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套筒
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的全稱為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它是美國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機構（Public Policy Think Tank），由斯坦福大學第一批畢業生中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後為美國第31任總統）於1919年創建。
胡佛研究院圖書館和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現在擁有160萬冊藏書，6萬多個微縮影片文件，4300類約4000萬件檔案和25000多種期刊，其研究和收藏主要是與“戰爭、革命與和平”三個主題有關。它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曆史文獻收藏地之一。
胡佛研究院圖書館和檔案館的收藏中包括大量中國近代曆史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檔案基本來自於私人捐贈。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應該是在海內外收藏對中國近代頗有影響的曆史名人的私人文件最多的地方。這些名人包括蔣介石，蔣經國，宋子文，陳立夫、陳獨秀、胡適，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史迪威（Joseph Stilwell），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及斯諾夫婦（Edgar/Helen Snow）。
胡佛研究院圖書館和檔案館的文獻資料是對大眾公開的，任何人隻要憑借一個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比如駕照和護照，就可以在檔案館裏登記和辦理一個閱覽證。辦理閱覽證時要簽署遵守圖書館和檔案館規則的協議。與一般檔案館的要求基本相同，協議要求閱覽者妥善使用和愛護資料原件以及遵重文獻資料的版權，包括不經過原件版權所有者的同意，閱覽者不能以任何方式公布所複製的文獻資料。違反者受到的處罰之一是將永遠失去使用胡佛研究院圖書館和檔案館的特權。
閱覽者持這個閱覽證可以自由地出入檔案館，並借閱館內收藏的任何文獻。除了珍貴的文物和非常熱門的文獻通常是影印件外，許多供借閱的曆史文獻都是原件。閱覽者可以影印，照相和抄錄這些原件。但隻能作為閱覽者個人研究使用。
若要閱讀和抄寫“兩蔣日記”，閱覽者還必須簽署遵守“兩蔣日記”的若幹規則。閱覽者未征得蔣氏家屬之明確許可與同意之前，不得對日記之內容，擅自引述，從事出版、傳播與公開散布等一切可 能觸犯著作權法之相關行為。蔣氏家屬對於日記裏的所有文句內容，保有完整之版權。胡佛研究院並不負擔有關違反因引用日記相關規範之一切責任。 “兩蔣日記”與大多數珍貴文獻一樣，供借閱的隻是影印件，蔣氏家屬要求閱覽者隻能手工抄錄，而不能影印和照相。
我在填寫登記表（Visitor Registration Form）時，在“目前隸屬關係（Current Affiliation）”一欄中，填為：個體（Personal），因為我不屬於任何研究機構。在”研究的目的及主題(Purpose and Subject of Research )“一欄中，填為： WWII，Sino-Japanese War, CKS Diaries（二戰，中日戰爭，蔣介石日記）。
檔案館裏的閱覽室設有多個大長桌，最裏麵的拚在一起的長桌上是供抄寫熱門資料“兩蔣日記”的閱覽者所使用的。我在這兩天裏，看到好幾組的人在集中抄錄蔣介石的日記。據網上資料介紹，每年來檔案館查閱和抄錄蔣介石的日記的閱覽者超過一千人。
我對麵坐著一對俄國老人，老頭在查閱一本陳舊的筆記本。他不時在逐頁拍照，我想象或許他是在查閱和翻拍托洛斯基的日記或筆記。老人有一副大人物的派頭，在違反檔案館一次隻能從文件盒裏取出一個文件夾的規定時，受到工作人員的解釋和勸阻，但他完全不當一回事。背著手在閱覽室裏來回走動，嘴裏還嘟嘟囔囔地在說些什麽。
右邊桌上坐著一個年輕的日本女孩，在翻閱大量發黃的舊照片，並不時在拍照。這些舊照片引起了我的好奇。她出去午餐時，我打開了她退還在書架上的一包舊照片，發現這些舊照片所拍攝的是二戰前後的衝繩地區的日本平民，完全沒有興趣，立即放回。
我還留意到，除了我之外，還有在另外一組好像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人在查詢關於中日戰爭的資料，因我無意中聽到先前給我介紹檔案館裏中日戰爭史料索引的一位熱心的工作人員，在給他們做同樣的介紹。
我來胡佛研究院檔案館的主要目的，是查找二戰時期盟軍中緬印戰區（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中國駐印軍（China Army in India）的戰場記錄，以及孫立人將軍的有關史料。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收藏有沈克勤，孫立人將軍在1950-1954年的秘書，於2007年12月捐贈的他多年收集的孫將軍的有關文件資料。文件資料共分為6個標準文件盒。其中包括孫立人與麥克阿瑟的來往信件，電報；美國前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關於1951年韓戰爆發前孫立人倒蔣密件一事，給孫立人義子揭鈞的數封信函；孫立人兵變案的有關資料，當時報紙和媒介的反應，和相關人員的來往信件；孫立人在台灣任陸軍總司令時的各種演講原稿、日常行程記錄及向蔣介石提出的收複海南島的計劃書；沈克勤為孫立人秘書時的日記；《孫立人傳》的手稿；各種戰爭有關的論文，如《韓戰的經驗教訓》手稿；以及我最想找到的新38師及新1軍1943-45年在緬甸作戰的戰場記錄。
我仔細查閱了沈克勤捐贈的這6個文件盒的所有資料。因為這些資料是允許拷貝的，我影印和翻拍了其中我有興趣的若幹資料和文獻。
這幾年裏，我斷斷續續地閱讀了《二戰美軍戰史-中緬印戰區曆史係列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I/III》（CMH Pbu 9-1/2/3），也讀了孫克剛的《緬甸蕩寇誌》；感覺這兩者之間並不能很好地互相對應。因為後者更接近於報告文學，並不是真正的戰史，我一直想找到準確和更有說服力的原始戰場記錄來填補兩者之間的空白和差別。
閑暇時，我也在慢慢地閱讀和比較史迪威將軍的1943年至1945年的日記，以及史迪威當時的幕僚，他的女婿伊斯特布魯克上校（Col. Ernest Easterbrook）1944年至1945年的日記。一邊讀，一邊與《二戰美軍戰史-中緬印戰區曆史係列》和孫克剛的《緬甸蕩寇誌》相對照和比較。加上這次在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找到的新38師及新1軍1943-45年在緬甸作戰的部分戰場記錄，這些資料的相互對照，印證，應該能幫助我們真實和準確地複原中國駐印軍/中國遠征軍在緬北作戰的輝煌曆史。
這麽多資料，我確實是要忙一陣子的了。胡佛研究院的檔案館真是好地方啊！
附：1943-1945年陸軍新編第一軍/新三十八師緬北戰場記錄（部分）
2012/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