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在美國，要談到兩大政黨經濟政策的不同，最主要的也許就是稅收的高低了，跟隨而來的，就有大政府和小政府之說了。（其實大政府、小政府也是一個複雜的話題。限於本文題目，這裏不做討論。）共和黨的基本綱領就是為富人減稅，理由是如果富人手裏錢多了，就會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窮人就也同時得益了，這就是有名的trickle down 理論（財富會像涓涓細流一樣，從高處向低處滋潤，高處的富人有了盈餘，低處的窮人也會被眷顧，是謂涓滴理論）。
這個涓滴理論聽起來蠻有道理的。事實是不是支持該理論呢？這個一直有爭議。我們說現在是大數據時代，其實如何分析和理解數據是非常有講究的。第一，數據要完整，幹淨，還必須是隨機的，就是除了要考證的某些因素不存在其他潛在人為因素的幹擾。長期以來，可以說沒有嚴肅的數據支持共和黨的涓滴理論，但大部分研究都受數據內容和質量的限製，盡管種種跡象表明涓滴理論不存在，保守派總是以各種理由拒絕接受研究得出的結論。終於，最近在研究數據及成果方麵有了突破。
幾年前，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Raj Chetty帶領的一個團隊得到了一組堪稱金礦的數據，這是幾百萬跨越幾十年的稅單，有關隱私的內容都被去除了，但保留下了家庭的代際聯係，就是說，保留了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那條線。這是曆史上第一次有完整的數據可以比較同一個家庭兩代人的收入。這一研究的結論屬於近些年引人深思的研究成果之一。下麵我們就來看看幾代人經濟狀況的變遷。（圖像來自紐約時報。）
上圖顯示的是出生於1940，1950，1960，1970和1980的人30歲時的收入比其父輩30歲時收入高的幾率。出生於1940年之前的與1940的數據大致相同，就沒有列入。從圖中可以看出，出生於1940年的有92%的人30歲時比父輩30歲時的收入高。出生於1940之後的人，這個幾率逐漸降低。到1980年出生的人，隻有一半的人能比過父輩了。其實如果考慮到大部分家庭的下一代接受到比父母更好的教育，這裏收入的下滑就更難以接受了。
再看看如果細分這些人屬哪個階層能得到怎樣的信息，如下圖。
還是先看出生於1940年的。隻有不到10%的人的收入不如父輩，但這部分人卻是出生於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也就是說，他們的父輩屬於社會中最富有的一群。他們收入不如父輩高往往是由於沒有子承父業，沒有做生意，而是選擇做醫生、律師或教授等職業。他們雖然沒有父輩富有，但他們依然是屬於高收入層，所以這群人的收入“降低”不需要社會的關注。但是1940年後出生的情形就不同了，特別是低收入群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收入不如父輩高，到1980年出生的，連接近底層30%收入家庭的人也比不過父輩了，這就相當令人擔憂了。專家分析認為造成1970年出生的人情況不如以往的原因是90年代能源危機致使美國經濟發展減慢。而90年代之後的每況愈下則歸咎於經濟的全球化、新型技術的誕生、政府對富人稅收的放寬，工會組織被削弱，以及教育投資，包括技工技能培訓的削減。綜合來看，經濟發展的減慢和貧富差距的拉大是最主要的兩個因素。學者們又做了模擬，把1980出生的與1940出生的比較，以1940的為基準，一個模擬狀態是讓1980的經濟增長與1940相同，另一個是貧富差距相同，看這兩者哪個的作用更大。由下圖可見，貧富差距的作用大得多，也就是說，貧富差距的增大是造成子輩收入不如父輩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再結合其他的研究一同比較，就可以發現1980年是個轉折點。下麵的圖表來自於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 （就職於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Emmanuel Saez 和 Gabriel Zucman （兩個人都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教授）的合作研究。
下圖的最上麵部分是最富有的1%與底部的50%的稅前收入占整個國民收入的百分比。從60年代到80年代，頂部的1% 占據大概略多於10%，底部的50%則占據大概20%。但從80年開始，頂部1%收入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而底部50%所占的比例則大幅下降。到2014年，頂部的1%的占有率已經高於20%了，而底部50%卻跌至12.5%。
再看第二部分的實際收入比較。60年代至80年代，頂部1%與底部50%的實際收入大致都沒有變化。但80年之後，底部的依然無變化，頂部的卻是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增長。最下麵的部分說明了富人收入來源的比例，多少來自企業，多少來自金融市場。
圖示清晰地表明自裏根的減稅政策之後，富人越來越多的收入來自於金融市場，而不是企業。而這種收入來源的變化，更促使富人不願意投資企業，也不願意投資勞力市場，底部勞動資源的技術水平和收入就走向不斷下降的惡性循環。
上麵兩個研究的結果，第一次如此明白、尖銳地暴露了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這兩個研究的特點是：（1）數據質量高。樣本群都非常大，原始數據幹淨，無汙染。（2）數據的分析方式設計的非常有邏輯，無懈可擊。（3）結論明確清晰，沒有絲毫的拖泥帶水，沒有絲毫的勉強。而其研究結果一致證明，涓滴理論隻是一廂情願的想象，是沒有數據支持的。
第二個研究同時也表明了，現今的貧富差距之大已經到了非常不合理的地步，而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不是政府依靠福利所作的稅後調整能夠彌補的。還有種種研究表明，政府福利政策的二次分配，對窮人的提升效果遠不如一次分配。也許下麵來自其他學者的數據能夠比較有效的說明，怎樣的一次分配才比較合理。
1950 - 1980 期間，美國經濟增長相當快，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在此期間，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同時期內，CEO的收入大致是員工平均收入的20倍。（這個研究看上去與上麵的圖表有衝突，其實不然。這裏主要是看中產和整體的，而上圖隻是看兩端的。還有，上圖對年代也比較細分，這裏卻是跨過了比較長的年代。而這裏結論的區別也更說明了，隻有合理、全麵的理解數字，正確解讀數字，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1980 - 2000期間，美國經濟總體來說依舊是增長的，大致趨勢是，大部分人的收入沒有變化或略微降低，而頂部1%的收入成長極快。（這裏的有無變化都是考慮了通貨膨脹的，上麵的數字也一樣。）在此期間，CEO的收入與員工平均收入的比不斷增長，達到了400 比1，而對衝基金管理員的收入是美國平均收入的22000倍！
2000 後，美國經曆了經濟大蕭條和金融風暴。在此期間，大量人失業，在房屋市場和股市上慘遭損失的大有人在。但最高收入群是受影響最小的。CEO與員工的平均收入比降為300比1。
來自美國勞動部（Labor Department）和統計局（Census Bureau）的數字也給出了CEO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比在不同年代的變化：
1979年： 29:1
1985年： 40:1
1988年： 93:1
1990年： 113:1
1995年： 150:1
說來說去，就是如何做一次分配的問題。讓我們做一個把問題簡單化的實驗。假設一個企業一次分配稅前的總資源，即盈利，是100，其中30必須繳稅。以當時的社會條件，要讓員工維持個人、家庭生活的基本費用大致是20。我們假設下麵幾種該企業的一次分配方案。（1）20作為員工的收入，其餘50企業主收入腰包。（2）30作為員工收入，老板盈利40。（3）員工拿40，老板盈利30。（因為是簡單化的實驗，把稅收固定了，與實際情況不符，但應該不影響討論的意義。）
第一個方案就相當於員工沒有什麽向上走的出路，長此以往，就徹底違背了upward mobility（向上移動，主要指社會地位、階級地位的提升）的美國精神，事實上也正是這樣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造就了投票給川普的群體中的一個；該方案中，老板是賺的肥腸肥腦，盆滿缽滿的。
第二個方案，員工的狀況有很大改善，更重要的是，因為收入高出基本生活的費用，就有了向上移動的空間，可以改善生活條件，比如租個大點的房子，可以吃得更營養健康；當然，做老板的收入略有下降。
第三個方案，員工的收入相當高，不僅可以考慮買房等實實在在的大目標，還可以適當享受一點奢侈；不可避免的，老板的收入有較大的縮水。
依我看，第三個方案是最促進消費，同時又最減輕政府福利負擔的。而消費被帶起來之後，一次分配的餅就越來越大，雖說還是分到同樣的比例，餅大了，總資源就不再是100，而是120、150或更多了，每個人分到手裏的就多了，是真正的雙贏。我的理解，這個分配方案相當於上麵提到的1950 - 1980期間的美國經濟。
哪個方案最接近理想呢？這絕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沒關係，公公和婆婆都可以把自己的理由說出來。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的是，第一，要尊重數據，尤其是被學者普遍接受的嚴格的數據。第二，提出自己的論點，舉出支持自己論點的數據就好。沒有人有資格說，隻有這樣才是對的；沒有人有資格說這份錢就該歸我，無論你站在哪一邊。
討論到這裏，不得不提到兩個現象。第一，二戰後至80年代初，一個藍領也能為全家提供高質量的生活，還可以為孩子負擔高等教育。現在的藍領已經很難做到這樣了。第二，前些年媒體一直在報道，沃爾瑪盈利高得出奇，但不少員工卻因收入太低還在領取社會福利，而且公司故意讓一些員工無法成為全職員工，不能享受公司的醫保計劃，把包裹扔給社會。這樣的現象是否合理，是不是值得我們思考？這個牽涉的已經不隻是收什麽稅，收多少了，還牽涉到政府如何做宏觀調控。政府到底有沒有責任和權力來調控，不讓貧富差距過大？
現今的美國社會，太多的問題必須靠二次分配來補救。但二次分配的弊病不僅多，而且有長久的負麵作用。比如，一次分配的提高鼓勵買房；二次分配隻能提供臨時住房。一次分配提升社會地位、階級地位，對下一代有著不可估量的正麵影響；二次分配隻會打擊孩子的自信，還可能養成他們吃福利的習慣。一次分配能夠從根子上減弱社會的不公因素；二次分配不僅治標不治本，而且當一次分配非常不公時，還造成“劫富濟貧”的假象。一次分配是真正提供“向上移動”的機會；二次分配隻是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無法幫助弱勢群體爬出貧窮的深坑，長此以往，必定激發階級矛盾的不斷尖銳化。
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這個社會有很多隱性的社會功能，各個功能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為什麽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是因為太多時候公公和婆婆都隻看到了某個方麵，忽視了另外的方麵。還有一種可能，有的人是故意在誤導，而這才是最具危害的。所以，一定要格外尊重嚴肅的學術研究，要兼聽，要抱著開放的心態兼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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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們彼此好像有點說叉了。再試一遍 : )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現在我們都同意80年代之前的分配方式更合理，或至少假設是這樣。那麽我們對如何能夠回到那樣的狀況好像有新的分歧。你的觀點是這都是自由市場自主調控的結果。這個我不完全同意。我認同部分學者說的造成變化的原因大致是下麵幾項：裏根的減稅政策，特別是對capital gains的稅收大致就是減半了（不是全部在裏根手裏實現的，而且由裏根起頭，形成了趨勢，一步步走的）；各種市場管理的放鬆；全球化；工會力量被極大削弱；贏者全拿等等。
全球化是個趨勢，隻能適應，無法阻擋的。但其餘的基本上都是與政策有關的，如果做政策的調整是會起作用的，而且也會對過分極端的全球化有遏製效果。事實上有學者研究得出結論，經濟的好壞其實是非常受政策影響的，這是來自於對美國上一世紀的政策及經濟的詳細分析。當然，這也是一家之言，見仁見智。
不論我們觀念是否一致，非常感謝你認真的討論！
減稅政策是否有效，可以討論。但目前經過裏根，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的多次減免，即使有什麽效應，現在也隻能是微乎其微了。原教旨自由主義經濟學並不是建立在嚴謹的統計數據上的，必然要被修正。
一個戲子，加上七十多歲，隻會用減稅的糖裹毒藥加吹水騙無知選民，隻會看任內幾年飲鴆止渴帶來的風光，下台就是老年癡呆，死後不管世上洪水滔天。
他的副總統老布什批評裏根那套是巫毒經濟學，他唯一的親生兒子堅決不當保守派走完全相反的政治立場。就是因為他們是最接近裏根的人，看穿了戲子那套欺世盜名的政治騙術。
所以說你沒懂呢。稅收政策是在裏根手裏改變的。從此以後就是同樣政策的持續，沒有變過。這裏不是在談經濟的好壞，隻是說稅收政策對分配的影響。所有的數據都表明，80年代是個轉折點，就是從那時開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1980年生人，到今年三十六七歲。先來點簡單的數學，這37年共和黨執政20年再加川普的兩個月不到，民主黨其餘17年。那為什麽就是裏根和共和黨要負全責？民主黨上台後完全可以改嘛。難道民主黨的17年全是木偶戲，執行共和黨的政策？
再進一步，男克93年1月就職。1980年生人那時十二三歲。如果一個人少年之後的經曆對他/她成年收入影響更大的話，那麽從93年到01年，09年到17年的賬該算在誰頭上？
高科技公司CEO，華爾街高層等收入大幅飆升的現象是90年代開始的，基本上是男克任期內開始的(當然公平地說，共和黨也沒做多少來克製這個)，總不能把這個鍋全讓共和黨背吧？這些巨頭肥貓們支持那個黨我們都很清楚吧？
看看50，60和70年代，大家都好啊！隻是到了80年代後，才隻是頂層的好，別的都不好了。而這個轉折就是裏根的政策造成的。已經有真實的數據證明可以用好的政策產生大家都賺的分配，你為什麽要無視事實呢？
這些文章裏都講了。看來我是雞同鴨講。
你根本就沒搞懂如果理解1980出生的被哪些年的政策影響了，沒搞懂如何看政策的持續效果。
不至於這麽多人都搞錯了，隻有你是對的吧？
再看看，看懂了再討論吧。
我想是你理解錯了。看看是不是這麽回事？
不管，就用你的這個邏輯，再看一下第一張曲線圖中的另外幾條線。就把1940年生人的那條線作為最佳範例：
1950年生人 - 不過十年的時間，杜魯門的政策就毀掉了一代人百分之十的希望!
1960年生人 - 肯尼迪的政策已經成功地毀掉了三分之一年輕人的前途! 肯尼迪是1961年1月就職的，但沒辦法他贏了1960年大選，他必須負責
1970年生人 - 尼克鬆的政策力挽狂瀾，成功地止住了過去20年間的頹勢，與1960年數據幾乎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