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夫子的抱怨推定中國人並非中庸，並延請大賢亞裏士多德蒞臨為中國人民解讀中庸

'中庸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中庸是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繼承中華文化就要弘揚中庸精神'、'中庸之道是中華民族落後的根源'，··· ···

 

文人們吵吵嚷嚷地爭論了一百多年，事情仍然沒有頭緒。隻有一點大家是有共識的：中庸，那可是中國人的國民性。

 

他們當然全都錯得離譜，錯得一塌糊塗天翻地覆。

 

'國民性'是個外來詞，這三個漢字是日本被西方敲開國門後自我審視時創造出來的，可以算作比較文化學在東方的早期嚐試。在中國緊閉的大門被列強們轟倒，中國人第一次不得不透過世界審視自己的時候，他的心情不是很好心態也不能說特別正常。所以他當時是帶了一副有色眼鏡在檢視自己的。還有一件更加要命的事情：他的眼神兒很成問題。中國文人，我們知道的，雖然不是文盲但個個都是知識盲。他們都是背誦四書五經的好手，長於望文生義借題發揮把孔孟程朱鑽它個千瘡百孔稀巴爛，但是基本不通觀察思考歸納總結邏輯推理研究之道。既老花眼，又戴個有色眼鏡，他們就把世界看了個七扭八歪，把自己更看成了四不像，最後總結出來的中國人國民性是個實際解和期望值的大雜燴。前者的例子有'勤儉'、'隱忍'、'散漫'，等等。後者的一個例子呢就是這個'中庸'，完全是從書本裏讀出來的與實際並無幹係。不奇怪，中國文人從不知'考察'為何物，他們隻精通'考據'的。

這是中國人自省的第一次嚐試，缺乏基本功搗成了一鍋漿糊也算情有可原。但是這些人後來都被尊為國學大師，漿糊也就永遠地附在了中國人的身上，好像是另外的一張皮。大師們的結論誰敢去挑戰呢？結果就是大家一起來附和著，就連魯迅先生也不能免俗。今天人們說起'中庸'，難免不會想起魯老爺子的那隻叭兒狗：“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 真個是毒汁四濺，罵得妙筆生花啊！記得他好像指的是我很喜歡的梁實秋先生的。

 

不過魯迅畢竟還算是有些想法的人，對這個'中庸'的國民性是有過懷疑的。他在一篇自稱為'學匪派考古學'的文章裏以戲虐的口氣提到了這一點。文章的標題就已經很妙趣橫生：《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表示他這是篇戲作諸位別太叫真。魯迅之為魯迅，他是要針砭時弊的，時弊之一就是中國人的從來'偏激'。對自家人，常常的要'食肉裘皮'、'踏上一萬隻腳'的，有敵來犯，卻說該'忍辱負重'了。當然這都是口頭上的，真到行動時也就各自散去，和'中庸'並無一毫幹係。“然則聖人為什麽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 夫子自己就對他的同胞有些牢騷滿腹的：“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以他的交遊之廣，還是找不到中庸的人哪。鬱悶！

 

國學家是這樣來解讀夫子的這句話的：我找不到中庸的人交往了，那就和狂妄或拘謹的人交往吧。這讓人聽起來孔夫子像是在破罐子破摔，中庸不得就鬧偏激，很不成話。老頭子聽人這樣糟踐他，一定會有拿鞋底子使勁抽他們的衝動。他當然不是這個意思！這段話是說：實在找不到中庸的人，那就和狂狷這樣的人相交吧。'狂'呢，是說他很有進取心，而'狷'，是說他不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夫子的'狂狷'之人聽起來簡直應該全票當選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模範，給當下的中國人民作作表率，但是在他老先生的眼裏卻仍然合不上'中庸'的高標準嚴要求。可見中庸之道的門檻相當地高，能翻過去的人恐怕寥寥。所以他又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 中庸作為一種德行是多麽高尚啊！很久沒有人能達到那個境界了！他這一感歎'很久'，就很久了兩千多年，如今的中國是連'狂狷'也民鮮能久矣了。

 

孔夫子認識到中國人的偏激，於是就期望以中庸之道來調治。他的直覺很不錯，藥方開得也算到位。但是這味藥具體怎麽個服法他並沒有能說的十分明白。他的後輩文人們當然就更加指望不得，他們隻會望文生義地搞些同義詞出來糊弄我們，終至於在魯迅的筆下'中庸之道'被集結成了那隻'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的叭兒狗。魯老爺子自己，那當然是一點不中庸，他更喜歡'痛打落水狗'，很代表中國人民的。

 

不應當苛求孔子。按黑格爾的說法，孔子算一個不大得誌的社會改革家實踐家，理論水平則不太拿的出手，思辨能力更是提不上。但無論如何老先生看問題的直覺還是很不錯，比起其它中國文人來他是出類拔萃的。要想搞明白中庸的核心所在，厘清'狂狷'與'中庸'之間的差距，我們就隻能請出真正的世界級大腕，亞裏士多德先生幫忙則個。

 

亞老先生說，這不難解釋的。'狂狷'之人呢，既上進又守規範，確實是好的。我覺得中國人民曾幾何時就是這樣的，常常讓國家領導們感慨說能管理這麽好的人民真真好福氣。但是要想做到中庸這就遠遠不夠。中庸之道，它的核心在於理性地在兩個對立的極端之間選擇合適的立足點。也就是說，何謂'中庸'因時而異，因地而異，更因人而異，是一件須由每一個個體的人具體作判斷的事情。因而'理性'還是'非理性'也就決定了一個人能否中庸。比如說'生氣'這件事吧，我剛剛看到一篇博文《怒》，在討論該不該生氣這個問題。（嗬嗬，亞裏士多德竟然也學會了穿越！）有讀者評論說，想生氣的話就生氣好了，順其自然。但我也聽說過中國人流傳很廣的一首《莫生氣》打油詩，勸人全然不要生氣。這兩種說法當然都有失偏頗而非中庸。該不該生氣應當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該怒時不怒就不好，該小怒還是該大怒當視哪一個對解決問題效果更好，暴怒呢就是過猶不及了。所以中庸不是件容易的事，除開理性這個基本素質，還必須有一個學習積累的過程。至於缺少理性的人們，中庸之道對他們來說就高不可及。而一個整體上理性不足的群體呢，就容易在這樣的兩個極端狀況之間搖擺。一是因為人們缺乏理性判斷選擇的主觀能動力，社會於是製定出諸多的規範以約束其成員。民眾無須選擇隻須從眾，循規蹈矩就好。這樣的社會必定是僵死的，雖然招領導喜歡，於社會進步極不利。但是一旦既有規範遭到破壞社會就擺向另一個極端，蛻變為叢林社會，大家一起邪門歪道'狂'而不'狷'起來終至於亂象叢生了。概括起來就是所謂'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這句話是我從中國領導人們那裏學來的。真是非常的言簡意賅啊！

 

聽到這兒我就要笑死了：亞老你真行啊！確實是活到老學到老死了也不閑著。中文都會說啦？還'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真的假的，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