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裏戲外說家國 – 紅鬃烈馬

一馬離了西涼界。。。這一嗓子出來，如果觀眾沒有喝彩，這出戲就差不多算演砸了。《武家坡》，是京劇折子戲中最常演的。普及程度僅次於《蘇三起解》。皮黃戲皮黃戲，這出一水西皮，難得生旦唱腔都出彩。這部起源於清代的，歸在《紅鬃烈馬》名下的十幾出折子戲，至今京劇、漢劇、川劇、湘劇、晉劇、北路梆子、豫劇、徽劇、滇劇、祁劇、粵劇、秦腔、揚劇、河北梆子、同州梆子、老調、淮劇、黃梅戲等等，都在唱。影響之深廣，超出一般想象。

故事是這樣的。唐丞相王允的三女兒王寶釧彩樓招婿，繡球打中了乞丐薛平貴。王允命她退婚，王寶釧不從，被逐出相府，父女由此決裂。薛平貴因降服紅鬃烈馬得官，出征西涼，戰敗被俘，與西涼代戰公主成親，並繼承了王位。王寶釧含辛茹苦，獨居破瓦寒窯18年，在困頓中寫下血書托鴻雁寄往西涼；薛平貴得信，立即趕回長安與她相會。因王允陰謀篡位，薛平貴便在代戰公主率兵協助下擒獲王允，自立為帝，封賞王寶釧、代戰公主等。

這部戲是典型的孔雀女鳳凰男的故事。不僅如此，其中還有自由戀愛，婚姻自主。一夜騰達，衣錦還鄉。鳳凰落毛，吊絲逆襲。上崗麵試，職場傾軋。齊人之福，跨國婚姻。海歸歸海，留守女士。女婿拍嶽母，大奶鬥小三。咒婆婆死，砍丈人頭。當今熱門話題，它一個不缺，煞是好看。更有甚者，這部戲還宣揚三種驚世駭俗的觀點：一曰賣國謀篡：薛平貴投降敵國也就算了，居然做帶路黨，引西涼軍馬攻破長安，奪了鳥位。其二是不孝忤逆：且不說平貴欲砍老丈人的腦袋掛旗杆，聽聽寶釧唱的：

這錠銀子奴不要，

與你娘做個安家的錢。

買白布，做白衫，買白紙，糊白幡，

落一個孝子名兒在天下傳。

真爽！和我小時候聽到的鄰居大嬸罵街是一個味道。有一有二就有三，後宮幹政：前麵已經曆數王允罪狀，判了死刑。後麵寶釧出來，一句話：“不斬我父還要封官。”立刻改封為太師。這麽一部與官方價值觀不合的戲，卻沒有被禁，倒也奇怪。也許是太粗鄙，不值廟堂一顧。或者清朝統治階層心有戚戚，比如女真也招漢人女婿，番兵進京，慈禧當政，都在戲裏找著典故了。

言歸正傳。一馬離了西涼界，幹嘛來了？回來調戲自己的老婆，還把莊子呂洞賓什麽的搬出來做理由，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追究一下：薛平貴他到底為什麽回來？肯定不是因為當了十八年兵，見到母豬都是雙眼皮的。他那裏和西涼國公主代戰女火正熱著呢。也別說是為了愛情，十八年都沒想到過，見著麵都相互不認識了。還要靠“血書托鴻雁”的提醒，才猛然想起還有個寶釧在這邊？

薛平貴其實是來找他的“家”的。古代社會，個人是沒有獨立身份的。必須依賴家族建立起社會認同。可是他這個家實在是勉強得很。原來就是個孤身流浪要飯的，彩球從天降，娶了高官之女，沒想到到頭來一場空，還得寄居在寒窯。這寒窯也沒個房產證，所以唯一能證明他有個家的，就是王寶釧這個人了。王寶釧認他，他就算還有家，寶釧不認，他就沒家。這就是為什麽他要一臉猥瑣，先百般試探寶釧的緣故。大丈夫最患無家，越大越患。人類學上認為，夫妻結婚後住在什麽地方，是整個社會結構形成的基礎。中國漢族傳統上是“從夫居”模式。丈夫的威信和地位，也就和能不能提供居所連在一起。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要太怪丈母娘們逼著買房，她們真的是為女婿好。你看看倒黴的薛平貴，忙了這麽多年也沒解決。原來沒個家，即使在西涼作了王，也仍是個上門女婿，地位全無。後來他在這邊的家搞定了，代戰女也就心平氣和地認了西宮位子，這是後話。

自家搞定了，那麽國家呢？這畢竟不僅僅是個跨國婚戀問題。兩個國家正在交戰，殺傷對方軍隊，顛覆對方政府，爭奪領土子民的治權呢。不過，和自家的事比起來，國家的事，隻算是兒戲。《武家坡》的下一出是《算軍糧》，說得明白，要算這一十八年拖欠的餉糧。按說，薛平貴早投降了西涼，在西涼軍中服務，後來還作了西涼王。就算要正當的工作報酬，也該西涼國發放，如何回來向唐軍討要？但是不管，什麽你國他國的，我不管我不管。你王家欠了我薛家的，我就是要討回來！

專家們會說，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宗法製度社會，形成了典型的“家國同構”。家族是家庭的擴大，國家則是家族的擴大和延伸。但是，在這部戲裏根本沒有這麽麻煩。連什麽“構”都省了，直接就“同”，有“家”而無國。感覺是，“國”淪為解決家庭矛盾的工具。所謂唐國，原來就是王允的家，凡事他作主。戰爭起來，大女婿元帥，二女婿大將，三女婿先鋒官。後來，唐國成了薛平貴的家。標誌就是殺了原來的家長。因故未能殺成，就殺個姐夫立威。國家政權的轉移其實就是家長的變更。原本沒有什麽國事，盡是些家務事。到《大登殿》，我們就看的更清楚。這個猥瑣男，認認真真地做皇帝。可他心裏能想到的，隻能是一些家務事，嘴裏說出的，翻來覆去的車軲轆話：

寶釧封在昭陽院，

代戰西宮掌兵權；

老嶽母封在養老院，

一日三次王去問安，

請，請，請，老嶽母（您行行好）請下金鑾。

薛平貴這個花郎漢，從頭到尾心中隻有一個怨念，他王家虧了我，我要算帳報仇。一直到登上皇帝寶座，也沒想起來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別的什麽值得操心的。不過他還惦記著做一件正確的事，為國爭了光。就是：讓我國女人做大，外邦女子做小。但是，為了能如此，就隻得把軍隊指揮權交給了外國人。這就算是為“愛國”付出的代價吧。還是寶釧看得透：

講什麽家國兩雙全？

女兒言來聽根源：

大姐許配太子黨，

二姐許配二代官；

惟有女兒命運苦，

彩球單打犀利哥；

先前道他是吊絲男，

到如今人模狗樣、狗模人樣、駕坐在金鑾。

來、來、來，且吃它一頓團圓飯。

 

台上演員賣力唱戲，台下觀眾讚歎唏噓。平貴男成了無數小夥伴們豔羨的偶像。他完成了儒教“修齊治平”的最高境界。修身麽就是討飯；齊家就是做富貴人家女婿；治國就是把原來的家長整死或等死；最後把各國公主都娶了，天下就大同了。他的成功，一定可以複製！

北京人不說看戲，說聽戲。因為所有戲曲中的故事早已爛熟於心了，不用看。在那個文盲率95%以上的時代，戲曲話本，是主要社會意識形式之一。是非倫理，道德風化，沒有比戲曲的潛移默化更有影響力的。這部戲能一演幾百年，幾唱遍市井鄉村每個角落，可見它有非凡的感染力，深入內心地表達了民眾的意願和理想。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家”和“國”概念，就在這舞台上的琴韻鼓點，唱念做打，悲歡離合，兒女情長之中，逐漸建立起來。從整個《紅鬃烈馬》看來，傳統國人的“國”的概念，一直到近代還是非常淡薄的，而“家”則大可比天。是不是隻這一部戲極端，是個特例呢？我們騎驢看唱本，再瞧下一回：《四郎探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