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梅黎

今年6月1日是親愛的母親90誕辰。下麵是她撰寫的回憶她的老領導的文章

我在潘漢年係統十年

梅黎

1938 年冬 , 我家因父親失業 , 一家九口靠向親朋借貸和小舅在國民黨後方醫院工作的微薄薪金接濟 , 在大上海生活十分困難 , 有時全家靠吃紅薯度日。一次我向領導提出 , 請她幫我找個工作。根據她的安排 , 我在當時法租界的國泰電影院見了一位較年長的同誌 ( 龔飲冰 ) 。他約我某日在鄭家木橋愛多亞路口的大中旅館見麵。當時我家就租住在大中旅館對麵南洋煙草公司大樓內。那天下午我瞞著家裏 , 匆匆忙忙穿了一雙父親的大棉鞋 , 踢裏趿拉連跳帶蹦地穿過馬路。正巧龔飲冰向窗外望見我這副模樣 , 先是一驚 , 沒想到我家住那麽近 , 二是看我的模樣有點可笑。那天龔就約定我年初四春節時 ( 即 1939 年 2 月 ) 再與他見麵。當時我父親為謀生計 , 外出到我母親的老家江蘇宜興找工作 , 我對母親謊稱有人給我在一難民收容所找到了工作 , 我打點好被褥就離家出走了。父親從鄉下回家後發現我不在家 , 帶我三弟跑遍了上海所有難民收容所 , 也未找到我的人影。對我的失蹤 , 當時父母一方麵懷疑我一個花季少女可能跟人跑了 , 另一方麵又暗中猜疑我可能參加了共產黨 , 所以也沒向外聲張。

當時我假扮龔飲冰寄養在上海的女兒 , 與假扮龔飲冰外甥的朱子良 ( 搞機要譯電工作 ) 住一處 , 安排我做家務和掩護環境。龔自稱開了個湘繡莊 , 不大在家住 . 過了一段時間 , 我主動向龔提出可否讓我回家看看 , 主動向父母講清 , 以免同在上海住 , 萬一被家人發現反而不好。龔同意我回家一次。當我一踏進家門 , 父親就問我是不是加入了共產黨 ? 我當即要他別聲張 , 否則讓別人知道了是要殺頭的。並告訴說我現在有著落了 , 他們不用打聽我的住處 , 對外要替我保密 . 這樣就把這塊心病放下了。

後來龔的夫人王一之從湖南來滬 , 還帶了她的女兒伊紅 . 這樣龔的家庭就比較象樣了。 1939 年 6 月 , 龔告我要送我去延安學習 , 我當然高興的很 , 因延安是我早就想往的地方 ! 一天 , 龔帶我去見了一個老工人模樣的同誌 , 約好某日早晨 6 時到黃浦江碼頭乘船去香港。結果那天早晨我 6 點才醒來，當然耽誤了上船，香港去不成了。不久香港來電報詢問原因。當劉少文拿了電報批評我的時候，我知道自己錯了，但心有不服，認為不全是自己的錯，我年輕從沒出過遠門，而龔和王一之他們沒叫醒我。這是我參加革命工作後第一次犯錯誤，雖然當時我心裏不服，但教訓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說是一輩子的。尤其是當了解到秘密工作的通訊聯絡是很不容易的事，特別是秘密電台往往會被敵人發現遭到破壞，搞電台的同誌常有被捕遇害的危險，我認識到參加革命工作是不容麻痹大意的。從那以後我做事都是趕前不趕後，再也沒誤過事。

1939 年 7 月，我登上了去香港的輪船，在海上漂了 7 天 7 夜，這對我是新鮮的事，加之滿懷去延安學習的喜悅，一路平安無事 。到香港後，我被送到當時設在九龍的八路軍辦事處暫住 , 從此開始了我在香港那一段的新生活。

我在八路軍辦事處閑住了約一個月。那時潘漢年和張唯一常來這裏碰頭，我們的生活由張唯一管，由他給我們發生活費。這樣閑住著，我去延安的事就沒聽說了，我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張唯一來後要走時，我大膽地擋住大門不讓他走，要他講清楚我到底幹什麽？這以後張開始讓我抄寫材料，還教我刻蠟版。後來據朱子良說，去延安的事是騙我的，他曾看到潘漢年要龔飲冰從上海派個譯電員去香港的電報，我這才明白在香港閑住期間是潘漢年和張唯一在暗中觀察我呢！之後，我被搬到香港灣仔一棟舊木樓住，張唯一開始教我翻譯電報，還教我用密電碼。從此我就正式開始在潘漢年係統工作了。那時廖承誌，潘漢年，張唯一常來我住處交談國際，國內大事，那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是在交流情報。秘密工作紀律要求我不該知道的事情不要問，也不該打聽，所以他們談些什麽我根本不往耳朵裏去，也不懂他們談些什麽。

1940 年初，我從灣仔木樓搬到靠近中環近海邊的一處地方住。不久聽說那棟木樓著火燒掉了，真是馬克思在天之靈保佑了我免遭火災一劫。

1941 年春，發生了皖南事變，張唯一帶領我們悼念新四軍犧牲的同誌。當時我在政治上還很幼稚，對該事件是蔣介石挑起內戰，對新四軍下毒手搞的慘案懵懵懂懂。對譯電工作也是機械地收發，翻譯，交潘漢年，張唯一閱後就銷毀了。潘漢年等的電報稿，文字很簡練，內容涉及國際，國內大事，多關於日寇，汪偽，國民黨一些上層人物的動態和情況等。那時，我們的同誌常來我的住處與張唯一碰頭。

1941 年夏的一天下午，我一人在家正在翻譯準備發出的電報稿，突聞急促的敲門聲，我剛把電報稿放入寫字台下層的抽屜裏，就有 7 ， 8 個港英警察在一英國幫辦的帶領下衝了進來，分散在各房裏翻查。我當時很鎮靜，跟準了那個英國幫辦，他去哪我就跟去哪。他在我房裏打開寫字台上麵幾層的抽屜，看見裏麵的書本放的整整齊齊也就不翻了，接著掀起我的被褥，打開衣箱看過之後，就吆喝其他警察一起走了。他們走後，我急忙把抽屜裏的電報稿拿到廚房點火燒了，再把灰燼倒入馬桶用水衝掉，直到這時我才有點後怕。正當我欲搬掉臨街窗口預警用的花盆，張唯一就來了。我把剛發生的事告訴他後，他馬上讓我搬到跑馬地的一間空房住（事後了解，警察可能是來查私娼的，因我樓裏住了一些專門接待外國水兵的娼妓，當地人稱她們“閑水妹”）。這又是一次馬克思在天之靈的保佑，沒讓港英警察發現我的電碼稿，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沒幾天，我就搬到銅鑼灣住。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幾天前，我譯到一份告知胡廷鈺一家到港的電報，收到這份電報時我興奮極了，因胡是我在上海念初中的“正風中學”的校長，沒想到胡也是我們自己人（據稱，“正風中學”是當時上海中學界抗日學潮搞的最好的，當時學校裏有許多進步教師，我就是在那裏受的啟蒙教育）。收報後張唯一決定帶我一起去接他們，並安排他們去賓館住下，以後我沒再與他們來往。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突襲珍珠港美軍艦隊 , 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日軍從九龍炮轟香港 , 很快英軍投降 , 香港淪陷 . 在日軍炮轟香港期間 , 根據潘漢年的預先安排 , 該係統在港的人員都到跑馬地簡竹堅辦的學校躲避 , 因該校後門對著防空洞 , 炮轟警報一響 , 大家都躲進防空洞 , 警報解除後 , 就撤到學校吃飯休息。一個自覺遵守黨的秘密工作紀律 , 互不相識 , 互不打聽的集體秩序井然。沒幾天日軍占領香港 , 大家從防空洞撤到學校 . 這時候日軍的散兵遊勇開始闖民宅搶劫 , 找“花姑娘” , 到處可聽到敲打臉盆的聲音 , 這是居民自想的一種報警辦法。我們所在的學校也沒能幸免。一天 , 幾個日本兵來了 , 搶了我們蓋的被子和每個人手上的手表和鋼筆 , 我們中一個年幼的女孩險遭強暴。幸虧潘漢年事先打通日本情報關係搞到了一張寫有“凡日軍憲警 , 如對執證人有所查詢 , 請先與日本領事館聯係”的證件 , 由精通日語的陳曼雲 ( 那時陳曼雲與蔡楚生正新婚燕爾 ) 出麵交涉 , 事態暫沒擴大 . 經張唯一 , 劉少文 , 徐明誠商議安排 , 我們這個集體第二天上午就撤出學校 , 分散至原住處 , 當時我還背了 15 斤大米。潘漢年當時在上海，及時派了葉文津帶來幾千軍票接濟我們的生活，並帶來了要我們分頭撤離香港去內地的密信。

日軍占領後，香港市場兩旁馬上開設了許多賣白麵等毒品的攤位；日本兵可隨時喝令街上的行人屈膝跪在原地任其檢查；在熱鬧的中環街上我親眼目睹了一個同文書院的日本人把一個乞丐模樣的中國人當場摔死了，滿載屍體的大卡車在街上奔跑，一片恐怖混亂的景象。不久，經潘漢年的安排，由陳曼雲與日方情報人員小泉清一聯係後，我們許多同誌在日本駐港領事館保護下，分批撤離了香港。 1942 年 4 ， 5 月間，張唯一帶王紹鏊（著名的社會上層人士）和我乘一日本商船撤回上海。到上海後，張唯一，侯德華和我就由王紹鏊掩護住在他家，我又開始了抄寫情報資料的工作。

1942 年春至 1947 年 2 月這一時期，我的工作主要是抄寫情報資料。資料內容很廣泛，涉及汪偽清鄉，蔣汪勾結等內容。因日軍統治很嚴，架設電台通報很困難。我們就白天不工作，到了晚上，用紅黑兩層窗簾遮住窗戶，避免燈光外露，然後用筆尖特別尖細的筆在很薄的紙上，以通常信箋每格寫三行的密度抄寫情報，再經侯德華偽裝後，定期由交通送往華東根據地情報部。由於長期用眼過度，我在日本投降前有一時期雙眼瞳孔長了白斑，連畫報都看不清，沒法工作，隻得邊治療邊休息，這時的情報抄寫工作都由張唯一親自幹。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長期受日軍壓迫統治的上海各界人民歡欣鼓舞，敲鑼打鼓慶祝抗戰勝利。當時我在孟秋江家休養，那天晚上，孟秋江夫婦和我三人臂膀挽著臂膀，挺著胸膛，默默地在馬路上大踏步地走呀走呀 …… 因為秘密工作的要求，我們不能像公開活動的同誌那樣縱情地歌唱，跳呀蹦呀，隻能用這種形式抒發壓抑很久的感情。此後，常見張唯一提著藏有小手槍的籃子到孟秋江的家裏來，有時張建良也來。後來才知道，張建良正在接受當地投降日軍的槍支彈藥，以搶在國民黨之前將其運送到新四軍根據地。據說 , 當時接受的炸藥 (TNT) 可供 3 年之用。

日軍投降後 , 國民黨緊接著發動內戰 , 那時我們搬到與王紹鏊家同一裏弄的一棟石庫門住。此後，劉人壽，劉長勝，史永和劉曉等同誌常來此處找張唯一。鑒於內戰日緊上海形勢日趨險惡， 1946 年夏，上海馬思南路的“周公館”要撤走。一日，潘漢年帶來周恩來的親筆信，要張唯一與他們一起乘坐飛機撤去延安。張因手頭的工作還沒安排妥當，趕不上撤去延安的飛機，後經潘漢年同意，於 1947 年 2 月帶我去了香港。到香港後，張唯一經常與邵荃麟同誌接觸。我去會計學校學了薄記，經簡竹堅介紹去她父親開辦的永發印刷公司當會計 , 以這一公開職業為掩護繼續為黨工作。這時 , 潘漢年也由根據地到香港開展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那時我們住在跑馬地 , 潘漢年 , 董慧夫婦和簡竹堅常來。後發現我們的住處受到港英警察的秘密監視，張唯一遂搬去朱漢民處住。我一人堅持住到 1949 年 8 月，後與張唯一乘海輪經青島轉赴北京。張唯一以開明民主人士的身份參加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並先後任政務院副秘書長，中央情報總署副署長，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直至 1955 年 12 月病逝。我則先後進華北局黨校和中央黨校學習，於 1954 年 1 月到中央輕工業部工作。從此結束了我在潘漢年係統的工作，前後總共十年。

注：本文是潘漢年老部下梅黎同誌為紀念潘漢年同誌誕辰100周年撰寫的專稿，收入本刊（“國安通訊”）時略作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