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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瑋：我認為教育具有這兩個功能，它們彼此之間並不矛盾。即一方麵培養學生批判思維能力和創造性精神，另一方麵教給他們能夠直接運用的知識和技能，二者相互之間並不矛盾，關鍵是如何把握好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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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慕明、施一公等：中國頂尖大學“使命錯位”？
編者按：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高校畢業生749萬人，為曆史最高。他同時強調，要深化高等院校綜合改革。
教育改革在過去數年被不斷提及。但在“保就業”的壓力之下，中國的高等教育被認為滑向了“功利主義”之路，這有悖於大學精神的實質。在2014年年底《國 家科學評論》舉辦的中國高等教育與研究創新論壇上，5位著名教育專家深入剖析了中國頂尖大學的“使命錯位”問題，以期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教育改革辨明方向。
前言
中國十分重視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這對經濟發展與迎接全球競爭挑戰十分關鍵。問題的核心是，這個國家如何培養其創新代言人——有創造力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2014年年底，由《國家科學評論》常務副主編、神經科學家、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擔任論壇主席，5位來自頂尖高校的專家討論了中國高等教育麵臨的問題、挑戰以及當前的教育係統需要通過怎樣的方式進行改革。
參與討論的專家有：醫學家、北京協和醫學院教育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元方，化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高鬆，電子工程師、天津南開大學校長龔克，生物學家、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物理學家、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
1、“對於創新來說，關鍵的不是具體的技能，而是文化。”
蒲慕明：中國在經濟發展與全球競爭中麵臨的很多挑戰與創新有關。當前，我們沒有多少真正的原創，經常尾隨於其他發達國家之後。出於這個原因，本論壇的目的是討論中國高等教育，包括本科生和博士生的培養。首先討論我們麵臨的問題和挑戰是什麽?中國大學如何培養創造性人才?
施一公：高等教育的概念非常廣泛。中國有超過1000所高校，其中很多高校集中在技術和職業培訓等偏專業化的教學領域，它們應該與名校擁有完全不同的教學任務和元素。我認為，前30至40名的研究型大學——即中國的常青藤大學——和今天討論的創新問題最具相關性。
蒲慕明：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想我們應該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頂尖大學上，否則，討論就會過於寬泛。
施一公：中國大陸有一種普遍存在的文化：急功近利。政府把大學看作是就業的引擎，這一點對上述專業化的高校也許是適用的，但絕不適用於頂尖高校。在父母和整個社會的壓力下，中國頂尖高校的絕大多數學生都為了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而煩惱。在這種氛圍下，幾乎沒有人真正對創新感興趣。在頂尖高校，金融是很多大學生首選的主修專業。我的實驗室就有一名優秀的學生放棄攻讀博士學位，選擇在一家私募基金工作。理由簡單得讓人難以置信。
龔克：對於創新來說，關鍵的不是具體的技能，而是文化。我同意中國有太多尋求短期利益的文化氛圍，這對創新沒有任何益處。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合作極為有 限，這些也阻止了創新。此外，中國科學家往往受限於擁有狹窄的視角，僅對自己的專業感興趣，但是近來的創新經常產生於多學科研究中。
吳家瑋：確實如此。研究文化應該在大學裏播下健康的種子。但是我要指出，所謂“創新” 分不同種類。比如說，就連如何開好一家快餐店其實都需要想象力和創造力。以高等教育來說，創新基本原則都是一樣的，無論說的是名校還是職業學院。
2、“名校的目標應該是為未來社會培育領袖人才，而不隻是讓學生得到一份高薪工作。”
施一公：在中國，輿論經常把高等教育和就業聯係在一起，認為就業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這一觀點在媒體上經常被放大，給包括清華、北大在內的頂尖大學造成巨大壓力。我認為過於強調就業前景偏離了高等教育的重心。
龔克：確實如此，每年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達到700萬人。政府在擴大就業方麵的壓力傳遞給大學。比如，南開大學從2014年11月起就被要求提交一份月度報告，匯報成功簽訂工作協議的學生比例。
施一公：我每年都參加與大學新生入學教育相關的會議，2012年以前，學生家長也經常參加這些會議。我深切感受到，他們對於就業前景的擔憂大於一切，對此 你可能難以想象。我經常告訴這些家長：您的孩子來清華上學不是簡單地為了日後得到一份工作，他們應該具有更遠大的前途，請您把孩子交給我們培養，在未來四 年不要告訴您的孩子哪些工作最有利可圖。
吳家瑋：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其他國家的大學，尤其是那些受公眾資助，並因此對公眾負責任的大學，經常需要考慮與就業率相關的問題。畢竟，中國每年畢業 的700萬大學生中，公眾期望多少人會從事創新?大多數學生上大學就是為了找到好工作。這件事情本身沒有什麽不對，關鍵是就業率不應該成為評估大學成績的 唯一標準。
龔克：但這正是問題所在。中國已經有一種趨勢認為，隻要學生就業好，大學工作就做得好。大學，包括那些最優秀的大學，都在忙著完成各類任務，比如就業率、獲獎和發表論文數量以及影響因子等等，反而忽視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導致本末倒置。
施一公：當然，所有大學都應該關心學生的就業前景，但這絕不應當是頂尖大學的培養目標。名校的目標應該是為未來社會培養領袖人才，而不隻是讓學生得到一份高薪工作。當你用更高的目標來治學、用更高的標準來培養學生，就業隻不過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高鬆：我同意這種看法。學生們上大學希望隨後找到好工作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大學的目的不是單純為了提高就業率，就業率是與國家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等因素更密切相關的。
陳元方：過於強調就業及類似的指標表明，中國教育部對於高等教育是什麽以及它對於塑造國家未來的作用，還沒有形成一幅清晰的圖像。導致高等教育變成了一堆統計數字遊戲。這是中國目前麵臨的危機。我們應該從大局考慮，探尋中國高等教育缺失了哪些重要元素。
3、“大學獨一無二的精神實質，在於它要對曆史和未來負責。”
蒲慕明：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中國最優秀的醫學院，其曆史可以追溯到1917年，具有非常高的影響力。請問協和醫學院的相關情況是怎樣的?
陳元方：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一所規模小、選擇性強的醫科學校。在因美國“珍珠港事件”被迫關閉之前的19年中(1924年首屆醫學生畢業～1942年)，學校僅有310名畢業生，平均每年僅畢業16.3人。但那些學生都是中國現代醫學的棟梁之才，在臨床醫學實踐、醫學研究、公共衛生、護理學以及醫學教育等方 麵具有巨大影響。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後來成為著名的醫學領袖，並成為各類享有聲望的研究院的院士或管理層，包括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 以及國際航空和空間科學院等。北京協和醫學院在1952年和1966年曾兩度停辦，並於1959年和文化大革命後的1979年兩度複校，此後一直致力於重現過去的輝煌。
蒲慕明：您就屬於“文革”前畢業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老一輩畢業生。在您看來，協和醫學院何以如此成功?
陳元方：這與學校的視野和教育理念分不開。一開始，北京協和醫學院就非常明確，它的目標是培養醫學領域最優秀的人才，這決定了學校每個方麵如何運行。比 如，學校有一個為期三年的醫學預科，目的是讓學生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語言技能等方麵打下堅實和廣泛的基礎;比起知識的數量，學校更強調思想的質量，鼓 勵批判性思維和有規律的邏輯思維習慣;它鼓勵教授和高級教師與學生定期交流指導的導師製，這不僅對知識傳播很關鍵，而且對文化和價值觀的傳播也是如此。
吳家瑋：這種教育理念也是美國一些博雅學院非常成功的原因之一。它們真正關心的是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鼓勵他們進行批判性與獨立性的思考，教育他們如何與同學們合作相處和相互學習。這樣的培養模式需要從本科教育開始。
陳元方：正如哈佛大學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2007年在她的就職演說中談到大學精神時所說的：“大學獨一無二的精神實質，在於它要對曆史和未來負責——而不僅僅是或主要是對現在負責。大學關乎塑造一生的學習、將傳統傳承千年的學習、創造未來的學習。”我認為，這應該是我們衡量中國高等教育現狀和進行改革的出發點。
高鬆：確實如此。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具有獨立判斷和批判思維能力的全麵人才，他們應該具有良好的道德意識、公民意識和欣賞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國著名學 者、北京大學原校長(1945年~1948年)胡適曾說，“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教育是要人戴能看從前看不見，並能看人家看不見的眼鏡”。
施一公：遺憾的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存在一種功利主義心態，關注的是具有直接應用價值的知識和技能。我認為這深受中國古語“學以致用”的影響，這裏的“用” 經常被看成狹義層麵的“用處”。這種急功近利蔓延到企業，很多中國企業包括一些大企業對名校畢業的學生不滿意，認為他們如果不經過培訓，就不能很快適應安 排的工作。其實，除非是相關技術學校專業畢業，任何一名優秀的名校大學生是必須經過職場技術培訓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吳家瑋：我認為教育具有這兩個功能，它們彼此之間並不矛盾。即一方麵培養學生批判思維能力和創造性精神，另一方麵教給他們能夠直接運用的知識和技能，二者相互之間並不矛盾，關鍵是如何把握好平衡點。
龔克：我也同意。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把“學”和“用”放在對立麵，打下牢固的基礎和提供有前途的工作前景之間並沒有內在矛盾，我試著讓家長理解他們的孩子一 生所要麵對的挑戰，而不僅僅是畢業後立即麵對的挑戰。世界正在迅速變化，廣泛與堅實的知識基礎，更重要的是學習能力，將決定學生如何適應這些迅速的變化，並作出合理判斷與理智選擇。問題在於這裏的“用”是為了短期的利益還是一生的利益。高等教育的終極目標不僅是“學會”，而是“會學”。
4、“大學不應該淪為職業教育，而應該讓學生為此後的一生做準備。”
陳元方：教育部試圖讓一些醫學院通過8年製教育頒發醫學博士學位的辦法來複製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成功模式。但其中一些措施隻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實質上與協和 醫學院類似，他們沒有搞清楚究竟是什麽形成了一所世界水平的醫學院。比如，國內最有名望的一所大學僅僅為醫學院設置了1年的醫預科項目，幾乎沒有給人文教 育多少關注度，並要求學生在本科教育的最後三年進行高度專業化的醫學訓練。這樣做的主要動機是有些大學認為早期專業化可以讓學生在就業市場上更具競爭優 勢。但是我擔心這樣狹隘的訓練，絕不可能讓學生獲得有能力的醫生所必要的素質或視野，更不要說在世界舞台上競爭了。
施一公：一些大學，尤其是專業化和職業化院校，就是為了在畢業後增加學生的就業機會而設立的。但這不應該是名校所出現的情況。
蒲慕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中國，學生很早就被分了專業，幾乎是從他們踏進大學校門的那一刻起，而且高等教育的範圍都非常有限與集中。教育部對學 生必須修習的專業和課程作了很多限製。大學不應該淪為職業教育，而應該讓學生為此後的一生做準備，給他們廣闊的視野和從事他們選擇的任何職業的能力，在大學期間應該給學生更多自由去了解自我，發現自己的熱情所在。
陳元方：確實如此。我的兩位同窗畢業後立刻就被分配到航空航天科研機構。盡管他們一開始沒有任何太空醫學和計算機科學方麵的知識，兩人後來都非常成功，並 當選國際宇航科學研究院院士。這是因為他們從協和醫學院預科開始就得到了很好的培養，學校聚焦於自然科學基礎、素質、能力和潛力教育，而不是專業技能，因此無論他們進入哪一行都能成功。
龔克：早期專業化的問題有著根深蒂固的曆史。為了促進工業化，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早期複製了前蘇聯的教育模式，把綜合大學分化成各個領域的專業化學院， 如機械、建築、航空、鐵路與造船。盡管這種模式20年前已經得到逆轉，但仍對中國的高等教育理念有著深遠的影響。這是中國高等教育麵臨的最大障礙之一。
陳元方：這種局麵亟待盡快解決。否則，我們將會陷入高等教育的死胡同，這不單是在醫學方麵。問題是，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哪類人才?是的，我們確實需要大量具 有專業技能的人才，但是這遠遠不夠。我們真正最需要的是在各個領域具有遠見卓識、想象力和勇氣的領袖人才——他們是中國的未來。
高鬆：我完全讚同。當前，從教育部到教職員再到學生，專業化的問題在每個層麵都根深蒂固。如果我們不改變這種狀況，就不能顯著提升創新能力，因為創新越來越需要更廣泛的視野。
施一公：由於過於強調就業和直接適用，中國研究型大學的很多優秀人才在社會、家長、輿論的重重壓力下已然走上了一條功利主義道路。這個問題可能不隻存在於中國大陸。
5、“中國是否能啟動實質性教育改革，將決定國家長遠的昌盛與繁榮。”
蒲慕明：教育部提了很多次教育改革。我們已著手一些需要迫切改革的問題，比如早期專業化和過於強調就業率的問題。那麽，大學正在發生哪些變化?
高鬆：過去幾年，越來越多的大學已經意識到建立牢固基礎、學科交叉和學生興趣的重要性。我們已經在北京大學嚐試推行專業化與通識教育相結合的高等教育理 念。2013年~2014年，為了利用混合式學習的優勢，促進校園內的教學與學習，我們已經開發了24門大規模開放在線課堂(慕課)，這些慕課同時也將有益於整個社會。
施一公：其中的一個挑戰是教員水平，最終會決定大學的質量。過去20年，中國高等教育已經經曆了一個時期的“大躍進”，在此期間，本科生招生總人數從上世 紀90年代的500萬增加到現在的2000多萬。這不僅僅對大學教師數量提出了要求，更為重要的是質量。我們從哪裏突然得到如此多的合格教師在招生人數急劇擴張的時候，我們是否維持了教育質量?
吳家瑋：要花費很多年，甚至是幾代人的時間去培養高水平的大學教師。但當下的中國迫切需要更多大學畢業生。有什麽解決辦法呢?
施一公：我也沒有好答案。但中國有個成語叫做“水到渠成”。同時，我們還有另一個古訓：拔苗助長。這正是我擔心的。我想說，每件事物都會隨其自身規律發展，也許不能操之過急。
龔克：高等教育必須從聚焦數量轉向聚焦質量。改革最重要的一條是更新我們的質量觀與改進相關評估體係。這將會對中國教育質量和創新能力提升產生徹底和根本性的影響。
吳家瑋：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大多數問題集中在中國的名校。但是中國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高等教育機構，分別具有不同的教育目標與宗旨。對於任何教育 機構來說，關鍵是首先要決定它的目標是什麽，也就是說先作出清晰定位，然後再決定如何實現。一旦這個教育機構的定位被明確設定，作為學校靈魂的教師應該有 權決定教學計劃並確保計劃的落實。
龔克：確實如此。在我看來，學術自由，包括大學自治，是最緊迫的問題。盡管我們總在討論這個話題，但到今天為止，這個問題在中國仍然是尚待實現的美好願景。
陳元方：徹底改變現狀，教育部是關鍵。在減少官僚主義幹預大學的問題上，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年，沒有官僚主義，創新就少了很多限製。但是難道問題解決了嗎?教育部就是不願意或者是缺乏動力去發起改革。
施一公：大學自治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擁有足夠的自由是教育與科學創新的關鍵。教育部門在大學應該如何運行的問題上顯然不能用“一刀切”的政策，目前是控 製得過緊。我想或許它是在擔心，一些大學被給予更大的自由空間後可能會不知所措、甚至濫用自主權。這可能是真實情況。但是，讓它們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比試圖微觀控製每一所大學要好得多，因為學術自由是“百花齊放”的前提條件以及教育創新的關鍵。教育自主權的下放，不僅是教育部向試點高校放權;更重要的是，在 同一所試點大學內部，校方也應該給予院係更大的自由，充分調動院係的積極性，讓它們決定如何培養本專業的學生，宏觀調控院係而不要“一刀切”，過多幹涉院 係事務。
陳元方：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挑戰與機遇並存。中國是否能在高等教育理念和機製方麵啟動實質性改革，能否在名校和普通高校之間做到適度平衡，能否認真研究我國成功精英大學的辦學理念和經驗，將不僅決定國家高等教育的未來和命運，而且也將決定國家長遠的昌盛與繁榮。改革的時機就在當下。
(秦風編譯。英文原標題為“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in China”，發表於《國家科學評論》(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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