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山隴西郡
寧靜純我心 感得事物人 寫樸實清新. 閑書閑話養閑心,閑筆閑寫記閑人;人生無虞懂珍惜，以沫相濡字字真。
王安憶寫作的秘訣(劉慶邦)
人物簡介
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南京，次年隨母親茹誌鵑遷至上海讀小學，初中畢業後1970年赴安徽淮北農村插隊，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1978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平原上》。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專業創作至今。現為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複旦大學教授。
王安憶是當代最高產的作家。其主要獲獎作品有：短篇小說《本次列車終點》(獲得1981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短篇小說《發廊情話》(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流逝》、《小鮑莊》(先後獲得第二、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長篇小說《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遍地梟雄》(獲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好書)。1998年獲得首屆當代中國女性創作獎。2001年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傑出的華文作家”稱號。2007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
1 這秘訣夠人實踐一輩子
至少在兩個筆記本的第一頁，我都工工整整抄下了王安憶的同一段話，作為對自己寫作生活的鞭策和激勵。這段話並不長，卻有著豐富的內容，且坦誠得讓人心悅誠服。我看過王安憶許多創作談，單單把這段話挑了出來。如果一個作家的寫作真有什麽秘訣的話，我願把這段話視為王安憶寫作的秘訣。王安憶是這麽說的：“寫小說就是這樣，一樁東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決於是不是能夠坐下來，拿起筆，在空白的筆記本上寫下一行一行字，然後第二天，第三天，再接著上一日所寫的，繼續一行一行寫下去，日以繼日。要是有一點動搖和猶疑，一切將不複存在。現在，我終於堅持到底，使它從懸虛中顯現，肯定，它存在了。”
這段話是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遍地梟雄》後記中的一段話，我以為這也是她對自己所有寫作生活的一種概括性自我描述。通過她的描述，我們知道了她是怎樣抓住時間的，看到了她意誌的力量，堅忍不拔的持續性，對想象和創造堅定的自信，以及使創造物實現從無到有的整個過程。看到王安憶的描述，我不由想起自己在老家農村鋤地和在煤礦井下開掘巷道的情景，覺得王安憶的寫作和我們幹活有類似的地方，都是一種勞動。隻不過，王安憶進行的是腦力勞動，我們則是體力勞動。哪一種勞動都不是玩兒的，做起來都不輕鬆。還有，哪一種勞動都帶有不同程度的強製性。我們的強製來自外部，是別人強製我們。王安憶的強製來自內部，是自覺的自己強製自己。我把王安憶的這段話說成是她寫作的秘訣，後來我在她和張新穎的談話中得到證實。王安憶說：“我寫作的秘訣隻有一個，就是勤奮的勞動。”她所說的秘訣並不是我所抄錄的一段話，但我固執地認為它們的意思是一樣的，不過前者是詳細版，後者是簡化版而已。很多作家否認自己有什麽寫作的秘訣，好像一提秘訣就有些可笑似的。王安憶不但承認自己有寫作的秘訣，還把秘訣公開說了出來。在她看來，這沒什麽好保密的，誰願意要，隻管拿去就是了。的確，這樣的秘訣夠人實踐一輩子的。
2006年底，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七次作代會期間，我和王安憶住在同一個飯店，她住樓下，我住樓上。我到她住的房間找她說話，告辭時，她問我晚上回家不回，要是回家的話，給她捎點稿紙來。她說現在很多人都不用手寫東西了，找點稿紙挺難的。我說會上人來人往的這麽亂，你難道還要寫東西嗎？她說給報紙寫一點短稿。又說晚上沒什麽事，電視又沒什麽可看的，不寫點東西幹什麽呢！我說正好我帶來的有稿紙。我當即跑到樓上，把一本稿紙拿下來，分給她一多半。一本稿紙是一百頁，一頁有三百個方格，我分給她六七十頁，足夠她在會議期間寫東西了。有人說寫作所需要的條件最簡單，有筆有紙就行了。筆和紙當然需要，但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往往被人們忽略了，這個條件就是時間。據說任何商品的價值都是時間的價值，價值量的大小取決於生產這一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多少。時間是寫作生活的最大依賴，寫作的過程就是時間不斷積累的過程，時間的成本是每一個寫作者不得不投入的最昂貴的成本。每個人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活的容器，這個容器裏盛的不是別的東西，就是一定的時間量。
一個人如果任憑時間跑冒滴漏，不能有效的抓住時間，就等於抓不住自己的生命，將一事無成。王安憶深知時間的寶貴，她就是這樣抓住時間的。王安憶認為寫作是訴諸內心的，她不喜歡和人打交道，她看待內心的生活勝於外部的生活。王安憶幾乎每天都在寫作，一天都不停止。她寫了長的寫短的，寫了小說寫散文、雜文隨筆。
她不讓自己的手空下來，把每天寫東西當成一種訓練，不寫，她會覺得手硬。她在家裏寫，在會議期間寫，更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她說她在乘坐飛機時照樣寫東西。對一般旅客來說，在飛機上那麽一個懸空的地方，那麽一個狹小的空間，能看看報看看書就算不錯了，可王安憶在天上飛時竟然也能寫東西，足見她對時間的韁繩抓得有多麽緊，足見她對寫作有多麽的癡迷。
2 藝術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
有人把作家的創作看得很神秘，王安憶說不，她說作家也是普通人，作家的創作沒什麽神秘的，就是勞動，日複一日的勞動，大量的勞動。她認為不必過多的強調才能、靈感和別的什麽，那些都是前提，即使具備了那些前提，也不一定能成為好的作家，要成為一個好的作家，必須付出大量艱苦的勞動。
在我看來，安憶鋪展在麵前的稿紙就是一塊土地，她手中的筆就是勞動的工具，每一個字都是一棵秧苗，她彎著腰，低著頭，一棵接一棵把秧苗安插下去。待插到地邊，她才直起腰來，整理一下頭發。望著大片的秧苗，她才麵露微笑，說嗬，插了這麽多！或者說每一個漢字都是一粒種子，她把挑選出來的合適的種子一粒接一粒種到土裏去，從春種到夏，從夏種到秋。種子發芽了，開花了，結果了。回過頭一看，她不禁有些驚喜。驚喜之餘，她有時也有些懷疑，這麽多果實都是她種出來的嗎？當仔細檢閱之後，證實確實是她的勞動成果，於是她開始收獲。
安憶不知疲倦地注視著那些漢字，久而久之，那些漢字似乎也注視著她，與她相熟相知，並形成了交流。好比一個人長久地注視著一塊石頭，那塊石頭好像也會注視她。僅有勞動還不夠，王安憶對勞動的態度也十分在意。她說有些作家，雖然也在勞動，但勞動的態度不太端正，不是好好地勞動。王安憶不能容忍馬馬虎虎、投機取巧、偷工減料、得過且過。她是勤勤懇懇、老老實實、一絲不苟。如果寫了一個不太好的句子，她會很懊惱，一定要把句子理順了，寫好了，才罷休。
王安憶自稱是一個文學勞動者，同時，她又說她是一個寫作的匠人，她的勞動是匠人式的勞動。因為對作品的評論有雕琢和匠氣的說法，作家們一般不願承認自己是一個匠人，但王安憶勇於承認。她認為藝術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千萬不要覺得工匠有貶低的意思。類似的說法我聽劉恒也說到過。劉恒說得更具體，他說他像一個木匠一樣，他的寫作也像木匠在幹活。從勞動到匠人的勞動，這就使問題進了一步，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在我們老家，種地的人不能稱之為匠人，隻有木匠、石匠、鋦匠、畫匠等有手藝的才有資格稱匠。一旦稱匠，我們那裏的人就把匠人稱為“老師兒”。“老師兒”都是“一招鮮，吃遍天”的人，他們的勞動是技術性的勞動。讓一個隻會種地的農民在板箱上作畫，他無論如何都畫不成景。請來一個畫匠呢，他可以把喜鵲噪梅畫得栩栩如生。王安憶也掌握了一門技術，她的技術是寫作的技術，她的勞動同樣是技術性的勞動。從技術層麵上講，王安憶的勞動和所有匠人的勞動是對應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一個石匠要把一塊石頭變成一盤磨，不可能靠突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工。他要一手持錘，一手持鑿子，一鑿子接一鑿子往石頭上鑿。鑿得有些累了，他停下來吸顆煙，或喝口水，再接著鑿。他鑿出來的節奏是勻速，丁丁丁丁，像音樂一樣動聽。我讀王安憶的小說就是這樣的感覺，她的敘述如同引領我們往一座風景秀美的山峰攀登，不急不緩，不慌不忙，不跳躍，不疲倦，不氣喘，紮紮實實，一步一步往上攀。我們偶爾會停一下，絕不是不想攀了，而是舍不得眼前的秀美風光，要把風光仔細領略一下。隨著各種不同的景觀不斷展開，我們攀登的興趣越來越高。當我們登上一個台階，又一個台階，終於登上她所建造的詩一樣的小說山峰，我們得到了極大的精神滿足。
第三點，匠人的勞動是有構思的勞動，在動手之前就有了規劃。比如一個木匠要把一塊木頭做成一架紡車，他看木頭就不再是木頭，而是看成了紡車，哪兒適合做翅子，哪兒適合做車軸，哪兒適合做搖把，他心中已經有了安排。他的一斧子一鋸，都是奔心中的紡車而去。王安憶寫每篇小說，事先也有規劃。除了小說的結構，甚至連一篇小說要寫多長，大致寫多少個字，她幾乎都心中有數。
第四點，匠人的勞動是縝密的、講究邏輯的勞動，也是理性的勞動。一把椅子或一口箱子的約定俗成，對一個木匠來說有一定的規定性，他不能胡亂來，不可違背邏輯，更不可能把椅子做成箱子，或把箱子做成椅子。在王安憶對我的一篇小說的分析裏，我第一次看到了邏輯的動力的說法，第一次聽說寫小說還要講究邏輯。此後，我又多次在她的文章裏看到她對邏輯重要性的強調。在和張新穎的談話裏，她肯定地說：“生活的邏輯是很強大嚴密的，你必須掌握了邏輯才可能表現生活的演進。邏輯是很重要的，做起來很辛苦，真的很辛苦。為什麽要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事情為什麽這樣發生，而不是那樣發生？你要不斷問自己為什麽，這是很嚴格的事情，這就是小說的想象力，它必須遵守生活的紀律，按著紀律推進，推到多遠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
以上四點，我試圖用王安憶的勞動和作品闡釋一下她的觀點。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問題在於，工匠的勞動是不是保守的？機械的？死板的？墨守成規的？會不會影響感性的鮮活，情感的參與，靈感的暴發，無意識的發揮？一句話，工匠式的勞動是不是會拒絕神來之筆？
我的看法是，一切創造都是從勞動中得來的，不勞動什麽都沒有。換句話說，寫就是一切，隻有在寫的過程中，我們才會激活記憶，調動感情，啟發靈感。隻有在有意識的追求中，無意識的東西才會乘風而來。所謂神來之筆，都是艱苦勞動的結果，積之在平日，得之在俄頃。工匠式的勞動無非是把勞動提高了一個等級，它強調了勞動的技術性，操作性，審美性，嚴肅性，專業性和持恒性。這種勞動方式不但不保守，不機械，不死板，不墨守成規，恰恰是為了打破這些東西。王安憶的大量情感飽滿、飛揚靈動的作品，證明著我的看法不是瞎說。
3 對寫作始終如一地喜歡
但有些事情我不能明白，安憶她憑什麽那麽能吃苦？如果說我能吃點苦，這比較容易理解。我生在貧苦家庭，從小缺吃少穿，三年困難時期餓成了大頭細脖子。長大成人後又種過地，打過石頭，挖過煤，經曆了很多艱難困苦。我打下了受苦的底子，寫作之苦對我來說不算什麽苦。如果我為寫作的事叫苦，知道我底細的人一定會罵我燒包。而安憶生在城市，長在城市，父母都是國家幹部，家裏連保姆都有。應該說安憶從小的生活是優裕的，她至少不愁吃，不愁穿，還有書看。就算她到安徽農村插過一段時間隊，她母親給她帶的還有錢，那也算不上吃苦吧。可安憶後來表現出來的吃苦精神不能不讓我佩服。1993年春天，她要到北京寫作，讓我幫她租一間房子。那房子不算舊，居住所需的東西卻缺東少西。沒有椅子，我從我的辦公室給她搬去一把椅子。窗子上沒有窗簾，我把辦公室的窗簾取下來，給她的窗子掛上。房間裏有一隻暖瓶，卻沒有瓶塞。我和她去商店問了好幾個營業員，都沒有買到瓶塞。她隻好另買了一隻暖瓶。我和妻子給她送去了鍋碗瓢盆勺，還有大米和香油，她自己買了一些方便麵，她的寫作生活就開始了。屋裏沒有電視機，寫作之餘，她隻能看看書，或到街上買一張隔天的《新民晚報》看看。屋裏沒有電話，那時移動電話尚未普及，她幾乎中斷了與外界的聯係。安憶在北京有不少作家朋友，為了減少聚會，專心寫作，她沒有主動和朋友聯係。她像是在“自討苦吃”，或者說有意考驗一下自己吃苦的能力。她說她就是想嚐試一下獨處的寫作方式，看看這種寫作方式的效果如何。她寫啊寫啊，有時連飯都忘了吃。中午，我偶爾給她送去一盒盒飯，她很快就把飯吃完了，吃完飯再接著寫。她過的是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我覺得她有些對不住自己。就這樣，從四月中旬到六月初，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她寫完了兩部中篇小說。她之所以如此能吃苦，我還是從她的文章裏找到了答案。安憶對自己的評價是一個喜歡寫作的人。有評論家把她與別的作家比，她說她沒有什麽，她就是比別人對寫作更喜歡一些。有人不是真正喜歡，也有人一開始喜歡，後來不喜歡了，而她，始終如一地喜歡。她說：“我感到我喜歡寫，別的我就沒覺得和他們有什麽不同，就這點不同：寫作是一種樂趣，我是從小就覺得寫作是種樂趣，沒有改變。”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寫作是安憶的主要生活方式，她對寫作的熱愛和熱情，是她的主要感情，同時，寫作也是她獲得幸福和快樂的主要源泉。安憶得到的快樂是想象和創造的快樂。一個世界本來不存在，經過她的想象和創造，平地起樓似的，就存在了，而且又是那麽具體，那麽真實，那麽美好，由此她得到莫大的快樂和享受。與得到的快樂和享受相比，她受點兒苦就不算什麽了。相反，受點兒苦仿佛增加了快樂的分量，使快樂有了更多的附加值。
4 當作協主席沒耽誤寫作
王安憶這樣熱愛寫作，那麽我們假設一下，她不寫會怎樣？或者說不讓她寫了會怎樣？1997年夏天，我和王安憶、劉恒我們三家一塊去了一趟五台山，後來我一直想約他們兩個到河南看看。王安憶沒去過中嶽嵩山的少林寺，也沒看過洛陽的龍門石窟，她很想去看看。2008年9月中旬，我終於跟河南有關方麵說好了，由他們負責接待我們。我給王安憶打電話時，她沒在家，是她的先生李章接的電話。我說了請他們一塊兒去河南，李章說：“安憶剛從外地回來，她該寫東西了。”李章又說：“安憶跟你一樣，不寫東西不行。”我？我不寫東西不行嗎？我可比不上王安憶，我玩心大，人家一叫我外出采風，那個地方我又沒去過，我就跟人家走了。我對李章說，我跟劉恒已經約好了，讓李章好好跟安憶說說，還是一塊兒去吧。我說我對安憶有承諾，如果她去不成河南，我的承諾就不能實現。李章說，等安憶一回來，他就跟她說。第二天我給安憶打電話，她到底還是放棄了河南之行。安憶是有主意的人，她一旦打定了主意，任何勸說都是無用的。為了寫作，王安憶放棄了很多活動。不但在眾多采風活動中看不到她的身影，就連她得了一些文學獎，她都不去參加頒獎會。2001年12月，王安憶剛當選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時，她一時有些惶恐，甚至覺得當作協主席是一步險棋。她擔心這一職務會占用她的時間，分散她的精力，影響她的寫作。她確實看到了，一些同輩的作家當上這主席那主席後，作品數量大大減少，她認為這是一個教訓。在發表就職演說時，她說她還要堅持寫作，因為寫作是她的第一生活，也是她比較能勝任的工作，假若沒有寫作，她這個人便沒什麽值得一提的了。當上作協主席的第一年，她抓時間抓得特別緊，寫東西也比往年多，幾乎有些拚命的意思。當成果證明當主席並沒有耽誤寫作時，她似乎才鬆了一口氣。我估計，王安憶每天給自己規定有一定的寫作任務，完成了任務，她就心情愉悅，看天天高，看雲雲淡，吃飯飯香，睡覺覺美。就覺得自己對得起自己，自己對自己有了交代，看電視就能夠定下心來，看得進去。要是完不成任務呢，她會覺得很難受，諸事無心，自己就跟自己過不去。作為一個承擔著一定社會義務的作家，王安憶有時難免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她本打算坐下來寫作，卻被別的事情幹擾了，這時她的心情會很糟糕，好像整個人生都虛度了一樣。人說發展是硬道理，對王安憶來說，寫作才是硬道理，不寫作就沒有道理。在我所看到的有限的對古今中外的作家介紹裏，就對寫作的熱愛程度而言，王安憶有點像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把寫作看成正常的狀態，不寫作就是非正常狀態，就是平庸的狀態。托爾斯泰在一則日記裏提到，因為生病，他一星期沒能寫作。他罵自己無聊，懶惰，說一個精神高貴的人不容許自己這麽長時間處於平庸狀態。和我們中國的作家相比，就思想勞作的勤奮和強度而言，王安憶有點像魯迅。魯迅先生長期在上海寫作，王安憶在上海寫作的時間比魯迅還要長，而且王安憶的寫作還將繼續下去。王安憶跟我說過，中國的作家，魯迅的作品是最好的，她最愛讀魯迅。王安憶繼承了魯迅的刻苦，耐勞，也繼承了魯迅的思想精神。王安憶通過自己的思想勞作，不斷發出與眾不同的清醒的聲音。寫作是王安憶的第一需要，也是她生命的根基，如果不讓她寫作，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做這樣的假設為好。
寫作是王安憶的精神運動，也是身體運動；是心理需要，也是生理需要。她說寫作對人的身體有好處，經常寫作就身體健康，血流通暢，神清氣爽，連氣色都好了。她說你看，經常寫作的人很少患老年癡呆症的，而且多數比較長壽。否則的話，就心情焦躁，精神委頓，對身體不利。我不止一次聽她說過，寫作這個東西對體力也有要求，體力不好寫作很難持久。她以蘇童和遲子建為例，說他們之所以寫得多，寫得好，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的身體比較壯實，好像食量也比較大，精力旺盛，元氣充沛。我很讚同安憶的說法，並且與她有著相同的體會。我想不論是精神運動，還是身體運動，其實都是血液的運動。寫作時大腦需要氧氣，而源源不斷供給大腦氧氣的就是血液。大腦需要的氧氣多，運載氧氣的血液就得多拉快跑，保證供應。血流加快了，等於促進了人體內的血液循環，對人的健康當然有好處。
朋友們可能注意到了，我翻來覆去說的都是安憶的寫作，寫作，沒有涉及到她的作品，沒有具體評論她的任何一篇小說。我的理論水平比較低，沒有評論她作品的能力，這點兒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一個高人評論一個低人的小說，一不小心就把低人的小說評高了。而一個低人評論一個高人的小說呢，哪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所評仍然達不到高人的小說水平應有的高度。王安憶的小說都是心靈化的，她的小說故事都發生在心理的時間內，似乎已經脫離了塵世的時間。她在心靈深處走得又那麽遠，很少有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別說是我了，連一些評論家都很少評論她的小說。在文壇，大家公認王安憶的小說越寫越好，王安憶現在是真正的孤獨，真正的曲高和寡。有一次朋友們聚會喝酒，莫言、劉震雲、王朔紛紛跟王安憶開玩笑。王朔說：“安憶，我們就不明白，你的小說為什麽一直寫得那麽好呢？你把大家甩得太遠了，連個比翼齊飛的都沒有，你不覺得孤單嗎！”王安憶有些不好意思，她說不不不。不知怎麽又說到冰心，說冰心在文壇有不少幹兒子。震雲對王安憶說：“安憶，等你成了安憶老人的時候，你的幹兒子比冰心還要多。”我看王安憶更不好意思了，她笑著說：“你們不要亂說，不要跟我開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