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是外交大師,似乎並無異議。
總理第一次率團參加的關乎世界和平的重要國際會議,就是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會前美英法代表都以為中國不過是蘇聯的附庸,會議開始才發現是總理殫精竭慮,努力和英法代表會談,提出各種建設性的動議,反而是蘇聯的莫洛托夫(Molotov)經常附和總理的建議。英國代表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後為英國總理)和法國代表喬治·皮杜爾(Georges-Augustin Bidault)變得和總理很友好,在大多數的表決中都站在中俄一邊,讓美國覺得很孤立。
艾登會說流利的德語和法語。他發現可以和總理用法語交流。法語對於中英雙方是中性語言,用法語交流不會降低任一方的國格。但他說在所有正規場合出於外交禮儀雙方還是通過翻譯進行交談。
大家都知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極其敵對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不但拒絕和總理握手,而且明令美國代表團所有人都不許和總理握手。有為杜勒斯洗地的同胞常說杜勒斯是反共不反華,不和總理握手是他反共的體現。是真的如此嗎?顯然不是。在和總理見麵之前,杜勒斯正在和蘇聯代表團握手寒暄,相談甚歡。一番親密之後,雙方道別,杜勒斯轉過身來,發現正好和總理麵對麵。總理微笑著伸出手,杜勒斯卻一回頭,一溜煙走了。
杜勒斯對蘇聯代表團和中國代表團的不同態度,可見其為人之勢利。希望那些為杜勒斯洗地的同胞能對事實有所認識。傲慢不會帶來勝利。杜勒斯的傲慢,讓美國先失一城。
日內瓦會議的各方交流的文件如今都大部分解禁(declassified),在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存放最全。大家不但可以看到各國代表彼此交談的詳細記載,而且能閱讀總理和毛澤東、劉少奇和中央委員會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的無數電報來回。
杜勒斯已經死去多年,我也不想在這裏數落他的不是,隻想提一下艾登和總理的交流。艾登說他和杜勒斯除了語言相同並沒有其他相同的地方。艾登是個政壇上的老油條,居然說出這樣的話說明他實在很討厭杜勒斯這個自以為是的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艾登和杜勒斯在會談之初就大吵了一場。結果杜勒斯在日內瓦不到一個星期就一個人回國,以後的近三個月的會談都是由沃爾特·史密斯(Walter Smith,Undersecretary of State。當時沒有副國務卿一職,所以Undersecretary of State是美國State Department的第二號人物)代表美國參與會談。
其實沃爾特·史密斯也覺得杜勒斯對總理的態度難以理喻。為了緩和關係但又不打破杜勒斯給美國代表團定的不準和總理握手的規矩,沃爾特·史密斯想出一個辦法。他右手端著一杯咖啡,走到總理麵前,伸出左手抓住總理的右胳膊搖了幾下,也真算是煞費苦心了。
美國人對會議的記載也很有意思。好幾次說英國代表艾登在當會議主席的時候,常常不知不覺地就站到總理的立場上,都是在沃爾特·史密斯當頭棒喝之後才回過神來(regained his footing)。
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的目的,是要讓美國對印度支那出師無名。印度支那包括位於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六個小國,即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和緬甸。原是屬於法國的勢力範圍,但法軍在奠邊府大敗後,隻能撤出,而美國卻巴不得馬上取法國而代之。總理的努力,讓美國沒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出兵越南。雖然美國後來還是悍然出兵越南,但已經得不到其他西方國家的公開支持。
1955年的萬隆會議,杜勒斯極力破壞。先是讓那些親西方的亞非國家抵製,拒絕參會。但在會議即將開始的時候,又突然讓這些國家參加會議,希望能達到兩個目的。其一是讓會議的組織者措手不及,二是讓這些親西方的亞非國家成為參會國的大多數,可以決定大會的走向。會議剛開始,那些親西方的亞非國家便紛紛發言,譴責共產主義。為了減弱中國的影響,這些國家又提出動議,說所有決議都應該在聯合國的框架下進行。須知那時中國在聯合國還沒有席位。這樣的動議,貌似公正,但無非是想把中國排除在外。(其他如令人發指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因為眾所周知,這裏就不多說了,隻想提一下那時候美國CIA 的director是國務卿杜勒斯的弟弟Allen Dulles。兩人把持美國政壇多年。)
其後總理發言。總理其時已經是西方媒體的焦點,特別是美國媒體的焦點。所有的美國記者,都想在總理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中找出一些破綻,以證明他和斯大林是一丘之貉。他們沒想到的是,這個從長征的槍林彈雨中走出來的共匪頭子,竟然是個風度翩翩的謙謙君子。幾乎是一夜之間,西方便興起周恩來熱。據統計,西方媒體在萬隆會議期間提到名字最多的是總理,其二是印度總理尼赫魯,但提到總理的次數,是尼赫魯的幾倍。
總理開宗明義,表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存異找朋友的。總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求同存異找朋友的基礎。大凡能接受並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國家,都歡迎成為中國的朋友。總理最後將了美國一軍,說如果美國能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也希望能成為美國的朋友,並開啟對解決台灣問題的談判。這一招讓美國很為難。亞非國家幾乎馬上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表示讚同,所以美國不能批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美國顯然不能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遵循這些原則意味著自廢武功,放棄世界霸權,與美國的利益背道而馳,所以絕對不能認可。最後隻好讓蔣介石出麵發了個聲明,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無權和任何國家談判,國民政府也絕對不會和大陸政府坐在同一個談判桌上。
總理在萬隆會議期間和各國首腦會談時,盡量求同存異,既沒有刻意渲染亞非國家曾受西方列強壓迫的”同“,也沒有強化各國對自由民主和共產主義的認識的”異“。其實“異”有多種,有的會直接影響兩國的爭端,如國境線的劃分。而有的“異”卻是幾乎中性,如東南亞人民吃飯時給人夾菜的習慣。即使夾菜也有區別,家宴夾菜很多,而正規場合下夾菜很少;給親近的人夾菜很多,給不是很親近的人夾菜很少。當然在一個大餐桌上隻能給左右的人夾菜,不易給對麵的人夾菜,等等。國際關係中經常有些幾乎中性的“異”,有時卻成為關係惡化的導火線。大凡熱愛和平的人,都應有寬容之心對待各種的“異”,而不是利用這些”異“來分化別的國家和別國的人民,挑動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和人民之間的對立。即使有理,也不應該得理不讓人。總理的溫文爾雅,和風細雨,讓各國領導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識,變得很正麵。萬隆會議後,和大陸政府建交的國家增長迅速。
西方媒介關於萬隆會議的最後的結論(consensus),是中國大勝。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如果國內能把XXX外交思想換成周恩來外交思想,天下就未必會有所謂的百年未遇之大變局。
(據說總理關於”給親近的人夾菜很多,給不是很親近的人夾菜很少“的論述,後來讓禮賓司很傷了一些腦筋。如果總理給外賓A夾了菜,而沒有給外賓B夾菜,那外賓B會不會覺得總理和外賓A比外賓B更親近一些?所以對坐在總理左右的客人,都有一些斟酌。而後來總理在正規場合都不夾菜。)
有閣下這等人物,也難怪有戰狼外交了。我也想罵你一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怕投鼠忌器,就算了。
總理認為中華民族不能閉關鎖國,應該走出國門,廣交朋友,以打破美帝國主義的封鎖。但是走出國門談何容易。一個五億人口的大國,卻是一窮二白,連一架能飛出國的飛機也沒有。租了一架飛機,卻還有美蔣特務候在國門,虎視眈眈。所以陳毅在萬隆會議之初,便對中國代表團說,(因為總理是敵人暗殺的主要目標)我們都是總理的衛隊,我就是總理的警衛員(當然陳毅能否做一個合格的警衛員另當別論)。
克裏米亞公主號事件國際上最後定性為恐怖襲擊,因為美蔣特務都知道總理要到緬甸會見經過緬甸的印度的尼赫魯和埃及的納賽爾,不會乘坐克裏米亞公主號,但美蔣特務依然決定要炸克裏米亞公主號,目的是嚇唬中國官民,讓他們不敢出國。正是因為殺害無辜,該事件才定性為恐怖襲擊。我說美國是恐怖襲擊的祖師爺,應該不會有很多人反對吧。
台灣現在天天說大陸政府打壓它的外交空間。它可記得當初是如何打壓大陸政府的外交空間嗎?兩相比較,大陸真是仁慈極了。
為了向國外傳遞一句“與人為善求同存異”的信息,卻要前輩們用鮮血和生命來換。中國的外交成果來之不易。所以我忍不住在另一篇博文中說“崽買爺田心不痛,可憐爺田剩幾頃?”
都沒有得過清華大學法律博士學位:)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 萬隆會議參會的29個亞非國家,隻有六個國家(阿富汗,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越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外交關係,其他23個國家和台灣的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
2.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弟弟艾倫·杜勒斯數次計劃過謀殺周恩來的計劃,但艾森豪威爾不喜歡這些雞鳴狗盜的伎倆而予以否決,於是杜勒斯兄弟將任務交給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由美國提供引爆裝置。總理事先已風聞此等暗殺計劃,多次要求港英當局保證飛機在香港停留的時間內(一個多小時)不會被被破壞或被安放定時炸彈,等等。但周駒(香港機場負責飛機清潔的工人)在飛機上安裝定時炸彈時並無一人監視。1955年4月11日克裏米亞公主號爆炸後,總理派熊向暉到香港指揮破案。美國CIA迅速於4月18日用CIA的飛機將周駒運到台灣。港英當局迅速“逮捕”44名和克裏米亞公主號事件有關的台灣特工,將他們“驅逐出境”(即幫助他們離開香港)。總理抗議無效,於是熊向暉失去所有破案的線索。試想在這樣的中美關係的背景下,還能指望大陸政府擁抱美國的“自由民主”嗎?希望中黑和粉紅都能與人為善,求同存異,不要動輒無端發難,惡語相向。
艾倫·杜勒斯於1961年在古巴發動反政府武裝暴亂,失敗後被肯尼迪炒了魷魚。
(下次有時間再補充克裏米亞公主號事件的細節)。
我正想問“來將通名”,你倒已經自報家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