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不了戈爾巴喬夫

中國出不了戈爾巴喬夫

咱今天早晨剛剛看出這一點，挺高興的，跟大家分享分享。

為什麽中國出不了戈爾巴喬夫呢？

簡單的說，一句話：中國不具備出戈爾巴喬夫的條件了！

複雜的說，還是一句話：當年中國具備出戈爾巴喬夫的條件的時候中國沒出戈爾巴喬夫。

解釋一句：現在中國的“富人”們未必歡迎民國時的“四大家族”那樣的新“富人”出現。

大家且聽咱慢慢道來。

首先，請大家允許咱做兩個小鋪墊。

一個是毛主席說鄧小平政治上很強。

一個毛主席訪問蘇聯時的一個小故事，當時毛主席想跟斯大林簽中蘇友好條約，斯大林不肯，毛主席就在蘇聯賴了兩個多月，結果西方輿論就說斯大林把毛主席扣起來了，等等等等，後來斯大林就肯簽了。

故事是毛主席賴在蘇聯的那段時間沒什麽事就見見留學生，有一次留學生要求毛主席給他們簽字，是給個人簽字，筆記本和書什麽的，結果毛主席就是不給學文科的留學生簽字，據說毛主席不給學文科的留學生簽字的原因是毛主席認為學文科，學外國沒什麽可學的，學中國的就足夠了。（請看咱的《毛主席第一次訪問蘇聯和抗美援朝》）

現在，咱就開始。

咱在寫《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的時候越發的看到了軍隊的重要性，咱抄裏麵的兩段在這裏：

“大家可別小看了現在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撐得不如以前舒服這個事實啊，歐洲人的軍隊在亞洲撐得舒服不舒服是非常非常的至關重要滴，因為咱以為今天中共搞“統一戰線”的主要目標就是把非亞洲勢力趕出亞洲，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到抗美援朝到越南戰爭到今天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一切也都是中國的右派的政治和經濟還有理論的基礎，因為一旦美軍撐不下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所有製就會像海市蜃樓那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所以，不僅美元是石油美元，其實是美軍美元，就連科學都是石油科學，其實是美軍科學，民主也不例外，當然也包括西方的經濟學，所有西方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正確性都是以美軍為基礎的，一旦美軍出問題了，所有的西方的思想方法和理性和價值觀都會隨著出問題滴，因此，大家不必著急，F-22已經停飛了，F-35也麵臨巨大問題，殲-20的試飛在正常進行，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現在支撐西方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簡單的說就是西方思維方式的合理性的就基本上隻剩下噴氣發動機這一根稻草了，而且也恐怕隻是捅破一層窗戶紙那麽簡單的事情了。

不過呢，雖說是大家不必著急，延安作為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終點和“革命聖地”，中共在那裏從1935年待到1948年一共13年，那是中國曆史的進程，雖然中國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世界曆史的進程隻會比中國曆史的進程慢的多得多。”

所以，毛主席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也可能是蘇聯革命成功太容易或太快了，也可能是俄國文化和民族性格，反正自從列寧去世以後，斯大林統帥的紅軍的性質就已經變了。關於這一點咱有很多理由，一個是因為他跟希特勒簽定“和平友好條約”，這在政治上說明了他最多跟老蔣對付日本是一個水平的；二個是軍事上他不比老蔣高明，因為在二戰中他跟老蔣都是“以空間換時間”，隻不過俄國的空間比中國大得多，各種資源比中國豐富得多，工業比德國也不相上下；三是蘇聯紅軍對德軍的結果比國軍對日軍也乏善可陳，特別是在考慮各自資源條件的情況下。

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先改政治一樣，也就是說是自上而下的，斯大林以及他統帥的紅軍的性質的改變也是自上而下的，當然包括赫魯曉夫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說，相對列寧而言，斯大林跟赫魯曉夫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戈爾巴喬夫。

咱在咱的《中國與西方、古代和現代戰爭，希特勒、蔣介石和斯大林》帖子裏就說了：“考慮到斯大林和老蔣各自手上的資源的話，斯大林不配給老蔣擦鞋。”

因此，在政治上老蔣比斯大林高明，因為老蔣看清了斯大林的性質，所以，老蔣可以用蒙古和東北的利益搞定了斯大林在中國解放戰爭暴發前或初期出賣中共，至少也是不支持中共。

但是，由於斯大林跟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都是自上而下的，蘇聯人民中的共產主義基礎依然存在，所以，咱在咱的《美國的敗算在那裏？》帖子裏就說了：

“我猜毛主席早就可以預料到冷戰的結果，特別是在中共的位置上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斯大林是沒有共產主義理想的，比如說斯大林跟老蔣的“中蘇友好條約”就是帝國主義性質的而且還是出賣或拋棄中共的，因此，蘇聯陣營跟美國陣營的區別就是一個窮而另一個富了。

但是，畢竟蘇聯人民中還是有著深厚的共產主義基礎的，而蘇聯要當一個陣營的領袖與美國分庭抗禮也不得不打著共產主義的大旗，所以斯大林隻能暗地裏搞帝國主義，而到了赫魯曉夫就可以公開的搞帝國主義了，毛主席叫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為了使蘇聯立牌坊也不得不言行一致一點，毛主席就總是跟蘇聯爭誰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和批判赫魯曉夫搞修正背叛馬列主義，事實證明毛主席還是讓赫魯曉夫做了一些跟共產主義的言一致的行的。當然了，在那時中國自己也必須言行一致搞共產主義。

所以，中蘇的分裂及冷戰後期的中美聯手是必然的，因為中蘇的裂痕一直存在，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斯大林跟老蔣的“中蘇友好條約”。毛主席在抗美援朝後就明確指出了抗美援朝是打走一個美國和請走一個蘇聯，顯然毛主席是頭腦非常清醒的把美國和蘇聯相提並論的。

當然了，蘇聯國家內部的共產主義基礎以及蘇聯要當共產陣營的領袖的欲望還是可以利用的，毛主席也確實是利用了這些，從毛主席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可以看出他沒有依賴蘇聯的這些，一旦這些不可以繼續利用了，那就是中蘇公開分裂的時候到來了。”

咱在咱的《中國的路：從槍杆子到人民幣》帖子裏就說了：“中國文明的“崛起”的過程將會跟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的過程幾乎一模一樣。”

咱在咱的《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帖子裏又說了：

“那麽，今天的中國之“勢”之“小氣候”和世界之“勢”之“大氣候”是什麽呢？

這個嘛，咱早就說過中國文明的“崛起”的過程將會跟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的過程幾乎一模一樣，而且這個過程已經走到延安了，走到延安的基本標誌就是有了一個穩固的根據地，毛主席搞的“文革”就相當於延安的“整風運動”，隻不過“文革”是全中國範圍的“整風運動”罷了。

咱請大家回憶一下中共在延安主要做了些什麽，中共的延安時期主要是抗日，所以，那時中共做的是“統一戰線”，因此，今天，中共做的依然是“統一戰線”，也就是胡錦濤說的“和諧”。

如果說中國文明已經到了延安了，那麽中國政府（也就是中共）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搞“統一戰線”。因此，考慮到中共在延安搞“統一戰線”的時候把日本趕出中國是中國的主要目標，那麽，今天搞“統一戰線”的主要目標就是把非亞洲勢力趕出亞洲。因此，如果大家能看到為了把日本趕出中國中共在延安搞“統一戰線”把跟中共有血仇的國民黨都聯合了的話，那麽，今天為了把非亞洲勢力趕出亞洲中國政府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跟很多國家搞合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這也是“韜光養晦”讓很多人不舒服的原因，就跟延安時期的國共合作讓紅軍都不叫紅軍是國軍的第八路軍等等等等很多人不舒服是一模一樣的。

西方文明把亞洲人耶穌當成他們的神有基督教，西方在全世界傳教。中國文明有孔子，中國也在全世界用孔子搞“和諧”，或者叫“統一戰線”。這裏，從這個意義上大家也可以看見說中國文明已經到了延安了的道理。

具體地說，以咱的觀察，中共目前搞的“統一戰線”是團結資產階級的，甚至買辦資產階級都團結，尤其是中共的這個“統一戰線”還搞到了世界上，這就是美其名曰的“韜光養晦”，唯一不團結的就是帝國主義也就是說發動戰爭了。

其實呢，就連發動戰爭，中共都不像當年那麽反對了，比如說當年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不過那時美軍也能在朝鮮和越南撐得住，大家想一想當年美軍在朝鮮和越南是不是很有呂布單挑劉關張的威風？因為美軍在朝鮮和越南是既要打他們的人民軍還要打蘇聯紅軍和中國的誌願軍嘛。

可是呢，現在嘛，大家根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看不見蘇聯紅軍和中國解放軍的影子，可惜現在美軍雖然也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撐得住，但是還是好象撐得不如以前舒服。”

到這裏，就對上了咱在這個帖子開始時抄的咱的《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帖子裏麵的幾段“大家可別小看了現在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撐得不如以前舒服這個事實啊”了。

繼續抄咱的《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帖子：

“那麽，什麽是“寬嚴”呢？

“寬嚴”就是是非和對錯的準繩，準繩放到雷鋒那裏了，好人就不多了，準繩放的賴昌星那裏了，壞人就不多了。

因此，幾千年前老子就在《老子》第二章說了：“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成功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其實呢，毛主席用“文革”把中國的是非準繩狠狠地向左移了不少，鄧小平雖然向右移了不少，但是相對滿清或民國或西方來說目前的位置還是比較左滴，至少在所有製方麵是比較左滴，貪官汙吏多也是準繩偏左的證明，因為咱前麵提到了準繩放的賴昌星那裏了，就差不多沒有貪官汙吏了。”

所以，一切都是比較而來的，毛主席說：“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

先跟秦始皇比較，“秦王掃六合”的結果就是沒了“六合”。

“六合”是什麽？

“六合”就是原來周朝的“王侯”，沒了“六合”就沒了“王侯”，這對當時的中國人的價值觀影響太大，因為很多人還想當“王侯”哪！

所以，劉邦就在封侯的價值觀上“中庸”了一下，“鏟除異姓王，分封劉姓王”，徹底完成了秦始皇開始的從“分封諸侯”到“郡縣製”的轉化。

毛主席跟秦始皇的根本不同是戰國時的“天下”概念差不多就是中國，而今天的“天下”概念是地球是全世界。

所以，秦始皇的曆史使命是在戰國時的“天下”建立中國，毛主席的曆史使命是在今天的“天下”建立中國。

這裏，希望大家能看到沒有秦始皇的不封侯也就沒有漢武帝在封侯上的“中庸”，“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無相生”嘛。

咱在前麵說了，毛主席用“文革”把中國的是非準繩狠狠地向左移了不少，這跟秦始皇的不封“王侯”有異曲同工之妙，秦始皇的時候人們是當不了“王侯”了，毛主席的時候人們是當不了“資本家”和“地主”等等等等了。

秦始皇的時候人們當不了“王侯”了，人們不能接受，因為有很多人想當王當侯，這些人是現實的政治勢力，但是，劉邦封劉姓王呢，人們就可以接受了，因為劉邦至少團結了姓劉的想當王當侯的人們，分化了想當王當侯的人們，造成了一批既得利益的姓劉的王侯。

毛主席的時候人們是當不了“資本家”和“地主”等等等等了，人們不能接受，因為有很多人想當“資本家”當“地主”等等等等，這些人是現實的政治勢力，但是，改革開放隻改革經濟，或者說先改革經濟呢，人們就可以接受了，因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團結了一些想當“資本家”當“地主”等等等等的人們，相當於劉邦封劉姓王，分化了想當“資本家”當“地主”等等等等的人們，造成了一批既得利益的“富人”。

相比之下，簡單的說，也就是完全從形式上看，戈爾巴喬夫做的就是把蘇聯社會上對蘇共不滿的所有政治勢力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是要同時一舉滿足所有這些人的要求，也就是說要畢其功於一役解決蘇聯的所有問題。

由於蘇聯社會上對蘇共不滿的所有政治勢力顯然不是一個整體，因此，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使得所有這些政治勢力中最有組織性的那一部分代表了全部，這個最有組織性的那一部分政治勢力得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幾乎所有果實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具體到中國，由於中國有“文革”，咱以為“文革”的實際效果之一就是毛主席用“文革”把中國的是非準繩狠狠地向左移了不少，咱在咱的《文革的十大好處》裏提到的第七條是：

“7。製造虛的近似無限的政治價值以換取實的有限經濟價值（說的是國際。國內就是用人民公社徹底改革土地私有製和消滅了地主階級。）”

當然了，“文革”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國內的和國際的，請大家看看咱的《文革的壞處誰都會說，我來說說文革的十大好處》和《簡單說說文革的軍事意義》。

毛主席去世了，文革”結束了。

那麽，現在是中國出赫魯曉夫或戈爾巴喬夫的時候了。

咱在前麵說了，相對列寧而言，斯大林跟赫魯曉夫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戈爾巴喬夫。

大家應該不難看到，由於毛主席用“文革”把中國的是非準繩狠狠地向左移了不少，在毛主席去世的中國出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或出一個先改革政治的戈爾巴喬夫是有相當的難度的。

毛主席在“文革”中雖然給了鄧小平一個“第二號走資派”的帽子，但是鄧小平的這個“第二號”卻是有名無實的，因為“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和“第三號走資派”陶鑄都死於“文革”，所以，鄧小平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可能性如果有，也不大。無論如何，事實上是鄧小平沒有全盤否定毛主席，也沒有先改革政治。

由於鄧小平沒有全盤否定毛主席，那麽，在中國出一個全盤否定毛主席的赫魯曉夫恐怕就不太可能了，這一點如果在鄧小平時的中國還不明顯的話，那麽，這一點在今天的中國就尤其明顯了。

由於事實是鄧小平的改革是先改革經濟，那麽，中國出一個先改革政治的戈爾巴喬夫的可能性呢？或者說誰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呢？

咱能想到的就是趙紫陽了！

特別有趣的是當趙紫陽總理在世界上拋頭露麵的時候，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還不是戈爾巴喬夫哪！也就是說，戈爾巴喬夫還不是先改革政治的戈爾巴喬夫哪！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那時89年64的時候，趙紫陽跟戈爾巴喬夫會見過以後就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了，因此，咱絲毫也不懷疑先改革政治的“連環計”是趙紫陽授給戈爾巴喬夫滴可能性不是零！

由於中國的改革是先改革經濟，因此也就有了經濟改革誘導政治改革的宏偉目標，所以，由於毛主席用“文革”把中國的是非準繩狠狠地向左移了不少，中國政府每一次把中國的是非準繩向右移一點就有了巨大的誘惑，也在全世界產生巨大的High和高潮。

所以，中國的先改革經濟的改革的成功是眾望所歸的，因為全世界都希望中國的改革成功，雖然各自內心的目的有不同，比如說美國人就希望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成功能誘導出政治改革，等等等等。

接著的故事嘛，咱在咱的《上善若水之中國》和《美俄中三國演義，寫在普京當選之際》裏講了。

當然了，事實是美國人的希望至少至今為止是落空了的，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成功並沒有能誘導出政治改革，所以，這個事實說明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理論是有問題的，由於判斷錯誤了嘛。

咱在咱的《蘇聯改革先改政治的必然性》帖子裏也講了戈爾巴喬夫改革先改政治的必然性。

終於，咱可以說中國出不了戈爾巴喬夫了！

為什麽中國出不了戈爾巴喬夫了呢？

簡單的說，一句話：中國不具備出戈爾巴喬夫的條件了！

複雜的說，還是一句話：當年中國具備出戈爾巴喬夫的條件的時候中國沒出戈爾巴喬夫。

由於毛主席用“文革”把中國的是非準繩狠狠地向左移了不少，鄧小平的改革是先改革經濟，而中國政府每一次把中國的是非準繩向右移一點就有了巨大的誘惑。

咱前麵已經說過了，這裏再說一遍：

秦始皇的時候人們當不了“王侯”了，人們不能接受，因為有很多人想當王當侯，這些人是現實的政治勢力，但是，劉邦封劉姓王呢，人們就可以接受了，因為劉邦至少團結了姓劉的想當王當侯的人們，分化了想當王當侯的人們，造成了一批既得利益的姓劉的王侯。

當年，人們接受了劉邦封劉姓王就等於劉邦搞“中庸之道”團結了一些人。

毛主席的時候人們是當不了“資本家”和“地主”等等等等了，人們不能接受，因為有很多人想當“資本家”當“地主”等等等等，這些人是現實的政治勢力，但是，改革開放隻改革經濟，或者說先改革經濟呢，人們就可以接受了，因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團結了一些想當“資本家”當“地主”等等等等的人們，相當於劉邦封劉姓王，分化了想當“資本家”當“地主”等等等等的人們，造成了一批既得利益的“富人”。

其實呢，“統一戰線”就是“中庸之道”的現代化。

相比之下，簡單的說，也就是完全從形式上看，戈爾巴喬夫做的就是把蘇聯社會上對蘇共不滿的所有政治勢力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是要同時一舉滿足所有這些人的要求，也就是說要畢其功於一役解決蘇聯的所有問題。

由於蘇聯社會上對蘇共不滿的所有政治勢力顯然不是一個整體，因此，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使得所有這些政治勢力中最有組織性的那一部分代表了全部，這個最有組織性的那一部分政治勢力得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幾乎所有果實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昨天，人們接受了改革開放隻改革經濟，或者說先改革經濟呢，也就等於中共搞“統一戰線”團結了一些人，這些人包括中國國內的很多“富人”，也包括中國國外的很多“富人”。

咱剛剛說了，中國的先改革經濟的改革的成功是眾望所歸的，那麽，

今天，如果有人還想當中國出不了戈爾巴喬夫了呢？

由於中國的改革是先改革經濟的改革，而且已經三十多年了，因此，在中國出一個純粹的戈爾巴喬夫是不可能的了。

根本的原因就是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社會上對中共不滿的所有政治勢力不僅無法作為一個整體來活動，而且任何一種新的改革都幾乎不可避免的侵犯一些“先富起來”的“富人”們的利益（這一點後麵還會提到），也就是說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社會上已經很難找出一種眾望所歸的改革了。

因此，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雖然模糊卻也清清楚楚表述了一個漸進的改革方式，而漸進的方式本身就是跟“休克療法”相對立的。

那麽，今天，中國出一個戈爾巴喬夫到底是一個什麽概念呢？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出一個戈爾巴喬夫，那麽這個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到底是應該幹什麽呢？

先說說政治上的，“顏色革命”或“茉莉花革命”恐怕是沒什麽指望了，如果有的話，也應該是可能性不大滴。

那麽，再說說經濟上的，咱現在能看到的也就是把不屬於民用的（咱也沒有一個很恰當的詞兒）國有企業“私有化”，反正就是把那些巨大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

首先，由於那些國有企業的巨大，因此，它們的“私有化”在操作上就很麻煩，也必然需要時間，因此，這一屆中國政府恐怕還做不到，也就是說溫家寶應該當不了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了。

其次，咱以為這個最重要，依然是因為那些國有企業的巨大，因此，它們的“私有化”必然產生一些新的巨富的“富人”，所以，這些新“富人”的出現必然會影響現在的中國的“富人”的組成結構、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咱猜現在的中國的“富人”都未必歡迎這些新“富人”的出現，而現在的中國的“富人”就是中共搞經濟改革“統一戰線”團結了的中國國內的很多“富人”。

再者，就是那些巨大的國有企業是跟國家經濟命脈有關的了，因此，它們的“私有化”必然產生一些新的巨富的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富人”，隻是有很多的錢的“富”跟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富”可不是一回事，所以，這些新“富人”的出現必然會影響現在的國際的“富人”的組成結構、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咱猜現在的國際的“富人”都未必歡迎這些新“富人”的出現，而現在的國際的“富人”就是中共搞經濟改革“統一戰線”團結了的國際的很多“富人”。

最後，那就是軍事上的，咱以為這個最重要，這個也最秘密，也就是說最不透明，但是，從“文革”時都能基本上保證軍工不受影響或受影響不太大來看，咱猜中國的軍隊和軍工還是很獨立的，以往的殲-10的故事和最近的殲-20的試飛就是例子，大家可以從殲-10和殲-20略見一斑中國的軍事。

總結一下，所謂“和平演變”，還有“普世價值”，“民主”和“人權”，等等等等，它們的本質就是利用內部矛盾和問題，擴大、誇張、製造或真實的內部矛盾和問題，但是方法上的關鍵是在錯誤的時間開一副錯誤的藥、劑量或選擇一個錯誤的療法。

由於“普世價值”，“民主”和“人權”，等等等等，給了外國勢力幹涉別國內政的借口，所以，隻要中國的改革是漸進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就不太可能出現，而且如果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出現了，他所能夠造成的破壞和影響力也是有限的。

因此，判斷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出現就是看誰試圖進行非漸進形式的而是“大躍進”形式的改革，阻止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出現就是反對一切非漸進形式的而是“大躍進”形式的改革。

咱前麵已經說了，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社會上已經很難找出一種眾望所歸的改革了。

總之，在中國，至少現在和可以預見的未來還看不到產生非漸進形式的而是“大躍進”形式的改革的條件，也就是說，當然了，中國出不了戈爾巴喬夫，這裏的“改革”指的是向“右”的改革，嘿嘿。

還是由於中國的改革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應該達不到蘇聯的位置，因為蘇聯解體是所有反對蘇共的力量同心協力的結果，很多反對蘇共的力量在當時是盲目的，而中國這樣一步一步的改革對反對中共的力量有分化和聯合的效果。

就拿私有化來說吧，我以為現在中國的富人們都是反對把“軍工、銀行、鐵路。。。，私有化、裝進他們家族的腰包裏”的，因為這樣的私有化一旦發生就意味著出現很多巨富，現在的富人們立馬相形見絀，本來他們對寶寶的你有權我有錢的幸福感就消失了。

就假設寶寶要鐵路姓溫吧，我以為支持他的人非常有限。

再給一個理由，那就是文革，即便是文革時，中國的整個國家機器也是分層次的，文革給中國的國家機器的分層次運作了一次檢驗，比如說軍工、電力和鐵路不受影響，據說文革時期坐火車不要錢隨便坐，即便是那樣當時鐵路也照常運轉，所以，即便是最終有一天百分之百私有化，那這個私有化也是一個分層次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