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由民主和中國

很多人誤以為自由（liberalism）和民主是一對孿生兄弟，其實大謬不然。自由的極端就是為所欲為，無法無天，而民主就是以人民的名義立法，限製強權，保護弱小，不容許村霸，縣霸，省霸，國霸為所欲為，無法無天。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把兩者糅合在一起。如今西方的國政，大多是自由民主。民主的體現，就是一個由民選代表組成的國會行使立法和監督執法的職責。從辯證法的角度，自由民主就是自由和民主兩者相互矛盾的對立統一。

數理化中也有很多類似的例子。概率論是先定義種群（population）然後推導樣本，用的是演繹法。而統計學是先采樣，然後通過樣本來推導種群，用的是歸納法。數理統計把兩者糅合在一起，也是矛盾的對立統一。

每個社會都是一個龐大的有機體。它會向什麽方向發展？它的發展有沒有自然規律？人的幹預能否改變社會的發展方向？是英雄還是人民決定社會的發展方向？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自由民主還是共產主義？能否一步跨入自由民主或共產主義？每個懷著“且行且珍惜”心態的男女，都應該認真思考這些問題。

生長在紅旗下的人們，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考慮過這些問題，都明白生產力的發展，是決定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個倡導極端自由的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必然產生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極端對立。列寧收集了大量的經濟數據，發現世界的財產逐漸集中在幾個財團和由財團控製的銀行裏，於是預測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是壟斷資產階級的產生，從一個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演變為帝國主義和受壓迫民族之間的對立。這些矛盾的激化，必然導致革命，而革命的勝者，必然是無產階級，所以革命勝利後的社會製度，必然是無產階級專政。

然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在西方發達國家裏激化成暴力革命。自由民主拯救了資產階級，也拯救了無產階級。兩者的糅合，產生了捍衛自由民主的中產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正如達爾文的進化論，都隨著科學和社會的發展而達到了新的高度。

階級鬥爭無處不在。有遠見的政治家能及時調解階級之間的矛盾，避免矛盾激化而產生暴力革命。羅斯福的新政（The New Deal），就是一個通過劫富濟貧來緩解階級矛盾的例子。1933年的美國，處於百年未遇的經濟危機之中，兩極分化極其嚴重，一方是以洛克菲勒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另一方是饑寒交迫的失業工人。是要暴力革命，還是雙方妥協？羅斯福思前想後，覺得還是應該直接把這個問題擺在資產階級麵前：你們是要接受前所未有的高稅率，還是要麵對暴力革命？資產積極抬頭一望，四處都是憤怒的眼光，於是隻得交出他們蔑稱之為“Soak the rich”tax，讓羅斯福的為勞動人民謀福利的新政得以實施。試想如果羅斯福站在大資產階級一邊，動用國家機器維穩，必然會激化矛盾而一發不可收拾。

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能聽到不同的階級的呐喊聲，所以能及時發現矛盾，解決矛盾。如果一個社會壓製窮人的聲音，以至於在不知不覺中產生千千萬萬的無產者，整個社會可能就會毀滅於一旦。在當今的美國，如果聽不到 Bernie Sanders 的聲音，如果聽不到 AOC 的聲音，這個社會就會有極大的隱患。

無產階級專政和法西斯專政，都是矛盾向兩個極端發展的產物。每個活著的人，都應該發現矛盾，解決矛盾，盡量避免矛盾的激化。這些矛盾，可以發生在夫妻之間，父子之間，學生和導師之間，也可以發生在階級之間、民族之間或國家之間。解決這些矛盾的關鍵，就是換位思考，就是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裏強調的“將心比心”。

但人們通常都隻有在成為矛盾激化的犧牲品之後，才會痛定思痛，考慮這些問題。

鄧小平在遭遇重大挫折之後，開始思考中國社會應該向什麽方向發展。鄧小平應該是個唯物主義者，所以很坦誠地說他經過一番冥思苦想之後，並沒有發現什麽道路，隻有走一步算一步，摸著石頭過河。但是鄧小平有三個最大的貢獻。其一是認識到過去的路走不通。其二是要實事求是，沒有實踐過資本主義就不能說資本主義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可惜他沒有說“沒有實踐過自由民主三權分立就不能說自由民主三權分立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其三是相信人民力量的偉大。

鄧小平說，關於中國發展的方向，他不知道，谘詢了很多人，好像也不知道，所以隻有摸著石頭過河。文革前，大家都看著毛主席，以為他老人家高瞻遠矚，知道中國發展的方向。文革之後，大家知道所謂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其實是死胡同。毛主席也是瞎折騰，把大家帶到水深火熱之中受苦。如今沒有經曆過文革的人，不知道主席的瞎折騰的後果有多嚴重，所以也不理解胡錦濤一句樸素的“不折騰”有多重大的意義。

摸著石頭過河，其實不容易。如果隻讓最高領導人去摸著石頭過河，可能摸到猴年馬月也摸不出一條過河的道路，所以隻有給老百姓鬆綁，讓他們都下河摸石頭，說不定哪個人就摸出一條路來了。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千萬人下河摸石頭，肯定比最高領導人一個人摸石頭更有可能成功。要相信人民力量的偉大。鄧小平說，“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的人，經曆過千萬人獲得自由後下河摸石頭的感覺。在那之前，誰敢說共產主義道路，也許是一條死路？誰敢說我們沒有道路，得自己到河裏去摸出一條道路來？誰敢給千萬人鬆綁，讓他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毛主席說，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鄧小平修正了這句話，隻要人有自由，什麽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但是自由太多，就必定會產生資產階級。給了資產階級太多的自由，就必定要產生壟斷資產階級。於是就要產生階級鬥爭，就要激化矛盾。所以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最終要爭取共同富裕。這個道理很明顯，不能共同富裕，就會激化矛盾，就可能產生我們不想看到的暴力革命。

看看中國政府曆年的維穩費，就知道共同富裕的目標遠遠沒有達到，階級鬥爭一直在激化。李克強說“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如果李克強完全不知道這6億窮人的存在，這國家就會有極大的隱患。這6億窮人，告訴我們中國正處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資本主義初級發展的年代。

我們都知道，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年代，社會主要以兩種形式存在。一種是資本主義社會，如英國，法國，德國等。另一種是半封建社會，如20世紀初的中國和俄羅斯，也包括18世紀末的法國。兩種社會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共產主義思潮的泛濫，讓資產階級中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暴力革命的後果。他們的覺悟和努力，達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雙方的妥協，產生了中產階級，社會趨於穩定，國家再也不用支付大筆的維穩費。這一方向的實施形式有兩種，即自由民主和君主立憲。有的封建帝王（如英國的皇族）曾經希望保持至高無上的特權，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者之間的仲裁，但終於沒有成功，被強大的資產階級削權而成為社會發展的旁觀者。

反觀半封建社會，其發展卻是另一方向。統治階級控製所有資產，剝奪人民的自由，依靠曆年增加的維穩費，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最終矛盾激化，導致無產階級聯合新生的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可惜掌握政權後的無產階級立馬革了資產階級的命，導致社會發生重大倒退。蘇俄是如此，中國是如此，經曆十年大革命的法國（1789-1799）也是如此。

如今的中國，思想上還處於半封建階段，而經濟上處於資本主義初級發展階段。月收入千元以下的仇富的無產階級和數錢數到手軟的恨貧的資產階級已經有很大的矛盾。統治階級似乎有三條路可走。其一是交出壟斷統治的特權，幫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達成妥協而進入自由民主社會。其二是繼續壟斷統治，做一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優秀仲裁，成就所謂的“Benevolent dictatorship "。其三就是像法國大革命中的路易十六一樣在矛盾激化後被送上斷頭台。

中國社會向何處去？鄧小平說我們誰都不知道，但是光讓一個最高領導人在河裏摸石頭，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隻怕一番瞎折騰之後，我們又都回到水深火熱之中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