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駱遠誌
理性 思考 學習
上篇文章介紹基督之愛。耶穌教導人要愛所有人，包括敵人【1】。但中國沒有基督教傳統，近現代主要政治派別幾乎都遵從盧梭思想，隻是具體版本略有不同。他們都為大眾樹立敵人，號召大眾仇恨敵人，與敵人做你死我活的鬥爭。比如反清革命黨仇恨滿清和皇朝專製；國民黨仇恨各地軍閥，包括共產黨；共產黨宣揚無產階級仇恨資產階級、農民仇恨地主；民運仇恨共產黨專製等。這篇文章探究盧梭理論的現實意義，尤其是愛與恨的地位與作用，並與基督教相對比。
一、盧梭人性觀
在設計理想社會時，盧梭打破西方千年傳統，不再以基督教為基礎，轉而以人性為基礎。他認為社會的基礎是人，不是神；人的源動力是情感，不是聖靈，也不是同時代思想家們推崇的理性。他進一步提出人情感的基本結構：
- 人最基本的情感是“自愛”(amour de soi)。與中國諸子百家講的“自為”、以及現代人常說的“自私”，本質一樣。
- 與親近的人相處，比如家人朋友等，自愛表現為“同情”(pitié)。就是看到親近的人歡喜或痛苦時，自己也歡喜或痛苦。並且為了讓自己歡喜、或避免痛苦，人願意幫助對方獲得歡喜、或避免痛苦。同情包含人與人之間所有正麵情感，也可稱為“本能之愛”。
- 與疏遠的人打交道，自愛則表現為“虛榮心”(amour propre)。就是為了自己從社會獲得更多好處、或抬高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等，人願意傷害對方。虛榮心包含人與人之間所有負麵情感。仇恨是一種極端的虛榮心，對象就是敵人。
自愛、同情、虛榮心等，在本文中被視為專用名詞，用以上來自盧梭的定義，不取它們在日常中文裏的意思。基督教認為，人心中有神性與人性，或稱聖靈與肉體；愛屬聖靈，是無條件的；而仇恨來自肉體。耶穌要求人用愛消滅仇恨，知道人經常做不到，於是要求人堅信神，信仰能夠幫助人做到這點。信仰隻關乎人與神的關係，與外界或他人都無關，是人自主的，所以愛也是人自主的。如果社會希望變好，就需要心裏有愛的人變多、仇恨減少，辦法就是讓人更堅信神【2】。盧梭理論隻包含人性，不承認人心中有神性，認為愛也來自人性，就是同情。他又認為，人所處的外界環境，包括麵對什麽樣的人，決定人愛或恨對方。所以本能之愛是有條件的、是被動的，它與仇恨並列，在人性中地位相同。人不能單靠自己增加愛、消滅仇恨，必須依靠外界環境改變。如果社會希望變好，增加愛、減少仇恨，就需要改變其成員麵對的環境，包括社會製度與規則。
1.圖解人性
圖1. 盧梭認為人有三種基本情感。畫麵為日常街景。A、B屬於同一家庭，在路上遇到陌生的C，雙方互相攻擊。盧梭認為，A、B、C都有自愛。其中A和B關係親近，互有同情，或本能之愛。它們與C相遇，觸發雙方虛榮心。當敵對程度升高時，虛榮心隨之升高，成為仇恨。
盧梭生活在18世紀的法國和瑞士，正值變革思想活躍的啟蒙時代(the Enlightenment)，很多思想家推崇理性主義，認為人與世界的根本是理性，希望依靠理性反對教會對人和社會的控製，所以啟蒙時代也稱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理性雖然存在於人腦之中，但本質上隻與事實和邏輯有關，獨立於人。盧梭理論與主流理性主義分道揚鑣，認為社會的根本是人，人的根本是情感，不是理性。
盧梭理論其實脫胎於基督教。基督教崇尚愛，認為愛是人與社會的根本。愛就是一種情感。盧梭也認為情感是根本，但認為愛來自人性，不來自神。他的人性模型就是保羅二元人心模型的簡化版【2】，去掉其中聖靈，隻留下肉體，再細致分析肉體。盧梭和後世學者進一步發現，如果人心中隻剩肉體、沒有聖靈，人與動物就不再有本質差別。盧梭提出的三種人類基本情感，動物也有。所以圖1用狗做例子講解盧梭的人性觀。
偉大的哲人們生活在不同時空環境裏，看問題角度各異，留下的理論自然不同，但在底層相通。如《聖經》所言，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本質一樣，無論時代或民族。哲人們觀察同樣的人心，如果他們的理解都包含正確部分，必然存在一致性。與所有同時代思想家一樣，盧梭深受基督教影響。基督教認為人心二元，也就是除掉聖靈之外，人的其他動機都可歸結為一個基本元素，就是肉體，並認為肉體敗壞。盧梭提出人的三種情感，但他的同情和虛榮心隻是自愛在麵對不同環境時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所以盧梭的人性觀屬於一元論，本質是自愛，就是自私，與基督教對肉體的論述一致。他對人性充滿信心，認為單靠人性就可建成理想社會。但後人實踐他的理論，結果卻是災難，印證基督教的肉體敗壞論。
再看中國傳統。諸子百家知道神存在，但他們生活在春秋時代，華夏受到蠻夷圍攻，麵臨存亡危機。君王們求治心切。書生們輔佐君王，強調迫在眉睫的治國問題，忽視了更深遠的信仰問題，也就忽略了神。如孔子所言，他們“敬鬼神而遠之”。就是知道神存在，但選擇遠離神。在這個預設前提下，他們也發現人的所有動機都可以簡化成一元，與西方思想不謀而合【2】【3】。
2.理解盧梭的“同情”
愛是社會粘合劑。基督教社會依靠基督之愛保持和平與有效運行。盧梭設計新社會，其中沒有基督教，但也需要粘合劑。他在人性中尋找，找到了同情，試圖以之代替基督之愛。同情是肉體範疇內的愛，人性之愛，本能之愛，天然的愛，也是動物性的愛，是盧梭社會理論中的一個關鍵點。
關於同情的理論解釋已有很多，我不贅述，而希望帶給讀者一些直觀認識。電影《活著》裏有個情節，生動演示了同情。男主角褔貴本來家財萬貫，但沉溺於賭博。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他把家產都輸給了龍二。不久後，因為這些產業，龍二被共產黨抓起來槍斃，而褔貴因已一貧如洗，逃過此劫。
圖2. 電影《活著》截圖。左，褔貴夾在人群中，聽到新政府宣判龍二死刑。右，褔貴被嚇得尿急，撒尿時傳來龍二死刑的槍聲，褔貴全身發抖，尿在自己褲子上。
龍二被殺，富貴覺得如果沒輸掉家產，龍二的結局就是自己的，二人處境相差很小(親近)。雖然富貴並沒處於危險之中，但龍二的遭遇讓富貴驚恐萬分，仿佛自己也被槍斃(同情)。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富貴有能力阻止龍兒被槍斃，純粹出於自愛，富貴應該願意，因為可以避免自己被驚嚇。同情讓人願意幫助別人，有點像基督之愛。但富貴的整套心理過程都來自生物本能，屬於肉體、或人性範疇，不需要聖靈參與。
一般來說，親近造成同情。人與人之間關係複雜，親近的適用對象千差萬別，並不限於血緣。既可以是家人、戀人、朋友、同學、同鄉、同事、同袍等，也可以是在一起喝過酒的人、一起打過牌的人、一起坐過牢的人等。富貴和龍二因賭博而形成親近關係，也算奇特。親近與疏遠可以互相轉換，所以同情與虛榮心也可以互相轉換。《水滸》中有個著名片段。武鬆與孫二娘互不認識。孫二娘想殺掉武鬆、並吃他的肉。武鬆也想殺孫二娘。但在打鬥中二人發現彼此都是官府要抓的罪犯、處境相似，於是突然覺得“親近”，反而結拜成生死兄弟，滿滿的“同情”。
3.同情與基督之愛的區別
同情屬於人性範疇，出發點是為“我”，目的是自愛，就是我的生存、安全與發展。同情的強度受親近程度影響。基督之愛屬於神性，源於人心中的聖靈，出發點是為神，目的是愛神。神要求我們愛人，如果愛神就必須愛人，無論對方是誰。愛人就要為他著想，用對他好的方式愛他，目的是讓他好、榮耀神。基督之愛本質上與親近程度無關，比如特蕾莎修女為無親無故的人奉獻一生。
心中沒有神、完全自私自利的兄弟姐妹之間也有感情，因為他們或明確知道、或潛意識裏感到，彼此相像，利益相關；一人榮辱，波及全家。有人說那是因為血濃於水，其實不然。所謂遠親不如近鄰。如果兄弟姐妹長期相隔、利益脫鉤，感情經常不如鄰居，說明血緣並非關鍵。同情源於自愛。決定同情與否、或同情程度的是親近程度。而親近程度背後是廣義的利益相關度。
同情是本能之愛，本能之愛裏也有愛字，看似與基督之愛類似，但二者本質上不是一回事，不可混淆。即使在無神論者中間，很多人也懂得本能之愛不是真愛。比如成年後的兄弟姐妹之間，甚至父母與孩子之間，即使平時互相照應，但有人內心隻想自己，讓家人深感他沒有愛，或沒有多少愛。朋友之間可以在一起喝酒吹牛，看似情誼濃濃。但很多人心裏清楚，這種關係的本質可能隻是互相利用、沒有真情誼。愛人之間也類似，如果其中一個隻求自己好處，另一個會感到愛情缺失，即使兩人結婚生子，共度一生，有深厚的共同利益。人都渴望真愛，無論是否信教。真愛需要愛人如己，需要超越肉體的愛，就是基督之愛【1】。
同情與虛榮心，或本能之愛與仇恨，都依賴外部環境，所以較容易被操控。《水滸》裏盧俊義本是一方豪傑，不屑與梁山上的土匪們同夥。智多星吳用使用計謀、誘騙盧寫下反詩，造成盧家破人亡。盧發現自己也成了官府要抓捕的人，與梁山土匪們處境相似，於是不但不恨吳用等人，還和他們稱兄道弟。吳用通過改變盧俊義的處境，憑空製造出親近關係，成功操控了後者的同情。相對比，基督之愛來自神，隻受信仰程度影響，他人難以左右。
在近現代社會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複雜，本能的愛與恨隨之變得複雜，操控它們的手段也愈發專業化。比如父母與孩子之間存在最親密的天然關係與感情。但在文革期間，黨通過教育、宣傳、直白或隱含的威逼利誘，成功讓很多孩子在內心疏遠、敵視父母，然後仇恨、批鬥父母。當時的官方說法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要“背叛反動家庭”、“與父母劃清界限”等。這類事在蘇聯、中國、朝鮮、紅色高棉等地，都大規模、係統性地發生過。在如何操控人心方麵，這些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積累豐富經驗，互相切磋學習，讓手段愈發精準有效。他們的成功說明，即使最強烈的本能之愛與仇恨也會被人操弄。印證了基督教幾千年來的觀念，就是肉體軟弱，不可信賴。
4.近現代中國精英選擇盧梭，無視耶穌
中國文化精於人性。很多人單靠直覺就懂如何通過改變環境、操控別人情感、為換取自己好處，並摸索出各種實用方法。相關例子很多，比如有些朋友本不愛喝酒，但在飯局上拚命喝，還勸別人一起喝，就是為了與對方營造同醉經曆，增加親近感，人為生產出雙方的同情、或稱為“交情”，為自己以後升官、發財鋪路。古往今來的國人都擅長此道，其社會普及程度遠超西方。但有一得、經常就有一失。精英們工於各種人性機巧，卻嚴重缺乏對人心中神性的認識，思想局限於肉體範疇，於是很難理解基督之愛。
圖3. 基督教堂在中國和上海的分布圖。在過去一百多年裏，眾多傳教士在中國辛勤耕耘，建立了很多教會。在今天，紙質和網上《聖經》都較容易獲得。中國精英們有機會接觸基督教，但感興趣的很少，真理解的就更少。這讓人聯想起明朝時利瑪竇與徐光啟一起翻譯歐幾裏得的名著《幾何原本》，本以為中國讀書人會如獲至寶，結果卻乏人問津。中國人讀書刻苦，可以頭懸梁錐刺股，但隻為考試、然後升官發財。如果真理對考試、升官、發財沒用，即使擺在他們麵前，他們也沒興趣。
基督教比盧梭理論，以及它的極端版本，馬克思主義，都更早進入中國。很多傳教士在中國拋頭顱灑熱血，但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緩慢，且困難重重，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精英專注利益，無視心中神性，嚴重程度舉世罕見。人心中有人性與神性兩個維度，而專注利益的人把自己拘禁於肉體範疇，就像隻看眼前胡蘿卜的驢，即使忙個不停，也隻可能圍著磨盤轉圈，看不見更廣大的世界。因為頭腦裏隻有人性一個維度，中國精英看基督教，就像二維動畫片裏的人看三維空間裏的事，從根本上看不懂。近年來，中國基督徒多出自女性和底層社會，因為他們爭權奪利的欲望相對少一些，天性未泯，相對容易被耶穌感動，然後接受基督教。
盧梭把人性分析得透徹，準確性和實用性遠超中國傳統思想，差距類似牛頓的《微積分》與《九章算術》。比如孔孟注重父子、兄弟、夫妻等親密關係，看到更多人性中的同情，於是聲稱人性本善。而荀子與韓非等更在意人在整個社會中的表現，就是疏遠的人與人之間如何互動，於是看到更多虛榮心，聲稱“人之性惡”、“人皆自為”等。盧梭雖是外國人，但他的人性觀涵蓋、並超越了諸子百家的性善與性惡論，讓近現代中國精英覺得它較容易理解、同時又很先進。
王陽明與盧梭有很多相似之處。前者認為“無善無惡心之體”，就是人本質上無善無惡；後者認為人本性是自愛，在與其他人接觸之前無所謂善惡。二者殊途同歸。王陽明繼承宋代理學，推崇“去人欲而存天理”、教人“去惡“，就是壓製、消滅心中邪惡，這與盧梭和基督教都一致。王明陽又講，“心即理”、“人胸中各有個聖人”，與朱熹的“性即理”類似，意指代表善的天理來自人心或人性。盧梭認為人性中的同情是好的，普遍意誌也是好的。政府和哲學家告訴普通人什麽是普遍意誌，政府再用法律手段，把普遍意誌強加給個人，壓製人性中壞的虛榮心。政府是人的組織，哲學家是人，所以盧梭的兩種善，同情和普遍意誌，最終都來自人，與王明陽一致。但基督教認為善來自神，人依靠神揚善去惡。王明陽與盧梭則把希望寄托在人性上，主張借助教育、個人修養等方法，實現揚善去惡。盧梭與王明陽的區別，前者更講邏輯，且設計出一整套新的社會製度，而後者沒有。所以近現代中國人覺得盧梭理論優於王明陽心學。
中國精英浸淫在傳統思想裏，對孔孟之道、宋代理學、王明陽心學等心領神會，所以較容易理解盧梭理論，理解後也容易被折服，覺得它與自己固有想法相通，又具有西方學說的邏輯性和科學性；如果把它用於實踐，就可以推動中國進步，實現現代化。基督教宣揚和要求人靈魂重生。中國精英需要在自己心中創建以前沒有的第二個維度，名曰聖靈。他們不懂，懂了也覺得太難，所以從者甚少。於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各代中國精英紛紛選擇盧梭，無視耶穌。盧梭思想推進了中國進步，同時也造成一係列重大社會災難。
二、革命者實踐盧梭理論
1.三日暴動
盧梭去世後不久，法國大革命爆發，他的理論第一次被用於實踐。法國大革命曆時約10年，大致分三個階段：溫和期，試圖學習英國光榮革命經驗，總體走洛克路線，實行君主立憲；極端期，遵循盧梭理論，廢除君主製，在國內大開殺戒，實行恐怖統治；維持期，革命失去方向，陣營內部腐敗、互鬥，直到拿破侖發動政變，終結革命。三日暴動發生在極端階段中期，是執政的極端派(Radicals)內部鬥爭【4】。
圖4. 法國大革命期間著名的“三日暴動”，發生在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暴動前，極端派已經掌握最高權力，但內部分裂成吉倫特派(Girondins)與山嶽派(Montagnards)。兩派同在議會中，但前者占優勢，主導政策，期間殺了路易十六和王後，殘忍對待教士階層等舊勢力，絕非善類。後者是少數派，無法控製政策，於是變得比前者還極端，是極端中的極端，與街頭暴力運動同盟。畫麵描繪暴動中兩派對峙的場麵。左邊是一批吉倫特派議員，右邊是山嶽派人物和長褲漢黨人混雜在一起。長褲漢黨是底層街頭暴力組織，是二百多年前法國版紅衛兵。山嶽派與長褲漢黨聯手，突發政變，用法律外手段推翻極端派自己的議會，抓捕吉倫特派議員，然後把他們送上斷頭台。圖中吉倫特派議員跨出議會大門，與暴動的山嶽派、長褲漢黨人見麵，大概還沒意識到，自己馬上就要被眼前這些革命同誌殺掉。
吉倫特派、山嶽派、長褲漢黨同屬極端派，都相信盧梭理論。為什麽高喊同樣口號、在老百姓眼裏政見相同的極端派內部同室操戈，且狠毒程度絲毫不遜、甚至超過對待外敵呢？在過去一百多年裏，中國經曆過太多類似情況。比如蔣介石的國民黨與毛澤東的共產黨都是列寧式政黨，都高喊愛國、抗日、土地改革；互相武鬥的紅衛兵各派都喊保衛毛主席；鄧小平與江青都說要繼承毛主席遺誌；中國政府和海外民主派都說支持民主自由等，但他們互相仇恨，殘酷鬥爭，你死我活。中國人要理解當年法國革命者為什麽內鬥，最好的方法就是察己知人。
法國極端派與西歐傳統決裂，不再信神，思想和言行都依據人性。如盧梭所言，人性的根本、也是最高目的，就是自愛，包括生存、安全、與自我發展。這是極端派的信仰，他們也做到了，就是放任自己的人性，與近現代中國人很像。山嶽派位居政治頂層，要自我發展，就要更上一層樓，從少數派變成實際掌權人。如果革命停止、政權穩定，他們就沒機會了。長褲漢黨是街頭流氓組織，需要生存與安全，所以希望永遠革命。如果革命停止、社會恢複正常，不但政府將追究他們在革命中的犯罪行為，被害人的親友、知道他們罪行的旁觀者等，都不會饒恕他們。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組成聯盟。對他們來說，隻有天下大亂，才算形勢大好。他們需要繼續革命，就需要革命對象。當時吉倫特派掌權，他們就革吉倫特派的命。革命需要借口。借口就是吉倫特派忘本了，與反革命陣營妥協，變成了反革命，或一直就是隱藏的反革命，雲雲。
山嶽派與吉倫特派的關係，類似文革時毛澤東之於劉少奇，或六四時趙紫陽之於鄧小平，或文革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集團之於以江青為首的當權派。以鄧江之爭為例，他們都是毛澤東思想繼承者。 在鬥爭公開化之前，很多老百姓還以為一個是毛的助手、一個是毛的夫人，兩人肯定是親密無間的同誌。但毛助手還是以毛夫人背叛毛思想為名義，把她關押到死。這類鬥爭有共同點。在各自支持者眼裏，雙方領袖有天壤之別，因為誰上台對支持者的利益影響巨大。但在局外人看來，兩派政治思想同出一爐，所以鬥爭不可能是關於大原則，因為他們的大原則一樣，而隻能是權力與利益之爭。贏者靠陰謀、狠毒取勝，經常卑鄙、凶殘。失敗者也可能一樣卑鄙，但因為輸了、死了、被關押等，所以沒機會顯露出來。盧梭式政治裏沒好人。
圖5. 左，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江青、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並排坐在大會主席台上。右，在毛澤東時代，鄧小平夫婦與江青合影。當時江青是鄧小平長官的太太，也是私人朋友，是鄧家敬仰的人。
長褲漢黨與紅衛兵類似。有點頭腦的紅衛兵都希望文革永遠不要停，如果停了自己必將倒黴。後來的曆史證明了這點。鄧小平痛恨“三種人”，包括紅衛兵。所以蒯大富、韓愛晶等紅衛兵領袖都在默默無聞中了卻餘生，一般紅衛兵則幾十年生活在羞辱裏。
本文著重鬥爭的共性、以及鬥爭雙方的共性，當然承認鬥爭雙方必有區別，但不具體評判。他們的共性遠大於他們的區別，但國人經常忽視，因為習慣於自我政治站隊，總以某一方支持者的角度看待政治鬥爭，缺乏客觀與公平。
2.為群眾樹立敵人
三日暴動是一批最堅定的革命者，以革命為借口，殺掉另一批最堅定的革命者。它是法國大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革命的對象主要是過去的當權者、壓迫人的人，革命者還可以聲稱革命是正義和理性的，雖然是否如此有待商榷。三日暴動及其後的政治運動，革命對象主要是原來的同誌，革他們命的理由隻是借口，實質為了爭權奪利。於是革命變成無可爭辯地荒唐，失去道義、違反理性。總之，三日暴動標誌法國大革命從對外轉向對內，革命的驅動力從理性占主導變成人性占主導。
我介紹三日暴動，因為它反映法國大革命、以及所有盧梭式革命的一些基本特征。中國的辛亥革命、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以及很多政治運動，包括六四，都是盧梭式革命。當局者迷。所謂不知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廬山中。我們居於中國文化之內，經常難以看清中國的事。刨析三日暴動，以局外人角度探究盧梭式革命，所獲感想與領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
三日暴動裏包含千百個問題，這裏隻選一個非常簡單、卻又根本性的，就是仇恨在政治中的實用性。因為自身人性需求，山嶽派和長褲漢黨想繼續革命，他們如何做到？國王、舊貴族、宗教勢力等在當時已被打倒，革命敵人都不存在了，還怎麽繼續？他們的解答簡單而實在，就是把眼前的當權者，吉倫特派，樹立成新敵人。旁觀者會問，吉倫特派是革命同誌，一起出生入死。現在兄弟鬩牆，山嶽派能下得了手嗎？革命者都充滿理想主義，山嶽派難道不受良心譴責嗎？答案是他們能下得了手，並且不覺得良心譴責。因為心中隻剩下人性，他們必然把生存、安全、與自我發展當作最高追求。這既是現實，也是革命的道德準則。而現在生存與發展要求他們殺原來的同誌，他們就充滿熱情地殺同誌。這在革命道德裏是高尚的。
革命者經常不直說自己的最高目的是自我生存、安全、與發展，因為有政治效果更好的說法，就是萬事為革命理想。革命理想就是推翻舊製度，建立新製度。盧梭式新製度基於人性。而人性的本質是自愛；麵對他人時，自愛就是自私。經過這麽一長串邏輯推導，最後的結論很簡單，革命就是為了革命者人性裏的自私目的。很多革命者堅決不承認自己自私，在心裏對自己也不承認，還認為革命是為了更高尚的目的。但麵對具體選擇時，他們毫無例外地選擇自私，因為他們心中隻有一個維度，就是肉體或人性，而人性的本質就是自愛。在人性維度裏，所有理性選擇都隻可能是自私的。他們從沒跳出過人性，所以不知道什麽是真的不自私。
革命領袖自私，所以為奪權不擇手段。如毛澤東鬥死劉少奇、鄧小平鬥死江青等。革命群眾也自私。領袖對群眾說，你必須忠於我，做到了我獎勵你，做不到我處罰你，包括殺了你。於是群眾就忠於領袖，然後對自己說，“我忠於領袖就是忠於革命，為此我不在乎自己私人的事，證明我不自私、很高尚”。他們忘了這種“高尚”隻是為了活命，能得到獎勵、避免懲罰，這是人性最根本的自私。當年方誌敏殺掉自己的五叔方雨田；牛蔭冠用鐵絲穿過親生父親牛友蘭的鼻子，然後遊街；文革中千千萬萬的孩子與父母劃清界限，批鬥他們；紅衛兵鬥死自己的老師；無數人告密、揭發同誌、朋友、親人等。他們看似不徇私情，實質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安全、和發展。無論領袖或群眾，他們加害同誌、親人、朋友等，都下得了手，不覺得良心譴責。他們與法國革命者一樣，幹著卑鄙的事，野蠻如禽獸，卻覺得自己充滿革命理想，忠於革命、黨和領袖，為革命犧牲小我，是高尚無私的。很多人說文革違反人性，他們說得不對，文革、法國大革命、和其他盧梭式革命都一樣，釋放了人性。這些人沒看懂人性是什麽，偉大的盧梭看懂了。
有吉倫特派作敵人，山嶽派與長褲漢黨聯盟就有了仇恨與鬥爭的對象，革命就可以繼續。在鬥爭中，聯盟自然變得更團結，戰鬥力提高。積極分子們如魚得水，重要性提高，陣營更加保護他們，他們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得到滿足。鬥爭呼喚強有力的領導，於是領袖的重要性和權力增加。山嶽派核心人物，羅伯斯庇爾，不久後變成法國權力最大的人。聯盟合力推翻吉倫特派，後者手中的權力和資源成為前者的戰利品，聯盟各方都有份，皆大歡喜。法國革命者得到一條寶貴的革命經驗，並為後世留下典範：
樹立敵人 ==> (仇恨 <==> 矛盾與鬥爭) ==> 革命者生存、安全、與發展
仇恨是內在情感，政治需要外在言行。仇恨的外在表現就是矛盾與鬥爭。仇恨、矛盾、鬥爭，互為表裏，在政治上是一回事。仇恨、殺人、鬥爭等，讓人不愉快，平時群眾反感，不願做。但如果為他們樹立一個敵人，告訴他們這個敵人有多壞，即使是憑空捏造的，他們也會相信，並強烈地仇恨他，願意與他鬥爭，直至殺了他。集體經常表現出最惡劣的人性，愚昧、懦弱、野蠻、無知、無德。中國人有很多這類經驗。比如江青是毛澤東的太太，一生對丈夫忠心耿耿，但鄧小平說她違背毛。那些曾被整肅的知識分子、老幹部們馬上相信。他們是中國最博學、最有政治與社會經驗的人，卻以最大的熱情相信和擁護這麽簡陋的謊言，然後仇恨江青，打倒江青。再比如林彪本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全國人民都喊，“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但中央一聲令下，全國人民馬上轉向，一夜之間都願意仇恨林彪，與他鬥爭。
圖6.群眾的自愛。上，林彪得寵時，伴在偉大領袖左右，群眾敬仰他。下，林彪失勢後，群眾爭先恐後表達對他的刻骨仇恨。中國人智商之高，聞名世界，卻不把聰明用在發現真相、還他人一個公道方麵，而隻用在維護自身生存、安全、和發展上。他們告訴自己和家人，為了自保可以不要真相和公平。毛澤東很了解中國人，玩弄他們於股掌之間。
中國領袖爭權，必發動內鬥，過程中為群眾樹敵，製造並利用群眾仇恨，引發大規模社會矛盾與鬥爭，這幾乎已成鐵律。袁世凱是推翻滿清最關鍵的功臣。辛亥革命成功後，袁成為大總統，孫中山想繼續革命、奪回權力，於是指責袁背叛革命，號召大眾以袁為敵，引起多場內戰。中共執政後，毛劉之爭造成文革，趙紫陽與鄧小平之爭引起六四。習近平為壓製江澤民派，開展反腐運動，其實官場人人腐敗，運動隻針對政敵，但冠以“反腐”名義，為激發群眾仇恨。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政治領袖或集團為了權欲或生存，不斷為大眾樹立仇恨對象。至於為什麽仇恨、誰仇恨誰，其實不重要。當沒有外部敵人可用時，完全可以把戰友或同誌樹立成敵人。這個訣竅在中國被稱為“群眾鬥群眾”。毛澤東曾感慨，“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就是指這個訣竅。
3.仇恨比愛更實用
想象一下，如果山嶽派、孫中山、毛澤東、習近平等換個戰略，不為群眾樹敵，不激化仇恨，而依靠盧梭思想中的同情，就是本能之愛，來凝聚自己陣營的團結，感化對方陣營，能否成功奪權？比如三年困難時期後，毛澤東失去了最高行政權，被劉少奇取代。如果毛不與劉做你死我活的鬥爭，而選擇與劉、其他高層，還有全國老百姓搞革命情誼，規勸所有人牢記革命理想，為更高的革命目標而奮鬥，然後說，“你們幫我勸劉少奇，把最高行政權還給我吧”。頭腦正常的人都懂那是可笑的，行不通。北洋時代，黃興就曾犯過幼稚病。二次革命之後，他不願再與孫中山一起攻擊原來的盟友，反對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於是各處遊說老戰友，包括孫中山，勸大家保持原有的革命情誼，停止惡鬥，珍惜來之不易的共和體製。結果手下人紛紛離開他，他本來擁有與孫中山抗衡的勢力，卻很快潰散，於是失去政治影響力。如果孫中山、毛澤東、或習近平像黃興一樣迂腐，結局也類似。
圖7. 左，1913年3月，孫中山與黃興等在上海商討如何討伐袁世凱。右，袁世凱作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接見各國使團。孫中山與黃興是辛亥革命“雙元領袖”，革命成功時地位相近。1912年3月，《臨時約法》生效，袁世凱出任臨時總統，孫中山下野，成為中國鐵路總公司總裁，大權旁落。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孫袁兩陣營互相指責。目前大多數人認為是袁指使，但百年來孫的名聲遠超袁，這個結論並非來自公平的第三方。孫得知宋遇刺後立刻開始遊說各地軍頭，要撇開憲法，武裝討伐袁。當時行憲隻一年，孫中山就已經厭倦了憲法的約束。黃興有保留，認為應該走法律路線，尊重新生的共和體製。二次革命在同年7月開始，曆時一個月，孫陣營失敗。之後孫放棄民主原則，組建獨裁製中華革命黨，黃興反對。二人關係於是緊張。黃興於1916年病逝，去世前他說，“中山負我！”一些現代人為此感慨。其實這句話停留在個人恩怨層次。我們更應該感慨的是，孫黃二人對辛亥革命貢獻相當。為什麽放棄了共和理想與民主原則、追求個人權欲的的孫中山，一直被國人尊為國父；而堅持共和理想與民主原則、不惜犧牲個人政治利益的黃興卻被國人淡忘？【5】
在政治上，人性中的仇恨遠比同情更好用。其背後的基本道理很簡單。根據盧梭理論，同情源於親近，虛榮心源於疏遠，仇恨是極端的虛榮心。近現代社會裏人數眾多，個人隻與其中極少數親近，與絕大多數疏遠。仇恨的適用範圍遠大於同情的適用範圍，所以操作仇恨遠比操作同情回報率高。在現實中，這個對比非常明顯。比如在1940年代，大多數中國農民完全遠離現代經濟。共產黨在陝北號召農民仇恨遙遠的資產階級，然後支持自己的革命事業，輕而易舉。在當代，中國曾與日本有過和睦期。當時政府希望促進中日友好，強調兩國一衣帶水，友誼源遠流長，宣傳鑒真和尚東渡等。但多年下來，國人對日態度沒大改善。後來政府對日態度轉變，電視裏開始放抗日神劇，中國青少年立刻大範圍仇日，連帶仇恨買日本產品的中國人。培養愛費時費力，激發仇恨卻很容易。更進一步，普通人即使心懷好感，也生不出什麽政治效果；而如果心裏有仇恨，可能造成明顯政治效果。比如一萬個人對日本有好感，即使都買日本車，也沒什麽政治後果。如果一萬個人恨日本，都敢拿U型鎖打開日本車的人，就會形成一個新打砸搶運動，一股恐怖力量，政治效果很大。所以政治家們爭相操控大眾仇恨。
這麽簡單的道理，為什麽還要講？因為它非常重要，且很多人看不清。古今中外，除了耶穌，幾乎所有英雄、偉人、領袖、元勳等，要麽出自戰場對決，包括對外戰爭、內部造反或衝突，要麽出自宮廷陰謀，總之說白了都是最會殺人、害人、與人鬥爭的人。這些偉人滿腔仇恨，卻主宰社會。他們把大眾當作奪權工具，自然要剝奪大眾的權利與自由。他們的偉業基於仇恨，卻被老百姓歌頌，占據社會文化，讓很多人不知仇恨的危害。這是人類的悲哀。盧梭看懂了，於是悲天憫人，感歎道，“人生而自由，但目力所及，人無不戴著鐐銬”。他追求自由與民主，厭惡君王和霸業，視教會為君王同路人，於是拋棄君主製，也拋棄了神。他基於大眾人性設計理想社會，希望用愛壓倒仇恨，但事與願違。法國大革命按他的思想打造新社會，卻發現裏麵仇恨當道，沒有自由。後來的實踐也一次次得出同樣結論，包括中國革命。盧梭很聰明、也很偉大，但沒看懂一個古老的道理，完全基於人性的社會必然是災難。《聖經》說，“順著肉體撒種的，必從肉體收敗壞”。盧梭之前的神學家們，從奧古斯丁到加爾文，也告誡說人性徹底敗壞，人不應隻依靠自己，必須依靠神。可惜盧梭沒理解。近現代國人也不理解，甚至沒聽說過。
三、總結：盧梭式政治帶來社會災難
盧梭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巨擘，各國革命者的思想導師，百年來被中國各主要政治派別推崇。他的名著《民約論》提出一套全新民主製度，其中沒有基督教，民主選舉的政府掌管社會裏的一切。他的理想社會完全基於人性，他心目中的人性又完全基於情感，而非啟蒙時代思想家們崇尚的理性。他認為人最基本的情感是自愛，無所謂善惡；但在與他人相處時，自愛可轉化成善的同情、或惡的虛榮心。他設計的新製度揚善去惡。
盧梭理論最驚世駭俗的地方是徹底拋棄基督教。他的理想社會裏沒有基督教的位置，他的人性觀其實由《聖經》中人心二元模型修改而來，但刪去聖靈，再細分肉體。後世追隨他思想的多數革命者也如此，要麽知道神存在、但不依靠神，要麽相信無神論。馬列主義是盧梭思想的一種具體化，其中徹底否認神存在。
法國大革命期間，信奉盧梭理論的極端派上台，開始不斷內鬥，且越來越殘忍，理由越來越荒唐。派係之間仇恨深重，社會越來越混亂，經濟越來越差，直到舊製度複辟。類似地，辛亥革命成功後，或中共掌權後，都遵循盧梭理論大框架，內部仇恨與內鬥也愈演愈烈，造成社會撕裂，民族遭殃。
法國大革命中的極端派與中國革命者們都不承認神的作用，希望建立以人性為基礎的新製度。由於萬事都建立在人性之上，新製度無力製約人性。實踐證明，這樣的社會必然充斥仇恨與鬥爭。領袖與競爭對手們都需要利用大眾仇恨與互鬥為自己奪權，於是不斷為大眾樹立敵人，挑起鬥爭。因為沒有製衡，仇恨與內鬥變得無底線，帶來的財產與生命損失也無上限，社會因此不斷陷入災難。
作為對比，基督教承認人性中有仇恨，但要求人用基督之愛壓製它。在基督信仰濃厚的社會裏，比如盧梭之前的西歐，無論誰在言行中表現出仇恨，包括君王，其他人會根據基督教義阻止他，並要求他根據信仰自我譴責。所以傳統基督教社會裏雖然存在仇恨，但被多方壓製，很難大規模爆發。
202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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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為什麽法國大革命口號裏有“博愛”？
“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口號，在中國家喻戶曉。其中“博愛”是基督之愛的常見說法。法國大革命反對基督教，為什麽口號裏包含基督之愛？原因是中文翻譯不正確。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故意以訛傳訛，讓錯誤延續上百年。
圖8. 各個時代、各種介質上，法國大革命口號的法語原文：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ou la Mort。對應英文：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or Death。中文直譯：自由、平等、兄弟情，或死亡。但官方翻譯一直是，“自由、平等、博愛”，將原文中“兄弟情”改成“博愛”，並去掉了結尾的“或死亡”。
原文有兩重意思。一是表達堅定決心，“我們要求自由、平等、兄弟情，願意為此而死”。二是威脅反對者，“我們要求自由、平等、兄弟情；如果你不同意，我們要你死”。其中Fraternité的字根是frater(拉丁文“兄弟”)，整字意思是“兄弟情” 或“兄弟關係”，出自極端派領袖羅伯斯庇爾之口。他在1790年12月發表演說，主張成立民兵組織，國民衛隊。其中提到兄弟情，意指軍隊裏的戰友情，就是麵對敵人時戰友之間生死相托的感情。後來極端派上台，它成為整個共和國的口號。
極端派推崇盧梭。盧梭推崇同情，貶斥虛榮心。前者因為親近，後者因為疏遠。口號中的“兄弟情”就是革命者之間的同情，“或死亡”則表現對敵人的仇恨。革命者之間要親如兄弟，對敵人則充滿仇恨。敵人就是極端的疏遠，仇恨就是極端的虛榮心。極端派把法國人看成你死我活的兩個陣營，不容忍反對派，也不容忍中間派。你必須支持我們，成為革命者，我們待你如兄弟。不然你就是敵人，我們仇恨你，並要殺了你。
極端派與基督教不共戴天，立法禁止基督教，並大規模處死教士與修女，所以不可能允許基督教元素進入革命口號。法國的基督教傳統特別深厚，人人熟悉基督教義，基督教義又特別強調愛。法語中基督之愛的專用詞匯是Charité，對應英文Charity；“愛”的日常詞匯是Amour，如英文Love。二者都大量出現在《聖經》和基督教日常語言中。革命者選擇Fraternité，就是繞開Charité和Amour，與基督教撇清關係。法國大革命口號原文裏絕沒有“基督之愛”或“愛所有人”的意思。
“博愛”本是古文詞匯，但不常用，意思是“廣泛的愛”。比如西漢《說苑》中講到，“人君之道…務在博愛”，就是君王要愛所有老百姓。基督教進入中國後，借用古詞“博愛”代表基督之愛。但二者有根本區別。比如基督之愛強調愛與被愛的雙方人格平等，而博愛原義裏沒這層意思。基督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經常借用古詞，同時改變其意思，現代讀者需要特別小心。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國蓬勃發展【1】，“博愛”成為時髦詞匯。一個例子就是孫中山為後世留下大量“博愛”題字。他少年時代到美國求學，期間被神感動，等到成年，就在香港受洗成為基督徒。
圖9. 左，孫中山墨寶之一。右，南京中山陵，匾額之上篆刻著他自己的“博愛”題字。
法國大革命口號的中文翻譯省略了“或死亡”，又以“博愛”代替“兄弟情”，嚴重篡改了原義。為什麽在過去百年裏一直沒有改正？政治考慮是首要原因。自辛亥以來的各主要政治派別，不論當權者還是反抗派，都推崇法國大革命，把它當作自己的樣板，所以都試圖美化它。口號原文中“或死亡”部分恐怖意味太明顯，後世法國人羞於再提，中國政客們當然也樂於省去。中國大眾不熟悉基督教，分不清、或不在乎，博愛與兄弟情之間的深刻區別。國人又曆來有天下大同訴求，曆代政治人物都迎合。博愛聽起來更像天下大同，政客們喜歡；而兄弟情有草莽之氣，不利於招攬支持者。於是大家將錯就錯，不想糾正。崇尚盧梭的政治人物，無論中國的還是西方的，幾乎都願意為政治好處而撒謊。
注釋
- 駱遠誌，2023，基督之愛，https://lyz.com/charity/
- 駱遠誌，2023，自由的人性觀基礎，https://lyz.com/human-nature
- 駱遠誌，2020，與無神論朋友漫談基督教，https://lyz.com/chat-christianity/
- 駱遠誌，2022，亂世、治世、與現代民主，https://lyz.com/ locke-rousseau
- 駱遠誌，2022，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與解決之道，https://lyz.com/democracy-jesus
現在的大數據語言模型缺乏邏輯和科學基礎，對語言本質的理解也不正確。你把我談的科學問題說成是技術性的。你不喜歡聽我的話，就當我沒說吧。
所以，我是說你和盧梭使用的語言概念都太簡單化了。老葛朗台、沈萬山、伍秉鑒以及希帕提婭事件需要使用更加豐富和複雜的概念和語義描述，需要引入智力概念，需要對邏輯、科學、文明作研究。
你明明說與“現代人常說的‘自私’，本質一樣”。所以，邏輯、科學、文明這些之間層次很重要。
趁你沒改動之前把你的話摘下來：“人最基本的情感是‘自愛’(amour de soi)。與中國諸子百家講的‘自為’、以及現代人常說的‘自私’，本質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