。

    毫無疑問，無聊是他們最大的敵人之一。但顯然這兩個人也是在盡量淡化他們經曆過的重大考驗。據我們所知，在最初幾年裏，他們的生活條件惡劣。到審判之後，條件有所改善，但仍非常簡陋。他們狹小的牢房裏沒有什麽家具，涼風陣陣，通常總是很冷，很少能接觸到外部刺激——窗戶被刷上了白灰，牢房裏總點著一隻暗淡的燈泡。食物很簡單，幾乎完全是米飯，蔬菜，饅頭，節假日裏也許會有些肉。這兩人都被單獨囚禁了多年——有一回單獨囚禁時間長達6年。雖然最激烈的審問在1954年底他們被審判和判刑後就結束了，但這兩人自始至終受到言辭辱罵和精神虐待。費克圖把中方的一種典型手段稱為“拉鋸式”：監禁他們的人先改善條件——提供更好的食品，提供書籍和雜誌，或肥皂之類的奢侈品——然後又取消這一切。

    最糟糕的是暗示他們能夠被提前釋放。例如1955年，唐尼和費克圖被安置進一個大的牢房裏，與被擊落的B29飛機上的空軍軍官和機組人員關押在一起。這群美國人在一起生活了3個星期，幾乎沒受什麽監視，享有的權力也增加了一些。中方讓中情局的這兩人相信，他們將和空軍那批人一起被釋放。唐尼回憶說，隨後“斧頭砍了下來”，他和費克圖突然又被押走，改成單獨監禁。

    這兩人都發現，抱怨通常是適得其反。有一次，費克圖說，食物裏的西紅柿讓他得了消化不良。隨後三個星期裏，他頓頓都隻能吃未熟的青西紅柿。此後，每當有人問他：“食物怎麽樣？”費克圖總是回答說：“還行。”如果他抱怨說，在每周一次的洗澡時沒有足夠的水，那麽下一次水會更少。同樣的，這兩人也學會了除非病情嚴重到明顯需要治療，否則不要去要求醫療服務。

 

囚禁中得出的經驗

    盡管唐尼和費克圖認為他們被長期囚禁的經曆不適合寫成書，但他們麵對困境時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對當今的情報人員還是有巨大價值的。在這兩人被釋放後不久，印象還很鮮明的時候，曾對被囚禁的經曆做過一些反思，提供了一係列“經驗教訓”，對於麵臨長期囚禁的其他人來說，可能是很有用的。

    永不放棄希望。唐尼和費克圖始終堅信，中央情報局和美國政府正在盡一切可能營救他們，而他們最終會被釋放。他們都拒絕接受中國人所說的他們已被拋棄，沒有人再關心他們遭遇的說法。事實上，費克圖甚至說他從來沒有辦法忘記他是一名美國人，一名中情局特工，因為關押他的那些人經常當麵這樣稱他，以至於他從未失去他的身份和歸屬意識。這兩人都從來沒有考慮過自殺。

    降低期望值。雖然從戰略上他倆一直沒有失去重返家園的信念，但在戰術層麵，他們學會了對過於美好以至於不太可能的事態發展保持謹慎態度。例如，在單獨監禁一段期間後，他們往往會被與一個或兩個中國同牢犯人關在一起。如果唐尼或費克圖與中國籍囚犯相處得越來越好，那麽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突然又會被單獨監禁一年。有一次在經過這樣“拉鋸”之後，一名看守問費克圖：“你現在寂寞嗎？”因此，這兩人強製自己降低期望。當費克圖在1971年12月被帶到中港邊境時，直到他實際上過橋進入了香港之前，他依然在告誡自己，他們答應釋放他隻不過是又一次“拉鋸”而已。同樣，在1973年，當有人告訴唐尼他即將被釋放時，他對此表現得並不感興趣，隻說他想繼續看完電視上正轉播的乒乓球比賽。他回憶說：“我嚴格控製自己的期望。”

    建立一套固定的日程。這兩人都表示，有必要給自己製定一個時間表，讓自己每天都有事可做，哪怕是很小的任務都可以。當然，監獄環境本身就要求有一定的例行公事。但用唐尼的話說，在這個總體框架之下，還是可以“把每一天的計劃安排得很滿。”

    我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非常緊——如果我錯過了自己指定的某項任務，就會覺得不安。這樣一來，那些日子會一直不停向前走。而如果你隻是坐在那裏想家，顧影自憐，那麽時間就會過得很慢。

    監獄的起床號一響，唐尼就會從床上跳下來，開始新的一天：先是健身操，然後打掃他的牢房，吃飯，讀書和學習，收聽廣播，然後是“自由活動”——閱讀家裏寄來的信，書籍以及雜誌。費克圖也製定了類似的日程表，但不同的是，他還按星期計劃每天做不同的內容。他後來說：“每個星期過得似乎很長，但每個月反倒過去得很快。”中國人有時允許他們閱讀像《紐約客》和《體育畫報》這類的期刊。除此以外，禱告與查經，以及學習中文和俄文，也構成了唐尼的一天中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央情報局在1951年曾對唐尼進行過評估，認為他既不喜歡呆在室內，也不喜歡按固定的時間表做事。

    堅持鍛煉。這兩人都認為用鍛煉來對付監禁期間的無所作為非常重要：每天做兩三個小時的俯臥撐，仰臥起坐，引體向上，慢跑，還有其他健身操。費克圖說：

    我發現，雖然有時要費很大力氣說服自己去這樣做，但鍛煉對我的士氣是一個很大的幫助，特別當我很沮喪的時候。如果我起來，逼著自己做運動，它會使我的精神狀態有巨大改觀。它也會讓我感覺更好，讓我睡得更香，但它帶來的好處遠遠不僅是身體上的。它會影響到我的精神麵貌，當時我隻是想增強意誌，但是效果非常大。

    給自己保留一個隱密空間。很明顯，這兩人所擁有的重要應對機製之一，就是他們有能力維護心中的某些秘密，不讓關押他們的人知道。這給了他們帶來心理上的好處。費克圖不僅因為能夠編造出滴水不漏的“供詞”而提高了鬥誌，而且他也一直在心中保持這樣的想法，即，作為一名美國人和一名中央情報局人員，他要與看守、監獄和中共政權一較高下。這有助於他保持自律，從不大叫或抱怨，而是默默忍受。這兩人都報告說，他們喜歡跟關押他們的人說些與自己實際想法截然相反的話。

    這兩人都利用他們的想像力取得良好效果。唐尼喜歡想像自己的薪水是如何越攢越多，特別是當審訊員、看守或監獄的官員在場的時候，更是如此。因為他知道，他那4000美元的年薪，是這些人一輩子也見不到的數目。費克圖則說，他把自己訓練成為了“白日做夢專家”：

    我努力回憶出自己六年級的那個班裏每位同學的樣子，和他們每個人坐在哪裏。我想象自己從位於林恩市的家裏出來，開車去格洛切斯特市上班，以及一路上能看到的每一處景象...我可以這樣消磨掉4個小時。

    費克圖還在他的頭腦裏用一些虛構的人物構思出複雜的故事——拳擊手，棒球球員，橄欖球運動員，演員和作曲家——這對他來說幾乎就像是在看電影。隨著他想象能力的提高，他甚至可以在頭腦裏更換“膠片”。

    牢記大腦是不會被洗的。1952年，由於從中國遣返回美國的朝鮮戰爭戰俘們的種種行為，有關“洗腦”的傳聞甚囂塵上。因此唐尼和費克圖在被俘最初的幾年裏對此感到害怕，也就並不奇怪了。他們不想被變成滿腦子某種主義的怪物，或成為美國的叛徒。中國方麵要求他們必須表現出真正懺悔並改造自己思想，這些言論更讓他們對此不安。雖然他們被允許閱讀與共產主義無關的內容，但在大約1959年至1969年期間，他們每天都要參加學習討論，內容涉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以及共產黨的理論等。開始的時候，唐尼對這很厭煩，但他並沒有抵製，因為他想著可以假裝做出了足夠的思想轉變，也許在1962年他們被捕10周年時可以得到特赦。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個奢望。無論如何，他發現自己擔心太多了：

    當我最後發現一個人不可能真正被洗腦之後，就放心多了...有些事他們改變不了，而我出獄時基本上跟我進去時沒什麽變化...他們可以唬得你把什麽都說出來，甚至可以說讓我感到害怕，但實際上真正相信那一套要困難得多。

    同樣，費克圖也指出，“除非我自己變了，否則他們不可能把我洗腦，或改變我想法。”

    這兩人都認為從學習班得到了至少三個好處：使他們的日子過得更有規律，並可以消磨時間; 為他們提供了人際交往，盡管非常的生硬和不自然；讓他們獲得了對共產主義思想和中國文化的了解。正如費克圖所說：“我開始理解了他們是怎麽想的，以及當他們對我說這個或那個時，他們的意思是什麽。於是我開始把學習班看作一個研究他們、了解他們的好機會。”

    相互關照。雖然在那20年裏唐尼和費克圖很少見到對方，但他們研究出了一套聯係方式。在最初幾年裏，他們用獨特的咳嗽聲來跟蹤對方的位置，或在對方可能看到的地方，在塵土上寫下一些單詞或體育比賽的分數。後來，他們想出了方法傳遞紙條。在有可能的情況下，他們也會壓低聲音彼此溝通。他們總是被關在同一監獄中，彼此相隔不遠。假如他們被分別囚禁在不同城市裏，其精神狀態不會這麽好。

    即使他們被單獨監禁多年，“自己的同誌就在不遠處”這樣的想法，總是會讓他們得到安慰。當費克圖被告知即將獲釋後，他的第一個問題是，唐尼是否也會被釋放。獲釋後，費克圖並沒有被高酬所誘惑，公開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名利，因為他知道那樣做可能會影響到唐尼的命運。直到現在，這兩人依然是親密的朋友。

    盡量保持幽默。在招聘唐尼和費克圖時，中情局曾注意到這兩人都有極強的幽默感。這種品質對他們熬過這段歲月的幫助，遠遠超過任何培訓的效果。他們的處境很少能有什麽笑料，但他們能夠從不協調和荒謬中看到幽默。唐尼相對比較嚴肅，但他對自己在學習班裏做180度立場轉變的經曆感到很好笑。當時他按蘇聯的觀點闡述了對阿爾巴尼亞的看法，但隨後卻意識到中國的新立場是反對蘇聯的！費克圖則反複回想從同牢犯人那裏聽來的幽默故事。有位犯人是因為算命被抓，在牢房裏自製了一副紙牌。另外一位相信地球是馱在一隻大烏龜背上的，因而受到其他犯人的嘲笑。他還被獄方給他的一本澳大利亞共產黨人寫的書逗樂了。那書中把中國監獄裏的條件寫得天花亂墜，跟他自己的親身體驗形成鮮明對比。

    要有耐心。因為缺乏足夠的訓練，這兩人都承認自己在過了好幾年之後才製定出有效的應對策略。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都覺得自己會瘋掉。費克圖說，他開始出現“精神異常”：“牆壁好像在向我擠過來。我得把腳伸到麵前，量出距離，以確認牆壁沒有真的在動。”唐尼除了“非常害怕”之外，還曾沮喪到了絕望的地步。他認為在監獄中的每一天，都相當於從生命中被搶走了一天。隨著他們學會了如何應對自己的命運，日子慢慢變得容易起來。起初費克圖的想象力並沒有那麽生動，但他把它作為一門技能加以培養。唐尼認為，如果他僅僅被關押5年後就被釋放，那麽他那時的情況將比關押20年後再釋放更糟糕。

 

國內方麵的情況

    中央情報局總部對唐尼和費克圖事件的出色處理，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了當初導致他們身陷困境的災難。一旦中國透露出這兩個人還活著的消息，中情局迅速恢複了他們的現役人員身份。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將他們的行政關係從遠東司轉到由人事處掌管的一個特別名單上。在1957年之前，人事處官員喬治·卡裏（George Cary）一直在負責處理這件事。此後，由本·德費利斯（Ben DeFelice）負責。

    雖然沒有管理聯邦文職雇員被別國長期囚禁的先例，但人事處創造性地運用現有法律，在工資和養家費、級別晉升、以及管理不斷累積的資金這三個主要領域進行了處理。此外，人事處的代表還擔負起了與這兩人的家庭進行溝通的微妙任務。在有必要代唐尼和費克圖做出決定時，人事處按照原本用於部隊失蹤人員的《失蹤人員法案》（製定於1942年）和隨後的中情局有關規定做了處理。

    工資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保持這兩人的工資帳戶長期有效，將使得他們可以累積薪水，並使得他們一旦獲釋，立即可以支付這筆資金。人事處還確保他們能得到分居津貼和崗位津貼，以補償這兩人在執行“境外任務”中所處的“極端不利”境地。這兩項都具有追溯性，在他們整個監禁期都有效。他們的工資預扣了聯邦收入稅，所扣稅款存入托管賬戶，直至他們能夠報稅之時為止。

    1958年，當看起來這兩人好像還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被釋放時，局長杜勒斯批準了人事處的一項計劃，將兩人的級別從GS7晉升到GS11，並將它按時間表平攤在過去5年的時間裏，逐級晉升。等他們的級別達到了與同齡人一致之後，中情局官員還保證了此後他們定期得到晉升，並逐步提高了工資，就如同他們的職業生涯仍在繼續一樣。最終，人事處主任決定唐尼和費克圖在監禁期間應該被提升到GS13級的熟練工（journeyman）水平，並在此級別上再加一級，以彌補他們被囚禁的困境。因此，這兩人的最終級別達到了GS14。他們是在1971年晉升到這個級別的，費克圖在此之後幾個月就獲得了釋放。這兩個人獲釋後，都對他們得到的晉升和每年約兩萬兩千美元的年收入感到驚訝，他們的思維仍然停留在自己1952年時GS7的級別和剛剛超過4000美元的年薪上。

    對人事處來說，負責地管理兩人不斷累積的資金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德費利斯後來總結了他的觀點：“我們不能追回他們多年被監禁的時光，但我們至少可以保證他們未來在財務上不用發愁。”做到這一點需要花費相當大的心血。最初的累計資金被用來投資在E係列儲蓄債券上，但數額很快超過了每年一萬美元的上限。從1960年到1963年，這筆資金用假名存到了儲蓄賬戶上，但當國稅局開始要求銀行向存款人報告利息收入時，人事處不得不放棄這種方法。然後有大約一年的時間，中情局自己按當時的現行銀行利率向這些帳戶支付利息。最後，在1964年年底，中情局局長約翰·麥科恩（John McCone）批準將這些資金通過一個秘密的下屬公司進行投資。當費克圖在1971年獲釋時，他的帳戶裏累計了近14萬美元; 而唐尼在1973年獲釋時，他的賬戶裏麵有超過17萬美元。這兩個數字差不多是這兩人當時的GS14級別年薪的7倍左右。

 

家庭問題

    照顧好兩人的家庭也需要管理部門動動腦筋。中方允許唐尼和費克圖的家庭每月給他們寄一個包裹。這對他倆的士氣和身體健康都很重要——食物和維生素補品可以補充他們單調的飲食。雖然唐尼的母親能負擔得起寄給他的包裹費用，但是對費克圖的父母來說，這構成了經濟上的困難。在法律上，中情局不能直接給他們錢支付包裹的費用。從1959年開始，德費利斯創造性地想出一個辦法，即中情局替這兩人申請“均衡津貼”加到他們的工資上——這項津貼通常是被用來抵消崗位所在地過高的生活費用的。把它用來抵消中國監獄裏的生活費用，說起來比較勉強。這筆錢每年數百美元，以養家費的名義發給了這兩人的家屬，而且是從他倆被逮捕之日開始補發。

    給他們家庭的養家費，是在假定他倆同意的基礎上被授權執行的。例如，費克圖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雙胞胎女兒的教育費用，即從他的工資帳戶以養家費的名義撥款支付。當中央情報局的代表探望了費克圖的父母，看到他們依靠固定的退休工資維持著微薄的生活水平後，便決定從費克圖的工資帳戶中增加養家費的撥款給他的父母，因為中情局假定費克圖本人也會作出如此決定。

    中情局還資助這兩人的家庭成員幾次去中國探望他們。從1958年開始，他倆的母親和唐尼的兄弟都去探望了他們。中央情報局無法正式出麵安排這些探監之旅，因為當時不存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外交關係，而且美國的政策要求不能暴露這兩名囚犯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中情局向去探監的人通報了他們可能會見到的情形——主要是關於中共當局和囚犯的可能態度，以及應該避免什麽樣的話題和行為。因為這樣的旅行超出了這些家庭的經濟能力，同時也為了避免這兩人的工資賬戶數額劇減，局長杜勒斯授權通過中介機構，用中情局的資金支付了這兩個家庭的旅行費用。

    作為中情局和這些家庭的聯絡人，本·德費利斯多年來跟他們——尤其是唐尼的母親——進行過成千上萬次的電話交流。瑪麗·唐尼是位意誌堅強的人，她能當麵教訓從艾森豪威爾到尼克鬆的曆屆政府最高層行政官員，告訴他們美國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來使她的兒子獲得釋放。德費利斯報告說，他至少每周都會跟瑪麗·唐尼通電話，有時一次通話會長達幾個小時的時間。這些電話費總是由中情局支付的。德費利斯和其他的人事處官員在這些年期間，也曾給兩人的家庭寫去數以百計的信件，並做過數十次登門拜訪。

 

獲釋與調整

    當然，到最後這兩人終於恢複了自由。而中情局也繼續做出大量努力，保障這兩人得以正常退休，將一個悲劇變成了大團圓。費克圖於1971年12月獲釋，而唐尼在15個月後獲釋。大約在此期間，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逐漸升溫。尤其是1971年出現了“乒乓外交”，美國取消了貿易限製，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聯合國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那年秋天，這兩名俘虜第一次被帶到了北京的百貨公司購買包括外套在內的新衣服。費克圖對唐尼說：“要麽是咱們快出去了，要麽是他們打算再關上咱們20年。”

    1971年12月9日，費克圖被傳喚到法庭，通知他即將獲釋。費克圖詢問他們，唐尼是否也會被釋放。他們說唐尼的情形比較嚴重，他不會馬上被放。他們允許費克圖把他的一些物品留給唐尼，但由於一名警衛一直站在唐尼的牢房前，費克圖無法與他交談。費克圖坐火車前往廣州，然後步行穿過羅湖橋來到香港。一名英國軍官給了他一支香煙和一瓶啤酒，他對此用“難以置信”來形容。費克圖在獄中服了19年零14天的刑，而他的刑期是二十年。

    中情局隨即啟動製定於1955年的疏散計劃，很快費克圖便被送到福吉穀軍醫院接受身體檢查。他的身體狀況讓醫生們吃驚，但他的舉止非常內向，不習慣與人交往。隻有在別人跟他講話的時候，他才會用低沉的聲音開口說話。而且他寧願別人替他作出決定。但是在幾天之內，他變得開放起來，主動適應起新生活。不久，他便重新開始工作，向別人講述自己過去的經曆。出於擔心唐尼的安全，費克圖在公眾場合說話非常小心，聲稱他對中國人民或他們的政府沒有任何仇恨。

    在費克圖獲釋時，北京宣布唐尼的刑期已從無期徒刑減至從該日起5年——這對於中情局和唐尼的家人來說都非常失望，特別是他那當時已經七十多歲而且身體不好的母親。盡管有很多高層的會談和幹預，但實際上是由於她在1973年3月上旬嚴重中風，才最終促成了她兒子的獲釋。尼克鬆總統向北京發出基於人道主義理由的呼籲——而他在前一個月的新聞發布會上已經承認唐尼是中情局雇員——這使得唐尼在被監禁了20年3個月又14天後，終於獲得了自由。他在3月12日穿過邊境進入香港。他說，在過境點一名英國士兵向他敬禮，那是他在20年裏第一次感受到尊嚴。第二天他就來到了自己的母親身邊。瑪麗·唐尼當時已經恢複到能夠認出他是自己的兒子。她告誡他說：“你現在是個名人了，但不要讓它衝昏你的頭腦。”

 

適應生活

    兩人重返故鄉時都有著良好的身體和精神狀態，胸無怨氣，對他們GS14的職級和積累的工資感到驚訝，對美國的環境和文化的變化感到震驚，並且對中情局在處理與自己有關的事務上的所作所為表示感謝。兩人以行動人員的身份回到中央情報局的東亞司工作，並且進行了一係列的情況匯報。他倆都因“英勇表現”而獲頒傑出情報勳章，以表彰他們在經受“幾十年的困苦中所體現出來的毅力和不可動搖的生存意誌，以及對自己國家的堅定信念”。費克圖在獲釋後為了保護唐尼的出獄機會，拒絕了媒體和出版商為讓他講述自己的經曆而許諾的高額報酬。為此，他還被授予了情報功勳獎章。

    兩個人都希望自己已經達到了退休的資格，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算進在監獄中的所有年份，他們也還是沒有到退休所需的25年服務期。為了彌補這個差距，德費利斯設法使這兩人都重新獲得超過20年期間內的所有年假——此前其中90%都算做自動放棄了，但現在被重新恢複有效。人事處還盡力幫助這兩人統計他們應得的政府服務期——他們都曾在20世紀40年代在郵局做過臨時工，費克圖還曾在商船局服務過一年。德費利斯的最後一招，是他根據五角大樓處理回國戰俘的先例，提出為這兩人增加一年的“康複假”。這使得唐尼和費克圖在返回家鄉後，有一定時間來照顧自家的事情，同時照常領取中央情報局的工資。唐尼利用這段時間去了哈佛大學法學院讀書，而費克圖則在家進行裝修，照顧他的父母，並找了份假釋官的工作。費克圖在1976年取得了退休資格; 而唐尼於1977年也取得了這個資格。

    理查德·費克圖和約翰·唐尼實踐了他們自己的願望——著眼於未來，而不是糾纏於過去。他們沒有把自己局限於過去的經曆中，而是自從返回美國後便一直過著充實的生活：

    唐尼成為一名受到尊重的康涅狄格州法官，專業處理青少年事務案件。現在雖然已經退休了，但根據需要，他還在每星期工作3至4天，繼續處理案件。位於紐黑文市的“約翰·T ·唐尼法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於1975年結婚，他的美籍華裔妻子奧黛麗，就出生於中國東北，離他的飛機被擊落處不遠。他們有一個兒子已經成年。

    費克圖回到他的母校波士頓大學擔任體育事務副主任，在1989年退休。他和已經成年的女兒們重新恢複了聯係，他被擊落時，她們才兩歲。他還與前妻複了婚。他在牢裏時，她一直都在為他祈禱。

    這兩人都和以前的同事保持著友誼，而且對中情局有著歸屬感。

    在1998年，唐尼獲釋25年後，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尼特（George Tenet）把唐尼和費克圖請回到中情局，向他們頒發局長獎章。特內特說，他們的事跡“是在中央情報局的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在典禮上，費克圖明確表示：“這裏現在仍然是，今後也永遠會是我的單位。”唐尼則表示：“我很自豪能夠成為你們中的一員。”特尼特讚揚了他們“非同尋常的忠誠”——他們的獎章上也刻著這些詞——並告訴他們：“不管願意不願意，你們都是我們的英雄。”唐尼代表自己和費克圖回答說：“到了我們這個歲數，如果你們非要把我們稱為英雄，我們也沒有力氣再和你們爭論，[但]我們心裏有數。”

    約翰·唐尼被俘時22歲，獲釋時將近43歲，如今已是76歲了。理查德·費克圖被擊落時25歲，重回故鄉時44歲，到明年8月就滿80歲了。他們的故事以及我們從中獲得的經驗教訓，將長久地流傳下去。他們在中國的經驗教會我們許多東西：在外勤地點做出正確決定十分重要，錯誤的決定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要具有當前途渺茫的時候，仍然相信“一切還沒結束”的能力；要有熬過連續七千個不順利日子的韌性；要堅信自己會得到關照，並因此而獲得力量。然而，他們歸來後的經曆對我們也同樣很有啟迪，因為它印證了一個久經考驗的道理：絕對不要虛度生活在自由中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