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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博訊熱點：六四
【博訊2003年6月02日消息】 「六四」的槍聲響起，造成一大批中國大陸知識菁英及學子去國離家，流亡海外成為他們的宿命。一批年輕的學運領袖經過漂流歲月的錘煉，學有所成，其中幾位成為美國執業律師，他們共同的心願是有朝一日利用法律為武器，幫助母國健全法製和法治精神，為同胞貢獻力量。
「六四」事件14周年將屆。當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天到來時，當年的學運領袖、今日的美國律師劉俊國(又名劉俊)等人，14年前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呐喊和槍聲似乎又在耳邊響起，東西長安街上的烽煙和鮮血猶如曆曆在目，許多人或許對「六四」的記憶已現模糊，但更多人的「六四」情結猶在，劉俊國等人永遠忘不了，當年北京市民和學生為此流血，世人為此流淚。 (博訊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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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俊國現在舊金山主持「劉俊律師集團公司」，問他為何來美國後改名劉俊？他說：「因為離開大陸後，我就沒有了『國』」。」他原為廣東省廣州中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研究生，八九民運時任廣州學自聯主席。可是，「六四事件改變了我的一生」。
劉俊國為四川重慶人，20歲在四川西南師範大學畢業，分配到華北水電學校當了四年教師，再考入廣州中山大學攻讀碩士。由於出身「根正苗紅」，原為共產黨重點培養對象，「我曾立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在風起雲湧的1989年，因追悼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而掀起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迅速席卷大江南北，當時在廣州的劉俊國，「出於愛國熱情，義無反顧站出來」，並被推為廣州高校愛國學生聯合會主席。那段時間，他天天帶領學生上街遊行，住的宿舍也成了學生聯絡總部。
劉俊國回憶八九民運，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日子，「最讓我感動的是，北京當局在6月4日血腥鎮壓學運後，第二天(6月5日)，廣州仍有成千上萬的學生冒著危險上街遊行，使我深深體會到『疾風知勁草，路遙知馬力』」。
「六四」後幾天，劉俊國繼續在廣州組織「空校運動」，以抗議當局鎮壓。當時他罹患肺結核，身體非常虛弱，容易疲勞，但一股精神力量和滿腔熱血支撐著他，他似乎是拚了命地高呼「反對六四屠城」的口號，走到後來，「已感覺不到眼睛存在，隻看到兩個黑洞」。
不久，形勢逆轉，他成為被廣東當局通緝的四個「頭頭」(其餘三人為陳衛、陳破空和李正天)。最初，劉俊國不想逃亡海外，「因那時腦子還轉不過彎，總覺得不能『叛國』。有人勸我向當局自首，但我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錯的是政府，如果我去自首，等於承認自己犯罪，做人要有基本原則。所以我跟學校領導講，我絕不會去公安局自首。」
一些同情學運的教授開導劉俊國說：「你身體弱，如被抓去關起來，健康一定會被徹底摧殘。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趁此機會出去看看外麵的世界，未嚐不是好事。」
劉俊國覺得整天東躲西藏也不是辦法，而且還會連累收留他的人。他經香港地下通道出逃，1989年底到了美國，那時海外民運高潮已過，劉俊國雖然是廣州學運領袖，但在海外缺乏知名度，沒有北京「學運明星」的光環，也沒有鮮花和掌聲，所有的「好處」都輪不到他，一下飛機，他在逃亡途中病情加重，不但沒時間治療，立即麵臨生活難關。
他自我開解說：「各人有各人的命運，所謂同人不同命，不要羨慕或嫉忌別人，而且，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不能養活，實現民主、為人類作貢獻就成了一句空話。」他決心「不吃民運飯」，憑雙手養活自己。他說，在出逃當日，他就發誓「一定要有所成就，否則愧對六四死難者和江東父老」。
要想「有所成就」，當然要「武裝自己」，他決定排除萬難繼續學業，首先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他一頭鑽進中餐館打工，並從讀夜校開始，半工半讀。
由於劉俊國身體患病容易疲勞，開車上路時，眼皮就不停打架，很容易發生危險。晚上回到家中，經常連吃飯也沒力氣，累得癱在床上就再也不能動彈。「那時覺得民主離我是多 的遙遠，似乎前路漫漫，看不到曙光。」
劉俊國覺得最難過的是自己這一關。為了八九民運，他付出極大代價，在大陸，他是「天之驕子」，前程似錦，被迫流亡海外後，一切連根拔起，一無所有，從零開始。有家不能歸，有國不能回。他永遠的痛，則是在大陸老家的父親患病直至去世，他因是「六四通緝犯」，不能回國盡人子之孝及送終。
他說：「我不在乎別人怎 看我，有人可能會認為，堂堂一個大學教師，今天在美國淪落到在餐館打工，如我跟他們一樣想法，是跟自己過不去。在海外，最重要的是放下身段，要學會自我安慰：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他以此自勉。
經過許多一言難盡的辛苦和鍥而不舍的努力，他考入加州州立大學希活(Hayward)分校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92年6月畢業，決定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同樣由於他是「六四通緝犯」的背景，在大陸拿不到大學本科文憑，「因檔案被當局查封了」，即使他在美獲得碩士學位，並且是以政治難民身份獲美國庇護，但美國許多大學硬性規定，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入學前必須至少受過四年大學本科教育，劉俊國無法出示證明。頭一年，他申請了十多所大學想讀金融，到處碰壁。
「這件事對我打擊相當大。但我不氣餒，1993年繼續申請攻讀政治學博士，但又是沒有一個學校肯要我，理由同樣是我拿不出大學文憑，這對我無疑是沉重打擊。」
經過一段時間的消沉，劉俊國重新振作，再接再厲。第三年，他申請的是法學院。他解釋，第一年申請讀金融，是因碩士念的是工商管理，所以順理成章想再拿個博士學位，但因無法出示大學畢業證明文件和成績單未能如願，第二年嚐試念政治，是考慮可能校方會因他過去的民運背景，而以為他是「搞政治」的，較容易批準，後來他才知讀政治學的人也很專業。
至於產生學法的念頭，是因考慮到美國是個法製健全的國家，而且很多政治人物包括美國總統、國會參眾議員等，原來也是學法律的。中國大陸基本上仍是人治社會，有法不依，大陸司法係統問題成堆，沒有獨立的司法權，法官專業素質低劣，有的人量刑輕重，不是根據犯罪事實和法律條文，而視乎送禮多少，「吃完原告吃被告」。基於這樣的想法，劉俊國決定改讀法學院，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利用所學幫助大陸的法製建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但這一回，劉俊國又險些被「三振出局」，申請結果幾乎是重複前兩年的命運。他一度非常絕望，想到投身八九民運以來的種種艱難困苦，來到自由民主的美國，卻求學無門，有誌難伸，他實在不甘心，決定孤注一擲，親自跑到加州大學海斯汀(Hastings)法學院的招生錄取辦公室據理力爭，他「逮」到招生辦的主任，一口氣訴說了他的遭遇和苦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沒想到竟打動了那位主任。兩星期後，劉俊國終於結束三年來的奔波焦慮，被加大破格取錄。
「我一直深深感謝那位主任，是他給了我這個機會。」此後，劉俊國踏入坦途，於1998年5月順利拿到法學博士學位，7月他就去考加州律師執照，加州和紐約州是全美國公認最難考律師執照的兩個州，報考門檻相當高，但劉俊國一次考取。
在攻讀法學博士期間，他在律師事務所兼做法律助理，積累一定經驗。1998年12月，他與一位有多年經驗的美國律師合夥開設律師事務所，生意蒸蒸日上，現在則與四、五位律師建立合作關係，業務範圍包括民事訴訟、刑事辯護、移民、政治庇護、商業合約和公司法等。
回首來時路。劉俊國說：「往事不堪回首，幾乎笑不出來。」當年在餐館打工的經驗，使他對「 食(謀生)艱難」有更深的體會，即使現在名成利就，他對餐館仍有特殊感情，平日光顧「給小費特多」。他珍惜來之不易的奮鬥成果，更不能忘記倒在「六四」血泊中的死難者。在做執業律師之餘，他不忘繼續參與及推動民運，最近當選為總部設在舊金山的中國大陸反對黨組織──中國共和黨主席，該組織的成立宗旨是「結束專製，創建共和，完成民主革命大業」。
他說：「不想當將軍的不是好士兵。」「共和」兩字明白告訴世人，中國共和黨人追求的目標是創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實行多黨相互製衡的共和型國家民主體製。他希望集合誌同道合者「先走一步」，招攬有理想、有抱負的人才，一旦時機成熟，就「打回老家去」，建立一個嶄新的、國泰民安的民主共和國。
從踏上美國土地的那一天起，雖然將自己的名字去掉了「國」，但他一直「人在曹營心在漢」，渴望早日回去「報效祖國」。不過，他強調，「愛國家和愛政權是兩回事」。
問他做律師做得好好的，海外民運目前陷於低潮，一些人對民運人士印象不佳，此時此刻他卻挺身而出，會否影響他的生意，甚至「吃力不討好」？他說，做人不能忘掉根本，要正直善良和正義、正氣，這些年他從未忘記自己為何會去國離家，不忘自己是走過「六四」的幸存者，所以他不改初衷，矢誌促進中國民主人權，期盼大陸同胞生活在一個清廉、公義、有尊嚴的社會。
劉俊國說，他的客人多是在美國的華裔，即使他們「親共」，但他為他們在美國法庭爭取權益，而不是跟中國大陸政府打交道，而且他的客戶來源大多是因他辦事認真負責口碑相傳，他繼續從事民運活動，相信對他的生意影響不大。唯一有影響的，就是他寧願少賺些錢，也要抽出時間來參與民運。
「即使有影響，也是值得的，我自認這些年來，個人形象還不錯，民運需要正麵形象，也需要更多有專業知識水準和民主風範的人站出來，我不能明哲保身，雖然已有愛護我的朋友提醒我，可能一出來就會被人潑得一身汙水，但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曾慧燕) (博訊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