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工業化,前三十年基礎積累,後三十年擴散釋放。從二十世紀一個落後農業國家,到二十一世紀初基本完成。雖然對中國來說千辛萬難,但工業化畢竟是世界範圍內常見現象,很多國家十九世紀就完成了。真正給給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造成混亂和麻煩的,是中國走的這條非“常規”的道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趕超世界最高水平。並不隻是中國一個國家有這份心,說這種話。但能夠幾十年堅持下來不動搖的瘋狂氣勢,才可怕。而且,目前在已經工業化的國家中,似乎隻有中國仍積聚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勢能”,讓世界擔心:中國到底要走到哪裏才算完,什麽時候才能停下來。
幾十年堅持的趕超戰略,似乎已經植入民族潛意識。從上到下,無論什麽事情,是官是民,讚成還是反對的,第一反應就是和美國去比,還永不滿足。這種把事情做到極致的精神,在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和結果中集中反映出來。中國不僅起步晚,可能是趕上了最後一班車。可今天的中國工業的規模和速度,給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之大,已經到了霸主美國不惜降低環境標準和中國爭汙染工業的程度了。中國的發展還壓縮了所有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空間。尚未完成的國家,如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也許不得不維持在低強度下等待下一個產業時代的到來。
世界上二戰後獨立的興起的民族國家,落後的,欠發達的,發展中的,第三世界的,都在努力走強國之路。為什麽隻有中國,真正具備了改變世界的潛力和實力?正是因為“中國道路”。其第一代領導人,從開始就把目標盯在世界第一。為此選擇了一條最艱難漫長的,但長期來看,卻可能是唯一一條可以登頂之路。以趕超世界最高水平為目標,需要犧牲很多眼前利益,需要全民族的專注投入。領導人有沒有信心和能力堅持下來執行下去,人民有沒有足夠的堅韌能承擔得起並保持不懈怠,缺一不可。
為什麽要爭世界第一,不是為了自豪虛榮,也不是為了爭口氣。而是一個落後挨打的國家,想徹底改變自身地位和世界舊秩序的最佳途徑。永遠要力爭戰略上遊。因為占據了上遊,你就有製定世界經濟遊戲規則的權利,就有作裁判員的地位。掌握了規則和潛規則製定權,就能保證你在激烈的競爭中,始終讓別人用他們的短處來和你的長處競爭,能用較小的代價保持你的競爭優勢。再也用不著天天流血去削足適履,民族的文化自然就成了“普世價值”。所以,這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民族和文明生存空間的問題。全球經濟永遠隻有熱戰沒有冷戰,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而第一代中國領導人,在長期軍事和政治鬥爭中,養成了高度敏銳的戰略意識和素養。讓他們在選擇經濟發展道路時,一樣能排除幹擾,高瞻遠矚。
要實現這個目標,工業化自然成了突破口,也是當時環境下的必然選擇。工業,為中國經濟的全麵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和動力。將來也許不是,但迄今工業能力依然代表著國家的力量。所以,中國工業化必須迅速,必須自主,必須全麵,還必須達到世界最強。工業化,也許就是一些國家的目標,但在中國隻是服務於趕超戰略的手段性和階段性內容。這特性貫穿了中國過去幾十年糾纏在一起的政治服務於經濟,經濟支持政治的回回合合。但總體戰略上,政治和經濟一齊服務於民族利益。中國的經濟戰略的製定,從一開始就不是局限於經濟的,就不是局限於國內的,就不是局限於吃飯問題的。
中國走了自己的路,別人總是要說的。前麵說了三十年中國會餓死,等到中國用工業化解決了農業問題後,又說了三十年中國會崩潰。就在學家們還在埋頭按計算器,預計什麽時候中國會遇到進口瓶頸出口瓶頸、拉丁美洲瓶頸、中等收入瓶頸等等時,輕舟已過了萬重山。今天中國已經挾帶著巨大的經濟潛能,挑戰舊的世界秩序。留給經濟學界的是巨大的尷尬。經濟學家們,或許是出於對秩序改變的巨大成本的內心恐懼,讓他們有意或無意識地服從於意識形態的需求,選擇了無視和偏見。讓這些打著經濟學名義的噪音主導著對中國現象的解釋。
無論是中國奇跡論,還是中國妖孽論,都或多或少屬偏見。中國現象,不是沒有經濟學家解釋過,隻是都被忽視。中國道路不神秘,用最基本的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完全可以解釋,妨礙真相表達的是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導向。或者說:現行普世價值觀不能允許中國成功。中國經濟一旦成功,普世的帽子就要帶到中國頭上了,這就是“文明衝突”的本質。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言說的“政治不正確”。中國現象不會威脅到經濟學理論本身,卻會讓主流經濟學界暴露出他們在學術上“意識形態路徑依賴”的真實程度。
中國開始於低消費,高積累,低工資,強勞動。積累階段是計劃經濟,國有企業為主導,抵禦市場本能驅動。這些都不符合現代經濟學主流。更要命的是,中國保持政府穩定,不選舉,不換人,搞獨裁。這樣才保持了戰略執行的長期性和堅定性。泛民主製度是過輕鬆日子的好選擇,卻是長期戰略的天敵。幾年一換人,政策無可避免地短期化。而且新領導人需要不斷地收買支持者和選民,分光繼之以赤字,絕不可能有高積累。拉丁美洲國家的高速經濟發展期,大多數在軍事獨裁下實現。以至於有人把拉丁美洲瓶頸稱成為“民主瓶頸”。無法政治上正確地解釋,隻能將中國打入“不符合經濟學”的另類,永遠在“邊緣”,早晚“崩潰”。
中國采取的發展方式,毛澤東當年用一個寓言做了解答:愚公移山。愚公是不懂經濟學的,因為移山是最不符合成本收益核算的,遠不如移民。愚公又是不懂政治的,因為讓家人為有生之年看不到的目標去付出艱苦勞動,家長是坐不穩位置的。毛澤東未嚐不是以愚公自比。所以,我們可以盡情地說毛澤東根本不懂經濟,還可以說毛澤東完全不懂政治。很有道理,都是智叟。但毛無所謂,讓智叟們說去吧。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們偏要把這三座大山連根挖掉。
中國的趕超曆程,也就是剛剛過去的五十來年,隻是曆史的一瞬間。但是要看清這五六十年,需要將它放到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中,才能理解為什麽有那麽多的人,能甘心出生入死前仆後繼。需要放到這兩千五百年的文明史中,才能理解中華民族在求生存的掙紮中的力量根源。也許還要再等一百五十年,才能過濾掉其中的恩怨情仇,正本清源。
中華民族的曆史,起起伏伏,不絕如線。她的民眾,忽強忽弱,忽散忽聚。但在任何時候,總不缺敢於站出來為民族犧牲的英雄豪傑。這個民族,她的領袖英雄,以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為己任,隻要認定是正道,就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哪怕被全世界圍攻威嚇,哪怕被親人戰友背叛出賣,哪怕被青史抹黑遺臭萬年,哪怕被自己的人民誤解唾棄,都初心不改,九死無悔。
這個民族,每到生死存亡之際,都會有一代人能忍辱負重挺身擔當。他們在最絕望的境地能看到希望,在看不到希望時還能咬牙堅持。他們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艱苦奮鬥一輩子。為了長遠目標,從眼前點滴做起;為了民族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為了子孫後代,甘願做鋪路石。有了這樣的領袖,有了這樣的人民,這個民族,就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一個永遠不會被打敗的民族,一個遲早秀出世界之林的民族。
一個民族國家的曆史,主角必須要是自己,不能是來來往往的列強。否則隻能是這個民族的悲慘史。一個民族如果能成為世界史的主角,那就會是這個民族的輝煌史。但最重要的,一個民族的曆史,必須由自己來寫。如果都是別人寫的,則一定是這個民族的滅亡史。中華民族剛剛翻頁過去了自己的悲慘史,正在譜寫自己的輝煌史。
握緊手中的筆,永遠自主地書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