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推翻民國，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還原一個真實的中華民國
1、失去了二戰後確立的世界四大國地位，從此中華大國第一次成為了蘇俄的附屬國並在斯大林慫恿下出兵朝鮮，幾十年來遭受聯合國的製裁和封鎖，不得不自力更生。
2、丟掉了祖宗留下來的越過100萬平方公裏的國土以及眾多島嶼，包括南海諸島，釣魚島。
3、錯失了百年曆史上最大的發展機遇，二戰後美國毫無疑問會支持中國而不是日本成為亞洲的盟友，隨著中美結盟，相信中國經濟複蘇崛起指日可待，盡管有雅爾塔協定，相信中美兩國定會協力抵製，相反，30年，我們大躍進、大饑荒，反右文革階級鬥爭，經濟幾近崩潰，後30年才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而戰後各國都開始複蘇崛起，如亞洲四小龍和日本在美國的幫助下迅速成為高質量的第二大經濟體，我們錯失了機會，倒退30年。
4、文革摧毀了傳統中華文明，如今習總書記一再強調傳統文化對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性。
還原一個真實的中華民國
史事挖掘機
最近，不斷有一些珍貴的曆史照片被披露，中華民國時期第一夫人宋美齡上前線慰問抗日將士的照片更是被網友廣為轉載。那麽，你印象裏1949以前的中國是什麽樣的？黑暗？腐朽？墮落？恐怖？民不聊生？人間地獄等等一些邪惡的詞匯，當然這可能不是你的想法，但這的確是我自己大腦中一貫的看法。
1949年前是中華民國政府治理中國的時代，從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間，中國是不是真的就隻是我大腦中印象的那幾個詞匯？準確嗎？隨著我社會閱曆的不斷豐富，我開始越來越懷疑我大腦中的很多意識及導致它們的客觀存在。
孫中山先生嘔心瀝血建立中華民國，借鑒美國的三權分立案例，在中國創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中國播下了文明政治學說的種子，中國應該會有些許光明才對。就算最後掌權的蔣介石飛揚跋扈，獨裁專製但他一直尚且口口聲聲遵守“總理遺囑”，以光大總理遺願為己任，他自己的所作所為，最起碼要稍能掩人耳目才對。照這個邏輯推斷，加上國民黨內未爆發諸如“文革”、各種全國範圍內政治迫害運動的人間慘劇的實例，很多教科書上的說教恐怕很難站得住腳。這裏不妨可以挖掘一下它在經濟、教育等領域的其他真麵目。
經濟：曾經的輝煌光芒萬丈
1920 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劉鴻生創辦“鴻生火柴公司”。工廠技術人員經過半年多的試驗研究，采用高強度的膠粘劑，解決了火柴頭受潮脫落的難題；並購置磨磷機，提高了赤磷麵的質量。改進後的鴻生火柴，頭大，發火快，火苗白，磷麵經久耐用。此後，他們又對生產技術進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進，火柴質量一再提高，鴻生成為眾口一詞的名牌產品，不但在國內成了搶手貨，一度還打入了南洋市場。工廠的利潤也逐年上升。1935年7月，劉鴻生首先邀集國產火柴製造同業成立聯合辦事處，繼而以此名義與美商火柴公司達成協定，成立了華中地區火柴產銷管理委員會，並製定了相應的火柴生產、銷售限製辦法。最後，劉鴻生又以中華火柴同業聯合會首席代表名義，與日商在華火柴同業會進行談判。日商迫於華商聯合會與華中管理委員會的一致行動，不得不加入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社。
留學海外的侯德榜，帶來了在美國設計好的圖紙，與工程技術人員一道，測試各種機器，經過調整改進，終於揭開了蘇爾維製堿法的秘密，解決了大規模製堿的一係列技術難題。1926年，永利堿廠生產的紅三角牌純堿，質量已經超過了英國卜內門公司的洋堿。這年秋天，在美國建國150周年國際博覽會上，紅三角牌純堿榮獲金質獎，不但使中國人揚眉吐氣，而且打開了廣闊的國際市場。
1906年周學熙籌建“啟新洋灰公司”。由於產品質量好，所以銷路很暢。啟新水泥很快被全國重大的建築工程所采用，津浦鐵路上的淮河鐵路橋、黃河大橋，京漢鐵路上的洛河鐵橋，北寧鐵路上的渭水鐵橋，以及青島、煙台、廈門、威海等地的海壩、碼頭，用的都是啟新生產的馬牌水泥；北京圖書館、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大陸銀行、交通銀行、河北體育館、上海郵政總局等當時的有名建築，也都是用馬牌水泥建造的。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這些建築大部分仍然完好無損，與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並肩挺立。外國商人、特別是日本商人為了爭奪中國水泥市場，與啟新公司展開了一場殊死的競爭大戰。日本商人仗著日本水泥產量高、質量好，又離中國最近，大量運到中國傾銷。為了擠垮啟新公司，他們孤注一擲，拚命壓低價格。他們的水泥在日本的銷售價是每袋2.97兩白銀，運來中國的運費合到每袋2.5兩白銀，但他們卻以每袋3兩白銀的價格出售，也就是說每賣出一袋就要虧損白銀2.47兩。這是一場不見刀光血影、沒有呐喊衝殺的戰爭。 啟新公司也及時采取了應付措施，將原來每桶的售價2.25兩白銀降到1.55兩白銀，袋裝水泥從每包1兩白銀降到0.7兩白銀。由於周學熙十分重視生產設備的更新與改良，啟新公司的水泥生產在產量和質量上不斷提高，成本不斷降低，並且多次在國際賽會、博覽會及國內展覽會上獲得獎章和獎狀，所以日本商人那種自殺式的傾銷，最終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啟新公司壟斷中國的水泥市場達14年之久，銷量達到全國水泥總銷量的92％以上。啟新公司的成功，為多災多難的中國民族工業爭了光，也為中國人在國際上贏得了寶貴的榮譽。
1929年 5月，天津永明漆廠在鞭炮聲中開工了。經過3年多的苦戰、幾百次的試驗，陳調甫終於如願以償，研製出了物美價廉的油漆新配方。陳調甫把新產品定名為“永明漆”，它成為中國油漆工業的第一個名牌產品，當年就獲得了實業部頒發的獎狀，不但風行國內，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國的150多家廠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業務聯係。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國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業。陳調甫一天都沒有放鬆過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製出一種醇酸樹脂漆，是我國合成樹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種。這種漆才在恢複後的永明漆廠投產成功，陳調甫將它取名為“三寶漆”。這是中國油漆工業中又一個超越西方的名牌產品。
現在很多資料上說“解放後”中國才能製造萬噸輪，事實是這樣的嗎？上海江南造船廠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國訂貨，製造四艘同一類型的萬噸貨輪，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機型貨船。分別命名為“官府號”（MANDARIN）、“天朝號”（CELESTIAL）、“東方號”（ORIENTAL）、“震旦號 ”（CATHEY）。船長 135米，寬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噸。其中第一艘“官府號”於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經美國運輸部驗收，工程堅固、配置精良，美國政府對其建造質量十分滿意.
民國時期的上海金融神話
這是一組1930年代中期的統計數據——
作為外貿中心，上海在外國對華進出口貿易和商業總額中占比超過80%；國內貿易進出口方麵，上海一個口岸的貿易值，相當於漢口、天津、廣州、青島、汕頭和重慶6大口岸貿易值的總和；作為工業中心，上海是民族資本最為集中的城市；作為金融中心，上海擁有外國對華銀行業投資份額的80%，是中國絕大多數重要商業銀行的總部所在地，全國的金融決策中心、監管中心??
此時的上海，不隻是全國金融中心，也是遠東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與時下的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國際金融中心1.0時代”的上海，短暫地感受到了作為金融中心的巔峰體驗。
滬寧雙城：首都與金融之都
1928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在上海開業，財政部長宋子文兼任央行行長。
對此，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家璈感到滿意，因為宋子文曾想把中行改為中央銀行，他沒有答應。新的央行成立，中行不至於消失，自己則可繼續執掌這家“金融老店”。
宋子文也相對滿意，雖然沒有如願將中行改為央行，但張家璈建議新設央行，北洋政府時期的兩大國家銀行——中國銀行改為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交通銀行改為特許的實業銀行，央行與之三足鼎立、分工合作。同時，行址按宋子文的意願設在了金融重鎮上海，而不是像立法機構一些人要求的設在首都南京。當時的金融界對此同樣感到滿意，央行新設，中、交兩行改組，普遍認為是“金融界的新希望”。
中央銀行成立，對上海成為更具號召力的全國金融中心至關重要。作為政府的銀行、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央行享有經理國庫、鑄發國幣、經理內外債和管理其他銀行存放款等權利，不僅可強化上海集散全國資金的能力，而且使上海成為金融決策中心和金融監管中心。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經過審慎考慮，采取了把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金融中心適當分離的方針：政治中心定位於南京，經濟金融中心則定位於上海。南京政府通過廢兩改元、法幣政策等金融改革，進一步推動上海現代金融中心的發展，上海迎來了金融業的勃興時期。
“海”納百川：金融之水匯上海
有足夠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的存在，是金融中心得以強大的基礎。
北洋政權覆滅，加上自身發展所需，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於1928年11月將總行自北平遷至上海。
中行對1928年北平與上海開展金融業務的環境做了如下比較：“北平入春以來，因南北軍事未經解決，交通又複阻滯，以致銀根枯窘，各業均受影響，倒閉時有所聞，迨至首都南遷，市麵更形蕭條。??(上海)本年春初，時局尚在軍事進展之中，各業鹹具戒心，市麵因之停頓，迨至夏間，兵戎既戢，交通恢複，商業始呈活潑之象，金融亦漸寬舒。”
交行最初談到遷滬因由時稱：“(交行)總管理處原在北京，茲因國都設寧後，內部公務，諸多不便，特將北平總管理處遷入滬行。”
稍後，交行進一步申說：“北京原非商戰之地，十數年來，滄桑幾變??雖一般金融界漸注意工商事業，究未能盡量發揮。本年中央財政、市麵金融，上下交困，殆臻極點。銀行業務，直接受其影響，應付困難，不言而喻??上海為我國最大商埠，實南北金融之中心。”
中交兩行是當時中國實力最強、業務輻射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銀行，兩行中樞機構南遷，使中國的金融天平加速傾斜，北方其他多家銀行隨後也紛紛南遷。
1929年，天津墾業銀行改組為中國墾業銀行，總行遷滬。
1930年，中孚銀行和中國實業銀行自天津移至上海。
1931年，新華商業銀行和中國農工銀行由北平遷滬。
1933年，東萊銀行從天津搬來上海。
1935年和1936年，資力、規模、影響均頗大的鹽業銀行和金城銀行，也分別將總行從北平和天津移遷上海。幾年後，大陸銀行也將總部從天津遷到上海。
“南三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和“北四行”中的中南銀行，以及中國通商銀行、四明銀行總行原來就在上海，大批外地銀行加盟，金融資源進一步向上海集聚，進一步增強了上海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集聚與擴散能力。
總行搬到上海的銀行，置身十裏洋場，商業氣氛濃厚，競爭激烈，促使銀行業快步成長，誠如上海文化史研究專家葉文心教授對1928年中國銀行總行遷滬後的變化所言：“官場那套排場行不通了，如果要有商務上門，就得改變作風，建立一種節奏明快的企業文化。老師傅們適應不了，銀行行員轉而招聘來自新式大學經濟、法科、外文等係的畢業生，從而建立了一支氣象一新的專業隊伍。”
與帶領中行快步發展的張家璈一樣，陳光甫、李銘、錢新之、周作民、胡筆江等一批通曉現代銀行經營知識和管理製度的著名銀行家，活躍於上海金融界，不斷提升著上海金融中心的品質。
遠東金融中心：Light，Heat，Power！
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麵，怪癢癢的。蘇州河的濁水幻成了金綠色，輕輕地，悄悄地，向東流去。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小說《子夜》開篇的“Light，Heat，Power”，正是上海這個東方大都會活力四射的寫照。上海，不僅是冒險家的樂園，更是一個堆金積銀的城市。南京政府成立十年，一個無與倫比的全國金融中心呈現在世人麵前。
——54家銀行設總行於上海，居全國各大城市之首。其中，中央銀行、中行、交行、中國農民銀行4大行存、放款總額分別達26億元和19億元，占全國各銀行存、放款總額的58%和55%。
——27家外資銀行在上海經營，遠多於天津(14家)、北平(10家)、漢口(10家)等國內其他重要城市。
——在北京證交所衰落之時，上海證券市場一片繁榮。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華商紗布交易所、金業交易所、機製麵粉交易所和雜糧油餅交易所等不同標的物的交易所，交投活躍，規模和影響均居全國之首。
——中央、四行、四明、萬國、郵儲5家跨地區的儲蓄會(局)，總部均設在上海；12家信托公司中，中央、中國、生大等10家信托公司總部設於上海；中國、太平、寶豐等國內最著名的保險公司總部也多半設於上海。
——上海是全國最重要的現銀集散地，最大的現銀調劑中心。法幣政策實施後，上海同樣是全國最大的通貨調劑中心。
此時的上海，金融機構雲集，金融功能齊全，金融市場活躍，金融的輻射作用和樞紐地位突出，逐步形成了同業拆借市場、貼票市場、內匯市場、外匯市場、標金市場、白銀市場、票據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著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
此時的上海，不隻是全國金融中心，也是遠東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市場的脈搏，與倫敦、紐約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的脈搏同跳動。證券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和白銀市場的活躍度和交易量，東京、香港、新加坡等當今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均難望其項背。
6年前，中國首次提出“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與時下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相比，80年前呈現的，正是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1.0時代”。
教育：大學真正獨立的時代
都說魯迅有骨氣，其實民國時候，有骨氣的文人何止他一個。我常常想：這是為什麽呢？是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派”太軟弱，還是當時的大學和學者骨頭太硬？
今天，有幾個文人敢說自己有骨氣？甚至又有幾個敢說自己能算“文人”？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一生辭職無數次，其中僅在北大校長任上就先後多次辭職。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職，7月3日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抗議張勳複辟。
1918年5月22日，為抗議“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為抗議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齊上辭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聲明：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幹涉司法獨立、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的幾次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關於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後者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擲地有聲：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誌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製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麵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麵，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幹涉。於是教育部來幹涉了，國務院來幹涉了，甚而什麽參議院也來幹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麽？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麽？
馬寅初：“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抗戰期間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中央大學經濟係主任，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指責和揭露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使國民黨政府大為頭疼，也遭到很多權貴的忌恨。
一天，蔣介石召見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狠狠訓斥他：“你真糊塗，怎麽可以請馬寅初當院長？你知道他在外邊罵行政院長孔祥熙嗎？他罵的話全是無稽之談！他罵孔祥熙就是罵我。”末了，蔣介石說：“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這兒來，我要當麵跟他談談。他是長輩，又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
校長怕碰釘子，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蔣介石的意思。馬寅初一聽，火冒三丈地說：“叫我去見他，我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去吧！”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麵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就叫他來看我！”
蔣介石知道後很生氣，又無計可施，隻好對校長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後有時間，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置之不理。孔祥熙為了拉攏馬寅初，想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也遭到他了的嚴詞拒絕。
眾學者拒絕“奉旨選舉”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位空缺，需要補選。按當時程序，應先由數十名資深學者組成的中研院評議會推舉候選人，再由政府遴選任命。胡適、翁文灝、朱家驊三人被學界目為主要候選人，其中又以胡適呼聲最高。
中研院長原為無權無錢的閑差，本不至於引發連最高層都卷入其中的風波。但胡適此時正擔任駐美大使，力促美國對日作戰。此時蔣介石想對選舉施加影響，在選舉前親自下條子要“舉顧孟餘出來。 ”
此舉觸怒了學界，學者們就此對權貴進行了堅決的抵製。選舉前夕，擔任評議員的學者聚會，陳寅恪大談學術自由主義，主張“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他的意見得到大家的一致讚同。
學界的態度為蔣介石所知，他雖很不高興，卻又無可奈何。最終，評議會正式選舉的結果是：翁文灝、朱家驊各二十四票，胡適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傑四票，顧孟餘隻得一票。顧氏慘敗，實乃蔣介石幫了倒忙的結果，也反映了學界對權勢的漠視、對學術自由的珍視及維護這種自由的風骨與勇氣。依據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經過一番躊躇後，蔣介石等最後決定由朱家驊代理中研院院長，胡適仍為駐美大使，這場風波始得平息。
抗戰八年教育大發展
抗戰八年，中國教育事業竟於戰火紛飛中得大發展。僅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師生數量增加了48%，學生數量幾乎翻了一倍。
抗戰爆發後，最主流的輿論意見是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
自1937年日軍全麵侵華，東南沿海教育發達地區首當其衝，相繼淪陷，中國教育事業損失巨大。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後，77所被迫內遷後方，另有17所被迫停辦；原有公立中學，多數設在沿海地區，戰爭爆發後大多停辦，青年失學者極多；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初等教育，學生年齡過小，學校無法內遷，隻得隨國土一並淪陷，其所受日軍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麵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係，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麵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著如何製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最主流的意見，是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如“化學師生可從事軍用品製造”；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這種意見，在師生內部也相當普遍。
南京失守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準備再度南遷至昆明，決定甫一頒布，即在校內師生間引起激烈辯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在國家急需調動三湘民眾起來抗日的時刻，學校內遷至昆明，有損道義。學生自治會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漢，向國民政府請願，反對內遷，要求參加抗戰。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持反對態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隻可因戰爭做若幹臨時調整，而不能全盤改弦更張。最具代表性的，則莫過於胡適向蔣介石的進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教育”。但這類意見，在當日並不占主流。
最能體現當日教育方針意見分歧的，可推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張治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講劈頭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裏幹麽？”陳誠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其演講高度讚成學校內遷，將學生譽為國寶，鼓勵他們於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後，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
蔣介石等人力排眾議，認為國防教育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教育部為這場論戰做出的最終“裁決”是“戰時需作平時看”，雖有各種暫時措施，“但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換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張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務於抗戰的意見。教育部如此決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麵人材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其二，“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征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教育部如此決策，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認知關係極大。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與蔣介石高度一致。在蔣氏看來，戰時教育不僅僅需要滿足抗戰救國，更需要滿足戰後建設——1939年3月，蔣氏在重慶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說道：“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麵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麵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複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初等教育：以鄉鎮地方財政50%為主要經費來源；抗戰結束時後方入學率維持在50%以上，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台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後方省份，雲南43%、西康57%、陝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後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餘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餘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學生48萬，抗戰結束時增至126萬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並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後，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後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力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後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幹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並保證教育質量。
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著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不斷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仍忠於國家的中小學教師，借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誌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願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製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後方大學就學的規定。1936年在校中學生為48萬餘人，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不降反增至120餘萬。具體增長數據如下圖：
▲1936～1945學年度全國中學教育發展概況統計表(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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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
學校數 |
班級數 |
在校生數 |
畢業生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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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
1956 |
11393 |
482522 |
76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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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
1240 |
6919 |
309563 |
48264 |
|
1938 |
1246 |
8472 |
389009 |
52532 |
|
1939 |
1652 |
10024 |
524395 |
64285 |
|
1940 |
1900 |
13063 |
642688 |
83978 |
|
1941 |
2060 |
14392 |
703756 |
126673 |
|
1942 |
2373 |
17575 |
831716 |
179111 |
|
1943 |
2573 |
19229 |
902163 |
202209 |
|
1944 |
2759 |
20122 |
929297 |
212783 |
|
1945 |
3727 |
28352 |
1262199 |
255688 |
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學生4萬餘人，抗戰結束時增至8萬餘人
1936年之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大城市，其學費普遍“年須數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無力入學。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穀城即指責過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抗戰爆發後，學費問題轉由國民政府出麵解決，不但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求學，而且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舊有的貴族化傾向。
解決大學生學費問題的同時，國民政府還竭力解決私立大學的運營經費問題。較典型者如廈門大學、複旦大學、南開大學等，全係中央政府大量撥款補助，才得以繼續運轉。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學因資金緊張而申請改為國立獲批，而得以繼續維持。因為當局的種種努力，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校學生數，在抗戰期間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萬餘人，增至1945年的8萬餘人。具體數據如下表：
▲1936～1946學年度大學專科以上教育發展概況統計表(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
|
學年度 |
院校數 |
教員數 |
學生數 |
畢業生數 |
|
1936 |
108 |
7560 |
41922 |
9154 |
|
1937 |
91 |
5657 |
31188 |
5137 |
|
1938 |
97 |
6079 |
36180 |
5085 |
|
1939 |
101 |
6514 |
44422 |
5622 |
|
1940 |
113 |
7598 |
52376 |
7710 |
|
1941 |
129 |
8666 |
59454 |
8035 |
|
1942 |
132 |
9421 |
64097 |
9056 |
|
1943 |
133 |
10536 |
73669 |
10514 |
|
1944 |
145 |
11201 |
78909 |
12078 |
|
1945 |
141 |
11183 |
83498 |
255688 |
|
1946 |
185 |
16317 |
129326 |
20185 |
高校研究所：從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戰前，各大學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學自動發展成立，1936年共計有研究所22個，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戰爆發後，大學大量內遷，多數研究工作中斷。1939年，教育部認為“抗戰建國正在邁進之際，學術研究需要尤大”，開始從政策、經費上扶持各大學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學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運轉經費、設備經費、研究生的學費等各項費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負擔
絕大多數大、中學生享受政府免費教育、免費夥食及一定的醫療保障。
將戰時教育如平常時期那般維持的最大困難，是大部分離鄉背井的大、中學生都喪失了經濟來源，政府不但要負擔起對他們“教”的責任，還必須承擔對他們“養”的義務。1938年，國民政府開始實施“貸金製度”，規定家在戰區的專科以上學生，可向政府申請“貸金”，畢業後三年內再向政府無息償還。但抗戰既係持久，學生畢業後並無正常就業環境，加之自1940年以來國內通脹日趨嚴重，“貸金製”在1943年被“公費製”取代。其發放範圍也大大擴大，連家住重慶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也可以享受公費待遇，私立學校入複旦學的學生，同樣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費”。高等教育當中，每年獲得國民政府的“貸金”和“公費”者達5-7萬人，約占了全部學生的80%以上。這些“貸金”和“公費”不但包括學費、生活費，還包括一定程度的醫療保障，故學生看病相當便宜。譬如：中央大學政治係學生唐飛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今去衛生室治牙，可笑掛號金僅一元，藥費亦寥寥五元”——當時從重慶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郵資是20元。
“貸金製”和“公費製”不僅僅麵向高等教育，同樣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規定，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不僅免除學費，而且免費提供夥食、製服和書籍。
40年後物價飛漲，大、中學校師生生活艱難，但有政府特殊補助，比其他公務員好很多
教師方麵，1940年以前，後方大學教授平均每月可獲得200餘元左右的工資，收入雖不如戰前，但較之大城市，後方物價低廉，其實際購買力較之戰前並無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課堂搬到了餐館裏。學生方麵，畢業於複旦大學的羅文錦，1940年以前“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夥食，剩下二元做零用”。當時，八塊錢的購買力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夥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
1940年，因日軍的封鎖，大後方物價暴漲。教育部及時製定《戰時救濟大中學生膳食暫時辦法》。該辦法要求財政部於每年的一、七兩月向學生預發半年的救濟費和生活費，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間和秋季七、八月間盡量購買糧食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的糧價高漲。該辦法實施三年後，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訂，負責救濟大中學生膳食的部門，由財政部變換為了糧食部。如此修訂的原因在於：各地糧價不同，荒歉地甚至無糧可購以及糧價持續上漲等因素，使得財政部的統一撥款無法做到因地製宜，故改由糧食部向師生員工“免費發給公糧”。此一時期，大、中等學校師生的生活水準雖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補助的“平價食糧代金”，較之其他公務員（如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已算比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報》社論明言：靠薪水收入維生者，早已靠典賣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陳立夫說，抗戰八年期間，政府在教育方麵的投入巨大，“這一筆龐大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於軍費”，確非虛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戰火紛飛中造就中國教育的一次大飛躍、大發展。
民國時期的著名大學，到抗戰前，中國一共有108所各類高校。
二十年代中期，北伐成功，國民黨定都南京，國內形勢趨向穩定。中國大學也迎來了發展的新時期。
經過長期的發展，隨著大批留學人才的回歸，中國科學社等的建立，西方科學和教育思想的引入，在許多傑出的教育家如蔡元培、郭秉文、胡適之、陶行知、竺可楨、黃炎培、羅家倫、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茅以升、唐文治、任鴻雋、馬寅初、吳有訓、李四光、傅斯年、嚴濟慈、湯用彤等和其他眾多精英人士的努力下，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才成就了如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東南大學等頗具水平的現代大學。
民國五大名校是：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浙江大學。
1948年，英國牛津大學致函國民政府教育部，確認包括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浙江大學、國立武漢大學的文理科學士畢業生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級生地位”（即今之大學四年級學生）。
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紀初由四所美國及英國基督教教會聯合在北京開辦的大學。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好、環境最優美的大學，亞洲一流，創辦於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長，曾與哈佛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在國內外名聲大噪。
從上述這些曆史記述來看，主政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昏暗腐朽之外，的確還是有不少建樹的，當時的人物也都個個豐滿有型，不像如今這麽平麵化。曆史應該怎麽寫？曆史應該怎麽樣讀？對曆史有什麽樣的記錄和解讀，決定著我們這個民族未來的道路，但願我們民族的未來道路越來越通達順暢，上麵的行人也都豐滿而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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