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改革先改政治的必然性

 

戈爾巴喬夫改革先改政治的必然性

剛剛看了《來看看前蘇聯是如何被西方給忽悠死的》想起一些老想法，整理一下寫個帖子。

其實呢，戈爾巴喬夫走與中國不同的改革之路也是被中國逼的迫不得已。這個帖子討論一下蘇聯改革先改政治的必然性，雖然曆史有一定的偶然性。

治國無非政治、經濟和軍事三部分。治軍各國大同小異，所以就剩下政治和經濟可以改革了，政治和經濟，兩個東西，排列組合也就四個可能性：1是兩個都不改；2是兩個一齊改；3是先改經濟；4是先改政治。

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中國已經做了上麵列的第3種改革，留給他的隻有兩個選擇，或者跟著中國的樣子做，或者在2和4裏選一個，由於2是兩個一齊改說出來是個人都會覺得過分，所以4就是唯一的選擇了，那就是先改政治，否則就不得不跟中國走，至少在世人眼裏是這樣，如果蘇聯也先改經濟的話，因為中國已經先這樣做了。

因此，隻要你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戈爾巴喬夫走與中國不同的改革之路是被中國逼的迫不得已，除非蘇聯跟著中國走，而要蘇聯跟著中國走恐怕是沒有任何可能性的，如果考慮一下中蘇兩國的關係的曆史，當然還有中蘇兩黨的關係的曆史，大家不難看到要蘇聯學中國是不可能的。

雖然表麵上看是與先經濟改革之路“不同的改革之路：即先政治後經濟。而當時這兩條道路誰正確並無定論。”這裏引號裏麵的是宋魯鄭的原話，但是如果蘇聯當真跟著中國走了，就憑蘇聯跟著中國走了這一點就足夠說明先經濟改革是正確的了，因為有人跟你學嘛，如果不正確也是大家一齊不正確。

至於宋魯鄭提到的“特別是八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頸，而恰在此時訪問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甚至都可能被中國的困難所誤導，更加堅定了他先政治後經濟的模式。”也是事實也有可能是中共對蘇共的誤導，一來因為蘇共自從中共建黨就一直在誤導中共，二來中共很清楚“黨的領導”意味著什麽，因為這是中共的所謂“三大法寶”之一，另外兩個是“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因此中共的改革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中共的領導的。

提到中共的所謂“三大法寶”就不得不比較一下中共奪取政權與蘇共革命勝利，相比之下，中共奪取政權比蘇共革命勝利不僅更艱難、流的血犧牲的人更多、時間也更長，因此，說中共比蘇共更珍惜自己的勝利來之不易和政權之寶貴也是非常自然的和合理的，所以，要中共改革政治當然要比蘇共改革政治難的多得多。

想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時，中共已經奪取了中國的政權，即便是中國革命勝利以後，中國北方還有老蔣用蒙古獨立、中長路和旅大港請來的蘇軍，還有抗美援朝和越南戰爭，一直打到197幾年，因此，有人說的毛主席是馬上治天下顯然還是需要滴。

老蔣到台灣都得跟遺留下來的“台獨”打交道，可惜老蔣連陳水便的政治水平都沒有，陳水便都知道搞“去蔣化”，老蔣沒有搞“去台獨化”，老蔣隻會搞“台獨的頭”殺人，所以今天台灣依然“台獨”囂張。

老蔣如果搞了“去台獨化”，那就是對“台獨”的政治運動。你以為隻有台灣有“台獨”嗎？

中國大陸從1840到1949，各列強都有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包括日本和蘇聯，這些政治勢力在大陸就相當於台灣的“台獨”。這些政治勢力在鴉片戰爭之前就開始建立了，因為幾乎所有貿易機構同時也是情報機構，因此這些勢力是百年的根深蒂固。

蘇聯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基本上都加入國民黨和中共了，國民黨轉進台灣，所以清理中國的親蘇勢力由黨內鬥爭搞定，其實毛主席一生都在跟親蘇的鬥，最早是共產國際，陳獨秀、李立三、張國濤和王明，建國後從高崗到彭德懷到劉少奇到林彪，他們都是親蘇的。

所以有人認為高崗和彭德懷都是毛主席對劉少奇體係後發製人前作的犧牲，不過高崗和彭德懷應該都是親蘇的。記得那裏讀到過劉少奇在1966或65年曾經擅自決定訪問蘇聯，那時毛主席才判斷劉少奇不可救藥。

西方和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基本上都是要搞資本主義的人了，所以清理中國的親西方親日勢力由各種政治運動搞定，包括文革，而這些人基本上就是精英和傳統文化人。

現在，各列強依然都有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包括日本和蘇聯，同樣的幾乎所有貿易機構同時也是情報機構，不同的是這些勢力基本上都是改革開放以後建立的，因為時間比較短，所以比較年輕，還有很多離開了中國，因為劉小波這樣的不多見，WXC都能看見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政治運動。

所以，現在這些中國內部的孝忠外國的勢力比較弱，因此，現在中國內部的凝聚力估計應該還是不錯的。

現在，用宋魯鄭的話說就是：“然而，隨後蘇聯的解體以及俄羅斯不得不選擇休克療法所付出的代價，則反過來令中國人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漸進式模式。到今天，二十多年過去了，應該可以初步得出結論了。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的時候，蘇聯的經濟總量是中國的四倍，但到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俄羅斯的六倍了。”

最後，戈爾巴喬夫走與中國不同的改革之路有前麵說的是被中國逼的迫不得已原因，也有中蘇關係的曆史原因，中國可以向蘇聯一邊倒跟著蘇聯學，蘇聯不可以跟著中國學的原因，另外還有戈爾巴喬夫本人個人主義虛榮心極端病態的惡性膨脹的原因。

為什麽我說戈爾巴喬夫本人個人主義虛榮心極端病態的惡性膨脹呢？

因為戈爾巴喬夫接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以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領袖個人是不可以接受外國勢力給的榮譽的，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領袖個人隻可以接受自己的人民給的榮譽。

上麵是抽象的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領袖個人是不可以接受外國勢力給的榮譽的，具體的說就是中國人早就知道的“無功不受祿”，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為外國勢力做了什麽事情的話，為什麽外國勢力會給你榮譽呢？

今天諾貝爾和平獎的嘴臉我們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蘇聯政治家裏一定有清楚諾貝爾和平獎性質的人，因此，我猜當時蘇聯蘇共黨內應該是有人反對戈爾巴喬夫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但是事實是他接受了，所以我說戈爾巴喬夫本人個人主義虛榮心極端病態的惡性膨脹，以至於西方對他的讚賞對他來說很重要。

在一個虛榮心如此極端病態的惡性膨脹情況下，戈爾巴喬夫怎麽可能跟著中國學呢？

所以，戈爾巴喬夫必然走與中國不同的改革之路。 

其實呢，赫魯曉夫早就搞經濟改革了！

差不多抗美援朝結束斯大林就去世了，然後是赫魯曉夫上台，大家都知道他開始在蘇聯搞經濟改革，還要跟美國和平共處，也就是毛主席批他說的搞修正主義。

今天，從中國的赫魯曉夫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已經搞了三十多年了，其實也就是搞修正主義三十多年了。

可是，事實是赫魯曉夫早就搞經濟改革了，所以很多人都說赫魯曉夫當年在蘇聯搞修正主義是對的，而毛主席批搞修正主義是錯的。

這裏的問題是大家忽視了對和錯是相對而言的，也就是說跟立足點有關，在蘇聯看來是對的東西，比如說赫魯曉夫當年搞的經濟改革，在中國看來就未必是對的東西，而且還完全可能是錯的東西。

大家也許都注意到了，赫魯曉夫當年搞的經濟改革，中國的赫魯曉夫鄧小平搞的是改革開放，赫魯曉夫的改革少一個開放，鄧小平的改革多一個開放。

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蘇聯本來跟美國在二戰時就是盟國，所以蘇聯跟美國不存在開放不開放的問題，因為赫魯曉夫的時候蘇聯跟美國本來就是開放著的。

有人也許會說了，都怨毛主席打了抗美援朝把美國人給得罪了，不然的話中國也就跟美國本來就是開放著的了。

對這種看法我隻能說討論文革就討論1960年以後的事情，以前的事情就當它們是曆史無法改變隻能接受現實吧，因為如果不然的話就沒完沒了了。

我指出赫魯曉夫的改革少一個開放和鄧小平的改革多一個開放的目的是想告訴大家，赫魯曉夫搞改革的時候中國還在被西方封鎖，因此，如果那時鄧小平搞改革了就缺一個對西方的開放，沒有這個開放，那時的中國改革就隻能是閉門造車，最多也是跟著蘇聯在蘇聯陣營內部閉門造車。

可以自然而然地想象到的是，蘇聯搞修正主義與美國和平共處，冷戰也就理所當然的結束，那世界可就真的成了2G啦！

如果那樣的話，也就是說如果赫魯曉夫當年搞的修正主義和經濟改革成功了，冷戰結束，那麽中國就基本上必須跟在蘇聯後麵永無出頭之日了。

因此，赫魯曉夫當年搞的修正主義和經濟改革對蘇聯是好的，對中國是不好的，因此必須打倒赫魯曉夫。

謝天謝地！

蘇聯的左派打倒了赫魯曉夫！

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那是赫魯曉夫下台以後，周總理訪問蘇聯，人家俄國也不是傻瓜，有人就對周總理說我們打倒了赫魯曉夫，你們也必須打倒毛澤東，周總理還向蘇聯提出抗議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