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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討習、暴力迷信和恐怖的產生
討習的誤區
在這次疫情的批判中,很多人一上來就把對疫情的認知變成簡單的討習,一下子就把這場疫情的責任全部推給習,甚至不顧這場疫情的疾病的本質。他們忽略了一個問題,對於具體事件責任的認定要與討習反習分開。就這一事件,首先要客觀確定誰有責任,責任性質及權重。如果想討習反習可以從他執政的許多方麵依照事實進行批判、反思,比如終身製,比如對憲法尊嚴的破壞。然而,就這次疫情要就事論事,重事實,重證據,有責任就是有責任,沒有就是沒有,不能把它變作一塊討習的石頭來使用。
討習的人們總說到中國的恐怖的氛圍。我在《新冠肺炎:我們的專家怎麽了》裏就這個問題詳細討論過,我認為那些專家不能以所謂的恐怖的氛圍為借口,置職業操守、社會責任和道德良知於不顧,麵對如此眾多人口的一座城市的公眾生命受到病毒威脅時保持沉默。在二戰後的審判中,那些前第三帝國的官員和普通人,他們每個人都為自己辯護說自己是在執行國家元首的命令。但是,他們的辯詞法庭被駁回。法官認為,即便是元首的命令,即便當時德國有著極其恐怖的環境,但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仍然可以消極的對待任務,盡一己之所能來減少災難的程度,但他們都在積極的完成任務。
所以,嚴厲一些來說,這一次我認為我們的專家要負重要的難以推脫的責任。習近平的責任可能是相對有限的,而且,後麵指揮抗擊疫情非常及時有力,功不可沒。我想日後中國的這次抗擊疫情會寫進世界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史中,作為一個經典案例。那時,失誤與成就將有一個公允的討論。即便目前,隨著病毒在各國的流行,各國可能會漸漸意識到中國後半程抗擊疫情的努力,以及中國體製的一些優越性。
那麽,在這篇文章我們再更深入的討論一下中國社會的恐怖氛圍的產生。
貪腐和改革的成功
恐怖源於人類原始的競爭的殘忍習性。恐怖政治,是人類傳統國家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也是我們社會的一個遺留至今的嚴重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我們這場改革是中國自鴉片戰爭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大轉型的最後的一步。這個轉型最重要的是建立現代文明的政治。可是,我們的改革以來從沒有明確提出消除恐怖,建立現代文明政治的目標。然而,從黨提出的那些理念都聽起來是崇高正義的,新中國一開始也不恐怖,後來非常恐怖。而改革之初,同樣那些理念非常美好,那時的氣氛也很開放自由,並不恐怖。可是,為什麽最後改革也形成了恐怖的氛圍呢?我們不妨從貪腐談起。貪腐其實對於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它既一直被人們重視,又一直被人們忽略,被誤解。
反貪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很少有人結合我們的改革開放對貪汙腐敗進行深入的思考,我們的認識都是簡單的概念化的結論。貪汙腐敗對於中國改革的成功意義非常巨大,甚至是根本性的。這個問題從沒有人認識到。我在過去寫的長文《月亮的背麵——改革開放40年》中曾詳細討論過。有興趣的網友可以查看原文,這裏隻是非常簡單的介紹一下:
中國官員的全體貪汙腐敗對於改革開放能成功的走到今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曆史上重大的社會改革全部以失敗告終。盡管每次改革失敗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都有一個關鍵原因,即改革沒有能調動起官員積極推行改革的熱情,相反傷害了既得利益集團。並非像宣傳中說的,每個中國共產黨人每個官員都有著崇高的精神境界,而改革都異常艱辛,充滿風險,改革要做出巨大努力和犧牲。參與改革的官員總是更多的傾向於守舊,即便支持改革的官員也不會普遍的持久的願意承擔為了改革而做出的個人犧牲。所以,總的來說,官員普遍缺乏推行改革的堅定意誌,他們傾向誇大改革的不可行性和負麵現象。當普遍官員抵製改革時,改革麵臨巨大阻力。如果改革還嚴重傷害了官員,尤其是上層官員的利益,那更要被扼殺。這才是中國曆史上所有改革的失敗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即改革不一定是不好,不一定是不可行,重要的是舊的官僚集團不能從改革中獲利並將這種獲利持續的轉化為改革的動力。
在中國曆史上隻有這一次改革是全體官員階層的幾乎每一個成員都積極主動的投入到改革開放的發展經濟之中。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大奇跡。當官員在改革中可以製度化的貪腐時,他們就激發起巨大的主動性,催生出發展經濟的狂熱。是貪婪促使官員瘋狂的追求發展。官員貪腐還加重了民眾的貪婪。所以,改革到了後來是社會的民族的整體性的追求財富的狂熱。就這樣放任官員貪汙的江澤民神奇般的在幾乎一夜之間讓一個如此遼闊、複雜的國家中的幾乎每一個官員、每一名生產者都成為改革開放的真實的擁戶者,依賴者,並自主的瘋狂的推進經濟的發展,使整個民族陷入了追求財富的狂熱。
荒誕的是貪腐保障促進了改革的成功,而反貪卻成為中國官場恐怖的一個重要原因,並與今天的終身製密切相關。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充滿了悖論式的荒誕,貪腐和反貪對於理解中國改革極為重要,而以傳統的理論或正義邪惡、光明黑暗的意識形態的教條的觀點都無法真正認識這場人類曆史從未有過的變革。
恐怖的產生
然而,我一直認為貪官不應該判處死刑,原因是現代理念的一個根本的觀念就是生命具有絕對尊嚴。生命是無價的,貪腐是有價的。但過去沒有什麽人認同我的觀點。說到這裏,他們就又選擇了結果正義。我們中國人一提到貪腐恨的咬牙切齒。這裏過度仇恨貪官和貪官貪汙都是對於財富的貪婪。如果即便不認同我對貪腐的意義的分析,對於貪官也應該有耐心的依法逐步治理,反貪應該變成一種溫和的治理,而不能簡單的為了取悅民眾的嚴厲的反貪訴求或者震懾就把懲治變成一種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這樣,從長遠來說是害大於利。懲罰貪官應該嚴格依據法律程序。從另一方麵來看,我們的政黨對於官員的雙規本身就是違憲的。這更嚴重。這一點直到很晚的時候才有人論及,但從來沒有在社會上形成強烈的反對。中組部不是司法機構,隻是黨的一個部門,不能對公民審訊,不能限製公民的人身自由。貪官也是公民嗎?貪官也需要享受憲法的保護嗎?貪官也有尊嚴需要維護嗎?答案都是肯定的。這些就是一個原則問題。而對憲法的尊重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但影響深遠。
這時就涉及中國的兩個根本問題了。一個是源遠流長的暴力迷信,它導致了我們的殘忍性;一個是新中國共產黨的真正性質。這涉及到黨與法的關係。
暴力迷信
中國的政治非常殘暴。從春秋戰國我們就開始了夷族,後來夷九族,到了明朝曾經夷十族。九族的親緣關係已經很遠了,那麽多的人稀裏糊塗的就一起被殺死了。生命隻有一次,無法重複。我們長期流行各種酷刑折磨,我們曾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這些都深深影響到們的民族性格。我在海外曾經有一段時間裏搜集世界上的滅門案。我驚訝的發現找到的都是華人的案件。當然,我搜索的都是中文新聞,或許不全麵。但僅就華人的滅門案也能看到曆史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迷信暴力。不僅僅是統治者迷信,廣大群眾同樣迷信。我們不太相信持續的溫和的發出聲音是有效的,需要的可能隻是耐心。那種讓廣大人民群眾感覺痛快的複仇宣泄式的治國方式是不可取的。為什麽在我們國家會發生義和團、文革?又為什麽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的國家還會形成如此可怕的醫患關係?這些都是有著內在關聯的。我們的殘忍性導致我們喜歡死磕,即鬥爭到底絕不寬恕。比如,我們的國共內戰,雙方殺死數百萬人仍然鬥誌昂揚,美國內戰才死多少人,那時他們就受不了了。今天的台海問題也是一樣,沒有通融和解的餘地。
要清除我們的殘忍性、暴力傾向這還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恐怖是傳統社會的一個古老的特點,因為傳統社會懲罰是一種複仇。西方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進步就是消除了傳統社會的恐怖。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重讀了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非常感慨:
“但是對於等候在正義之宮門口的心急如焚的人們,有些話我是必須說的。在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我們不要采取錯誤的做法。我們不要為了滿足對自由的渴望而抱著敵對和仇恨之杯痛飲。我們鬥爭時必須求遠舉止得體,紀律嚴明。我們不能容許我們的具有嶄新內容的抗議蛻變為暴力行動。我們要不斷地升華到以精神力量對付物質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回想六四之前,中國出現了罕見的民主與自言論自由的局麵,那時人們積極思考積極發言,在中央官員甚至可以與鄧小平有不同意見進行反駁。但我們缺乏一個長時期的少數精英冷靜的、深思熟慮的思考過程和啟蒙階段,尤其缺乏基於中國具體情況的創造性的理論思考。民俗式的思考是不可取的。所以,當六四臨的時候,我們的民族仍然是古老的表現,沒有能表現出現代性,沒有能出現一個像馬丁·路德·金或甘地式的具有現代非暴力理念的人物,帶領人民走向一條通往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正視曆史與現狀具有耐心、寬容和妥協的和平解決之道。我們又一次集體回歸到民俗式的思考中。那時學生領袖對於權力的迷戀對於暴力革命的愚蠢的迷戀和執政黨有什麽不同呢?更可悲的是那時學生領袖的正義感有多少真實性呢?他們在當時對於中國和民族的關心可能還沒有鄧小平真實,對於他們可能更真實的不過是領導一場學生運動的非常虛幻輕薄的一點點領袖的感覺。而一個重要的原因又是,他們接受的就是黨的教育。而今天香港的運動更令人失望。它迅速演化為一場與現代文明理念不符的具有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運動。
共產黨的世俗化
這場疫情本質是病毒引發的疾病。這種病毒完全未知,難以防控,我們在應對之初有些工作很不錯,但也犯下嚴重錯誤。錯誤有體製的老問題,也有技術上的設計漏洞,我們發現後反應迅速,之後的工作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本來就事論事,這次疫情危害雖然巨大,但問題並不太嚴重,完全可以從技術設計上解決,而後半程抗擊疫情給人以很大的希望。然而,這次疫情非同一般,它極為複雜。如果,我們深入分析這次疫情會發現改革的一個結,它可能是這場改革最根本的結。
要理解共產黨能從如此弱小走向勝利,要理解新中國的社會結構以及之後的曆史,我認為就要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人深入探討,但它直接關係到新中國的屬性,從而影響到改革的一個未決的關鍵問題黨與法的關係。為什麽鄧小平在改革中始終不敢或者無法來把法置於黨之上?為什麽我們不能解散所有政黨,隻以中國人來治理中國?這就涉及到共產黨的本質和新中國的屬性。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民主社會的政黨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中國曆史上則並沒有類似西方近現代上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是源於西方的,源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思想有很強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神論的影響。西方近現代的政黨在組織結構上應該也受到基督教會的基本組織結構的影響。基督教有著嚴格的組織結構,而中國的社團則不同。然而,西方近現代的政黨的起源可能還更多的與自由市場、商品經濟有關,源自各種行業協會之類的民間社團。因此,它的本質是世俗性的,逐漸演化成政治黨團。馬克思主義則更具一神教宗教性,它是反商品經濟反自由市場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和西方商品經濟自由市場中產生的政黨性質是不同的,是對立的。以馬克思主義組建的中國共產黨在戰爭與社會巨變時代,尤其通過毛澤東的打造,逐漸具有了嚴厲的一神教性質,並在殘酷鬥爭年代發展成原教旨主義。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宗教屬性值得好好研究,這裏不多討論。
這裏隻想指出,共產黨的基本組織結構也是從西方傳來的,具有明顯的基督教會的組織特點。毛澤東對於它的改造、建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它的根本教義經過改造後,變成既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組織紀律。組織紀律絕對正確,具有絕對權力,必須絕對服從,黨員要對組織絕對忠誠,為組織犧牲,組織具有絕對懲罰的權力。通過組織結構建設,它貫徹到每個社會行動部門,每個基本單元,每個人,共產黨由此具有了強大的戰鬥力,在傳統社會中簡直是戰無不勝。所以,革命勝利靠的暴力武裝,但更重要的是黨的組織和組織紀律。毛其實依靠的是組織紀律才完成對黨的絕對控製。
新中國的許多問題是源自這個具有基督教一神教的原教旨主義與現代民主、自由理念的衝突;與現代化建設與商業文明、市場經濟的衝突;它還與傳統儒家文明相衝突。由此也可見共產黨和新中國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的錯綜複雜的影響。而今天中國要想最終真正進入文明幸福的社會,無論其最終選擇什麽樣的體製和社會構架,她一定要消除傳統的暴力思維,還要進行體製的改革。她不僅最終要選擇程序正義,要有一部真正的現代的憲法,即便不消除黨的結構,也一定要把法至於黨之上,置於最高領導人之上,真正樹立憲法的尊嚴,從製度上保證司法的獨立。
中國傳統上沒有極權的時代,中國傳統社會是皇權、內閣(精英階層)和後宮的分權,而且是技術官僚內部的選拔與共治的製度。嚴厲的極權和禁欲與一神教的思想有關。中國曾經出現過的極權與禁欲正是崇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國。所以,基督教思想和組織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黨和政府的雙重管理在現代社會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必然麵臨法的難題。而在今天的現代社會,如果不搞多黨製似乎完全可以考慮無黨製。從世界的過去和現在可知,消除宗教性是非常困難的。但這仍然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基本觀念的轉變社會就會發生巨大的進步。即便不取消共產黨,也需要將黨世俗化,最終將它和它的最高領導納入世俗法律的束縛中。
在今天人類現代文明的大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的持續進步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阻擋的。中國的體製有許多獨特優勢,它奇異的混合了中西方不同元素。而且,中國人具有重視人情味的傳統,曆史上的社會的治理理念重視親民和感恩,這些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對於和諧幸福生活的建設具有西方缺乏的非常寶貴的價值。因此,中國的體製如果能合理改革是非常有希望的。
這場疫情意義深刻,它同樣有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悖論,任何對於它簡單、單一的評價也都是一種誤解。與中國改革的一樣,這場疫情彰顯出中國經濟的巨大進步,科技水平的顯著提高,國家體製的獨特性和獨特的優勢,但也深刻折射出我們精神世界的奇怪的狀態。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極權統治下,社會、政府內的一種恐怖氛圍。恐怖是傳統政治尤其是極權獨裁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這是對於權力的製衡的缺失,對於中國還有一個就是黨的宗教性的改造沒有完成。這樣的精神生活不能說是一種幸福的生活,這樣的民族的精神狀態不能說是一種很好的健康的狀態。所以,我想對於這些基本問題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或許是不可逾越的,有一天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是要從根本做起。
立
2020/03/01
還有,這次最後武漢的形勢那麽危機,市委和衛健委還在說謊隱瞞,險些造成整個國家的災難,我認為這是犯罪,其實是非常嚴重的,而且我們這次很僥幸,這種增長在後來耽誤幾天就會爆炸式增加,如果我們再晚兩天發現,那麽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地方官員應該承擔法律責任。而那些專家也應該受到譴責。
你可以看看: 新冠肺炎:我們的專家怎麽了
這裏麵有詳細的討論。
可惜,國內的人們大部分不了解這些情況。
對了,祝你在生活中能找到這樣的好老板。
你的這個想法很好,就是如果你把事情搞砸了,領導這時把指責擔當下來,又親自把所有的麻煩解決了。如果有這樣的領導,那當然好了。
我並不很了解習。我反對他隻有終身製。其餘的可能都是傳聞。我不願意根據傳聞去厭惡或討伐一個人。而且,我認為我們應該認識到今天中國轉型過程有些事情無法避免。比如有人不得不沿襲傳統的政治鬥爭的方式。不然隻能失敗。
關於習,我最後的文章還想詳細討論一下。我不知道為什麽那麽多人厭惡他。也不知道為什麽那麽多人認為他無能。顯然,他的傳統政治能力非常強。曆屆任何領導人都不能上台就如此利落的控製局麵。那些反習的人恐怕連一個縣也弄不利落。
反正這個問題我最後討論吧。現在我觀察這次抗擊的過程,其實我們提出的政策在理念上進步是很大的。
謝謝你的留言。
本人極其厭惡習和目前的中共,但把責任都推給他,不如推給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如果目前病毒已經控製下來,有習的功勞,至少在我看來。
這個的確很難。其實就是一個觀念的改變。當然人類觀念的改變的確太難了。就像現在宗教仍然很強大。但我認為中國世俗化和現代文明化在持續進展,這個是不可逆的。隻有不要內鬥失控,是非常有希望的。
內鬥失控或和台美問題失控是中國最大的危險。我覺得。
對了pconline你可以看看:
新冠肺炎:病毒風暴中的世界和中國
這篇特有意思。有很多曆史小故事。
不是的。我不是黨校教授。
你也真夠糊塗的。黨校教授敢寫這樣的評論共產黨的文章嗎?
你可能沒有看這篇文章。
是啊,今天的成年人都隻能看微信那樣閑聊的文字碎片,沒有幾個人能有耐心看完一個完整的句子了。所以,稍長一點的嚴肅一點的文章,就很理解了。這個也沒有辦法。
建議你們看看:
新冠肺炎:病毒風暴中的世界和中國
這篇很有意思,而且容易理解。
對不起,這篇寫的太長了。其實,我還刪了不少呢。
不過似乎你還是勉強看完了。這就讓人高興。這就要謝謝你。看了wumiao網友的留言讓人傷感。
我要向你道歉,文章可能是不好理解。不過,沒關係。看完就是收獲。
我之後要寫一個很長的《新冠肺炎:病毒趣聞》。那個非常有意思,而且都是科學和曆史,那時你們就會喜歡了。
拖泥帶水,不知所雲。
把責任大部分歸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