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路—從抓革命促生產到改革開放（三）

全世界還沒在意，中共就突然就取得了中國政權。美蘇都來不及準備係統對策，錯過了必要的“指導訓政”期。但中共取得政權的曆程，可能比世界上其他所有政黨和領袖們都要長都要更艱苦曲折。他們肯定不是簡單的中獎的幸運兒。經過長期的黨內鬥爭，到49年這個黨的主要領導層已經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本土草根派，泥腿子出身居多。他們肯定不懂經濟學，但很難說他們就不懂經濟。這些人，已經有幾十年的軍政經驗了。從幾千人的軍隊的裝備給養，到近億人的根據地吃喝拉撒，一步一步經曆過來的。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台上的政治家更有實踐經驗。中共還有兩點特別的經驗：一是戰時經濟的精細管理，如何挖掘落後薄弱的經濟體中的力量去支持“不可能的目標”，比如大規模的戰爭。二是如何對付外界的長期經濟圍困封鎖。這兩個特點會鮮明地體現在以後執政中。

中共其實是帶著經濟戰略進入北京的。盡管戰略清晰是逐步的，迫於國內國際的種種壓力，目標有些能公開說，有些還要含蓄地說，但至今回顧總體脈絡是清楚的，而且確實被堅持執行了三十年以上。忽略了各個階段的些微差異，我將建國後中共的經濟總戰略總結為“獨立自主，艱苦奮鬥。加速全麵工業化，趕超世界最高水平。”這個戰略，是不是理性的很成疑問。因為當時中國現狀，工業總量還不及歐洲袖珍小國比利時。技術和人均水平更是落後到看不見的遠處。直接提趕超，一點也不現實。同時，這個戰略肯定不合經濟學的，因為似乎根本沒有分析和依據中國國情。五天前，埃裏克·馬斯金（2007年諾獎得主）還在北京提醒中國，要尊重一條最基本的經濟學原則，就是比較優勢的原則。當年中國為什麽要突然地貪大求全，而不是從做自己擅長的事開始呢？

雖然在理論上用了不同的概念，但我很不清楚，在應用上“比較優勢”和“路徑依賴”能在多大程度上撇清開來。比如，如果說黑人的優勢就是擅長打籃球，猶太人的比較優勢就是開銀行，在政治上肯定不正確。但同樣的原則用到國家經濟上就非常中耳了。不過如果經濟學家分析出美國南方州的比較優勢就是為英國用黑奴種棉花，林肯肯定不同意。所以，哪怕按經濟學能夠分析出中國人的膝蓋比較靈活，比較優勢就是發展下跪經濟，理論上都是完全可能的。

這個“非理性”“非經濟”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出現，在當時的中國，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出生的那一代人，卻是順理成章的事。不是出於經濟學，而是源於中國近代史上百年屈辱激發的抗爭，和民族精英們的多年信念和追求。因為這些戰略，從開始就是激勵他們不怕犧牲前仆後繼的目標。這些目標，其實是廣大近代民族精英們的共同理想，中共隻是大浪淘沙出來並最終取得勝利的一批。與政治理念和社會主義製度等，並無多大關係。不是共產黨特有的，隻是共產黨將其付諸實施的。

在二十世紀中葉，無論哪個集團取得中國的領導權，在爭權強國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戰略目標大體相同，隻是會有強弱的版別之分。而且，中共選擇了最強版，這個戰略能達到如此的清晰度和堅定度，與一個個人：毛澤東，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個戰略的形成有兩個思想源頭：其一就是飽受近百年被帝國主義欺壓盤剝，中國對外界的極度不信任（前一半）；第二就是對中國人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有極強的內心信念（後一半）。

中國的儒家傳統對華夏的文明優越性，曾經盲目自信。但經過從鴉片戰爭到日本侵華，一百年下來這份自信幾乎磨滅殆盡。毛澤東對民族優越性，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在所有近代領導人中，是信念最強的。這不是後來掌權後的傲慢，而是當他還是個書生時就堅定不移的（可參見《湘江評論》創刊號的前言）。孫中山隻是說 “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是相對弱版，因為他心中未必肯定能平等，隻是祈求能夠被平等看待。蔣介石勉強也算是個民族主義者，但是最弱版。他在九一八後如是說：“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麽和日本打仗呢? 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

毛澤東對此爭鋒相對，他承認當前這些不如人，但堅持一條，我們中國的人強於日本人，可以邊打邊學，持久戰鬥下去，勝利一定屬於中國這一邊。在民族運動的大潮中，蔣介石這種對外軟弱性，基本注定了他失去中國政權的命運。蔣在中國時無暇提出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我認為他從心底就不相信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能實現，姑且擱置之。毛澤東既然認定中國人時最優秀的，當然在經濟上也要隻爭第一，從不作第二想。

獨立自主這一條，也是延續了近代史上中國一連串被外來帝國主義欺壓的屈辱記憶。連時刻準備“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慈禧老太太，都被逼得“向世界宣戰”，無它，列強實在未曾有過一個好東西。但這個戰略也隻有共產黨有膽量實行，因為他們基本上是孤軍奮戰了幾十年並取得勝利。毛澤東強調獨立自主的考慮，更是出於他的爭世界第一的最終戰略目標。如果你是在爭世界第一，那些先進國家一個個都先後會成為直接競爭對手，沒有對手會真心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第一，隻會有戰略幹擾和戰略遏製。所以走上這條路，中國一方麵要時刻備戰，另一方麵需要宣稱“不稱霸”（或後來的韜光養晦）等戰略掩護。

中國要走自己的路，而且注定會是一條孤獨的路。剛建國，就麵臨抉擇。蘇聯是當時可以並願意援助中國工業化的國家。但蘇聯給中國指定了一條發展之路，就是做為社會主義體係中農副產品和輕工業製造的基地。理論上一樣是國際分工比較優勢，一心想把中國納入後來的經互會模式。而且，給出了具體例子來利誘，比如朝鮮和羅馬尼亞，接受分工後經濟上產值翻番，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毛澤東不為所動，泡在莫斯科幾個月，就是為了爭談判上的話語權。周總理和具體談判團，為第一批一百五十六個項目反複協商，磨了幾年。最後落實的，沒有一個直接消費品生產項目（除了製藥），唯一一個農副產品加工的項目是澱粉製造，還是作為工業原料。紡織類等項目都被拒絕，換上了電纜和電機製造。可以看出，選的都是為全麵發展的基礎工業。後來能夠順利談成實現（一百五十項建成），抗美援朝並取得勝利對此有極大的幫助。

一切從頭做起，凡是別人有的，中國也一定要有，還要做到世界最好為止。這一點上，毛澤東看起來就像個瘋子。他的比較優勢分析就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他一方麵要說服全黨和政府讚同這個目標，另一方麵還不能公開宣揚。因為還要哄著蘇聯老大哥的支援。到五八年，跟著蘇聯後麵喊出“超英趕美”，其實心中第一個想要超過的就是蘇聯。大概在六三年，剛剛結束饑荒，他又忍不住開腔：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句話，我們六十年代聽了，覺得是毛主席真有誌氣；七十年代我們沒空想；到八十年代，我們基本肯定這就是在瞎吹牛。可到了今天，好像有些不同的味道了。

毛澤東之所以有無與倫比的曆史地位，不會僅僅是一個戰略狂人。他更是一個極其有能力有辦法的執行者，善於學習，善於調動，謹慎周密，步步為營。從而保證其成功。軍事上如此，經濟上也是如此。看到這個戰略的曆史必然性，同時也估算要付出的代價和需要的時間。要發展，沒有資金，沒有技術，在一個還基本是古代農業宗法社會的文化環境中，如何能跳躍式地加速工業化；違背所有的經濟理論，實現一個完全與現實脫節的戰略目標，無論國內外和黨內外，都不完全認同，也不知道如何著手。看起來又會是一個《建國方略》式的路演宣傳品。毛澤東已經為此準備好的以一貫之的總對策，就是：抓革命，促生產。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