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四一場大紀念。一百年都過去，是冷靜反思的好時候了。所以我們就聽到了許多深思熟慮老成之談。指責學生衝動無知，不遵循法律和正常的渠道程序。加上既打錯了人、又燒錯了房之類。更有言及當年無腦學生破壞了政府的外交努力。簡直不堪回首。倘若是一般人做了這等事，難逃是一場糟得很的“痞子運動”。可偏偏是讀書人做的，言語中好歹還留了些顏麵。
中國傳統講究行不由徑，天地君親師，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以下犯上十惡不赦。對不？當時政府正忙於幹實事：將皇帝吊孝外國人的牌坊拆了，樹立了一個“公理戰勝”碑。據魯迅說這四個字的意思就是“有公理者戰勝”，也就是“戰勝者有公理”。不過也難怪人民不爽，因為這許多年來，難得國家選對邊成了一回“戰勝國”，竟全然歸功於 “公理”了，還有理由驕傲一下麽。不過，還是政府有眼光，青島鬧騰回來有啥用？很快，不僅是青島，什麽東北北平南京，都一股腦丟了。公理總是會戰勝的！
如果世上真有所謂的公理，還戰無不勝。的確不需要什麽“革命”了。學生市民們也是沒轍了，上書政府不聽，“呈情”英法意使館，都不接。怎麽“公理”不理睬我們？上梁山還是上街，都是給逼出來的。當年學生們該不該打人，該不該燒樓？我覺得該。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不破不立，革命就是要變革舊秩序。遵循現有的律法秩序，道德規範，那還革個屁的命。先把聲勢造起，決心有多少通過暴力放大出來。
殺人放火，都有罪。但若在革命中，連錯都沒人追究。因為這就是革命的一部分。那五四是不是一場革命呢？但看請願什麽的，都不算，其實推翻政府都不一定是革命。唯有打人燒樓，還有幾分像。革命，一定是要有所顛覆最基礎的東西。革命不可能遵循正常程序和秩序，不經過破壞就能達成的，都夠不上“革命”。五四隻有放在新文化運動中，才能算得上是革命的一部分。因為這場新文化運動，是要顛覆我們兩千年來的文化基礎，將思想從“滿本是仁義道德，字縫裏都是吃人二字”的文化框架中解放出來。
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始了。打倒孔家店，的確是一場思想和文化革命。革命就會死人。表麵上看什麽文化、道德、法律體係，其實都是與利益分配相關的整體框架。隻是明規則和潛規則的差異。動了文化終會導致利益分配格局的永久改變。奪人錢財殺人父母，要不共戴天的。直等到五四才出了一場大爆發，是因為觸發事件導致國人二次覺悟：公理會戰勝其實是戰勝即公理。以前我們滿心寄望的“德先生”“賽先生”，也隻是別人家供奉的“洋家店”而已。這個世界自有客觀規律，並不循人設定的所謂“公理”而運行。在此以後，中國人對待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主義”和“問題”，都采用了實用主義的態度，隻要能讓我們“戰勝”即“公理”。
這一場思想文化的革命，其實是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革命性轉變做準備和開路的。不管是戰爭還是和平，漢族還是異族統治，孔家店兩千年屹立不倒，象征著中華傳統農業文明的頑強性。正是這種龐大完備細密深厚，導致了進步和改變的艱難性。這場革命一直到名副其實的“文化大革命”才告一段落。正是看到了無法徹底根治，文革才采取了一種極端的方式：先樹立起一個聖人毛澤東打到其它一切，然後在結束時再將這個聖人否定掉。用一種無差別否定的“去神聖化”，從而全麵降低這個文化對改變的阻力強度。舊文化以後難免會回潮，卻失去了以往的權威性和約束力。而中國的工業化在文革結束後很快完成，不是巧合，而是一件事的兩麵。
所以“辛亥革命”及“新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等，分別都不足以構成一場完整的革命。與新文化運動及文化大革命等一起，都是中國從近代到現代一場大革命的組成部分。而暴力和對既有秩序的破壞，是真正的革命所必要的。馬克思沒有參加過革命。但他在世時是一個熱心的革命觀察和研究者。他曾批評占領國會的工人們，居然都順著人行道，沒有一個踏草皮的。預言這種革命肯定不會成功。這種行不由徑的君子行為，透漏著心底並不打算改變現有規則，無準備付諸決裂。任何想改變權力或經濟利益分配的努力，都可能遇到不死不休的阻力。這道理連將世界定義為“仁’的譚嗣同都知道：“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革命中的暴力既不可避免，也無法準確估計必要程度。革命是要求變革思維和行為的規則。但剝奪財產和消滅肉體，是爭鬥雙方施加壓力和表達決心和力量的信號。五四中打錯了人與燒錯了樓，這僅對事主有影響，對於運動本身並沒什麽不同。因為不耽誤傳達這個暴力信號：不管你是否有理，是否合法，賣國者會人身和家庭都不安全，賣國行為要承擔比原以為要大得多的代價！現有政權和製度，並不能保護你。
魯迅先生說過：“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革命是一定會掀翻屋頂的，拆房子的也常見。因為現有的房子結構大小都不再合適了。革命往往要動所有人的奶酪，盡管常常喊著“消滅xx”的口號，實際從肉體上全部消滅某一階級是不可能的。所以參與爭鬥的各方，會通過極端暴力典型事例，來表達決心立場實力，來嚇阻反對，或讓對手反對革命主張所要付出的代價作估計有所依據。直到對方同意重新分配蛋糕。
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中是不言而喻的。但這也是一種希望用短痛代替長痛的僥幸心理。革命過程取決於目標大小與徹底程度，還取決於舊勢力的強度。但有一點，革命進程越不順利拖得時間越長，流血越多。流血未必是革命，革命不會不流血。無法回避。五四中的學生領袖們，隻有極個別終老書齋。一半投了共黨，拿起槍杆子拚了幾十年；另一半，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中投了讚成票。不僅僅所謂革命和反革命兵戎相見，就是同道中對革命的目標途徑程度方式等分歧，一樣需殊死決鬥。因為在長期革命中，暴力已經習慣和泛濫。
暴力還會不斷加碼。革命中的暴力是用來傳達信號的，如果效果不夠，則必須傳達更強烈的信號。人們對舊信號麻木後，必須產生新信號。暴力的極端形式是全麵戰爭，但戰爭中的信號傳遞效果卻是最差的。一是戰爭讓人們對暴力的容忍度倍增；二來戰爭包含了過多的雜音能掩蓋和稀釋真正的信號。比如一件文物毀於戰火，人們隻會泛泛地可惜。但在和平時期公開砸毀，則傳遞了清晰的與傳統決裂的信號。
和平時期的暴力，才最是銘心刻骨的。這是為什麽對文化大革命的厭惡，超過了對以往的百年戰亂。文革中的打人、燒書、砸毀文物，甚至武鬥，好不好？當然不好，既不美還很疼。但該不該，另論。也是為了“繼續革命”所不可少。即使是思想文化革命，不“觸及肉體”也很難“觸及靈魂”的。畢竟人類在有了“文化”的全方位指導之後，思想功能很少需要開動，偶爾動一下也不由自主地回到現成套路的陳詞濫調。不涉及重大物質利益威脅，不經曆靈肉磨練和痛楚，很難有動力自主思想。你可以說沒有必要也能改變，但往往是在不同的時間地點觸及過了，或者有別人幫你承受過了這份痛。對於一場真正的大革命，不宜切割開來隻看片段細節。任何革命中的細節，都“糟得很”，盡是冤屈苦痛。
據說世界史上有過無暴力的“光榮革命”。那不過是一個尾聲。沒有先前被羊吃了的眾多死魂靈，沒有經曆滾滾而落的國王頭顱，哪來這份“光榮”？這場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光榮複辟”。是在高強度暴力之後，一點回潮和妥協。文革後的“改革開放”也是這層意思。套一句俗話：沒有經曆暴力破壞過程，不可能是真正的也達不成任何意義上的革命。
這就像是一個交易或買賣行為。生物本能決定需求強度，經濟和道德法律等決定供應成本。而文化就是市場環境。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具體成交的價格和數量是不同的。。。
你把我問住了。。。可能你是對的，現在王六兒或潘金蓮不是那麽無助，而是可以大鬧一場，敲他一筆錢或幾個鋪子。蓮大娘離婚可以分一半財產。。。改變的是文化環境吧，現在哪個男人想過西門慶的生活，不再是天經地義的，風險很高，代價相當大。。。
主流兄，我以為：所有公理都是人設的，既不是存在的，也不是“發現”的。都是一定人群在一定環境下為了某些目的而約定的。所以，長期來看，沒有不變的“公理”，從而也就沒有了“公理”。。。
大師的思想已經是“會當淩絕頂”，這兒懂得人也不會太多。
“有公理者戰勝”，也就是“戰勝者有公理”，這句話欠妥，前者從跨度較長的曆史來看是正確的，後者屬於勝者為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這是不可能的，妥協處處可見。隻能說在有些文化中，妥協選擇偏後，或妥協點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