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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村寧次1945-1948 充當國民黨軍事當局的秘密軍事顧問

(2018-01-11 11:06:00) 下一個
shocking to read below: 1945-1948 充當國民黨軍事當局的秘密軍事顧問 - 看影視,蔣介石談與岡村寧次討論與中共軍作戰術, 我以為汙蔑,讀此方知史實!

無罪釋放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岡村先後以“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官”和“聯絡班長”等名義,被中國政府軟禁在南京,除協助遣返日軍、日僑外,還充當國民黨軍事當局的秘密軍事顧問。
1948年3月底,被解往上海候審。8月中旬,被正式送進上海戰犯監獄,但不久以“保外就醫”名義被監視居住於上海黃渡路秘密住所。
1949年1月26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無罪”。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因岡村被宣判無罪釋放一事陡起風波。1月28日,中共中央通過新華社發表聲明,向南京方麵提出強烈抗議,譴責對岡村寧次的判決,要求重新逮捕他。此時蔣介石已宣布下野,代總統李宗仁為爭取和談,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卻將命令扣壓不發。當天,湯恩伯當晚即派副官來到岡村在上海臨時借住的寓所內,通知他於次日晨6時30分之前到戰犯監獄集合,與獄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國輪船回國。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時,岡村搭乘“維克斯”號美輪駛離上海黃浦港,回到日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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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受降儀式上的詭異一幕:為何如此厚待日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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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想象,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的中國,何以寬厚至此,不索要戰爭賠款,和平遣返日本僑民。顯然,這不是一句輕飄飄的“以德報怨”就能搪塞的。毫無疑問,在受降問題上的糟糕表現,是國民政府的一次重大失職,遠遠早於其後續的劫收問題、金融問題,但在當時,卻被掩埋在勝利的歡樂之下。

  來源:科羅廖夫的軍事客廳,ID:keluoliaofucn,作者:李鑫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莊嚴舉行。對於儀式的安排,最初中國方麵為避免威脅感,擬采取酒桌方式。由於美軍方麵的幹預,才改為長方桌對立方式,用加寬的方式避免可能存在的“威脅”。



圖:南京受降儀式現場,中方的桌寬約是日方的3倍

由於擔心日方“受到刺激”,甚至做出自殺的舉動,國民政府拒絕了日方佩戴刀劍的請求。日方除岡村寧次外,帽子一律不準放在桌上;中方代表的帽子全部擺在桌上。另外還規定投降者必須敬禮,即:一到會場即向總司令官何應欽敬禮;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向何應欽領取投降書時再一次敬禮;岡村寧次簽字畢,由小林向何應欽交還投降書時再一次敬禮,前後共敬三次禮。中國方麵對此均不回禮,而這也是出於美軍的建議。但在小林至中方桌前呈交降書敬禮時,何應欽起立作答,並接過降書。這時就發生了曆史性的一刻:由於中方所用桌子較寬,何應欽為了接到小林手中的降書,向前彎腰程度甚於小林,此景正被攝像機記錄下來。這可能隻是何應欽的無心之舉、無奈之為。



圖:小林淺三郎向何應欽遞交投降書,何應欽身子前探,彎下了腰

如果單憑此照片的“彎腰過低”來指責何應欽“有損國威”確實有失公允,但何應欽及國民政府戰後媚日之舉卻是昭然若揭。

當天,岡村寧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所接觸的中國方麵要人態度頗為親日,而又是向友人何應欽投降,從而產生一種輕鬆之感。在今天的簽字儀式上也未特別緊張和擔心。”“簽字時的心情,和過去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或處理公務簽字時的心情並無不同”。



圖:岡村寧次簽署投降書,可以看出日方代表神情沮喪

在此之前,日本與中華民國還締結過兩次停戰協定,一是1932年5月5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二是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戰協定》。這次日本戰敗,岡村卻在儀式上感受到了如同以前勝利時的心境,不知讓人作何評述。

10月21日,岡村在與何應欽研究撤僑問題時,何應欽先以日語問候,又表示“由於貴官認真負責的態度及貴司令部職員熱誠勤勉,使接收工作順利進行。應趁此機會培育中、日合作的趨勢,使子子孫孫繼續下去。我任軍政部長以來,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國內情況未能加以如願以償,而日本軍部內,也有不諒解蔣委員長和我等良苦用心者,因此遂企戰端,誠不勝遺憾之至。”會談在一副舊友重逢的和睦氣氛中開始,公務結束後,中方拿出了甜酒,與岡村寧次幹杯暢敘了兩小時。實在是好一個“國內情況”,好一個“良苦用心”。

岡村寧次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形容何應欽:“何應欽是我的中國好友之一。這次他來使我想起了1935年秋同他相見的情景。那時我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運動高潮,很難與中國要人會麵,因此我和須磨總領事在旅社接見了來訪的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中國軍官們,即擬回國,但突然接到何應欽電話,約我吃晚飯,並約定不談一切政治問題,我大喜之下,前往歡談。他就是這樣一個親日派。如今像這位親密友人何應欽投降,這是一段微妙的奇緣。”



圖:岡村寧次在降書上簽字用印

岡村寧次回憶道“戰後,中國官民對我等日人態度,總的來看出乎意料的良好,這可能與中國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關,但我認為其最大的原因,是廣為傳聞的蔣介石委員長8月15日所做的‘以德報怨’的廣播演講。這個演講與當時蘇聯斯大林之‘討還日俄戰爭之仇’的聲明比較,應該說中國之豪邁寬容,無以複加。”

中方對於處理投降日軍時,大體有這樣兩個特點;一是對其不稱俘虜,而稱“徒手官兵”,既是用“沒拿武器”這種委婉的措辭來代指投降這一令日軍尷尬的事實;又以“官兵”一詞,承認了對日軍指揮體製的保留,各方麵軍司令官改稱“某某地區善後聯絡部長”,各路侵華日軍司令部搖身一變,成了“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門口照舊有衛兵和憲兵執勤,裏麵的參謀忙忙碌碌。不得不說,國民政府考慮得真是“周到”,如此設身處地地為侵華日軍著想,以至於日本人自己都覺得“在精神上令人產生好感”,如此實在是戰勝國中的一朵奇葩。

11月12日、13日,一群美國軍官來到岡村寧次的住處參觀。“從美國方麵看來,俘虜住著相當好的房子,甚至還有汽車。因此相當不滿”。三餐中必有一餐吃到麵包,日方在宿舍內自製點心和羊羹,岡村更是聲稱自己“留在中國時滋養品從未斷過”。更有甚者,漢口的中國軍隊司令部,在農曆9月9日重陽節時,向日軍司令部贈送了滿滿一卡車月餅。

12月23日岡村突接通知,與幾日前剛剛來到南京的蔣介石會麵,會上蔣介石“麵帶微笑,和藹近人,以好言相慰”,並對岡村寧次表示“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誌,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1949年1月,為了能讓岡村寧次能夠搭乘一艘美國輪船歸國,軍事法庭特別提前對其進行公審,並宣判其無罪。中國共產黨隨即通電稱解放戰爭和平條件之一便是“不承認岡村寧次的無罪判決”,時任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為了求和,下令對居住在上海的岡村寧次進行逮捕,但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扣令不發,使其能夠安然乘船歸國。


反觀美蘇兩國,在“密蘇裏號”受降時,全體美軍官兵,一律著軍便服,不係領帶不配勳章;蘇聯則是將關東軍幾十萬俘虜一並押上西伯利亞充做苦力。美蘇國力遠強於日本,自然是無需顧及其感受,可能當時的國民政府企望借此機會釋放善意,與這一近鄰攜手共進,但這一態度矯枉過正,與向來存在的懼日、親日、媚日的態度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了一副“卑躬屈膝”的醜態。而日本也投桃報李,以岡村寧次為首的一係列侵華日軍高級軍官,成了解放戰爭時期國軍的軍事顧問。


很難想象,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的中國,何以寬厚至此,不索要戰爭賠款,和平遣返日本僑民。屍位素餐的國民政府大員們,又是以何等顏麵代表著幾千萬抗戰軍民、四萬萬華夏同胞來簽字受降,甚至是與戰犯把酒言歡?又該以何種方式告慰上千萬冤魂?顯然,這不是一句輕飄飄的“以德報怨”就能搪塞的。毫無疑問,在受降問題上的糟糕表現,是國民政府的一次重大失職,遠遠早於其後續的劫收問題、金融問題,但在當時,卻被掩埋在勝利的歡樂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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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村寧次

編輯 鎖定
 
岡村寧次(1884年5月15日——1966年9月2日),侵華日軍戰犯百團大戰後調任華北方麵最高司令長官,指揮對八路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殘酷的大掃蕩抗日戰爭末期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昭和軍閥的三羽烏的第三位。
岡村寧次先後就學於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曾參加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1913年陸軍大學畢業後在參謀本部任職。1917年在駐華武官處工作。1919年回國後,長期供職於陸軍參謀本部,研究中國情報。1925~1927年任北洋軍閥孫傳芳的軍事顧問,參與中國內戰。1945年日本投降後,率侵華日軍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於9月9日在南京簽署投降書。後被中華民國政府委任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工作總聯絡部長,協助組織日軍和日僑遣返事宜。後被中華民國政府聘為軍事顧問。1949年1月回國。1950年被台灣當局聘為“軍事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1955年起任日本歸國軍人組織戰友聯盟副會長、鄉友會會長。死於東京。
 
中文名
岡村寧次
外文名
おかむら やすじ
國    籍
日本
民    族
和族
出生地
日本東京
出生日期
1884年5月15日
逝世日期
1966年9月2日
職    業
軍人
畢業院校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陸軍大學
信    仰
軍國主義
主要成就
參加日俄戰爭
代表作品
岡村寧次回憶錄
軍    銜
陸軍大將
職    務
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
英文名
Okamura Yasuji
主要罪行
發動一號作戰

岡村寧次人物生平

編輯

岡村寧次早年生活

1884年5月15日,岡村寧次出生在日本東京四名阪町街區的一個沒落武士家庭。由於日本孕婦在胎兒隆起後有束腰的習慣,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時很瘦弱。他的父母岡村寧永夫婦此前生過一個兒子,卻夭折了,他們擔心這個孩子仍然活不下來。在給這個孩子起名時,寧永取自己名字裏的“寧”字,再加一個表示順序的“次”字,就是岡村寧次。
岡村寧次4歲開始,寧永夫婦就教他認一些簡單的漢字
小林淺三郎向何應欽呈遞降書小林淺三郎向何應欽呈遞降書
,並規定他每日作息時間和識字進度。
1890年3月,岡村寧次入阪町小學,開始了長達8年的小學時代。
1897年,13歲的岡村寧次小學畢業,考進了著名的東京專門學校(1902年更名為早稻田大學)的附設中學部。由於該校當時的收費較高,所以岡村寧次僅僅在此讀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後轉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
1898年9月,岡村寧次身穿草綠色軍裝參加了入學典禮,從此邁出了他軍人生涯的第一步。
1904年,岡村寧次以優異的成績從陸士畢業。同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聯隊擔任補充部隊小隊副的岡村寧次,懷著為天皇建功立勳的迫切心情,恨不得馬上馳騁疆場。在岡村寧次的一再請戰下,上司終於批準了他的請求,於翌年4月將岡村寧次從補充部隊轉到步兵第四十九聯隊,作為新編第十三師團的一個小隊長參加庫頁島戰役

岡村寧次諜報工作

1914年8月,被上司調到參謀本部外國戰史處工作。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乘機奪取了德國在華勢力範圍——山東青島
1915年2月,日軍參謀本部為編纂日德戰爭作戰史,派岡村寧次等人赴青島搜集資料,由此岡村寧次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
岡村寧次赴青島不久,被時任黎元洪大總統顧問的日本陸軍中將青木宣純調至北京做助手,主要負責對外聯絡、文牘書案之類的工作。這樣,岡村寧次在北京青木顧問處一幹就是4年多。
1919年7月,岡村寧次終於返回日本。他的新職務是陸軍軍事調查部新聞班的少佐班員,主要從事溝通軍隊與國民之間的“感情”和處理軍方對國內民眾的宣傳事務。在新的職位上,岡村寧次不遺餘力地為爭取陸軍的所謂“生存權”和“發展權”搖旗呐喊。
上海時期的岡村寧次上海時期的岡村寧次
1921年,作為巡回武官赴歐美考察,在東久邇稔彥引見下參拜了皇太子裕仁,並替裕仁搜羅駐外武官作為黨羽,
1921年10月底,日本政府內閣的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國萊茵河上遊的黑森林貴族城堡區,一個叫巴登巴登的礦泉療養地舉行了一個秘密聚會。3個軍銜皆為少佐的日本駐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縱論時政,目的與7天後刺殺原敬的中岡艮一類似:結束國內的腐敗。
這3人——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皆是日本陸軍中的驕子。在以訓練嚴酷著稱的日本軍校中,永田鐵山的畢業成績是士官學校第4名、陸軍大學第2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績為士官學校第5名,陸軍大學第1名;岡村寧次則為士官學校第6名,在陸軍大學則因成績優異接受過大正天皇頒獎。
這3人後來被稱為“三羽烏”——日語“三隻烏鴉”之意(略同於漢語的“三傑”)。國內腐敗在他們眼中首先是政治腐敗。政治腐敗又首先表現在陸軍的人事腐敗。日本曆來藩閥門第氣息極重。明治維新後海軍由薩摩藩把持,陸軍則由長州藩把持。山縣有朋桂太郎田中義一等陸軍中堅人物,無一不是出自長州,非長州籍人士休想晉升到陸軍高位。[1] 
這一天被日本史學家視為昭和軍閥的誕生日,其實,巴登巴登聚會還有第4個人——東條英機。盡管他後來出任日本戰時首相,但隻因為在士官學校中比“三羽烏”低了一年級,所以在巴登巴登他隻是替永田鐵山點煙和站在蒸汽浴室門口放哨的小嘍羅。既不能列入“三羽烏”之內,更不能參加他們的討論。除了在巴登巴登這4人之外,“三羽烏”從不屬於長州藩、且才華出眾的同事中又選出7人。這就是駐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駐伯爾尼武官山下奉文、駐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駐巴黎武官中島今朝吾、駐科隆武官下村定、駐哈爾濱武官鬆井石根、駐北京武官磯穀廉介。這11人就都是日本賴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昭和軍閥的核心骨幹。在紀律嚴明的日本軍界,這幾個人為什麽有這麽大的能量,因為他們背後陰影裏是那個在日本神一樣存在的昭和天皇。這就不難解釋日本一係列所謂的下克上事件為什麽沒有受到懲罰的原因所在。當被稱為太陽鳥的“三羽烏”從巴登巴登騰空離去之時,他們那張開的黑色翅膀,將籠罩整個東亞大地。
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7.9級的大地震。9月3日,日本政府為抗震救災和維持秩序,遂成立關東戒嚴司令部。剛晉升為中佐的岡村寧次被臨調該司令部宣傳情報部,負責戒嚴期間的新聞檢查。岡村寧次並不滿足於宣傳工作。經過頻頻活動後,他如願以償地得到了參謀本部上海駐華武官的調令。
沙基慘案紀念碑沙基慘案紀念碑
岡村在諜報武官任上,幹得風風火火,頗有“實績”,在上海紡織工人罷工,日本廠家槍殺顧正紅事件發生後,他巧妙的利用英帝國主義分子打頭陣,製造五卅慘案沙基慘案,使中國民眾的反帝矛頭一下子集中於英國。結果,1925年度日本對華出口總額,非但沒有受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影響而跌落,反而較上一年增長了12%。 岡村在瓦解和破壞五卅運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出色”的情報、謀略及交涉協調能力,給參謀本部和外務省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深得他們的賞識。所以,後來遇到像談判塘沽協定上海事變停戰協定之類的軍事外交問題,陸軍本部總是指定他來主持。在江浙戰爭爆發時,他把軍事間諜派到雙方的軍中去當顧問,自己成了戰爭的總導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以此檢驗雙方軍隊的作戰實力。後來隻是在福建的孫傳芳部突然出兵,奇襲盧永祥才打亂了他的計劃。他便去當孫傳芳的顧問,看著這隻小小的軍隊迅速膨脹成為五省聯軍,又被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擊敗,在一片混亂中,他偷盜了孫傳芳的軍用地圖躲進了日本長江艦隊,又被獎勵了一大筆資金。這期間他公而忘私,家庭屢遭不幸,先是他的次子武正在上海得了猩紅熱,不幸夭折。不久其妻子理枝也在東京病逝。他回國不久,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的二次北伐,日本陸軍悍然出兵濟南,到1927年8月15日,岡村寧次終於接到了大佐聯隊長的任命,但這次虎頭蛇尾的出兵濟南除了證明日本軍隊的殘暴外沒有任何作用,國際上的一片反對聲使他還沒有踏上大陸就準備打道回家了。

岡村寧次侵略中國

1932年,為了轉移九一八事變後國際社會對東北的關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川島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變,出兵中國上海。熟悉上海情況的岡村寧次於2月26日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3月6日晨,姍姍來遲的岡村寧次抵達上海,但淞滬戰事已基本結束了。4月1日,他轉任為臨時軍事調查委員長,同時晉升為陸軍少將,時年48歲,他任軍事調查委員長的主要職責就是粉飾日軍侵略上海的行動。5月5日,中日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停戰協定。盡管日軍取得了在上海的種種特權,但岡村寧次還是對協定的內容並不完全滿意,認為對中國“讓步”太多。
關東軍副總參謀長岡村關東軍副總參謀長岡村
1932年8月19日,岡村寧次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奉命轉赴東北,出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來關東軍就任後,麵臨所謂“匪患猖獗”的困難局麵。他口裏的“土匪”,其實是指我東北各地的抗日軍民。因而岡村寧次將“治安”問題列為首要任務。為此,岡村寧次先給軍部打報告,要求增派援軍,然後通過“滿洲國”政權加強所謂“法製”建設和地方武裝建設,收買土匪、招募偽軍,建立所謂“謀略部隊”為日軍作炮灰。
1932年9月,日偽統治者發布了由岡村寧次等人參與炮製的《治安警察法》,隨後又頒行《暫行懲治叛徒法》和《暫行懲治盜匪法》,把義勇軍汙蔑為“叛徒”、“盜匪”,可以格殺勿論。隨著增援部隊的到來,在實權人物岡村寧次的指揮下,關東軍50000人馬以“步步為營,重點突破”的作戰方針,分地域逐次展開,向義勇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掃蕩”。
1933年春,在以武藤、小磯和岡村為首的關東軍的瘋狂圍剿下,東三省的各部義勇軍,除少數堅持鬥爭外,絕大部分先後被剿垮,無數義勇軍戰士為反抗侵略而獻出了寶貴生命。
1933年5月30日,岡村寧次作為日本關東軍代表與何應欽派去的代表熊斌塘沽舉行正式停戰談判。這次談判實際是日本帝國主義將事先擬好的侵略條件強加於中國、強迫中國接受的一個儀式而已。最後,岡村寧次終於拿到了令他滿意的《塘沽停戰協定》。岡村寧次代表日本所簽訂的這個協定,其實質在於強迫中國方麵承認長城一線為日軍占領線,這等於認可華北平津地區是第二個“滿洲國”。同時非武裝區的確定,為日軍進一步擴大侵略打開了通路。
1935年,岡村寧次轉任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部長,成為了日軍大本營決策侵略戰爭的核心人物之一。翌年3月晉升中將,轉任第2師團師團長。
1937年4月(七七事變前夕),率部駐紮在中國東北。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1938年6月,時任第二師團長的岡村寧次接到軍部調令,組建侵華日軍第十一軍,並任該軍司令官,負責攻略武漢地區。他的越級提升引起了包括不希望擴大戰爭的華中派遣軍調司令官畑俊六等一大批人的不滿。而他也在日記中記述南京大屠殺的惡劣影響(1938年7月13日的感想中寫道:“到達中支那戰場後,在聽取了先遣官宮崎參謀、中支那派遣軍特務部長原田少將、杭州機關長荻原中佐等人的報告才知道,派遣軍前線部隊一直以給養困難為借口,大批處死俘虜,已成惡習。南京戰役時,大屠殺的人數多達四五萬之多,對市民進行掠奪、強奸的也大有其人。”這是在日軍官兵日記中記錄南京大屠殺人數最多的表述)。
南昌會戰南昌會戰
由台灣旅團組建的波田支隊攻占安慶,接著在海空軍配合下突破馬當要塞,沿路打垮十幾個雜牌師, 占領九江,完成了戰爭序幕 。8月1日,岡村寧次正式下達進攻命令。當時,他手裏有3個師團一個旅團,還有2個師團在增援中。他決心以波田支隊鎮守,以第6師團沿長江北岸而上攻武漢,集中2個師團沿南潯線攻取南昌,然後西進大迂回至嶽陽,切斷合圍陳誠第六戰區的27個軍。但是他的算盤打錯了,先是101師團被中國軍隊引誘偏離了進攻主線,一頭紮進西部山地和中國軍隊拚起了消耗,接著準備迂回薛嶽兵團後方的106師團又因為迷路而被中國軍隊包圍,傷亡慘重。岡村用增援的2個師團解圍後,不得不重新修訂自己的作戰計劃,放棄了大迂回戰略,改用第6、第9、第27共3個師團的強大兵力沿江而上,在海空軍的支援下,突破田家鎮要塞,擊退沿途的張發奎李品仙兩兵團,終於搶占武昌。
1939年4月,他搶在中國軍隊發動四月攻勢之前,發動了以奪取南昌為目標的南昌會戰。麵對羅卓英集團的10個軍20萬人和橫在進軍道路上的三條寬闊的河流,他不惜違抗總參謀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元帥的意誌,力主用101、106兩個連吃敗仗的軟弱師團作主力,具體戰術上他在3公裏寬的突破口上集中了250門重炮 ,並集中了130輛坦克在航空兵的掩護下作為先鋒單獨突破,結果七天就占領了南昌。要知道德國閃擊波蘭都在這半年以後 ,光憑做出這個計劃和決斷他就可以列入日本名將之列。
在對華政策上,他反對建立汪精衛政權,認為這樣一來就會刺激重慶國民黨政權,逼其走上絕死抗戰的道路。他反對日本人在占領區內擔任各級官員,而主張以華製華,要給中國人以“尊嚴”。他提出“討蔣愛民”的口號,不斷分化抗日勢力。 當時他了解到日本軍隊發生了強奸案,軍法官以證據不足和對方未告發為由替犯罪的軍人辯護,他勃然大怒,以戰爭期間哪有弱勢的被害人敢告發為由嚴懲了罪犯。
1939年夏季, 岡村寧次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製定了對中國第五、第九兩戰區施以政、戰謀略的方案和指導大綱。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軍事和派遣特務等各種手段,策反雜牌軍,孤立以黃埔軍校少壯係為主的中央軍,然後殲滅中央軍。其計劃要領是: 一、對第五戰區的敵軍(指中國軍隊),置重點於策動廣西、四川軍隊反叛,借此使全戰區走向崩潰;其次對該戰區的中央軍及其旁係軍加以影響,也要不失良機進行工作。 二、對第九戰區之敵(指中國軍隊),可對四川軍及遊擊旁係軍施以懷柔工作,對其他軍隊(直係軍以外)進行積極的謀略宣傳,引導其喪失戰爭意誌和走向投降、逃亡…… 三、任務分擔:第6師團對楊森軍策反工作;第33師團對王陵基軍策反工作;軍特務部擔任對五戰區的四川軍的策反謀略工作,為此應接受有關師團長的援助。在大力開展策反工作的同時,岡村寧次又製定了《江南作戰指導大綱》,將第九戰區的中央軍列為武漢日軍的打擊重點。大綱的中心意圖是:以奇襲手段,盡量在短期內殲滅中央軍。
隨棗會戰隨棗會戰
接著在5月和9月他又發動了對中國第五戰區的襄東進擊戰(隨棗會戰)和對第九戰區的湘贛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 襄東進擊戰他3個師團一個騎兵旅團麵對李宗仁20個軍30萬人,湘贛會戰他4個師團對薛嶽52個師。共同的特點是,在寬大的正麵上長途奔襲,窮追猛打,以消滅對方骨幹兵團為目標(在江北是湯恩伯軍團,在江南是關麟征集團),不以占領地域為目標,速進速退。均因作戰兵力不足和作戰地域限製而沒能完成任務。這表明日本軍隊已經陷入了他們最害怕的持久戰中。
岡村因此對大本營總參謀部的限製擴大作戰地域的方針大為不滿,也不認為板垣征四郎的誘降會有作用,他上書胡說什麽:“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四億民眾,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誌,更不在於包括若幹地方雜牌軍在內之200萬抗日敵軍,而隻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係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係軍隊的抗日意誌。隻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他要求大舉增兵一逞,由於他的上書和日本的大方針有衝突,他被調離前線,回日本當軍事參議官,坐了一年冷板凳。
1941年4月,岡村寧次被授予大將軍銜。不久,被天皇欽點出任華北方麵軍司令,當時,華北方麵軍人員24.5萬名, 馬匹5.2萬頭,重炮740門 , 汽車8000輛, 各種彈藥1會戰份,糧秣一月份餘。是日本最大的一個戰略集團。他在北京郊外的翠明莊,集中一段時間分析了前任失誤的原因,認為:華北方麵軍曆來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平均每3平方公裏才2個人。由於缺乏確切定期的肅正目標,常常變成靜止的防禦。日軍如不主動討伐、則中共方麵也不進犯。乍看起來,相安無事,宛如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但在雙方共存期間,中共卻在民眾中秘密進行工作,充實其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即可一舉轉向進攻。百團大戰就是例證。因此,日軍施策的目標,應是采取主動進攻的有計劃的措施,要劃分地域,限定時間鞏固治安地區,隱蔽準治安地區的兵力,有計劃進入治安地區,並以剩餘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區挺進,使之向準治安區發展。最終目標是把華北1億民眾拉到日方。按照這樣步驟去做,既不宜急於求成,也不可坐失時機,必須要有針對性的戰法。岡村寧次稱,八路軍如附骨之蛆,藥勁兒一過便又迅速生長,因此決不能放鬆對八路軍的打壓。他計劃用三年時間把日軍實際控製地區由10%提升到70% 。他判斷是否是治安區的標準很簡單,從中國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當地的治安情況的好壞,第一、絕對見不到姑娘的蹤影。係懼怕日本兵的佐證,[2]  為“治安不好”。第二、對我們的汽車、卡車感到稀奇而遠遠地從窗口眺望。為“治安稍好”。第三、在上項情況下,走出家門口眺望,中國姑娘神態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來的街道上,為“治安良好”[3] 
1941年,岡村寧次調集數萬日軍,開始對中國軍隊進行殘酷的大“掃蕩”。中國的曆史書上說他在擔任華北方麵軍司令時提出“三光”政策[2]  ,造成約270萬平民的死亡,但在他的回憶錄中卻寫到,他提出的口號是“不殺、不搶、不淫”的三不政策,其實這個“三不”比“三光”更厲害,表麵對是日本軍隊的戰爭行為進行約束,其實他是要以此來收買人心,達到長期占領中國的目的。 國民黨係軍隊受不了壓力,光投降的就有40餘萬,這些投降將領也很有歪理,他們在初次見到岡村時就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齊消滅他們。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這時八路軍陷入很被動的局麵,喪失了一半根據地和人口,平原富庶地帶全部變成遊擊區,總兵力由40萬減至30萬。太行山上的前方總部被日軍特種部隊突襲,參謀長左權戰死。彭德懷後來曾深有感觸地對部下們說:“岡村寧次是一個比多田駿更為毒辣、更為老練的對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實事求是,細致周密。每次進攻,他都要調查半年之久,做準備工作。沒有內線發動配合‘維持’他不進行‘蠶食’。他不出風頭,不多講話,對部下不粗暴,你從他的講話裏看不出他的動向來。他經常廣泛收集我們的東西,研究我們的東西,是曆來華北日軍司令官中最厲害的一個。”由於日本太平洋戰場陷入困境,華北的日軍不斷被抽調,八路軍終於堅持了下來。
1944年,日軍計劃打通大陸交通線,責成華北方麵軍提出方案,這雖然不是岡村所主張的西安-成都作戰,但他還是認真作了準備,其實他早在1941年秋就在黃河南岸奪得了一個橋頭堡作為突破口,並不惜代價保持了兩年之久。鑒於中國軍第一戰區40萬眾分為蔣鼎文和湯恩伯兩個集團,而華北日軍140個大隊隻能動用一半約12萬人。他預計先消滅作為機動兵力的湯集團,然後再消滅以洛陽為中心的蔣鼎文守土部隊。針對湯恩伯喜歡打運動戰,而且喜歡趁日軍退卻時集中兵力突擊一翼的習慣,岡村命令內蒙的戰車第三師團秘密南下,部署在戰線後方,準備在湯恩伯反攻的時候給他當頭一棒。結果戰場形勢發展完全符合他的預計,湯的反攻剛剛顯出模樣就被打垮了。岡村也由守土的華北方麵軍司令調任進行大規模機動作戰的第六方麵軍司令。在到達武漢上任的時候,他驚訝的發現華南的製空權已經被中美空軍所奪去,武漢的軍用倉庫都被炸掉,連他要去廣州都要繞道台灣,他冒險在夜間從南昌去廣州視察,但他的下任岡部直三郎飛這條航線的時候就被擊傷。在進行桂柳作戰的時候,由於11軍司令橫山勇不執行命令,為爭功搶先占領了柳州,破壞了他的大包圍聚殲中國軍隊的計劃,作為前任11軍司令並率領11軍打下武漢的他以鐵腕整頓軍紀,把11軍從軍長到師長到作戰參謀一個不留全部撤換,顯示了他的雷霆手段。
投降儀式上的岡村寧次投降儀式上的岡村寧次
由於岡村寧次在侵華戰爭中,為大日本帝國立下赫赫戰功,1944年11月,日本政府升任他為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此時的岡村看到戰爭不利,曾想引兵直入重慶,引誘盟軍大規模增兵中國,以解日本本土之危,但下屬都信心不足,對他的芷江作戰計劃和老河口攻略計劃陽奉陰違,出工不出力,他也隻好尊從大本營的命令把派遣軍主力部署到沿海一帶防止美軍登陸。正當岡村寧次一心要帶領八十萬侵華日軍準備進行“玉碎”決戰時,1945年8月12日,岡村寧次收到了東京大本營密電,此文的核心內容透露了準備接受投降的實情,岡村寧次看了這封電報感到“真是晴天霹靂”。岡村寧次立即向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發了電報,要求拒絕《波茨坦公告》,繼續作戰,岡村寧次對於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熱情可謂“矢誌不移”。
1945年8月15日10時10分,岡村寧次接到了東京發來的關於“天皇陛下已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陸軍第68號密電。他心中頓時明白了,戰敗投降已成定局,除謹遵詔命外恐別無他策了。11時過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兩千餘名日軍官兵,按平時遙拜天皇的隊形,在南京市鼓樓廣場東麵集合,聆聽天皇親自播講的投降詔書。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岡村寧次代表其“中國派遣軍”和駐台灣、越南北部的日軍在投降書上簽字。[4] 

岡村寧次無罪釋放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岡村先後以“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官”和“聯絡班長”等名義,被中國政府軟禁在南京,除協助遣返日軍、日僑外,還充當國民黨軍事當局的秘密軍事顧問。
1948年3月底,被解往上海候審。8月中旬,被正式送進上海戰犯監獄,但不久以“保外就醫”名義被監視居住於上海黃渡路秘密住所。
1949年1月26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無罪”。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因岡村被宣判無罪釋放一事陡起風波。1月28日,中共中央通過新華社發表聲明,向南京方麵提出強烈抗議,譴責對岡村寧次的判決,要求重新逮捕他。此時蔣介石已宣布下野,代總統李宗仁為爭取和談,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卻將命令扣壓不發。當天,湯恩伯當晚即派副官來到岡村在上海臨時借住的寓所內,通知他於次日晨6時30分之前到戰犯監獄集合,與獄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國輪船回國。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時,岡村搭乘“維克斯”號美輪駛離上海黃浦港,回到日本。[5] 

岡村寧次戰後歲月

1950年前後,一批戰前日本軍隊的官兵醞釀成立了“戰友會”,岡村被邀請掛名為該會的副會長。在戰友會的資助下,岡村到各地巡回演講,千方百計地擴大右翼勢力,以抵消日共等左翼政黨組織在戰後迅速擴大的影響。
戰後初期,蔣介石為了重振旗鼓,培養所謂“中堅幹部”,在台北市郊陽明山成立了“革命實踐研究院”,並親自兼任院長。該院不僅培訓黨政幹部,還設有軍官訓練團培訓各級軍事幹部,岡村寧次等一些原日軍將佐被聘請為高級軍事教官,他本人還有該院的“顧問”頭銜。
進入6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經濟的恢複和迅速發展,軍國主義思潮也在社會上進一步抬頭。岡村等一批戰前法西斯將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搬進了在東京的新居。這時,許多政界名流如魏德邁之類的“國際友人”,時常來拜訪他。日本自衛隊的軍官還慕名常來向他請教問題,著實令他歡喜了一陣。
可是,好景不長。1962年4月,他此時唯一的兒子忠正暴死,時年僅49歲。忠正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後,便跟著祖母阿定生活,由於祖母的溺愛和仗著有一個步步高升的父親,他一直不思上進。從岡村日記裏的零散記載中可以看出,岡村並不喜歡他。但是,他的晚年畢竟需要有兒子來照顧。忠正之死,對岡村的打擊很大,這一年岡村已經78歲了,身邊除了有老伴加藤及幾個孫輩外,就再沒有其他骨肉親人了。早年,他最喜歡的武正夭折於上海,而現在忠正又先他一步死去,莫不是上蒼的報應?一想到這兒,他常常不禁老淚縱橫。
1963年初,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請岡村整理自己的日記和撰寫個人回憶錄,以“啟示”自衛隊青年幹部。接受這件事情後,他在老部下宮崎周一等人的協助下,於同年4月份開始動筆。為了宣揚“日本精神”和以他的立場去“說清曆史事實”,他壓抑下失子的痛苦和時而發作的肺病的折磨,用了兩年的心血撰寫完畢。
回憶錄寫完了,岡村寧次感到自己走進了人生終點。1966年9月,他的心髒突然發病,因搶救不及時而死去,時年82歲。[5] 

岡村寧次主要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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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畢業後留校任清國學生隊區隊長,為陳儀閻錫山孫傳芳等人的軍事教官。
1913年,29歲,又被送進日本陸軍大學。在校期間,曾獲得大正天皇的授獎。獎勵的原因是:“學習勤奮,成績最優秀。”
1931年,參與過九·一八事變的謀劃,成功達到目的。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任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熱河事變後,他作為關東軍代表簽訂“塘沽協定”。
1936年,晉級為中將,並提升為第二師團長,赴任去中國“滿洲”,駐屯哈爾濱。盧溝橋事變後,他所領導的筱原誠一郎的混成第15旅團作為關東軍蒙旅兵團,參加了察哈爾和山西方麵的戰鬥。
1938年,岡村寧次出任日本第11軍中將司令。其時,日軍急於要攻下中國抗戰臨時政治、軍事中心的武漢,進而拿下武昌,以摧毀國民黨軍隊的抗戰意誌。
1941年,晉升為大將,任華北方麵軍司令,指揮日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進行“蠶食”和“掃蕩”,推行殘忍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1944年春,率部參加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
1944年8月,任第6方麵軍司令,率部攻占桂林、柳州。
1944年11月,任日本侵華派遣軍總司令。[6] 

岡村寧次人物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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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評
對岡村寧次這個人,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中國抗日軍民對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岡村寧次的回憶錄裏,他自己提到,抗戰勝利後,“在延安發表的戰犯名單約二萬多人,我被指定為第一號戰犯,第二號戰犯為曾任華北方麵軍的多田駿大將,第三號戰犯為曾駐山東第四十三軍司令官細川中康中將。”岡村寧次說,中共方麵始終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麵堅決主張把我定為第一號戰犯,直到1949年初與李宗仁談判時,還要求將我引渡共方,作為談判的一項條件。在我回國以後,至今仍不斷看到報紙上對我的責難和攻擊。”岡村寧次對中共方麵“不依不饒”的態度,對自己“榮登榜首”的事實,卻始終采取否定的態度。
日本人,特別是岡村寧次的部下,對他則是大加讚美,極力吹捧。說他“在統率及作戰方麵都是罕見的名將”,是“兼備明智、卓見、果斷、意誌堅強等優秀品質”的人才。說他“最後成為百萬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乃是理所當然。可惜為時過晚,實為遺憾。”[7] 
彭德懷評價
彭德懷曾對八路軍的將領們作過關於對岡村寧次的評價:“這個家夥,是很厲害的一個人,他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山田醫生告訴我,20年代初期,他和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被稱為天皇黨羽集團的三羽鳥;後來在對華戰爭中,他是日本軍界的三傑之一,另外兩個是合區川和東條英機。所以一定要注意他。他有很多本事,能實事求是,細致周密。每次進攻,他都要調查半年之久,做準備工作。沒有內線發動配合維持,他不進行蠶食。他不出風頭,不多講話,不粗暴;你從他的講話裏看不出他的動向來。他經常廣泛搜集我們的東西,研究我們的東西。他是日本侵略朝鮮和東北三省的副參謀長,老練得很,是曆來華北駐屯軍司令官中最厲害的一個。”[6] 

岡村寧次軼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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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一架日軍飛機因機械故障墜落在山東解放區昌邑縣東利漁村附近,當地民兵發現後,活捉了這架敵機的飛行員。
渤海軍區敵工部門經過審訊查明,日軍飛行員名叫山田井馬,是日軍陸軍航空兵駐山東一個飛行聯隊的中尉飛行員。令人沒想到的是,他還是侵華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的遠房侄子。
1944年1月7日這一天,他奉命駕機去青島,途中飛機因發生機械故障而墜落在東利漁村附近,被抓個正著,成為日軍在山東戰場少有的被俘飛行員。
由於山田井馬失蹤後日軍派出大批兵力四處搜查,看守部隊不得不經常轉移。每當夜裏通過日軍的封鎖溝時,山田井馬總是趁靠近炮樓時拚命掙紮,想方設法弄出聲響企圖引起日軍注意,直至轉移到解放區中心地帶,他的逃跑企圖才有所收斂。對於山田的“逃跑”,八路軍並沒有對他施行任何懲罰,反而依舊優待他。漸漸地,山田井馬感覺到共產黨八路軍與他了解的其他中國軍隊不一樣,逐漸消除了恐懼心理,也打消了逃跑的念頭。
在關押期間,渤海軍區“日人反戰同盟支部”的領導和一些被俘的日軍反戰人士也對山田井馬做了許多工作。山田井馬的思想轉變很快,與八路軍官兵的關係日漸緊密。他甚至還教敵工幹部和看押戰士學習一些瓦解日軍的陣前喊話。這些喊話後來在與日軍對陣時經常被用到。
山田井馬墜機後,日軍多次搜救無果。無奈之下,日軍便派出飛機多次投撒傳單,宣稱隻要釋放被俘的飛行員,他們願以大批武器進行交換,也可以另提條件。
針對日軍的多次要求,渤海軍區決定用山田井馬換回被俘的渤海行署公安局長李震和臨淄縣長李鐵鋒等10餘人,並盡量擴大交換我方被俘人員的數量。雙方很快達成了戰俘交換協議。按照協議,日軍先行第一批釋放了李震等10多人,並贈送了一批武器彈藥,我方則遵照協議釋放了山田井馬。隨後,日軍按照協議又釋放了第二批我方作戰被俘人員30多人。這是中國抗戰史上少有的交換戰俘事件,八路軍和抗日政府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據有關資料和當年的老戰士回憶,山田井馬回去後一再拒絕再次駕機作戰,他不願再與八路軍和中國人民為敵,也拒絕其父輩要他對被俘期間所受的“赤化”“洗腦”進行“反省”。最終,他被派往東南亞戰場與美軍作戰,戰死在馬來亞前線。
我軍被俘人員獲釋後,繼續戰鬥在對敵鬥爭的最前線。臨淄縣縣長李鐵鋒在出獄後帶領地方武裝連續端掉了十餘個日軍炮樓,並粉碎了日偽軍發起的報複性“掃蕩”。公安局長李震帶領鋤奸隊員深入虎穴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漢奸,給敵偽政權以沉重打擊。對此,當地漢奸頭目曾一度抱怨日軍不該為搭救飛行員而“放虎歸山”,日軍也後悔不已。[8] 

岡村寧次親屬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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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理枝:岡村寧次從事諜報工作期間,在東京病逝。
大兒子忠正:在岡村寧次晚年時期裏暴死。
小兒子武正:跟隨父親岡村寧次在從事諜報工作期間,在上海患上了猩紅熱,夭折。
父親岡村寧永:祖上是武士,後來家道中落。
母親阿定:岡村寧永的妻子。

kankantw 發表評論於     
哪裏是“寬厚”或是“厚待日本”,是不得已而已!!

當時的中國除了西北和西南,全在日軍的控製之下,當時國軍主力在重慶以西,美軍主力在衝繩,日軍雖然在美軍手裏吃了敗仗,但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受到影響一直占據著上風,南至廣州香港,西至長沙武漢,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北平天津徐州等全在日軍掌控之下,至於東北更是日本人的後方。

日軍是在日本天皇的命令之下向中國軍隊宣示“停戰”,遠途來到南京接受受降的國軍代表們還得由日方人員接待安置,街上到處都是日本士兵,心中可能還在擔心日本人反悔留難以至於有性命之憂,在這種情況下不“厚待日本”還能怎樣??
kankantw 發表評論於
哪裏是“寬厚”或是“厚待日本”,是不得已。

當時的這個除了西北和西南,全在日軍的控製之下,當時國軍主力在重慶以西,美軍主力在衝繩,日軍雖然在美軍手裏吃了敗仗,但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受到影響一直占據著上風,南至廣州香港,西至長沙武漢,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北平天津徐州等全在日軍掌控之下,至於東北更是日本人的後方。

日軍是在日本天皇的命令之下向中國軍隊宣示“停戰”,遠途來到南京接受受降的國軍代表們還得由日方人員接待安置,街上到處都是日本士兵,心中可能還在擔心日本人反悔留難以至於有性命之憂,在這種情況下不“厚待日本”還能怎樣??
飄過的雲 發表評論於
可以參考一下中日建交時老毛的態度。
中航科工六院 發表評論於
可以看看第十一戰區受降儀式
中航科工六院 發表評論於
為什麽現在讀曆史的人,都喜歡讀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就出來無病呻吟?

可以華北戰區(第十一戰區)受降儀式,這些亂七八糟感慨全沒了。
Chinusa 發表評論於
這文章這作者真是奇葩
學習旅 發表評論於
作者一看就是無恥罕見。勝敗乃兵家常事不以成敗論英雄自古以來是中國文化,要不厚待日本,能有幾萬日本兵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浴血奮戰,幫助中共顛覆舊中國,取得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王劍 發表評論於
簡單,需要岡村寧次對共軍作戰經驗
藍靛廠 發表評論於
老共要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1/11/6886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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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uji Oka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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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uji Okamura was a general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nd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China Expeditionary Army from November 1944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ikipedia
 
Born: May 15, 1884, Tokyo Prefecture
Died: September 2, 1966,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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