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兩維空間
我喜歡無聊的事情。而且，我隻做我喜歡的事情。
新冠肺炎：福奇的背叛
看到福奇答聽證會的錄像，我很感慨。
當他被共和黨議員詢問是否認為在疫情下應該停止目前的抗議活動時，福奇先表示不理解這個問題，然後表示這不是他的職責而拒絕回答，議員指出：你已經說了很多應該停止酒吧呀咖啡館呀等等的營業，停止年輕人的聚會，吧啦吧啦，那麽現在的抗議活動是否也應該禁止呢？福奇仍然拒絕回答。最後，鏡頭裏他竟然戴上了口罩雙手捂住了腦袋。而會後特朗普在推特上稱讚這個年輕議員，幹的好。
這是讓人痛苦的畫麵。
我認為這時的福奇已經背叛了科學，也背叛了良知。
因為，從科學來講，今天的抗議活動當然應該禁止。美國目前麵臨疫情再次爆發經濟不得不再次停擺的嚴重危機，更重要的是病毒傳播導致有人死去。不久前特朗普就是因為不顧科學召開競選集會，一個一直忠誠於他的共和黨議員在集會後感染新冠死亡了。生命是無價的。無論孩子、青年還是老人。而美國的內鬥和反科學已經導致了十餘萬生命的喪失。這時在二十一世紀。
現在的美國非常像當年中國的反右和文革。知識分子迫於意識形態的強大壓力不得不保持沉默，或者做出違心的事情。但是，美國今天的社會遠不像新中國時代殘酷。所以，我認為福奇的回答不是小事，而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在美國今天一個如此安全文明的環境中，他竟然放棄了自己的良知。
同時，這也顯示出西方的多黨製，民主製度的深刻危機。福奇敢於對抗總統特朗普，但他不敢明確反對黑人的抗議，不敢反對那些打著正義的大旗的極左。一個理性社會完全可以質疑這場弗洛伊德引發的反對種族歧視反對黑迫害黑人的運動的正當性與真實性。
新冠病毒深刻的反映出我們今天的世界的諸多問題。比如，已經有人提出美國應該在未來加強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協調。一個國家的協調性在今天越來越重要，而美國的所謂的自由的製度顯然在妨礙這種協調。其實，互聯網現代通訊的巨大力量就是使人群協調同步。而早在人類語言的誕生，其發揮巨大的威力，也是使人類更協調同步。
今天是一個用科學解決所有問題的時代，而西方的多黨製和民主還是通過爭論鬥爭解決問題的方式。科學是專製極權的，即人們不能應為政治觀點而違反科學，人們必須嚴格按照科學辦事，必須接受科學的結論，遵從科學的規律。所以，科學也是反自由的。科學的專業化必然是排斥大眾摻和，公眾投票，而是采取專家體係。所以，未來公民將推出對於社會的管理事物，就像現在公眾不去參與幹細胞研究和火星探測項目一樣。因為，今天的社會高度複雜和專業化，不是老百姓喊幾句：自由，民主，公眾，就可以解決的。今天在美國高喊黑人的命也是命，我覺得非常夢幻。
科學和市場還是反國界的。
這些都為我們今天的製度提出挑戰。但我認為，美國所麵臨的問題遠比中國嚴峻。因為，中國目前的體製更容易轉入科學極權的模式，而西方的多黨製、民主製度未來將越來越阻礙科學，他的改變需要社會巨大的動蕩。
立
2020/08/01
我在最早的新冠文章中曾談到中國的專家在疫情之初的沉默，對比今天的福奇真是令人感慨。人類的政治鬥爭一定要被科學的研究探討所替代。
新冠肺炎：我們的專家怎麽了
俯視武漢
這次疫情始於海鮮市場的27個感染病例，當時可能沒有人會想到後來發生的事情。
武漢衛健委12月31日發布疫情：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專家從病情、治療轉歸、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初步檢測等方麵情況分析認為，上述病例係病毒性肺炎。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通報應該是專家獨立的意見。然而，“未發現明顯人傳人”之後成為一個咒語。說出疾病人傳人似乎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後來的一些采訪中，有一些武漢的呼吸科醫生回憶，1月初發熱病人已經異常增多，有些是一家人發病，那時已經不可能不人傳人了。可是直到1月20日一直沒有有專家或一線醫生敢於站出來大膽否認或把它說破。
在一開始似乎很多人甚至包括醫學工作者，都對於流行病學有某種不易覺察但是嚴重的誤解。12月30日網上曾經流傳出武漢市衛健委《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這個題目似乎已經顯示出災難的陰影。因為，武漢衛健委這時似乎認為控製疫情的關鍵在於臨床救治，所以可以暗中把疫情治好。國家衛健委的專家在12月31日迅速來到武漢，但他們也是直接進到醫院病房指導治療，而不是進到市委指導公共防控。這些應該都不是中央的安排或最高領導人的指示。而更早，9月份中國軍隊進行的防冠狀病毒的軍演也能看出存在類似的錯誤觀念。因為如果要針對病毒攻擊，最重要的是快速有效組織起全民防護全民隔離，而不是救治。所以，武漢衛健委一開始公布疫情時就應該告誡市民注意防護，停止聚集活動。因為當時專家隻是傾向不會人傳人。
然而，隨後武漢衛健委發布的通報就開始撒謊。撒謊的原因可能是來自最高領袖的類似維穩注意國際影響或不要影響春節喜慶的指示，也可能是衛健委以為通過秘密救治能消除疫情，而地方政府的瀆職一直存在。雖然這個疾病是一個非常不同尋常的未知病毒感染，發現、確診很困難，傳染性很強。但從後來的情況看，在1月初期，至少1月中上旬，疫情已經非常嚴重，對於一個相關專家來說，這時應該完全知道疫情的嚴重性和後果了。那些專家（高級專家和一般專家）都了解疫情真相，但都心照不宣，隻埋頭做好自己的專業工作，誰也不多說話。所以，在疫情暴發之初，一方麵關於這種新病毒的各項科研工作進展極為迅速；但另一方麵病毒卻在快速嚴重的在人群中擴散卻沒有人管。（這次的疾病很容易從技術上找借口推諉。）
整個武漢市的市民和整個國家處在危險之中，這時隻有專家了解真相，但那些知情的專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告訴公眾，很可能也一個沒有向上級有關部門強烈呼籲。僅僅以類似“不要影響春節喜慶的指示”為借口，撒謊或沉默我認為依然是在犯罪。
那時，是否有過專家在傍晚站在武漢的高出俯視這座有著上千萬人口正處在春節前的喜慶和病毒的傳播之中的城市。不久之後這座城市將有數萬人被病毒擊倒，數千人喪生。而這時隻有他們知道真相，知道不久之後將要發生的事情。但他們沒有一個人站出來。
專家和儒家
所以，在這場疫情中我們的專家值得深思。
或許人們會說專家保持沉默的原因來自高最高領導人的暗示或直接指示，比如不要影響春節節日的氣氛。僅憑這樣一個指示是否就可以成為整個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和武漢衛健委作假的充分的理由？人們可以說中國官場有著恐怖的氛圍，使人們不敢有異議，但即便如此，麵對如此危重的情況沒有人站出來是否就可以原諒？完全有方式可以既發表真相救人又敷衍完成指示，比如指導市民科學防護的同時告誡不要恐慌，繼續過一個喜慶安全的春節。當然，這樣可能仍然惹得最高領袖的不快，但恐怕不會因此坐牢或丟掉性命吧？為什麽沒有有一個專家直接告知公眾或通過媒體透露真相？難道所有的國家和武漢市的專家與呼吸科醫生都知道了最高領袖的指示？即便如此，想到中國曆史上許多朝代都有敢於冒死進諫的大臣，很多時候一個人丟了性命仍然還會有人接著站出來，那麽為什麽我們的專家官員沒有人敢站出來為了武漢一千多萬人民的生命為了整個國家的安危來冒險直言呢？其實，我認為在今天這樣做並不太可能丟了性命或者受到殘忍的肉體迫害，更可能的是丟了官，受到種種壓力。
我認為即便真的有所謂的不要影響春節節日的氣氛的指示，即便有恐怖的官場氣氛，在這樣的一個危急關頭，要求我們的專家或官員勇敢的告知公眾積極防控，恐怕不是一個太苛刻的要求，而我們的地方官員一直沒有作為，問題還是他們是否知道所有的真相和後果，如果他們要知道一定要有專家反複告訴他們。顯然，今天我們的社會處於一種獨特的精神狀態。這樣的狀態的形成有許多原因，一個直接的重要原因我認為，在於今天我們國家整個知識分子階層有了更高深的技能，但沒有了信仰。中國曆史上知識階層一直有著強大的儒家思想與信念做支撐，它在曆史上對於國家的生存和昌盛意義重大。從新文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我們的儒家思想完全被摧毀了，而現代的消費娛樂文化本身又進一步消解傳統信仰，我們失去了信仰，但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套現代的合理體製保障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力。
李醫生的正能量
但是，十七年前薩斯流行時，我們曾經出過一個醫生蔣彥永。那時，衛生部長張文康公開撒謊隱瞞疫情真相，蔣實名寫信給國內和香港的媒體說出了自己知道的真相，引起國際關注從而促使張文康下台全國開始抗擊疫情。今天武漢隻出現了一個李醫生。李醫生和蔣彥永完全不同。李醫生以為可能薩斯又流行了，但他隻是發微信囑咐自己的朋友要小心防護，並特意叮囑不要外傳。所以，他隻是一個好心的人，關心自己的朋友，但他並不顧及武漢其他更多的與他無關的人們的安危。所以，他隻是一個普通人，並不是像蔣彥永那樣的英雄。鍾南山也不是英雄。他的發布會顯然是官方安排的。
說到恐怖，李醫生被公安依法約談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嗎？如果當時武漢真正了解真相的呼吸科的臨床醫生、專家們紛紛在微信中用準確的描述告知真相，並指導人們科學防控，讓大家來轉發，那麽會不會形狀一種不同的局麵，一種公民的自覺和力量？所以，簡單的用一個最高領導人的指示或者恐怖的氛圍來開脫良知的喪失是不對的。當那些醫生、專家知道有人在傳布真相而被約談時，不是紛紛加入了正義的人們之中，而是徹底保持沉默了。這裏我還是要再次指出，那些專家們了解的真相不是一件小事，是武漢一千多萬人的生命和整個國家的安危，而他們知道的傳播真相的風險是公安約談。
我認為我們的專家和李醫生表現出的都是一種正能量。中國式的正能量本質上是不關心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質疑，不批判，隻是在現有體製內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經過我們的教育經過社會的強製，形成了我們今天的這種精神狀況。從六四整個社會過於激進的變革社會批判政府的自由的社會環境與民眾勇敢的衝動到今天，我們的精神狀態和生活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改變。
這還可以以從閱讀北島向閱讀汪國真的轉變為標誌。北島的詩歌本質上是對權威的質疑與批判，而汪國真是中國式的正能量之父。在六四之後，全中國的青少年經曆了一次集體閱讀汪國真的洗禮。更重要的是執政黨隨後做出人類物理學的一個重大發現——正能量。汪國真的詩不思考，不質疑，不批判，他隻寫普世真理。什麽是普世真理呢？就是一些放諸於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都是對的道理，也就是一種人生的常識。比如，永遠要積極，樂觀，要自強不息。汪國真本人是一個好人，是一個以中學生的思維和情感寫詩的成年人，一開始長期默默無聞，但他不放棄一直在努力。六四之後，他得到時代的垂青。經過汪國真之後到正能概念的風行，（沒有人思考它的實質，但它潛移默化的在改變人們，）我們中國人變成了一些不思考不質疑，以常識和高級的專業技能生活，積極努力，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群人了。
今天我們已經基本上完全喪失了言論自由，也幾乎沒有能質疑批評政府的媒體了。同時，思想界和媒體失去了啟蒙民眾的作用。
我們又一次經曆了這樣的事情，蔣彥永為了我們的安全勇敢的揭露政府隱瞞真相，但當他受到迫害時，我們沒有能勇敢的起來抗爭保護他，最終就是今天當疫情再次來臨時，就沒有蔣彥永隻有李醫生了，而我們付出了更加慘重的代價。
我們今天應該懷念蔣彥永醫生，他是一個勇敢的人。
反向教育決定的命運
有言論自由才有對於政府的批評和監督；才能及時發現、防止政府犯錯；才能保證社會的安全和每一個人的安全；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公民才會持久、普遍的擁有正義感和勇氣。中國言論自由的全麵喪失是從胡錦濤時代開始。在這個時代發生了“非典”疫情中央衛生部最高官員公開撒謊，揭露真相的醫生受到迫害；同樣，在這個時代還有揭露艾滋病疫情的醫生被迫害，和平提出異議的劉曉波被迫害；在這一期間我們的言論自由逐漸全部喪失，網絡控製走向畸形，敏感詞越來越病態；輿論媒體逐漸失去了質疑、批評政府的能力；暴力維穩的費用超過了軍費；維穩成績顯著；但政府內鬥幾乎失控。這又對習近平產生了影響，使他在任上取消了分權的製度，恢複了終身製，采取強人政治具有了某種必要性。
胡錦濤是青年時代接受的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習近平是從孩子起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胡錦濤是團幹部，習近平身逢文化大革命，從小沒有接受正規的現代思想的教育。成年後遇到問題時，往往就要按照毛澤東思想和方法解決困難。而胡錦濤上任後帶領班子首先去了西柏坡朝拜。中國的改革從此出現某些改變，最終走到今天。
當年毛澤東是一個傳統政治家進入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時的衝突導致的悲劇的例子。毛澤東極其矛盾。他一方麵非常傳統，讀過大量古書；一方麵非常不傳統，他不是中國傳統的儒家，不是法家，與秦始皇有點像，可能與陰陽家有些沾邊；同時，他一方麵非常西方，比如他文革中搞的大民主大自由的社會實驗放在西方的思想界都堪稱前衛激進；一方麵他非常的不西方，反西方，他對西方現代思想沒有深刻了解，對科學的理解更是膚淺。他幾乎反對所有他接受的，他非常的矛盾。就是在這種矛盾中他帶著我們的民族向前衝，國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發展，但最終陷入了極度混亂和危機。
他不重視科學憑著古代的基於感覺的政治智慧和盲目的勇氣胡來。如果在古代的生產力水平就不會有大躍進的悲劇，如果不是現代媒體現代交通等現代技術，也不會有文化大革命。但是，當現代強大的科技與古代的原始思維在一個缺乏控製的極權製度中結合起來時，就會釀成巨大的災難。所以，深入普及現代文明理念的現代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今天曆史是否會重演，我在《新冠肺炎：十年之後看中國》裏在具體討論。）
思考到這裏我們或許應該認識到，其實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隻是一場突發疾病，它的本質是疾病，而其中人為的錯誤和失誤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它折射出的是我們國家的社會轉型發展到今天特定階段的更加複雜糾結的問題。這個階段的特殊性在於今天的國際環境和科技都出現質的發展，但我們同又更深的受到當年毛澤東時代的影響。當年接受反向教育的孩子們開始掌握權力，我們的改革慢慢發生了改變，我們在繼續向前的同時在慢慢的反向行進今天我們的社會出現了當年的矛盾。
那些文革中長大的孩子今天也知道一些現代的道理、一些新名詞，但是青少年時代的教育缺失和耳濡目染言傳身教的影響是無法磨滅的。而且，他們不是一個人，是幾代人。想一想整個民族的孩子戴著紅袖標，沒有學校，沒有教育，生活在一場與人你死我活的暴力鬥爭中，文化大革命非常的現代又非常的原始，有語言的暴力，視覺的暴力，聽覺的暴力，意識形態的暴力，肢體的暴力，充滿對人的精神和肉體的侮辱和折磨，對於偉大領袖充滿絕對的狂熱的崇拜與服從。我們沒有意識到幾十年後，世界將要由他們來統治。但偉大領袖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那時，毛澤東在有意識的改造我們的孩子，但他又不知道他要改造什麽。那同樣是他在矛盾中的盲動。
我們沒有意識到，大概從胡錦濤時代，我們的官員的素質是下降了而非提高了。尤其文革的殘忍的鬥爭性、絕對服從和暴力的特點不容忽視。
從這裏我們看到教育對於國家的長久影響。
然而，我們今天對於孩子們的教育有沒有值得思考和改進的呢？至少不要把孩子們教育成國家的工具，而是要教育成有著現代思想理念的有創造力和思考能力的人。
今天，我們的國家沒有什麽靈丹妙藥，沒有什麽快藥，可能我們隻能寄希望於平穩過渡，等待毛澤東對於中國的影響的消失，新的一代人替代我們。那時，會有一個人出來重新廢除終身製的，重新製定憲法，重新進行體製的改革。
我們被誰拯救
總之，這次疫情透露出的不隻是我們的一個領導人和一些官員的問題，它遠比這些複雜和深刻。它折射出我們深層的問題。我們改革之後一直沒有堅持冷靜持久的反思和擺脫教條的創造性的理論研究。而我們不僅僅是一直采取隻解決眼前問題的實用主義，而且同時放棄持續的理論探索。出於現實的目的，鄧小平停止了對文革的反思，停止了製度改革。沒有自由的思想與沒有思想的自由成為互為因果的矛盾。我們怎麽辦呢？我們最終可能還是需要自己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創造性的思考、啟蒙與實踐。我們的毛澤東時代和我們的改革開放都有著為激情，一個是革命的激情，一個是追求財富和強大的激情，所驅動盲目的向前衝突，這些都是依靠經驗的試錯法，是通過承受災難獲得進步。相比美國，我們的發展承受了太多的苦難。這次不過是又一個苦難而已。
在這些文章中我不願意過多談論這場災難是誰的責任和應該懲罰誰的問題，由我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它的成因之複雜。但是，我認為我們的專家值得我們深思。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裏。這就是中國式正能量的結果，也是完全喪失言論自由的結果，是我們殘留的傳統社會中殘酷競爭殘酷政治的結果。我們有現代的知識和愛心，我們能說出很多道理，隻是沒有人會冒可能的風險，抗拒恐懼，去拯救一座城市和整個國家。沒有一個人這樣做。我們的專家和那些在十天裏建成一座醫院的工人們一樣，都是偉大領袖指揮的工具。是奇跡的創造者。
我一直非常感興趣發生了什麽使得事件在1月19日發生根本轉變。我在前文做過分析，認為可能是因為美國國務院的質詢使最高領袖意識到了疫情的嚴重或者說才真正了解了真相。無論如何，如果沒有1月19日的轉機，那麽我們的專家仍然在沉默，病毒仍然在以近乎指數增長的方式傳染，那樣今天我們就不知道疫情會發展到什麽時候才能被中央意識到。那樣，可能今天的武漢和整個中國就不是幾萬人染病數千人死亡的結局了。政府像個黑匣子，我們生死糊塗，至今也不知道是被誰拯救了。
立
2020/02/22-26
美國的表現很讓人吃驚。不過，這說明過去我們對美國的認識是不全麵的。
美國知識界的政治正確風潮已經變成讓多數人眯著良心講話， 可悲。政治正確是雙向的，極左和極右同樣適用。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David Brooks有篇文章分析 “Intellectual exclusion and segregation”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3/opinion/substack-newsletters-writer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