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夫俗子孔子自認為是“天縱之聖”

孔子自己說過“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順”這些話，有說得對的，也有不盡合乎事實的。作為一個常人，孔子“耳順”是事實，但“不惑”似乎一直不曾做到。他像普通人一樣，總喜歡有人順從自己，聽自己的話，耳朵根聽得進表揚，難以接受批評，即使這種批評是正確的，他也很難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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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隨筆：去掉“神”色　孔子的人格魅力

黃樸民

	2003年09月16日10:16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儒家的祖師爺孔子恐怕做夢也不曾想到，自己身後居然能擁有那樣令人目眩神移的殊榮：“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之類的頭銜紛至遝來。不過，這樣一來，孔子身上的人性色彩消失了，留給人們的印象是高高在上，一臉嚴肅拘謹貌，是神而非人，可敬而不可親。  所幸的是，大量相對比較原始文獻的傳世，可以幫助我們透過神化的迷霧窺見歷史的本相，了解和欣賞歷史人物固有的人性風採。孔子的情況亦復如斯。一部《論語》使孔子作為一位平凡隨和而又偉大高明的人物躍然紙上，呼之欲出。  《世說新語·傷哲》載王戎之言：“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孔子不是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而是有血有肉、喜怒哀樂皆形於色的普通人。作為“情之所鐘”的尋常人物，他的舉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充滿著“凡夫俗子”式的情感自然流露。真可謂“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飾”。  你看他多麼自負，多麼不安於位，熱衷於表現自己，於是有時不免會說些大話，誇下海口：“如有用我者，三年其為東周矣”，甚至連三年都不必要，一年就足夠了：“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他憑什麼有這樣的底氣，有這樣的自信？理由很簡單，他自認為是“天縱之聖”，是古代文化的唯一承繼者，理所當然擔當著“治國平天下”的責任，且具備著這方麵的傑出才能：“文王既死，文不在茲乎！”可惜的是，當時的統治者個個有眼無珠，沒有發現他這位人才，害得他東奔西走，四處碰壁，“累累如喪家之犬”。每念及此，孔子的心裡就無法平衡，鬱悶得很，無怪乎他要時不時地發牢騷、講怪話：我難道是隻掛在牆壁上的葫蘆，中看不中吃嗎？越想越不是滋味，氣惱懊喪之下，他甚至萌生出遠走高飛、到荒涼偏僻地方另開局麵的奇怪念頭：“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種天真率性的言行，實在不像是一位“聖人”應該有的風度，隻能給人留下大言不慚、想當官幾近“猴急”的印象。然而，這恰恰讓我們看到了孔子富有人情味的一麵，真誠爽直，口無遮攔，絕沒有後世那些假道學口是心非、巧言令色的氣息。  孔子自己說過“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順”這些話，有說得對的，也有不盡合乎事實的。作為一個常人，孔子“耳順”是事實，但“不惑”似乎一直不曾做到。他像普通人一樣，總喜歡有人順從自己，聽自己的話，耳朵根聽得進表揚，難以接受批評，即使這種批評是正確的，他也很難聽進。我們看看他對自己學生的態度就知道，“忠言逆耳”對孔子而言同樣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孔子所喜歡、欣賞的學生，是顏淵、曾參、閔之騫。這些人其實並無突出的才能，也未見他們在弘揚儒家學說方麵作過多大的貢獻（曾參的情況稍好一些），他們之所以為孔子所器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善於揣摩老師的心思，總是揀老師樂意聽的話朝孔子的耳朵裡灌。用孔子自己的話說，便是“於吾言無所不悅”。正因為他們甘於當老師的應聲蟲，孔子才打心眼裡喜歡他們。相反，像子貢、冉求、子路這類學生，他們比較有自己的個性，一舉一動不那麼中規合矩，有時甚至敢於對老師的做法大膽進行質疑，這使孔子心裡自然不爽，動輒要斥責、“修理”一番：“野哉，由也！”“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一點也沒有“尊長”的氣量。  一部《論語》中，孔子喜怒哀樂溢於言表，興之所至開口罵人的現象也比比皆是。樊遲誠誠懇懇、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請教怎樣耕田、如何種菜，結果讓孔子大動肝火，臭罵一頓：“小人哉，樊須也！”孔子授課或許不夠精彩，宰予提不起精神聽講，大白天在課堂上昏昏沉沉打瞌睡“晝寢”，孔子不反省自己授課方麵的問題，反而大光其火，聲色俱厲斥責宰予是“朽木”，是“糞土之牆”：“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孔子人格個性的寫照，喜怒哀樂皆形於色是孔子言行的特色。然而，孔子的偉大，卻在於他不因為感情的沖動而迷失。他的理智始終是清醒的，所以他盡管對冉求、子路、子貢等弟子有所不滿，但依然為他們創造條件去做官，去做事，依然肯定他們各自的能力與特長，依然懷有深厚的感情，為他們的遭遇所揪心，對子路慘死的悼念，就體現了這種至情。不乏理智而又富於感情，有人性的弱點而又不幹擾理想的追求，正是孔子的平凡之處，也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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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張愛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