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l Clinton 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成就

[轉載] 回憶美國克林頓時期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成就--克林頓主義經濟學（Clintonomics）

關鍵詞:克林頓經濟政策|文章來源:轉載

美國克林頓時期的經濟繁榮時常在腦中浮現，想：有借鑒意義嗎？也知這個問題肯定有不少人研究過，於是搜集了幾則雜文。

1. 克林頓時期的減稅政策_全球化投資視角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f207110100qc5c.html

美國金融問題最關鍵的有兩個，一個是政府債務太重，另一個是次貸危機中的有毒資產被暫時隱藏了起來（兩個辦法：一是美國政府允許金融機構用金融資產的原始投入值記賬；二是推遲金融產品的清算時間）。對於美國政府債務問題，我認為美國兩黨會在接下來的三到六個月之內討論出削減赤字的方案。具體方案的細則，我認為會參考克林頓時期的赤字削減方案。以下內容來自網絡，如有錯漏還請大家指出。

克林頓上台伊始，實施以增加經濟增長潛力與削減非生產性支出同時並舉為特征的結構性財政政策，大刀闊斧地展開以減少財政赤字為核心的振興經濟計劃，將公共支出和私人開支的重點從消費轉向投資，並支持對未來美國人的就業和收入進行投資的計劃，同時增稅節支。

克林頓簽署的削減赤字法案規定，自法案生效的5年內削減赤字4960億美元，其中增稅2410億美元。法案規定，年收入超過18萬美元的富人應繳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從31％提到36％；對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富裕階層征收10％的附加稅。同時，允許中等收入的個人選擇較低的個人所得稅稅率，並對一些多子女的貧困家庭免稅。年應交稅款超過1000萬美元的公司，其所得稅率由34％提高到36％。克林頓的增稅計劃還包括增加富裕老人的社會保險福利稅和全麵提高能源稅。

該項法案還規定，5年內必須壓縮2550億美元的財政支出。首先裁減聯邦機構，並要求各政府機構和各個部大幅度地削減預算中的行政費用。為緊縮開支，美國減少了30萬聯邦工作人員，並削減國防經費，包括關閉美國部分海外軍事基地和減少退伍軍人的福利津貼等。有關統計資料顯示，1991年以前聯邦政府的國防開支部占該年度財政預算的25％以上，而在1999年度財政預算中，國防開支僅占14.6％。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效果明顯。1992年財政赤字為最高記錄，達2900億美元，1997年的財政赤字已經降至23年的最低點，為220億美元，1998年美國出現29年來的首次聯邦財政盈餘，約630億美元。財政赤字的減少促進了長期利率下降並保持較低水平，從而刺激了企業投資和生產的擴大。同時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財政支持和稅收優惠，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帶動了經濟持續增長。

2.克林頓時期的經濟政策_forestgelu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6d06f601019qcf.html

克林頓在1993年上台時,連續執政12年的共和黨政府給他留下的預算赤字仍然高達2900億美元.

克林頓上台後的目標非常明確:不僅要縮小赤字,而且要把赤字變成盈餘.克林頓近乎完美地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到1998年,不僅使財政狀況有赤字轉為盈餘,而且實現了"兩低一高",即低失業率,低通脹率和高速經濟增長.克林頓是如何做到的呢?

克林頓是通過促進經濟更快地增長和削減非生產性開支來把赤字變成盈餘的,他采取的措施包括"節流",首先考慮的就是這些措施會不會對實體經濟構成負麵影響.事實上,克林頓的削減計劃是被納入經濟振興規劃中來實現的而這些至觀重要的方麵,恰恰被很多人所忽略.

克林頓采取的緊縮性財政政策與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總統都截然不同.他實施以增加經濟增長潛力與削減非生產性支出並舉的財政政策,大刀闊斧地展開以減少財政赤字為核心的振興經濟計劃,將公共支出和私人開支的重點從消費轉向投資,並支持對未來美國人的就業和收入進行投資的計劃,同時增稅節支,提高效率.

克林頓簽署的<<赤字削減法案>>(Deficit Reduction Act)規定,自法案生效的5年內削減赤字4960億美元,其中增稅2410億美元,該項法案還規定,5年內必須壓縮2550億美元的財政支出.在減少財政開支的同時,政府增加對以交通,通信為主的基礎設施投資,為私人資本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政府還加大對教育和技術的投入,推動經濟轉型.政府把提高美國的技術競爭力放到政府的議事日常上,並且出台了一係列措施,如增加科技研究和開發經費等.

   很多人認為克林頓實行的是緊縮的財政政策,事實並非如此,克林頓財政政策的出發點是促進經濟增長.克林頓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是:謹慎理財,控製財政赤字,推動經濟增長.起理論基礎是:政府財政狀況良好,自然吸引大量債券買家,包括海外投資者;國庫券暢銷,自然將推低國庫券利率;國庫券利率下降,便可以帶動市場利率向下.這樣,消費者信貸,按揭利率,企業用資成本普遍下降,整體經濟發展趨勢穩定.結果,美國經濟享受了10年的高速增長.

美國GDP增長率,從1993年3月到2000年年均達到3.5%-4%,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年增長率約2.5%的增長幅度,在20世紀90年代後班期還有愈益加快之勢.1996-2000年,美國GDP的曆年增長率分別為:2.8%,3.9%,3.9%,4%,4.1%.其中，1999年第四季度和2000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按年率計算，還分別增長了8.3%,5.2%,6.1%。
在GDP快速增長的同時，通貨膨脹率，失業率卻在下降。通貨膨脹率從1980-1991年年均4.2%，降到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年均2%；失業率從1992年的7.4%，降到2000年5月的4.1%的水平。
隨後財政預算狀況也大有好轉，赤字在1993年曾破記錄的高達3167億美元，到1996年，1997年已分別下降為1073億美元和226億美元，並從1998年開始有盈餘。19998-2001年財政盈餘分別為：692億美元，1244億美元，2370億美元和1270億美元。

克林頓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財政支持和稅收優惠，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帶動了經濟持續增長，使美國經濟在發達國家中保持領先地位。研究者後來把克林頓推行的振興美國經濟的“綜合經濟發展計劃”稱為“克林頓經濟學”。

克林頓的繁榮時期帶來了什麽？ - 財經資訊 - 專一網

http://www.cost88.com/zy/content-10-59397-1.html

回顧克林頓經濟繁榮期：克林頓當時扮演了何種角色？事實上，他的作用非常有限，不論他推行的政策正確與否，顯然也沒有阻擋美國的經濟繁榮之路。

如果今年1 1月希拉裏贏得了大選，克林頓將在美國政治的曆史中扮演獨特的雙重角色：他不僅將是第一位“第一丈夫”，還將是第一個當過總統的“第一配偶”。當然，他不會成天在家烤餅幹，他會做些什麽呢？

5月中旬，希拉裏暗示克林頓將“負責重振美國經濟”，這番話激起了很多評論。我們可以理解希拉裏為什麽這麽說，這是因為人們總是記得克林頓坐鎮白宮時的美好時光。不過克林頓具體會擔任什麽角色目前還不清楚。

但是不要緊。我要說的是克林頓I期經濟繁榮的經驗將如何指導可能到來的克林頓II期。

首先，當時的繁榮期的確成績傲人，而奇怪的是，民主黨很少拿這個時期做文章。要知道，共和黨可是不斷援引裏根時期的奇跡來證明其所推崇的供給經濟學。而事實上，克林頓時期的經濟發展在各個方麵都超越了裏根時期。克林頓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僅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快的經濟發展，還實現了裏根時代明顯欠缺的事情：普通勞動者的實際工資顯著上升。

為什麽克林頓時期的經濟這麽好？當然，他在應對危機方麵確實做得不錯。更主要的原因是，他運氣比較好，在任的時候趕上了一些與政治無關的好事。

具體來說，1990年代美國的商業活動終於和電腦聯係起來了：在那10年中，辦公室開始網絡化，沃爾瑪這樣的零售商學會了利用信息技術來管理庫存和與供應商協調。這些使得生產力在經曆了20多年的停滯後終於大幅提高。
技術的騰飛也助推了商業投資的爆發，反過來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到了1990年代末，讓美國真正實現了充分就業。這也是那一時期工資上漲背後的動力。盡管管1990年代末期出現了技術泡沫，但那隻是整個故事中的小插曲。

回到那個繁榮期：克林頓扮演了什麽角色？其實．他的作用相當有限，。因為他並沒有引領技術的騰飛。不過從另一方麵講，他推行的政策顯然也沒有阻擋繁榮之路。
值得讓人記住的是在1993年，克林頓要給富人增稅。，共和黨一致認為這將引發災難。結果誰的預言都沒成真。但這並沒有阻止同一批人在2013年奧巴馬宣布增稅的時候，發表相同的預言，而事實上，增稅帶來的是1990年代以來最大幅的就業增長。

分析完克林頓時期的繁榮，我們發現很重要的一點是，通過無休止的“裏根崇拜”，保守派想要我們得出這樣一種結論，即慷慨地對富人減稅是實現繁榮的關鍵，對富人加稅將招致“看不見的手”（指市場）的報複。然而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希拉裏提議向頂端的1%群體額外征收約1萬億美元的稅額，用於開展新的項目、一旦她當選，並且實施該項政策，那些——貫的懷疑者將發出一貫的可怕警告，然而我們完全沒有理由認為她的提議將損害經濟。

克林頓I期繁榮的另一重要經驗是，政策製定者能夠也應該有許多途徑來提高工資，但幫助工人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力爭實現充分就業。

遺憾的是，我們不能指望技術驅動的私人投資再自發地出現一次高潮，從而創造就業機會。但如果我們采取已經拖了很久的措施來應對氣候變化的話，某些類型的私人投資可能會快速增長。

4.90年代美國經濟政策--克林頓政府時期_龍形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ab3372401017tlj.html

作者：傑夫裏·弗蘭克爾 彼得·歐爾薩格
　　一、引言
　　在我們的頭腦中，每個10年都有其代表性特點。20世紀70年代使我們想起了石油危機與水門事件，80年代使我們想到了供應經濟學派與冷戰的結束，那麽曆史學家或經濟史學家又是如何定義90年代呢？
　　90年代使我們想起一係列事件。新經濟政策與格林斯潘，互聯網、網絡公司和股票上市；萊文斯基和總統臥室，手機和掌上電腦，目光狹隘的政策口號--有些是有精心設計的，有些是始料未及的：餘健愚蠢的經濟鶴；餘健大政府時代的終結鶴；餘健首先要拯救的是社會保障鶴。餘健與美國定約鶴和金裏奇革命；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餘健大規模失業鶴，亞洲危機，煙草訟訴案與微軟審判案。
　　克林頓執政貫穿20世紀90年代大部分時期。毫無疑問，曆史學家將記住這一時期所取得的經濟成績。在1993－2000年間，美國取得了過去30年以來最好的經濟成績。在2000年，美國經濟增長時限超過了60年代，創造了增長時間最長的紀錄。在克林頓第二屆任期內，每年的經濟增長達到了4.5％，失業率降到了4％，這種水平是30年前漢弗萊一霍金斯所確定的國家政策的目標。在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學家無法想象經濟會取得這樣的碩果。經濟的強勁增長和低失業率特別突出，因為與之相伴的是結構性預算盈餘與低通脹。從曆史上看，經濟的長期擴張主要是由於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結果易導致負債率和通脹率水平的升高，從而種下隨之而來的緊縮的種子。更進一步地講，隨著經濟擴張的成熟，生產率的增長就會放慢。但與這種一般規律相反的是，90年代美國經濟的繁榮卻是由個人的消費和個人就業所引起的。30年來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即在90年代後期，盡管經濟擴張達到了一定程度，但生產率仍然在增長。生產率加速增長的原因現在仍然成為學者們討論的主題。
　　可以肯定，有些學者有理由擔心90年代經濟各個領域取得成果的不足。如，個人破產的攀升，個人儲蓄率的下跌（以國家收入統計為衡量標準），貿易赤字的急劇擴大，證券價格的高估。但總的來看，90年代美國經濟所取得的成果還是顯著的。
　　讀者也許會產生疑問，這本書的主題論述的是1991－2000年美國的經濟，還是1993-2000年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的經濟。答案是這兩者都包括在內。1990-2000年這段時間幾乎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在1990年初，伊拉克入侵克威特之前，美國的經濟處於蓄勢待發的時期，1990－1991年的衰退以及持續兩年的高失業率從技術角度已經結束了。人們把這種衰退看成是喬治·布什1992年選舉失利的原因。但1990－1992年的經濟為1993－2000年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本書探討了宏觀的經濟政策以及許多特定領域的經濟政策。到2000年，美國經濟已經形成了一個從1990年開始的經濟周期。90年代初經濟在經曆了幾年的衰退後，開始穩步增長，使人們想起了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模式。

二、克林頓主義經濟學（Clintonomics）

認為克林頓政府是一個擁有一個全麵計劃的政府是有待論證的。克林頓政府力圖采取80年代共和黨遺留下的某種親市場的取向，而且把它與對人類環境的關心、注重收入分配等民主黨的傳統價值觀結合在一起。從經濟角度來看，這種結合更具有意義。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認為，環境的外部性問題、反競爭行為、其它的市場失效或社會目標都需要政府的介人，此外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交由市場解決①（然而，這種政策在政府內部以及政府與傳統的民主黨支持者間造成了緊張。餘健慈悲心鶴與餘健強硬腦鶴組成的戰略常常是互相衝突的。有關福利改革、公司責任、貿易與環境以及減少赤字而非過度投資的爭論就證明了這點）。
　　1993年的預算也許最能說明克林頓主義的看法及其內部衝突。1993年預算的通過有一定的政治困難。民主黨害怕這種政策會減少他們在國會中的席位，害怕最終證明這樣做在某些方麵是對的。但是到了90年代底，民主黨開始接受一個專家把1993年預算稱為餘健進步的財政保守主義政策鶴的看法。這種進步的財政保守主義政策把有節製的再分配（進步的成分）與預算約束（保守主義的財政政策成分）結合起來。因此，1993年的財政預算中既包括大規模消減開支，也包括了減少稅收。但是稅收的增加主要是集中在高收入人群，同時擴大了旨在幫助低收入者的政府項目。
　　20世紀90年代的經曆，使許多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決策者最終認識到，作為克林頓主義核心的進步的財政保守主義政策，比民主黨的傳統財政政策選擇更多些，這種政策強調政府開支和公共投資，而不是財政約束和私人投資。傳統上認為，財政約束是通過犧牲短期利益來獲取長期利益的，在政治背景下，通常不用這種計算方法。但是如艾爾門朵夫、利伯曼和維爾考克斯（Elmendorf , Liebman ，Wilcox）在論述財政政策和社會保障的一章中所說的那樣，即使是從短期利益來看，財政約束也能促進強勁的經濟增長。長期的消減赤字預算計劃與其相應的貨幣政策一起，從短期來看也會為低收入工人及其他受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的人帶來潛在的利益。因此，它解除了存在於進步的財政保守主義政策內部的緊張關係。因為即使是從短期來看，財政約束政策也顯示出其經濟效益，所以，這種良好的經濟戰略嚴然也成為一種可行的政治戰略（克林頓總統敦促支持者投民主黨的票，以便他們能夠像共和黨執政時期那樣生活）。
　　盡管克林頓主義存在著衝突，但從政治角度來看，財政約束與進步的政策相結合還是具有一定意義的。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民主黨領導人是因為太餘健左鶴，沒有滿足美國中間階層投票者的口味而失利的話；如果說共和黨領導人自從1996年以來是因為太餘健右鶴而失利的話，那麽比爾·克林頓的政策則恰恰是因為滿足了中間階層投票者的口味，才得到了很高的支持率，並取得了選舉的成功。的確，克林頓總統的批評家認為，克林頓太看重中間階層投票者的意見了，他總是讓民意測驗和公眾輿論來決定他的政策定位。當然，這並不是說克林頓總統在製定政策時從來不考慮與公眾意見相左的看法。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證。德龍和艾欽格林（DeLong，Eichengreen）在他們所寫的一章中認為，管理這場危機以及隨後在新興市場中的危機是僅次於消除赤字的重要成就。
　　克林頓主義的批評家認為，克林頓采取的政策比較靈活（nano-level），屬於餘健螞蟻啃骨頭鶴型的（small－bore），例如有目標地削減稅收，或者對現有計劃的微小調整。對餘健一口一口地吃鶴型政策的強調反映了幾股基本的政治力量。
　　首先，克林頓政府頭兩年的標誌性行動是製定了1993年的預算法案，但健康保障法案卻沒有頒布成。1990年預算案開始實行財政約束，1993年又進一步加以擴展。這種約束大大縮小了決策者的活動空間。結果，決策者自然是傾向於餘健做鶴事情，至少是被看成在餘健做鶴事情。這種傾向最終會導致政府小步前進的行為。因此，後來這種政策的實施部分反映了1990年至1993年宏觀政策的成功。當然，這種預算法案也促使實行削減稅收而不是增加開支的微調性政策。就像斯托爾勒（Steuerle）在論述90年代稅收政策那一章中所解釋的，1990年、1993年和1997年的預算法案嚴格限製指令性開支，但隻要能夠得到餘健補償鶴（削減授權性開支，增加其它稅種），就允許削減稅收。受預算約束，連同支持減稅而非開支的政治經濟學使決策者把目標僅限定在削減稅收上。有目標的稅收信用集中在類似於高等教育、環境研究和發展這些領域。
　　其次，就像庫特雷和格魯伯（Cuder和Gruber）在他們寫的那章所描述的那樣，1994年健康保障法案的流產，讓克林頓政府的決策者認識到，比較聰明的辦法是嚐試著進行小規模的改革，而不是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因為大規模的改革不容易被通過。結果，健康保障就把重點首先放在為婦女和兒童提供健康保險上。這種方法承接了克林頓政府之前形成的一股趨勢：80年代中後期的決策者成功地讓醫療保險項目為貧困兒童和貧困母親打開了大門。
　　各屆政府政策的基本連續性問題涉及到許多領域。通常，一屆新總統，盡管在競選期間攻擊他的前任，但他上台後不久就會發現，事實證明有些處事方式很有道理。例如，勞倫斯（Lawrence）就探討了在國際貿易領域這種政策連續性問題。
　　第三，1994年，共和黨占據了議會的大多數，即所謂的金裏奇革命。這種狀況影響了政府的戰略。麵對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提出的許多重大提案，政府就不得不在許多領域采取較為溫和的路線。不過福利改革是一個例外，布蘭克和伊伍德（Blank和Ellwood）在他們所寫的那章裏做了探討。許多傳統的民主黨人反對福利改革，因此這可能證明一個基本的觀點是：行政與立法兩個部門在政治上的分離可以排除政策急劇餘健民主黨化鶴的轉移。在共和黨控製了國會的情況下，隻有在行政部門願意采取共和黨的政策時，重大的改革才能行得通。所以，有些共和黨人抱怨克林頓政府避開了他們的問題。不過，隻把一些特定問題搬到政治舞台上，這是每個人都可能做的一種選擇。
　　這本書把重點主要放在行政部門上。當然，就像大多數章節所論述的那樣，行政部門也不是存在於真空中。國會的政策偏好及其製約就強有力地影響著行政部門。
　　第四，餘健螞蟻啃骨頭式的政策鶴，通常是在較大規模的預算和項目消減背景下采取的合理的政治戰略。例如，就像紐豪斯（Newhouse）在他分析90年代美國醫療保障製度的文章中所言，據估計，1997年平衡預算法案將在10年內削減醫療開支3850億美元。當然，這並不排除在某些特定福利項目上，開支有小規模的增加，如，前列腺癌的檢查，每年進行一次，而不是像乳腺癌檢查每兩年進行一次。克林頓政府在強調開支總體消減的同時，也重視部分項目開支的增加，盡管兩種政策的規模不可同日而語。餘健螞蟻啃骨頭式的政策鶴對保證總體預算在政治上被接受是否很必要？餘健螞蟻啃骨頭式的政策鶴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否與在經濟上也一樣必不可少？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在某種情況下，餘健螞蟻啃骨頭式的政策鶴所帶來的複雜性，也許是在經濟上頒布更廣泛的福利政策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最後，有必要強調許多單獨的政策問題都是采用'螞蟻啃骨頭'式的方法解決的。'螞蟻啃骨頭式的政策鶴的累積性影響可能是重要的。以信息技術為例，薩繆爾遜和瓦裏安在他們所寫的那章中著重分析了克林頓政府所采取的大量行動。這些行動的累積性影響代表了有關因特網和其他技術發展的合理政策。同樣，在其它領域，相對來講，8年來克林頓政府每年小規模增加了一些項目的開支。例如，克魯格和若瑟（Krueger and Rouse）在他們的文章中描述了勞動和教育政策，政府 1992年至2000年間為 Head Start提供的資金，在注冊人數增長了 38％的同時，還不斷地增長了兩倍多。
　　暫且不談克林頓政府把重點放在餘健螞蟻啃骨頭式的政策'上這一問題。有些分析家認為不能過高評價90年代美國經濟的成功，因為這種成功要歸功於許多外在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政府政策本身的因素。現在，我們就討論一下影響90年代美國所取得的經濟成績的各種因素。 　　三、對90年代美國經濟成績的解釋

　　90年代美國經濟所取得的顯著成績的原因是什麽呢？各種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因素在起作用。短期因素是幸運，中期因素是技巧，長期因素則是對美國經濟繼續有利的結構性趨勢。這裏我們就逐一進行簡要的解釋。
　　短期因素：臨時性的價格好運
　　90年代，計算機與健康保險的相對價格大幅度下降（Cutier and Gruber在他們所寫的那章裏探討了這種變化的作用）。直到1999年，世界的石油價格一直是持續走低（就像Joskow在他的論述能源一章中所討論的入美國進口價格一般是低的，這一方麵是由於90年代後半期美元的升值，另一方麵是由於有些夥伴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通貨緊縮。所有這些因素降低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因而阻止了經濟過熱，盡管美國經濟的發展並不慢。有時，對消費價格通貨膨脹的測量也受限於價格指數。有頭腦的觀察家明白，這些趨勢不可能長久存在下去，的確，隨著90年代這個10年的結束，有些趨勢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即使為了適應這樣的短期因素，而調整了通貨膨脹率，在一個高就業和經濟增長率的時代，價格穩定的紀錄仍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期因素：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
　　嫻熟地運用包括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美國90年代經濟成績做出了巨大貢獻。財政政策有三個關鍵的轉折點：一個是1990年的預算，一個是1993年的預算，一個是1998－2000年保持剩餘、削減債務的預算。1990年的預算向財政約束邁出了重大一步，而且還包括了邊際稅率的增加，為此喬治·布什總統付出了高昂代價。1993年，建立在強調削減開支的1990年預算基礎上的克林頓政府，進一步提高了高收入所得稅，依據預算基線削減開支。伴隨著收入和稅收的強勁增長，這些努力解決了棘手的預算赤字問題，到90年代末財政已有大量盈餘。的確，在過去的10年中，決策者約束財政所取得的成就是他們始料未及的，而不是觀料之中的。
　　不論怎樣解釋，聯邦政府的財政從赤字變成盈餘有利於1993－ 2000年間全國淨儲蓄的全麵改善。增加的儲蓄抑製了長期利率，從而促進了私人國內投資的增長。就像上麵所解釋的，以及艾爾門朵夫、利伯曼和維爾考克斯在他們所寫的那章所討論的，90年代的經驗為刺激經濟發展指明了道路，隨著放鬆對貨幣控製，長期削減赤字可能會刺激經濟。90年代以前，許多宏觀經濟學家還不相信這種現象。
　　最終證明，財政責任在政治上比1990年布什政府所期望的更受歡迎。1992年羅斯·佩羅在競選中用預算問題獲得的驚人支持率說明了這點。公眾已從80年代的經驗中明白了要對政治家削減稅收的空話持懷疑態度。10年前，這個國家仿佛注定要采取周期性財政政策。經濟形勢好時，就實行財政擴張政策；在經濟衰退時，就實行財政約束政策。克林頓政府非常聰明地在1998年實行了餘健首先拯救社會保障鶴戰略，這說明即使在經濟形勢好時，在政治上也有必要實行財政約束政策。這樣就把先前在政治上沒有吸引力的作法，變成了在政治上成功的戰略。
　　的確，就像艾爾門朵夫、利伯曼和維爾考克斯在他們論述財政政策和社會保障那章中所論述的，同時也像紐豪斯論述醫療保險那章所談的，關於社會保障，特別是關於醫療保險的長期財政立場還沒有完全定型。更進一步講，應該注意到的是，布什新政府在2001年成功地通過了一項削減稅收提案。但是，盡管布什政府積極說服公眾，讓他們相信需要削減稅收，但是民意測驗還是顯示出，許多美國人寧願把錢花在還債以及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上，而不願把錢花在稅收削減上。
　　現在，我們把話題從財政政策轉向貨幣政策。克林頓政府對貨幣政策做出了兩個貢獻。首先，消除了預算赤字，使美聯儲降低了利率。第二，克林頓政府的貨幣政策就是簡單的一句話：把這一權力留給美聯儲。當然，實際上這一政策做起來要比聽起來困難得多。政治誘惑總是太強烈，致使聯邦銀行放鬆貨幣政策：即使金融權威機構不做出反應，如果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將來人們還是會抱怨政府的。此外，官員們自然被迫對質詢做出答複，當他們不想受到批評時，就不可避免地要進行事後解釋。不過，幾乎沒有例外的是，政府堅持自己規定的沉默規則。
　　政府不幹預經濟，經濟卻運轉良好，這是因為美聯儲有技巧。回顧過去，即使1999－ 2000年政府的緊縮政策走得太遠，在整個90年代格林斯潘主席取得的成績仍給人很深的印象。就像曼金（Mankiw）在他所寫的那章中所指出的，90年代最顯著的特征不是低通脹，而是通脹很穩定。至少這種穩定的部分功績應歸功於格林斯潘，盡管曼金認為，格林斯潘所取得的大部分成績可以用計量經濟學尺度來衡量。就像他的前任保羅·沃爾克，格林斯潘繼承了其緊縮貨幣政策，建立了約束的聲譽，能讓人們想起他在任期內采取了更為溫和的立場。1995－1998年期間，就是在經濟增長和就業超出先前所預計的通脹水平的時候，他的寬容就成為一種冒險，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聰明的冒險，是長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的來說，從90年代所能得出的最簡單的結論可能是，90年代美國經濟成功的原因是：有一點幸運和避免了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大失誤。
　　長期因素
　　有助於90年代美國經濟取得成績的許多最基本因素可以追溯到20年前，甚至更遠。
　　·解除管製 長期以來，美國經濟比大多數其它工業化國家經濟管製要少得多。但過去了的25年證明，美國向解除管製方向更邁進了一步。卡特政府時期，在汽車運輸、航空、天然氣和銀行領域解除管製。到了裏根政府時期，解除管製又進一步延伸到電信領域。最近，解除管製又進一步擴展到電氣市場和環境市場。但有些解除管製的努力，如在道路、特別是銀行和電氣領域遇到了障礙。不過，從長遠來看，解除管製總的影響是使美國經濟更有效。在這些領域，各屆政府間政策的基本連續性是上麵所提到的一個主題，盡管各屆政府政策的變化總是超出人們的想象。
　　·全球化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經濟的自由貿易傾向是個例外。從20世紀中期以來美國GDP貿易增長率超過了3倍，現在仍穩定在26％（進口加上出口，包括服務業，服務業增長特別迅速）。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不論是傳統的貿易理論，還是新的貿易理論都這樣認為。更令人信服的是，統計數據也證明開放能促進經濟增長。出口迅速增長是借助自由貿易政策這一銷售優勢。當然，90年代在進口和貿易赤字上也有增長，但並不普遍，隻是美國在經濟發展最強勁階段的一個有用的安全閥。他們從迅速增長的國內需求中減緩壓力，這些壓力表現為較高的通貨膨脹和高利率。勞倫斯在他寫的那章中詳細地考察了美國90年代的貿易政策。
　　·創新 第三個有利的長期結構性因素是創新。創新可以進一步被分成三個部分：技術創新、商品和勞動市場的競爭與靈活性、公共部門的創新。技術創新，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創新在90年代引起了特別的關注，對此，薩繆爾遜和瓦裏安（Samuelson and Varian）在他們所寫的那章中做了進一步的論述。雖然IT革命不是美國90年代經濟強勁發展的唯一動因，但它肯定是一個積極的因素。第二類創新涉及競爭市場。與歐洲相比，美國已經有了一個相對高競爭性的商品與勞動市場。但是最近20年來，又朝著這一方向進一步發展，包括在80年代還不盛行的公司重組，在90年代已經流行的網絡公司。到了克林頓政府時期，更積極實行反壟斷，利坦和夏皮羅（Lita and Shapiro）在他們所寫的那章中做了描述。最後一個類型創新是在公共部門。公共部門的改革包括重塑政府，國防調整和福利改革。
　　各種因素的不同作用（Apportioning credit）
　　供給上幸運的短期價格，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管理技巧，以及被稱為餘健新經濟鶴的長期有利的結構性因素--這是一張包括很多因素的長長的清單。在開了一張清單後，能對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再打分（apportionthe credit）嗎？許多觀察家和專家想給90年代美國經濟的強勁發展，特別是克林頓政府政策打分。不幸的是，不可能提供一個具體的答案，至少這本書提供不了這樣的答案。
　　一方麵，我們通常這樣認為，仿佛美國經濟在這段特定時期內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績，直接顯示出總統和他的政府成員的功勞。另一方麵，觀察家通常也注意到，事實上，美國經濟過程反映出，外在的因素要比總統個人的力量和弱點的影響力大得多，也就是說總統個人的貢獻應該忽略不計。實際證明，應該對總統所起的作用有一個恰當的估價，他起的作用既不是零，也不是100％。現實要複雜得多。
　　可以做這樣一個比喻。把總統想象成一艘大船的船長。乘客是航行在波濤洶湧的海上，還是做一次平靜的航行，主要取決於諸如天氣和船體構造這樣的因素，而不是船長的技巧。不過，舵手有無技巧，能否勝任還是會影響航行的。
　　為一次風平浪靜的航行或者一次波濤洶湧的航行，做出因果關係、功勞大小、責任在誰的判斷是非常複雜的。事情可能並不是因為舵手有什麽缺點而變糟，也可能因為錯誤的原因而變好了。如果在一次特殊的航行中，下了一場史料未及的雹子，這並不意味著船長選擇了一條錯誤的航線。相反，風平浪靜的航行也並不意味著，選擇了一條最好的航線。因此，分析90年代美國經濟所取得的好成績到底是歸功於比爾·克林頓、格林斯潘、信息技術還是其它因素是沒有什麽意義的。
　　可以舉一個這方麵的例子。1999年春，白宮送走朱容基，沒有同意中國加入WTO的要求，盡管中國已做出很大的承諾。這是白宮的一個錯誤嗎？接下來的數月，當美國商業界做出敵對反應，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被炸致使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時，顯示出這似乎是一個錯誤。不過，在判斷1999年春的決定時，關鍵的問題在於：這一決定是否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如此的評價必須考慮到白宮的政治約束--這一常常被人們所忘記的模式。例如，白宮在是否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必須要考慮參議院會不會反對，必須要考慮商界會不會支持。如果沒有得到參議院的批準，白宮簽署一個好協議一點用也沒有。而來自商界對缺乏這樣一個協議的抱怨，則是最終促使國會投票通過它的關鍵。
　　通常，我們評價船長的表現隻通過收集乘客的民意測驗。的確，我們需要知道乘客認為他們所經曆的航行是否是一次風平浪靜的航行。但是觀察家、學者和其他的輿論領袖有能力登上甲板，親自觀察船長所做的工作。這也是他們的職責，他們也可以把這項工作交給乘客，讓他們講自己的所見所聞。在做這樣的評估時，要考慮五項不同的相關因素：
　　·個人的特點：如何把總統的能力與其他一起工作的政府官員進行比較？相關的標準包括：精力，吸收與綜合信息的能力，決策能力，演講能力，熱情溝通以及鼓舞大眾信心的能力，誠實，選擇一個良好班子的技巧，等等。就特定的經濟決策而言，另一個相關的標準是總統是否具有經濟上熟練計算能力。
　　·過程：總統的班子運轉的如何？當新聞界報告總統的所做所為時，事實上那些並不是總統本人所做的，而是他的代表所做的。當然，有責任從管理者角度對總統做一恰當評價。但是從分析上來看，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這一階段中還有其它的隨機因素在起作用。舉一個例子，如果總統提名的許多人沒有被參議院批準，或參議院不加考慮，那麽如果決策程序運轉不順利的話，總統就不要負全部責任。歐爾薩格和泰森（Orszag和Tyson）在他們所寫的那章裏考察了克林頓政府期間的經濟決策程序。
　　·執行決策的質量：支出項目、稅收政策、管理決策、國際協定等執行得怎樣？麵對國會的反對，如果知道政府做了最大的努力去爭取較好的結果，但卻被國會阻止了，那麽再譴責白宮的預算或貿易舉措就不對了。
　　·結果：經濟的實際效果怎樣？經濟增長率、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多高？預算實行得怎樣？
　　政府也許運轉得不錯，決策也許做得不錯，但有許多意外的因素，如 70年代石油價格的上漲，或90年代的有利發展，是人們所控製不了的。
　　·看法：公眾對總統表現的看法是什麽？雖然經濟學家主要對實際效果感興趣，但社會的大部分人則對公眾的看法感興趣。總統的公眾支持率是多少？民意測驗、報紙的評論家和其他的輿論領袖的評價如何？總統和他的政黨在下一屆選舉中做得怎麽樣？曆史會做出判斷？
　　可以肯定的是，因果關係自始至終都貫穿在這五個評價標準中。例如，公眾對國家的信心通常就反映在消費者對股票市場價格的信心上，反過來對國家的信心又能影響消費、投資、和整個經濟增長。但是中心一點是，即使隻有第一個標準關心的是總統的內在能力，但意外的隨機因素會影響我們接下來所談的四個因素的每一個階段。這就使我們很難根據所看到的惟一的事實結果來評判每一位總統：我們不能根據所看到的事實結果來評判總統的個性。
　　 四、一條告誡
　　我們用一條告誡來結束這本書的介紹：內部信息公開化原則也許會損壞未來的這種努力。透明與溺愛一樣是美國式的價值。例如，在1997－1998年國際貨幣危機之後，敦促發展中國家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身進行改革，就成了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也能舉出類似透明的例子，餘健陽光法案鶴（亦稱公開性保障法，指規定公開立法或行政機關的會議和記錄等的法律）從根本上禁止美聯儲官員與非官方成員進行非正式會晤，討論貨幣政策。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麽呢？
　　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經驗顯示出，盡管從總體來看，公開化有益於促進政府的改善，但是正式公開化原則也產生了相反效果。特別是信息自由法案（FOIA）以及國會傳票權原則的實施，有時阻止決策執行者把事情的經過記錄下來。即使通過信息自由法案的過程找出一些記錄的細節，也常常是受製於國會的質詢，或者證明在政治上有問題。
　　這些規則的目的是把決策過程公之於眾以便進行監督。總的來看，這種監督是有益的。但是這些規則的最終影響也許使這些決策較少受到監督，因為決策者的答案受製於這些規則。這不僅最終使決策過程受損，而且在沒有準確記錄的情況下，曆史學家也很難了解實際上發生了什麽，為什麽會發生。更進一步講，遵守現行體製占據了決策者的大量時間。
　　在我們看來，在美國，向公眾公開與內部開誠布公之間的平衡太傾向於前者了。例如，政府高級經濟學家花費大量時間梳理文件，根據環境的變化尋找內部背景備忘錄，以便對國會的傳票做出回答。探討政策選擇和評估不同方法前因後果的這些內部備忘錄，對一個誠實的內部決策過程來講是必要的。但有些在政治上也是敏感的。在這種情況下，透明的益處並不完全清楚：公開內部的政府分析有什麽具體的公共益處？代價是什麽？
　　依我們所見，給決策前的內部分析提供更多的保護會有益處。簡而言之，希望政府在做出最終選擇之前，應該對選擇進行嚴格的分析，應該保護--至少是臨時性地--選擇依據的原始材料以及選擇的前因後果的內部看法。對於政治上敏感的內部分析，在其敏感期消失後，才能進行公開，以便減少政治代價，約束決策者①（他們知道他們的內部分析最終會公之於眾的）。這種模式是模仿美聯儲的決策，即在拖延一段時間後，才公布秘密會晤的細節。
　　這本書受益於決策者對許多具體問題的記錄。如果公開化原則不讓決策者把所思所想記錄下來，那麽本來就不能受益於這種方法了。未來政府的最終代價是找不到完整的或準確的曆史記錄，不能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中央編譯局當代所繼紅譯 楊雪冬校）

 

　　＊本文是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在2002年春將出版《90年代美國經濟政策》一書中的前言。這本書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於2001年6月舉行的一次會議的成果。這次會議把主要的決策者與經濟學家聚到一起，對過去十年美國經濟決策的曆史做了基本的回顧。除前言外，這部書一共分為14章。分別考察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市場上正在出現的國際金融危機、貿易政策、信息技術、工業組織、能源政策、環境政策、勞工與教育、貧困與福利、健康保健和煙草政策、醫療保險
　　政策及其製訂的過程。這部書從曆史的視角討論了克林頓主義的特點，逐一例舉了1993年至2000年美國經濟繁榮的原因，解釋了評價這些結果的困難所在，並且對政府過度透明產生的意想不到的風險進行了思考。--作者注
　　傑夫裏·弗蘭克爾（Jeffrey Frankel）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經濟學教授，在克林頓政府其間曾經擔任首席經濟顧問，直接參與了諸多經濟政策的製定。
　　彼得·歐爾薩格（Peter Orszag）是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①當然，這些目標的確定必定是由社會所決定的，而不是由經濟學家來決定。
克林頓時代：經濟繁榮，富者更富

克林頓執政八年，帶領美國創造了經濟奇跡，也令大老板的收入達到了天文數字。美國總統克林頓是美國第一位二次大戰後出生的總統，“克林頓時代”充滿了荒誕不經的性、謊言與醜聞，但另一方麵它卻也象征著美國民富國強、科技發達、經濟大好的黃金盛世。

 

克林頓上任那年美國聯邦預算赤字為二千九百億美元，而且國會研究處當時的預估是到公元二零零零年還將達四千五百五十億美元；克林頓第一次發表國情谘文演說，即誓言三年內將把預算赤字砍一半，結果這個目標不僅提前達成，美國一九九八年預算已轉虧為盈。

 

如果按照克林頓政府二零零零年七月的最新預估，美國依照當時的預算發展，將可以在二零一二年完全清償國債，擺脫全球第一大債務國的曆史包袱，這將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年度預算執行由虧轉盈，對經濟的影響可以說是全麵性的。克林頓八年任內美國平均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四，比共和黨主政十二年高出整整一個百分點，八年間美國新增二千二百萬個就業機會，失業率由百分之七，一路下降至目前的百分之四，通貨膨脹率更僅百分之二點五，兩者相加代表的“痛苦指數”，則是三十年來最低水平。

 

但是，許多評論家指出，克林頓也留下了許多隱患，預示著美國經濟不可能長期繁榮，而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就是其中之一。

 

分析家指出，一九九二年，當克林頓急於登上總統寶座時，他猛烈抨擊美國大老板們“可惡”的高收入。克林頓宣稱，必須采取一些措施以平民憤--如果他當上總統，選民大可放心，他會這麽做的。畢竟，這是一個公認的信奉公平和平等的國度。

 

直至克林頓總統任期的最後六個月。嚴格說來，他在這方麵什麽也沒幹。如果說有一件事情能使克林頓與他的前任總統老布什有所區別的話，那就是：這個擊敗布什的人入主白宮之時，美國最大的公司老板們的收入是其手下工人一般工資的差不多一百倍；近八年後，他們掙的錢是普通美國工人的四百七十五倍。舉一例說明，雅虎公司的蒂姆.庫格爾每天掙四百七十萬美元——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美國中等家庭每天的收入為一百一十美元。

 

正是網絡革命和繁榮的經濟共同導致了美國老板們收入的近乎無節製的膨脹：一九九九年，美國在線的史蒂夫.凱斯掙了十一億美元，而思科係統公司的約翰.錢伯斯僅收入三億三千七百美元。美國收入最高的十位老板中有七位是開科技公司的——而其中有四位還不到五十歲。如果置身這個新經濟中，除非你已經從股票期權中得到十億美元，否則你算不上成功的老板。

 

頂尖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平均收入僅在一九九九年一年就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五，這其中包括薪水和股票期權——每年一千二百四十萬美元。四十四歲的羅伯特.諾林二零零零年加入一家因特網公司，公司提供給他百分之五的股權。公司付給他的薪水不到一百萬美元，但他擁有的股份如今價值三億美元，並且很可能成倍增長。經濟學家內爾.米諾認為這種公司瘋狂發薪水的行為是“站不住腳的”；她在一年中花了許多時間進行研究，調閱公眾能接觸到的文件，但這些材料無論是公司還是老板們都希望保密。

 

她最感興趣的案例：五十歲的羅伯特.安農恰塔一九九九年二月與一家名叫“全球有線通信公司”的電信巨頭簽訂的出任該公司總經理的合同。為了引誘他放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高級職位——順便說一句，還不是高級職務——這家公司同意，隻要安農恰塔在公司出現(這叫“合同簽字費”)，就付給他一千萬美元和價值二千萬美元的認股權(共二百萬股，每股低於市場價十美元)。

 

克萊斯勒年薪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一百萬美元(這是在當時)已有八十年了。今天，克林頓執政期間大公司老板們的報酬確實以一種離奇的方式增長。這是克林頓總統未能實踐其諾言的另一個生動例證。（來源：上海美亞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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