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我們還在，不然就死無對證了（轉）

共識網“我要問學者”之鄧曉芒篇

 

欄目第一期請來了國內著名哲學家鄧曉芒先生，就他最近的反思“知青上山下鄉：一文及其他研究成果同共識網讀者進行了深入交流，本期共識網(微信)共征集到121個問題，編輯遴選其中11個問題，供鄧先生回答，以下是精選出來的問題以及鄧老師的回答：

 

　　一、關於知青下鄉

 

　　1、作為知青，經曆了從保守封閉到改革開放的成長經曆，對人性有了較為全麵的把握，應該如何做好新一代青年的教育與培養，把這種寶貴的人生財富傳承下去?

 

　　答：我們經曆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從死亡的邊緣到逐漸複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最能夠清楚地看出中華民族在現代世界中的出路、活路何在，看出我們為什麽一度走入死胡同。

 

　　所以，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親身經曆，比如大躍進和三年大饑荒、下鄉、四清、文革，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民間所展示出來的活力，來對下一代言傳身教，戳破他們被別有用心地灌輸到天真頭腦裏麵的各種謊言，特別是告訴他們凡事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以及對照現實生活來思考，不要盲從。

 

　　我們曾經被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害苦了，要教育下一代成為一個誠實的人，至少要有清醒的頭腦，這在今天社會發生如此巨大變遷的環境下已經有了良好的條件，不像我們當年，說一句真話都可能麵臨殺頭。一個父母曾是知青的家庭裏麵應該充滿著批判精神，這種精神與現在的年輕一代是相通的，不存在真正的“代溝”。

 

　　2、鄧老師您好，我是一個九零後，對那段曆史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曆史是有惰性的，我想知道那段曆史對我們中國現在的情況有哪些具體的影響?又如何對我們這一代未曾經曆那段曆史的人發生作用?

 

　　答：其實，對那段曆史知道得不多不是根本性的問題，因為從那時以來直到現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曆史的連貫性就體現在我們身上和你們身上，隻要有所耳聞，馬上就能夠豁然貫通。

 

　　比如說，文革的思想意識形態在今天當然已經是日薄西山了，頑固堅持的人不多;但那種考慮問題的方式依然如故，很多人總想找一個新的權威來供自己膜拜，依托另外一種意識形態(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來幹我們當年在文革中幹的事情，同樣容不得不同意見，容不得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總是傾向於用暴力對待同胞中那些弱者，以壯大自己卑微的靈魂。這甚至不能說是文革的影響或“餘毒”等等，而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來的劣根性。

 

　　3、您認為現在的學生，尤其是城市大學生，是否應該在大學期間或者畢業後，到農村和邊遠地區工作和生活一段時間?我認為上山下鄉雖然是種曆史性的錯誤運動，但也客觀上造就了您那代人的意誌品質和對生活的感悟。

 

　　答：我不反對現在的青年出於了解社會或豐富自身閱曆的目的而主動去農村接觸農民底層，去工廠和社區也可以，我甚至認為這是有誌於學文科的大學生的一段必要的經曆，當然是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

 

　　這和對上山下鄉的評價沒有關係，那場運動絕對是欺騙性的、壓迫性的，我們可以說它客觀上造就了某些好的東西，但這不能算在上山下鄉的賬上，就像曼德拉在27年的監獄裏悟到了種族和解的道理，不等於說每個人都要去坐一次牢。大批有才華的青年被這場運動生生毀掉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隻是極少數，這是我們民族的劫難。

 

　　但對社會底層的關懷任何時候都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不一定要去農村或邊遠地區，就在你身邊每天都生活著底層的百姓，上演著底層的苦難。甚至你的同學，也包括你自己，都有可能成為底層的一員，由於家庭困難，由於疾病纏身，由於飛來橫禍，由於能力差異或性格特別，都會導致生活中的沉淪，都是你和你的同學們回避不了，也難以視而不見的，蟻族和蝸居的命運在等待著很大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如何麵對這樣的命運而頑強地活著，這就是對你們這一代人的考驗，所需要的忍耐和毅力，恐怕不亞於我們當年在鄉下所經受的，這也正是我們這些過來人可以給你們提供幫助和鼓勵的地方。

 

　　4、上山下鄉這場運動有利有弊，站在不同階層的角度，對利弊的分析也不同。作為沒有這種經曆的當代學生，我覺得知識青年下鄉可以給廣大農村地區輸送科技文化知識，給農業的發展帶來生機與活力，而且廣大農村的生活場景也是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源泉，文藝離不開群眾而且為群眾服務。不知道這個想法，您覺得有沒有道理?為什麽?謝謝!

 

　　答：你還相信上山下鄉給農村帶來了文化知識，可見你隻從官樣文章中了解這場運動。我們當年號稱“知青”，其實本身並沒有多少知識，初中、高中生，認得幾個字，會做算術題，灌輸了滿腦子的階級鬥爭觀念，最初一兩年搞了點掃盲工作，引進了一點良種，也常常是失敗的。

 

　　我們更多地是在當地農業技術幹部的帶領下強行要農民做這做那，搞些勞民傷財的“科學實驗”，破壞當地生態和植被。再就是舉辦了一些文藝匯演，教農村青年唱紅歌、跳“忠字舞”，到了後期，就是偷雞摸狗、無所不為，被農民罵為“日本鬼子”。這些事情，不做也罷，說起來還有點臉紅。你說的那些道理，都是當年騙我們下鄉的道理，我們已經醒悟了，想不到你們倒前仆後繼了，幸好現在我們還在，不然就死無對證了。

 

　　5、坦白講，我個人一直對前些年社會上的一些人以各種形式對上山下鄉時代的自戀式的懷舊，感到悲哀。明明是苦難，非要罩上無比幸福的外衣，其實也許是用抱團取暖的方式來擺脫痛苦的回憶。但這就給很多年輕人造成錯覺，似乎文革時代是多麽的聖潔。我的問題是，現在上山下鄉的大多數人都已經步入老年有的甚至已經作古，請您看如何能讓本文這樣的反思，不隻是在小眾群體中共鳴，而讓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都可以從中得到有益於人生的思考?謝謝您!

 

　　答：我對此不抱過多的奢望，能夠反思的人在中國注定隻是小眾，絕大部分人都是昏昏噩噩、稀裏糊塗地就過完了自己的一生，所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得像植物一般，卻自以為輝煌無比，這就是中國的國情。

 

　　我隻是覺得，不說白不說，不是為了“喚起民眾”，而是為了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自己經曆的時代。凡是經曆過的苦難，都應該留下記憶，不能白白地消逝。如果年輕人能夠從中得到某種感悟或共鳴，這就是國家之幸了，我樂見其成，但不是刻意追求的。

 

　　6、下放也不是一無是處，至少知青及城市居民的到來，給當時處於相對"愚昧"的農村帶來文明的氣息，也為後期的"鄉鎮企業"大發展鋪下基礎。凡事一分為二為好。不應以當年受難而後悔，亦不要以現在……責故人。

 

　　答：世界上沒有什麽東西是“一無是處”的，要“一分為二”的話，連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都可以“一分為二”，比如說它帶來了今天“抗日神劇”的繁榮。

 

　　就我本人來說，我是上山下鄉的“受惠者”，本應該高調宣揚“青春無悔”，但我覺得那是一種缺乏反思的心態，而且有些自私。

 

　　為了那一點點“文明的氣息”，就要把上千萬正在受教育的青年扼殺在野蠻中，讓整整一代中國人未受正規教育，你以為這兩方麵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嗎?

 

　　二、關於哲學研究

 

　　7、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者的關係如何?康德在純批裏是怎麽調和或者說綜合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以這個問題開頭，在當下麵對轉型期的中國，我看到很多人強調經驗主義，尤其以顧準先生那本《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他六弟以他的文稿取得名字)開始，當代學者也有很多人強調經驗主義，我不一一列舉了。他們強調有個試錯的過程(或者用鄧小平講的摸著石頭過河)，我想問試錯過程是不是已經包含了理性建構的過程?在當下理性主義應該處在一個什麽樣的位置?康德的綜合能給當下的中國什麽啟示?最後還想問個問題，作為哲學愛好者和初學者，自感哲學的入門艱難，作為哲學家能夠給愛好哲學的青年什麽建議?

 

　　答：康德說，一切知識都是我們用先天的理性法則去統攝經驗材料而構成的，兩方麵缺一不可，思維無內容則空，直觀無概念則盲。雖然他自己並沒有很好地調和這兩方麵，但基本的思路是對的，理性和經驗不可偏廢。

 

　　顧準先生很多話都說得很精彩，但唯獨這方麵我不同意他，他和他的追隨者們都混淆了西方的“理性”和中國的“天理”，把大躍進、文革這些荒唐事都歸咎於太講“理性”。其實這哪裏是什麽理性，而隻是以毛的“革命路線”為代表的現代天理，而天理是不動腦子、不講邏輯，隻憑內心情緒體驗和信仰的，是立足於盲信甚至迷信之上的，是非理性的。

 

　　現在為了反對文革的假道學而把西方的理性主義一起反了，這是理論上的極大失誤，它阻礙了中國人對自己理性思維能力的訓練，毫無前瞻性，隻會盲人摸石頭，永遠過不了河。

 

　　對哲學有愛好的人，不要直接從哲學原理入門，而要從哲學史入門，我講的是西方哲學史。恩格斯有句話說得好，學習哲學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哲學史，別無他法。人類兩千多年的哲學發展，能夠在哲學史上留下名字的都是絕頂聰明的人，你能想到的哲學問題，前人早已經想過了，還有更多你沒有想到的，前人也想過了，以他們當自己的老師，比任何哲學教師都強。

 

　　當然，學完了哲學史並不等於你就是哲學家了，那時是否能夠自成一家，要靠運氣和造化，可欲而不可求。但學哲學不是一定要成哲學家，而是要具備全麵的哲學素養，這是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所必須的。學習哲學是為了“成人”。

 

　　8、鄧老師您好，現在人權已經成為了道德的製高點，甚至成為國家相互攻訐的工具。而另一方麵，人的權利的過分強調，又導致人與自然關係的失衡，引發了一係列生存問題。那麽在這樣一個現代語境與後現代語境混雜的社會中，人權的內涵是什麽，人權的邊界又應該是什麽?

 

　　答：中國人理解人權非常困難，有語言上的和文化上的障礙，現在中西在人權上的對攻，基本上是對人權理解上的錯位，是雞同鴨講的一場混戰。

 

　　我們所理解的人權，也就是所謂“權利”，還是從中國傳統的“人欲”中推出來的，大體上是一個“民生”概念，首先是“生存權”，再就是“民利”(現在叫“人民利益”)，老百姓理解的權利則無非是讓他們得到“實惠”。宋儒講“存天理滅人欲”，到明清引起反彈，講天理即人欲，人欲即穿衣吃飯，人所共有，天經地義，但仍然反對私欲。

 

　　西方人權概念是建立在私有製基礎上的，強調私人領域的不可侵犯，雖然與利益有關，但不僅僅是利益，而是人格獨立和人的尊嚴;而這種獨立和尊嚴的前提是公平和正義，人格尊嚴不是要淩駕於別人之上，而是與一切他人平等，這就必須由正義來擺平，而正義體現為法。所以，西方的權利(英文right，德文Recht)同時有“公正(法製)”和“權利”兩方麵的意思，這個概念是無法準確翻譯成漢語的。

 

　　例如，弗格森案警察槍殺黑人青年布朗，是否侵犯了人權，不但要看是否讓對方受到了傷害，而且要看這種傷害是否合法。而我們國內的輿論就隻看到誰受到了傷害，而不去討論合法性程序，這就是一種文化錯位了。如果隻要有傷害就是侵犯人權，那麽為了維護人權就可以把警察和法律都取消了，那不更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世界，哪裏還有起碼的人權呢?

 

　　所謂對人的權利過分強調會導致人與自然關係失衡，也是從“人欲”或“私欲”來理解人權所推出的結論，因為隻要真正是人的權利，那就是在法製前提下的利益訴求，怎麽會導致人與自然關係失衡呢?生態失衡恰好是無視人權的結果，而不是強調人權的結果。可見中國人要理解西方的人權概念，還要走很長的路。

 

　　三、關於社會現實

 

　　9、媒體上提到的老人變壞了還是壞人變老了的討論，我想這可能是正是由於老人們缺少反思的原因，我的問題是中國文化是不是本來就缺乏自我反思的基因?您對注入解剖自我、反思曆史的基因有什麽樣的思考?

 

　　答：媒體上總是喜歡聳人聽聞，什麽“壞人變老了”，好像隻有這一代人是壞人，他們變老了。其實再過五十年來看，恐怕是更壞的人變老了，按照目前年輕人的道德現狀來看，並不是沒有這個可能。

 

　　問題在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確是一個道德滑坡的時代，普遍的道德水準越來越下降，不是哪一代人的問題。而這種普遍的道德下降，當然與普遍的缺乏反思有關，但不隻是老人們缺乏反思，年輕人同樣也缺乏反思，我們整個民族都缺乏反思，幾千年傳統中都是如此。隻不過傳統中國道德相對比較適合於傳統中國的國情，適合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需要很深的反思。

 

　　而目前這種國情已經不存在了，有了新的國情，於是我們的傳統道德就失根了。我們現在還不知死活，拚命在鼓吹儒家倫理救中國，拒斥西方傳來的普世價值，這就是在阻止中國人獲得一麵反思自我的鏡子。但是整個時代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今天靠老祖宗那一套東西再也混不下去了，所以我提出當代的要務是進行中國第三次啟蒙，所謂深化改革的前提就是深化啟蒙，舍此前提，一切都是空談，而空談是誤國的。

 

　　四、關於啟蒙

 

　　10、您覺得中國的思想啟蒙在被救亡中斷後，現在進行到了什麽程度，當代思想啟蒙，應該從哪裏起步，如何起步，才能著眼未來，凝聚共識，理性前進?

 

　　答：當代中國啟蒙的任務不是老調子重彈，而是深化和落實。深化是理論上的深化，要澄清一些一百多年來一直混淆不清的理論問題;落實是要結合當前社會中出現的問題賦予理論以現實的內容，而不像以前那樣停留於唱高調和隔空呐喊。這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曆史使命。

 

　　現在不是由一小批知識精英去“喚起民眾”，而是現實生活中民眾在向知識分子發出呼喚，要求我們去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侵權問題提供理論上的支撐，去擊破那種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強辭奪理。這種強辭奪理半個世紀以來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天經地義的“理論體係”，它常常使當事人感到屈辱而無可奈何，其實就是一套極左的意識形態模式，這套模式是到了在新思想和新現實的合力衝擊下解體的時候了。

 

　　11、體製內的知識分子如何平衡飯碗和理念?如果一種啟蒙受掣於某種利益，那麽這種啟蒙還是啟蒙嗎?如何看待當代學人犬儒化?

 

　　答：今天的“體製內”，經過文革以後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有了一定的理論探索空間，而不再像以前那樣隻能成為馴服工具和喉舌。

 

　　當然這點空間也很有限，它基本上隻限於與現實離得很遠的純粹理論探討，而禁止過多地涉及現實政治問題。但我以為，這恰好歪打正著，因為中國的問題從本質上看並不在於那些浮麵的社會現實問題，而要追溯到更深層次的理論問題，要從根本上顛覆幾千年來傳統思維的慣性，這些問題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而是一種長期的、為未來的社會變革奠基的工作。

 

　　一個學者如果有誌於做這種工作，我認為就不存在飯碗和理念的衝突，他的理念是符合時代需要的，隻要學問做得好，溫飽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要發財則休想。一個啟蒙思想者首先應該對自己在這方麵啟蒙，即不是為吃飯而思考，而是為思考而吃飯。當代學人的犬儒化就是由於顛倒了這個關係，把思考當作了吃飯的手段、發財的手段，成了一些生意人和政治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