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先賢們早已發現,國家隻有兩種可能的政治狀態,一為治,二為亂。簡單講,“治”就是天下太平,“亂”是治的反義。當帝王權力衰微、中央管理混亂時,國家就會陷入亂世,就會外敵壓境、內鬥四起、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甚至亡國滅族。《論語》記載了一段生動的對話。子貢質疑法家代表人物、齊國名相管仲的品德。孔子回答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意思就是“如果沒有管仲輔佐齊桓公達到天下大治,我們早就亡國滅族了”。孔子怕亂、圖治的心態躍然紙上。中國王朝更迭次數多,屢次被外族打敗並奴役,亂世頻發。所以思想家們窮經皓首,探求國家長治久安的方略。
在諸子百家中,法家偏重為帝王出謀劃策,儒家偏重為帝王教育老百姓。二者目的都是天下大治,都選擇為帝王服務。他們不言而喻地認為,帝王是治世最重要的基石。法家商鞅認為,國家要治,帝王就必須壹民(統一思想)、弱民(國強民弱)、疲民(使民疲於奔命)、辱民(讓民眾相互檢舉揭發,失去自尊自信,生活於恐懼中)、貧民(讓民眾人窮誌短)。法家韓非說, “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如果老百姓都富足、內心滿意,怎麽可能達到治世呢?韓非還強調“利出一孔”與“去無用”,就是帝王掌握全部社會資源,比如官位與財富。任何人要向上爬,必須獲得帝王的肯定。同時讓老百姓不想、不做對帝王沒有用的東西,比如不追尋思想和學問。而儒家教育老百姓要“忠”,就是每個人都要對帝王“內盡其心”,永遠為帝王著想,壓製自己的個性與想法。
在實用政治學方麵,古代西方遠落後於中國。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政治理論都基於理想化的道德與哲學準則,遠離實際。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文明經曆漫長的重生過程。在最初的很長時間裏,基督教主導社會,政治相對次要,所以實用政治學出現得晚。
圖1. 意大利政治家和思想家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與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歐洲文藝複興期間,馬基雅維利在去世後出版《君主論》(The Prince, 1532),開創西方現代政治學先河。他研究現實中的權力爭奪者們,包括君王、將軍、貴族等,發現他們心中隻有權與利,為了成功不擇手段,不接受道德、信譽、法律、傳統等約束。對社會大眾,他們能騙就騙,能欺負就欺負。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家就應該如此,也必須如此,因為不這樣做的人就會失敗,被逐出權力場,變得對政治無足輕重。《君主論》是西方第一部分析現實政治的理論著作,其核心思想與法家有很多相通之處,但比商鞅、韓非子等晚了至少1,700年。
一百多年後,霍布斯出版《利維坦》(Leviathan, 1651)。利維坦本是《聖經》中提及的水中巨獸。它行蹤不定,吞噬船隻與乘客,凶殘無比,令人恐懼。霍布斯認為,人本性自私、貪婪、殘忍。在沒有君王的原始自然狀態下,人與人之間互相仇恨、殘殺。所以君王的存在對大家都好。他必須像利維坦那樣令人恐懼。隻有這樣,人才會服從他,才會停止互相殘殺或仇恨。霍布斯支持絕對君權,就是君王在法律之上、他的意誌就是法律。因為如果他接受法律約束,就不再讓人琢磨不透,就會招來野心家們像馬基雅維利指出的那樣,把君主的局限當作弱點,利用之而自肥。於是紛爭四起,人與人之間又開始殘酷鬥爭、互相殺戮與仇恨。
圖2. 左為原版《利維坦》的封麵,其中君王身軀巨大,俯瞰微縮的城邦。右為《聖經》插圖中的巨獸利維坦,俯瞰飄搖的小船。書的封麵設計者很有心。霍布斯認為城邦中的老百姓看君王,應該像船中小人兒看巨獸利維坦那樣,才可能讓社會安寧、天下太平。
東西方哲人們相距遙遠,所處的時代與文化環境迥異,但他們的真知灼見相通。霍布斯講的原始自然狀態,其實就是中國先哲們筆下的“亂”。而霍布斯講的、成功君主管理下的社會,就是中國先哲們筆下的“治”。馬基雅維利揭示權力爭奪者們的自私、殘忍、和無底線,告訴大眾一個社會變成亂世的機製。社會裏總有很多潛在野心家,如果不受限製,他們就會相互惡鬥,就將帶來亂世。這就是孔子對自貢講出的擔心。孔子怕如果沒有齊桓公的英明,那些華夏諸侯將攪得天下大亂。霍布斯認為,梟雄橫行是自然狀態,而天下大治很困難,所以君王要讓天下怕,要不惜采用無德手段。這與孔子強調齊桓公“霸”諸侯、法家建議帝王愚民、辱民、貧民等意思相通。
為了戡亂圖治,東西方哲人們都同意國家必須采用的謀略包括:
很多現代人讀《商君書》後覺得憤怒,罵商鞅邪惡。曆史上,《商君書》被中國曆代政府列為禁書,不允許老百姓讀,但皇上一定要讀。類似地,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在西歐也長期被教會查禁,不許出版發行。罵歸罵,讀者們需要認識到,中國法家與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隻是實話實說。曆史證明他們的學說符合現實。比如法家馭民術久經考驗,是很有效的治國辦法。政治包含高風險。天下治,很難得。任何君王都不會放棄行之有效的治國手段,也不應該放棄。因為放棄代表國家將陷入亂世、人民生靈塗炭。這是冷冰冰的現實,現實不可否認,現代人的憤怒與謾罵都無濟於事。
英國哲學家洛克於1690年出版《政府論》,跳出了“社會隻可能在治與亂之間轉換”的傳統觀念。他的理論總結和升華了清教徒在美洲殖民地及英國本土進行的民主共和嚐試。
圖3. 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與他的名著《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690)。他是英國人,最具影響力的啟蒙哲學家之一,自由主義之父,經驗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政治學社會契約理論的代表人物,現代民主之父。
我在《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與解決之道》【1】中介紹過,基督教改革後,新教傳入英國,帶來廣泛的信仰覺醒。極端派清教徒為了實踐自己對《聖經》的理解,並為世界樹立基督教理想社會的榜樣,自1620年起在美洲殖民地把新教神學家加爾文的社會思想付諸行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民主製度,其中沒有君王或貴族,卻總體和平,社會欣欣向榮。
圖4.英國在17世紀的政治大事表
在英國本土,清教徒於1642年發動革命,也叫“英國內戰”。戰爭一邊是忠於國王查理一世的軍隊,另一邊是忠於議會的民兵。議會軍主流是清教徒,領袖是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清教徒,年輕時曾計劃移民北美的康涅狄克,但沒能成行。這場內戰時斷時續近10年,議會軍逐漸取得勝利,在1649年處死國王並建立共和國,克倫威爾成為其首腦。共和體製延續到1660年,期間社會大致正常。
英國內戰的導火索是國王與議會在稅收問題上互不相讓,但根本原因是清教徒的政治覺醒。英王與議會之間在稅收上一直存在矛盾,隻有這次釀成內戰,因為當時英國本土清教徒的思想與北美清教徒一致,在虔誠追求信仰過程中,他們對個人自由與基本權力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對自我民主管理的能力越來越有信心,開始不滿君王與官方教會的管製,於是爆發革命。所以這場內戰也被稱為“清教徒革命”。
克倫威爾在1658年去世,他兒子繼位後表現不佳,高層政治出現不穩,小克倫威爾隻好流亡國外。議會按法律程序邀請被議會處死的國王的長子,查理二世,於1660年回歸,於是舊王室成功複辟。總體看這場共和實驗,開始時英國人判處國王死刑、並建立沒有國王的共和體製,打破千年傳統,震驚整個歐洲。但英國人自己卻很冷靜,並沒有太多革命狂熱。共和體製出現問題,恢複王室變得最實用最合算,英國人就邀請王室回歸,好似全不記仇。按中國人的心理標準,從革命、共和、到王室複辟的每一步都經過多方商議、權衡利弊、有法可依。期間有流血,但不多,可以說出奇地和平,簡直不像是革命。
君主製回歸二十幾年後,英國在1688年爆發“光榮革命”。之所以叫“光榮”,因為基本沒有流血。革命的原因還是基督教。17世紀下半葉,新教在英國進一步發展和深化,英國已成為事實上的新教國家,老百姓希望國王是新教徒。但此時的國王詹姆斯二世卻是天主教徒。他是查理二世的弟弟。他們的父親被處死後,詹姆斯長期流亡法國,成為天主教徒。但他太太是新教徒。他們的女兒瑪麗也是新教徒。太太去世後,詹姆斯再娶,新太太是意大利公主,天主教徒,二人一直沒有孩子。英國社會接受詹姆斯作國王,因為覺得他的統治是暫時的,他死後瑪麗將繼位。
詹姆斯與新教之間自然有隔膜和衝突,但矛盾一直處在可控範圍內。1688年6月22日,王後生下一個兒子。英國社會馬上意識到,這個新王子將是天主教徒,而且是王位第一繼承人,順序優先於瑪麗。於是革命的陰謀開始運作。新王子出生8天後,在6月30日,7名英國最重要的貴族和主教聯名向瑪麗的新教徒丈夫、荷蘭親王威廉發出密信,邀請他入侵英國,取代詹姆斯。威廉自己也有正宗英國王室血統。他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外孫、查理二世與詹姆斯親姐妹的兒子,與太太瑪麗是表兄妹。同年11月,威廉帥軍隊登陸英國,英國軍民中歡迎的很多、抵抗的基本沒有,詹姆斯見勢逃跑,議會於是立威廉和瑪麗為雙國王。
隨後,在英國議會主導下,新國王批準1689年《權利法案》,標誌現代君主立憲製誕生。從此國王隻在禮儀上代表國家,議會才是國家主權實際持有人,權力淩駕於國王之上。這種國家最高權力安排一直延續至今。
圖5. 左為英國議會檔案館裏保存的1689年《權利法案》原件,右為其主要內容。這是現代民主製度發展的重要裏程碑。
值得中國人關注和思考的是,《權利法案》剝奪了英國國王的關鍵權力,嚴重傷害了國王的地位與榮耀。當時威廉以戰勝者姿態進駐首都倫敦,從荷蘭帶來的大軍就在身邊。但是法案通過後他就接受了,並且之後一直遵守。不但他遵守,後來的英王們都遵守,沒有哪個試圖用手中掌握的軍隊重奪權力。這樣誠實遵守契約,即使麵對生死或重大權力和利益得失也堅定不移,並非所有西方掌權者都能做到,但很多做到了。在中國這是不可思議的。兩千年前的劉邦和項羽沒做到,孫中山和袁世凱也沒做到,蔣介石與毛澤東沒做到,當今的領導層也沒做到。比如簽約同意香港回歸後50年政策不變,結果過了25年後就大變,而且公開不承認自己簽過的契約。歸根到底,西方社會嚴格守信的精神來自基督教信仰,因為《聖經》就是人與神之間的契約,信神就是守信。
洛克出身清教徒家庭。英國內戰期間,他父親是議會軍裏的一名騎兵上尉。成年後洛克成為議會領袖阿什利伯爵(Lord Ashley)的長期醫生與助手,曾參與起草美洲卡羅來納殖民地憲法。1683年,一個極端新教徒小團夥認為英王室與天主教關係太密切,密謀暗殺英王但失敗。洛克與其中幾位是朋友,因此被牽連。他逃離英國,僑居荷蘭多年,光榮革命後才跟隨新女王瑪麗二世回到英國。洛克觀察到清教徒在美洲和在英國本土的民主共和嚐試,深刻了解基督教信仰在政治領域的強大力量。
洛克經常講自己是唯《聖經》論(拉丁文sola Scriptura)新教徒。他很虔誠,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整個英國都很虔誠,所以他的政治學說完全浸淫在基督教思想裏。他繼承了霍布斯的社會契約理論框架,但不同意後者的基本假設。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論述,如果沒人管,老百姓不能活,所以隻好找個君王奴役自己。《利維坦》出版後,英國經曆十年共和製度,美洲清教徒殖民地的民主進一步壯大。洛克得益於這些新社會發展,認為即使沒有人管,老百姓也活得大致正常,所以不需要接受奴役。
洛克理論的本質就是,人民與政府都應該像模範基督徒那樣行為,平等、互愛、守信、和理性。基督教認為,神就是愛與真;基督徒都是兄弟姐妹,在神麵前平等。《聖經》就是神與人之間的合同,其中的《舊約》就是神與人在耶穌之前的契約,《新約》就是神與人在耶穌之後的契約。神從來守信,基督徒在信仰中接受守信的精神,訓練自己守信的能力。洛克理論的可操作部分直截了當,政府與人民之間不要再像過去那樣分地位高低,一個統治、一個被統治,而要像兩個好基督徒那樣對待彼此,簽一份基督徒式的合同,雙方平等,談判時都說真話,簽約後都誠實遵守。此合同狹義講就是憲法,廣義講是國家所有法律。
為什麽簡單的“說真話、守約”是基督徒式合同呢?因為在《聖經》信仰圈以外,在頂層政治鬥爭中,人們普遍相信與敵人或對手簽約,目的隻是迷惑他、外加爭取大眾輿論,隻有傻子才真誠守信。所以聰明人談判時自然說假話,簽約後隻要形勢有利就馬上毀約,所謂“隻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無毒不丈夫”。中國曆史上此類事情比比皆是,比如劉邦與項羽的鴻溝之約、國共在內戰初期的多次停戰協定、中國簽署世貿協定等,都屬於談判時就沒想要遵守、簽約後馬上背信的例子。在《聖經》信仰圈以內,政治上背信的事情也時有發生,但比圈外少。基督教新教興起後,《聖經》思想深入社會,守信精神進一步提高。
圖6. 洛克的一句名言,“那些否定神存在的人不應該被容忍。各種契約是人類社會的粘合劑,但對無神論者們無效。他們在思想上否定了神,也就否定了所有契約。”
既然法律是合同,其中就包含給予和索取。洛克認為,人民放棄一些權利給政府,同時獲得政府提供的安全與服務。但他又認為,神給予人生命、自由、和私人財產權。這幾項基本權利神聖,每個基督徒都應該保護自己的,且不可以剝奪他人的,所以人民不能放棄這些權利,政府也不可侵犯。於是就有了矛盾。一方麵,人民必須割舍某些權利才能換得等價的政府保護與服務;另一方麵,人民又不能放棄基本權利。這個矛盾造就有限責任小政府。人民不能企望政府提供徹底的安全、或大量的服務,因為人民可以割舍的權利並不多。
對於英美等新教社會,洛克理論出奇地簡單。人們很容易理解它,因為它就是把當時新教加爾文派對《聖經》的理解延用到政治領域。它實施起來也不難,因為它隻要求人民和政府都做好自己的基督徒本分。洛克理論也不要求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合同麵麵俱到,沒涉及的地方留給人民按基督教精神自主處理。洛克理論甚至沒有明確要求主權在民,也沒有限製政府類型。它既適用於民主共和製,也適用於立憲君主製,但不接受絕對君主製。因為絕對君主在法律之上,而洛克要求政府遵守與人民的合同。
在洛克時代,新教與天主教之間還在尖銳爭論,對《聖經》理解還有較大區別。但隨時間推移,雙方互相借鑒,取長補短,早已互相接受,觀點也多有融合。新教之於天主教,有點像相對論之於牛頓物理。新思想剛出現時都不被舊係統接受,但隨人們理解的深入,新思想逐漸進入舊係統,變成其一部分,並推進其發展。曆史證明,即使有程度差別,新教與天主教都能支撐起洛克式民主製度。對於基督教文化圈外的中國人,完全可以把二者看成一體,都是基督教,不需要強調它們的區別。
自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英國踏上漫長、和緩、但總體和平的民主化道路。直到1928年婦女獲得投票權,英國才完成民主化,期間曆時240年。美國在殖民地時代打下民主基礎,1776年獨立後著手起草民主憲法,首任總統華盛頓於1789年就任,標誌民主化勝利完成。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民主國家。英美的民主道路都以洛克理論為指導思想。這兩地都是虔誠的基督教新教社會。洛克理論本就為這樣的社會設計。曆史也證明,獨立自主的現代民主製度需要人民有虔誠的基督教信仰。
對於這點,美國國父們有深刻體會。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曾有段著名論述,“《美國憲法》隻適用於信仰基督教並保持基督教道德的人民,它完全不足以管理其他類型的人民”。第四任總統麥迪遜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美國憲法》需要人民有“足夠的基督教道德來自我管理”,否則“隻能依靠專製製度來防止自相吞噬與毀滅”【2】。美英在建立和發展民主過程中,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全世界推廣民主,所以才有了日本、韓國、印度等非基督教民主國家。但是到目前為止,後者還需要持續接受前者的軍事保護、思想輸入等。沒有外界扶持,非基督教國家能否獨立維持民主製度,還是個沒有被嚴肅回答過的問題。
總之,洛克之前的西方與中國哲人們都認為,社會要麽亂,人民基本生存和安全都不保;要麽治,人民得到安寧,卻必須接受君王奴役。洛克將《聖經》精神引入政治領域,構想出第三種社會狀態,人民既擁有生命與財產安全,又保住了自由,不受奴役。這就是洛克式民主。它其實是基督徒按《聖經》生活後產生的一種政治形態。它存在的關鍵條件當然是人民信仰基督教。洛克並不強調人民是國家主人,他的理論也接受君主製。但是後世成功的民主製度都基於他的理論,所以他被尊稱為“現代民主之父。
洛克的《政府論》出版大半個世紀後,法國哲學家盧梭於1762年出版《民約論》,提出一套全新民主理論,號稱比洛克的更徹底、深入和全麵。從中國角度看,洛克理論在英美找到土壤,大放異彩,但距離中國遙遠;盧梭理論深入中國,離我們很近,但很多國人不知道。
近現代中國政治一直在走盧梭路線。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都帶著盧梭印記,比如無所不在的“人民”概念,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法院,等等。如果深究,絕大多數國人的政治觀點都源自盧梭,無論中共黨內還是在民主派裏,比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最大等。但很多人即使讀過盧梭的書也沒理解,所謂“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所以本文將探討盧梭理論的背景、基本邏輯、應用在現實中的效果、和對後世思想的影響等,這其實也是反省中國百年革命史、加深認識中國政治的一種方式。
圖7.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他的政治哲學名著《民約論》(法語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直譯為《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理》),出版於1762年。
當英國新教徒們忙於內戰,建立共和,經曆光榮革命時,“太陽王”路易十四正統治法國。他於1643年登基,1715年去世,在位72年,是世界曆史上有確切記錄的、在位最久的君主。他與清代康熙大帝同時期,兩人曾有書信交流,互相景仰。路易十四當政期間,基督教改革造成整個歐洲戰事不斷,法國又與強盛的西班牙激烈競爭霸權,於是他追求中央集權,強化君主專製。他的名言是“朕即國家”。
總體講,路易十四非常成功。在他治下,法國超越西班牙,成為歐洲無可爭辯的最強國,在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麵全麵大發展,國家空前昌盛。法國首都巴黎城市建設實現大跨越,新街道與樓宇雄偉壯觀,並成為世界文化、藝術、科學、哲學、外交和商業中心,被譽為“新羅馬”和“世界的首都”。拿破侖曾讚美說,“路易十四是一位偉大的國王,是他造就了法國在國際中的一流地位” 。但是,全麵集權造成深層矛盾。在路易十四當權時,它們隱蔽於社會與人心深處。在他離世後才逐漸顯現,影響甚至延續至今。
在政治方麵,路易十四實行削藩政策,把原來有實權的地方貴族調到京城自己身邊,讓他們脫離封地與人民,再把聽命於自己的官員派到地方主政。在宗教方麵,法國自古就是天主教核心地區。在宗教改革初期,法國是新教思想的熱點。偉大的新教神學家加爾文就是法國人,曾在法國有很多隨眾。本來法國實行南特敕令(法語Édit de Nantes),承認新教合法地位。但路易十四為了統一人民思想,廢止南特敕令,要求全國人民都信天主教。同時他讓高級主教們參與政治,拉近教會係統與政府的關係,讓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法國教會的財務一直不能獨立於政府。總之,路易十四把法國絕對君主製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造成法國老百姓表達政治不滿的渠道遠比英國老百姓少,這種社會大格局一直延續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
圖8.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右為他的塑像,位於巴黎盧浮宮廣場。
盧梭是人類曆史上的一位大天才,在政治學、哲學、教育學、文學、音樂、歌劇等方麵都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但像很多天才一樣,他也有巨大的人格、道德、與思想缺陷。這些缺陷直接影響他的政治理論。
路易十四在位的末期,盧梭出生在日內瓦的一個中產階級新教家庭。他母親在生他後不久死去,父親在他幼年時因躲避官司逃逸,讓他不得不在15歲時離開故鄉到法國謀生。他先被貴族婦女華倫夫人收留,成為她的仆人和幹兒子,後來卻變成她的情人。那年盧梭20歲,華倫夫人33歲。在這期間盧梭自學成才,並皈依了天主教。他極端聰明,在很年輕時就出版書籍,在學術界大放異彩,成為名人。
盧梭在33歲時遇到了他的長期女朋友,兩人生了五個孩子,卻都在盧梭的勸說下送進孤兒院,不知所終,一般認為都夭折了。盧梭認為他的女朋友笨,兩人一直沒正式結婚,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後曾舉行過一次婚禮,但不具法律效力。盧梭後來成為世界知名兒童教育專家。他的批評者們,包括伏爾泰,就拿出他逃避撫養親生孩子的事攻擊他。簡單講,盧梭非常有才華,在著作中教導世人如何愛、如何教育孩子、如何組建理想社會等,但他也非常冷血、無德,讓人懷疑他是否真理解自己講的那些大道理。
在政治學上,盧梭與洛克有兩大區別。洛克堅決維護基督教,認為私人財產神聖;而盧梭排斥基督教,仇視私人財產權。盧梭身邊的社會環境與他的個人經曆影響了他的思想。天主教是法國國教。天主教會要求普通信徒完全聽從牧師教導,不可有自己的見解,不鼓勵爭論或質疑,甚至不允許自己讀《聖經》。所以法國人普遍不熟悉《聖經》內容,也不感興趣。覺得宗教是一種社會習俗和政治管理手段,而非自己內心炙熱的信仰。基督教之於當時的法國人,類似馬克思主義之於今天的中國人。
圖9. 大革命之前,法國人心目中的教會與政府。法國一般老百姓把教會和政府看成同夥,都壓迫人民。相比之下,英國人把基督教信仰看成自己的一部分,在與英王的鬥爭中把自己所屬的教會看成同盟和依靠。國內朋友受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論的影響,常誤以為法國第一與第二階層很富,第三階層很窮。其實不然。當時最富裕的人,包括工商業人員、律師、銀行家等,都屬於第三階層。第一、第二階層有權力與地位,俸祿依賴政府,都來自向第三階層收稅,所以被看作壓迫者而遭憎恨。但大多數政府俸祿非常低廉。盧梭曾為法國大使工作,薪水很低,而且經常被拖欠。極少數位居高位的教士與貴族俸祿高,但也不及富裕的商人。
盧梭接受過基督教基礎教育,但遠談不上信仰堅定。他有一些關於神與宗教的想法,但都像是隨便拍腦袋得來,經不起推敲。比如他在《民約論》中談到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本質就是把宗教看作政府統治人民的工具,思路很像今天的無神論者,不懂得宗教成為工具就不再是信仰了。在他的政治理論中,有些地方明顯受到基督教影響,比如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但也有些地方與基督教直接矛盾,比如他說,“人在自然狀態下是好的,社會的邪惡腐化了人”。這個“性本善”論是他的基本觀點,他的政治理論與教育學理論都基於此,影響至今,卻明顯違反基督教義。《聖經》說,“沒有義人、連一個都沒有”。無論在自然狀態還是在社會中,人心裏都有邪惡。《聖經》對此有深刻討論。盧梭並沒有駁倒《聖經》,而是完全無視,自己想當然地下了結論。
盧梭時代的法國,社會等級化嚴重。地位最高的貴族們聚居在巴黎,遠離自己的屬地與人民,不承擔嚴肅的社會責任,卻過著奢華生活,讓老百姓覺得不公平。很多像盧梭這樣的巴黎知識分子,必須依附於欣賞自己的貴族來討生活。盧梭遊走於權貴之間,從未靠做生意或從事生產賺錢。他不知財富是人靠革新、發明、勤奮勞動創造出來的,總以為錢都來自社會分配。因此他憎惡私人財產權,認為那是社會不公平的根源。
作為對比,洛克所在的英國信奉新教,普通人都研讀《聖經》,有自己的見解,並把教義用於生活。英國貴族大多與自己的屬地人民關係緊密。貴族們有實在的責任,直接參與財富生產,所以懂得私有製對創造財富的關鍵作用。在啟蒙時代,英國思想家們幾乎都堅信基督教、擁護私有製。而法國思想家們,包括大名鼎鼎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等,卻都排斥基督教,與盧梭類似。但在私有製問題上,法國哲學家們意見各異。
十七世紀美洲和英國的民主成就震撼整個歐州,自然受到法國社會強烈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法國也限製君權,建立民主,社會進步。但洛克民主理論似乎不適合法國。簡單講,洛克認為社會可以依賴普通人心中的基督教信仰來保持正常運行,不需要無限權力的君王。法國實行君主集權,國王勢力深入社會每個角落,整個法國都依賴君主,教會也缺乏獨立性。法國宗教傳統深厚,但止於表麵,人心中並沒有堅定信仰。因此法國人不覺得可以走洛克路線擺脫絕對君主。
於是盧梭理論誕生了。他構想的民主社會不需要君主,也不需要基督教,完全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上。西方社會理論都以人的靈魂為起點。洛克接受基督教對靈魂的理解,他的政治理論是基督教思想的延展,因此他無需特別談靈魂,隻需要談政治領域裏的問題。盧梭拋棄基督教,所以必須重構基本人格。他認為人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然情感,來自人的動物本能,可分成三類。
圖10. 在盧梭理論中,人的情感是人的根本與原動力,也是社會的基礎。情感的本質是自然的,動物性的,不依賴於基督教。
盧梭繼承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社會契約模型,也認為政府與人民之間是契約關係。在盧梭理論中:
“普遍意誌”(法語volonté générale)是盧梭理論的核心。它是全體人民作為整體的意誌,體現他們的共同利益。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盧梭理論被第一次用於實踐。革命者用“人民意誌”和“人民利益”稱呼普遍意誌和共同利益,大概因為前者更通俗易懂、更具號召力。巴黎街頭革命者還建立“人民法庭”,強調“人民權力”,並以“人民如何如何”作為政治行動依據等。這種把“人民”抽離具體的人或人群、再當作至高無上的政治借口的做法,被後來的蘇共繼承並發揚光大,後來又從蘇聯傳到其他國家,包括中國。
盧梭式民主的目的就是實現普遍意誌,包含兩個基本步驟:
盧梭追求絕對民主,就是人民掌管所有國家事務。比洛克更進一步,盧梭明確提出“主權在民”。其辦法直截了當,人民意誌完全控製政府,政府完全控製社會與人心,於是人民控製一切。或者說,他追求的是人民對自己專政。其中第一步,直接民主,保證人民是專政的主體;第二步,政府掌管一切,則要求人民被專政。他認為這樣的製度保證人民真正做主人,是最徹底的民主,比洛克構想的社會更民主。
關於直接民主,盧梭不滿足於洛克的溫和民主理論,也就是英美那中強調人與人之間談判、妥協的代議製民主。盧梭寫道,“任何未經過全體人民親身批準的法律都是無效的,不能稱之為法律。英格蘭人自以為自由,但那是嚴重錯誤的。他們隻在議會選舉期間是自由的,選舉結束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如此享受這種短暫的自由,表明他們不配自由,連這點短暫自由也將失去。”
關於普遍意誌的權力範圍,盧梭強調它必須掌管一切。法國長期施行中央集權,並因此強盛。法國人民早已習慣、接受並實際上崇尚集權,不像英國人那樣全社會懷疑君王、推崇權利分散、相互製衡。英國式的權利下方,需要老百姓有相應的責任心和政治技能,當時的法國人並沒有。盧梭順應了身邊的社會大局。他的理想社會繼續中央集權,隻不過集權的載體是體現普遍意誌的政府,不再是傳統君王。他覺得人民政府與君王有天壤之別,但我們想想看,君王的政府和人民的政府都是人,有同樣的誘因與能力聲稱自己體現普遍意誌,然後追求私利、違背普遍意誌。
盧梭尤其強調普遍意誌要掌管人心,也就是政府要控製每個老百姓的思想。他認為人民共同利益並不是個體利益的總和,而是人民作為整體的利益;普遍意誌也不是個體意誌的總和,而是從人民整體角度看問題時的意誌。盧梭要求每個人都“換腦筋”,不再從個人角度看問題,而是每時每刻為普遍意誌著想。這與儒家的“忠”相通。盧梭要求每個人對普遍意誌“內盡其心”。他有段令人膽戰心驚的名言,“任何人拒絕服從普遍意誌,人民作為整體要強迫他做到”。文革時有句流行口號,“狠鬥私字一閃念”,是同樣意思。蘇聯肅反時期、延安整風時期等,人們也強調這個觀念。其理論來源都是盧梭。
盧梭的普遍意誌是人的意誌,所以沒有客觀標準。它又不是任何個人的意誌,那麽它是什麽呢?這必然招來意見不合。同時盧梭要求普遍意誌直接掌控一切具體事務,不分巨細,於是在追隨盧梭主義的社會裏,政治紛爭永無休止。基督教也麵對類似問題。神也是一種精神或意誌,也不是任何個人的精神或意誌。但耶穌說,“凱撒的鬼凱撒,神的歸神”,讓基督教隻掌管人心,遠離具體政治,讓人在神的精神指引下,考慮具體環境,自行處理,從而避免或緩和了這個問題。在接受耶穌千餘年後,社會再追隨盧梭,是一種倒退。
盧梭要求社會大同。如果人們都成功換了腦筋,那麽人心裏都隻有同一個普遍意誌、沒有私心了,人與人之間也就沒區別了。財產肯定需要被重新分配,私有產權要被取消。盧梭以敵視私有製著名。他滿帶嘲諷地寫道,“一個人圈起一塊土地,對自己說‘這是我的’,然後讓其他頭腦簡單的人們相信他。這個圈地的人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創立者。現在如果有人拔起那些被圈起來的土地的圍欄,填平分割私有土地的溝壑,然後告訴大家,‘不要聽信那個圈地的人!土地的產出本屬於我們所有人,沒人可以私占地球!’這個說話的人將為人類省去多少罪惡、戰爭、謀殺、恐怖和不幸啊”。
盧梭的社會大同觀念很極端。他把社會存在小集團,比如基於民族、語言、或地域等形成的黨派,或人保留個性,無論是思想上的,比如政治見解不同,還是外在的,比如吃飯穿衣各有所好,都看成民主理想的失敗。在他的設想中,每個人都時刻想著人民,不允許現代社會常見的專業化。他說,“隻要公民們不再把服務公眾當作主業、寧願出錢來躲避親身投入,那麽國家離崩潰就不遠了”。這個想法後來催生出烏托邦公社的概念。文革時不但農村、城市裏也搞公社,或叫“社會主義大院”,就是實踐這個想法。
盧梭理論呼喚全麵革命。他要求人心完全跟從普遍意誌,而基督教要求人心跟從神,二者不可兼容,所以實踐盧梭理論就必須拋棄基督教,推翻基督教會,改造基督徒的內心。他又要求政府完全跟從人民意誌,不能保留自我,所以政府裏不能有傳統君王或貴族,舊政治製度要被徹底推翻。這就是為什麽盧梭主義者們都強調革命。我們熟悉的《國際歌》裏有句話,“舊世界砸個落花流水”,就是源於這種思想。作為對比,洛克隻要求政府與人民平等協商、簽訂有限憲法,然後雙方都遵守。法律外雙方都可以保留自我,沒必要廢止基督教或推翻君王。洛克不要求革命,但革命是盧梭理論的必然結果,法國大革命證明了這點。
華盛頓於1789年4月30日就任美國第一任總統,標誌美國民主化勝利完成。消息傳到法國,極大地刺激了社會各界。不到一個星期,法國大革命於5月5日爆發。此時距《民約論》出版已27年、距盧梭逝世已11年。
很快,革命群眾控製了國王路易十六,新生的革命政府開始主政。按政治立場,法國人粗略分成三派:
很多朋友受馬克思階級分析的影響,常把法國大革命看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派之間的鬥爭、把底層民眾想成無產階級,其實不然。當時工業革命還在萌芽狀態,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還不成氣候。比如極端派中的巴黎底層市民大多是小攤販、手藝人、小生意人等。按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是小資產階級。
最初兩年裏,革命政府裏溫和派與極端派共存,很多政策走英國路線。比如公布了著名的1789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愛”口號,並通過《1791年法國憲法》。此憲法采用君主立憲,保證公民的政治自由、財產安全、與宗教信仰自由等,但在現實中沒有真正落實。尤其關於宗教信仰方麵,政府強烈迫害教會,逼迫教士們效忠政府而非教皇,直接破壞了社會的基石,造成形勢一片混亂。前麵講到,法國長期中央集權,基層早已習慣於聽從命令,沒有自主決策能力。法國人又缺少對神的深入理解與虔誠,不能像英國人那樣靠信仰自我管理。革命同時擊毀王權與教會權,再加上外敵壓境,國家麵臨全麵崩潰。
革命領導層出現嚴重對立。溫和派認為革命過頭了,極端派認為革命得不夠。極端派的主流是雅各賓黨人,領袖是羅伯斯庇爾。他們相信盧梭理論,辯論時手裏揮舞《民約論》,認為以前的革命手段太軟弱,造成很多法國人沒有真正接受普遍意誌,所以革命處於失敗危險。最後極端派勝利,溫和派被大批送上斷頭台。法國大革命急劇左轉,從溫和階段跨入極端階段,史無前例的恐怖統治時期開始。
圖11. 法國大革命的三個階段
各國中學曆史課本都講到,法國大革命期間,政府把國王路易十六與王後送上斷頭台。很多人誤以為革命中被殺的都是貴族和上等人,其實不然。大多數被殺的人是無辜的平民百姓,隻是他們沒有顯赫的地位,曆史不重視他們而已。那時還沒有照相術,好在一些藝術家用畫筆記錄了當時的情況。
大革命期間,各地都有、但主要在巴黎,活躍著一批組織鬆散的武裝暴徒,叫作“長褲漢”黨(法語sans-culottes)。他們本是底層市民,革命開始後自發組織起來,自帶槍、劍、長矛等武器,在政府的縱容和鼓勵下,以革命的名義隨意抓捕、拘禁、甚至殺人。後世各國共產黨掌握的工人糾察隊、文革時的紅衛兵等,都仿造長褲漢黨。
把窮人、年輕人、甚至未成年人糾集起來,形成革命的暴力組織,這種做法的思想根源是盧梭理論。盧梭認為,人本來隻想生存與自我保護,對身邊人隻有同情;但舊社會讓人變壞,產生了為自己利益而傷害他人的私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滅這種私心,所以要打爛舊社會,建立新製度。這套理論通俗易懂,政治感召力巨大。其直接推論就是,涉世未深的人,比如孩子、窮人、流氓等,參與社會程度低,受舊製度的影響少,所以內心更純潔,是好人,有資格作革命者;而成功、富有、博學、位階高的人,參與舊社會的程度深,所以私心多,是壞人,隻能是革命的對象。文革時紅衛兵就這麽認為,三百多年前的法國長褲漢黨也一樣。
圖12. 這是一幅曆史名畫,名曰“朗巴勒親王妃之死”。朗巴勒親王妃是法國皇宮女官,皇後閨蜜。原是意大利公主,嫁給法國皇子作親王妃。她是法國最富的人之一。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她正在國外旅行。聽說王後身處困境,她毅然回到法國,伴在王後身邊。但後來她被武裝暴徒“長褲漢”黨監禁,於1792年9月被暴民刺死,頭被砍下,插在長矛尖上遊街示眾。圖畫用突兀的全裸女體提醒人們世間固有的美、以及革命的野蠻和荒唐。
圖13. 這兩幅圖描繪1792年 “九月屠殺”的核心事件。大革命開始後,暴民們不經正當程序,關押了大批神職人員和舊貴族,巴黎監獄人滿為患。1792年 9月,普魯士軍隊向巴黎挺進。革命政府預感危險,於是縱容暴民們衝進巴黎各大監獄,濫殺無辜。屠殺持續五天,主要發生在巴黎,其他城市也有波及。被殺人數在1,100到1,600之間,包括多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畫中殺人者的形象又是長褲漢黨。
圖14. 這也是一幅曆史名畫,“1793年南特溺人事件”。南特城位於法國西部,當地民風保守,反對革命的老百姓眾多。當時沒有機關槍,政府軍殺人殺不過來,就把他們困在一起放置船中,在河中央鑿破船底,讓船上人淹死。這樣被處死的人,主要是神職人員,總數達數千。畫中場景被革命者們稱作“共和國婚禮”,其中裸體的男女是神父與修女。他們都對神起過誓要永遠獨身。政府軍為了羞辱他們,就把他們脫光,麵對麵捆綁在一起,然後丟入水中淹死。畫家不忍突破心裏的文明底線,隱晦了這個不堪的場麵。這幅畫同樣利用美麗的女性裸體,凸顯革命的殘忍。
圖15. 旺代起義。旺代(Vendée)是法國西部的一個省,社會風氣傳統,廣大農民與教會感情深厚。巴黎革命政府強迫教會停止效忠教皇,引起民怨沸騰。1793年春,政府大規模征兵,旺代農民於是發起武裝暴動,並懇請貴族退役軍官們出麵作頭。最初起義軍節節勝利,政府於是調來久經沙場的精銳部隊,並明確命令對老百姓格殺勿論,無論婦嬰老少。圖畫中左上為城鎮巷戰場麵。左下政府軍槍殺婦幼場景。右為一名政府軍士兵正將嬰兒摔入深井,嬰兒的媽媽躺在眾多屍體之中。旺代起義期間被殺的人數估計在十幾萬到幾十萬之間。當時法國總人口才兩千多萬,與現在上海人口差不多。旺代起義地區的老百姓幾乎被殺光。此事件直到今天還爭議不斷,法國還做不到完全正視。很多人認為這是法國革命政府對法國人民進行的一場種族滅絕式屠殺。
人民完全控製政府,政府完全控製社會與人心,前者叫直接民主,後者叫人民專政,二者相加,人民才真的成為國家主人,這就是盧梭的民主理論。他認為,人性自私,權力中間人必然濫用權力以自肥,所以真民主必須采用直接民主,連英國代議製都不算真民主。
但是,當盧梭理論第一次被應用,人們馬上發現直接民主不可行。法國大革命進入極端階段,雅各賓派執政,不惜代價追求盧梭式絕對民主,卻發現不但讓全體法國人參與所有決策不現實,即使采用代議製,決策也太慢,無法應對快速變化的局勢。於是他們成立十人左右的公共安全委員會(法語Comité de salut public,或譯為“救國委員會”)作為決策機構。委員會運作不久,羅伯斯庇爾就成為其中的實際領袖,經常一人決定國家重大事項。形勢急迫的情況下,多人委員會還是太慢。
羅伯斯庇爾是曆史上最好的演說家之一,才華橫溢,自律嚴格,堅守道德準則,被公認是“不可被腐蝕的人”。他用最高尚和最理想化的語言頌揚民主,沒理由懷疑他的真誠和對民主的熱愛。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被送上絞刑架,法國上下,包括他身邊的每個人都看懂了,法蘭西已變成他一個人的,他是真正的利維坦,獨裁程度與可怕程度都遠超被砍頭的國王路易十六。隨著革命的深入,每天上絞刑架的人早不限於貴族和神父。羅伯斯庇爾最親密的革命同伴們開始一個個被打成反革命,然後判處絞刑。他身邊還活著的人坐不住了,利用革命政府運作混亂,在1794年7月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他、並草草判他為反革命,迅速送上絞刑架。
圖16. 左為大革命期間,羅伯斯庇爾在示威集會中慷慨陳詞。右為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期間,政變軍人衝入羅伯斯庇爾辦公室,他自殺未遂,身受重傷,平臥在辦公桌上。
羅伯斯庇爾終於死了。為避免獨裁重演,革命政府組建5人最高執政小組,名曰“督政府”(法語Directoire)。但多人執政造成內鬥不斷,政權貪汙腐化,決策不力,國家怨聲載道。幾年後拿破侖利用社會中廣泛的不滿情緒,靠陰謀政變上台,廢止督政府製度,恢複基督教,自己稱帝。法國大革命折騰十幾年,殺了一個集權國王,死傷無數老百姓,最後迎來一位更集權的皇帝,但主權在民的思想也開始在社會中紮根。革命讓法國由治變亂,拿破侖掌權後,法國由亂重回到治。
法國本是歐洲首善之區,其文明王朝始於公元496年克洛維一世接受基督教洗禮,在大革命前從沒有間斷過。大革命中的野蠻、殘暴在法國千餘年曆史中前所未有,聞所未聞。這樣的極端事件必然加劇社會意見分歧。法國主流社會總體否定大革命,強烈要求回歸基督教傳統和君主製,但肯定革命初期、溫和民主路線時的理念,包括自由、平等、博愛,主權在民,以及當時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等。少數極左派熱愛和懷念革命,覺得那是唯一的、底層不受傳統權威控製、當家作主、為所欲為的機會。他們總結革命經驗,希望有朝一日再大幹一場。這類極左派暴民主要集中在巴黎下層市民中,但在底層市民裏他們也非大多數。分散在歐洲各地的少數極左知識分子,包括中國推崇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被這些革命群眾鼓舞,為他們出謀劃策。巴黎一直不成比例地左右法國政治。從大革命時期開始,底層暴民又不成比例地主導巴黎。
圖17. 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法國曆史簡表
從1799年到1870年,法國總體走保守路線,實行君主製,經曆了二個帝國和兩個王朝。但每當社會出現危機時,巴黎的極左派就趁機鬧革命,思想與行為方式都以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派為藍本,以“人民意誌”為口號,反對基督教與君權,依靠底層暴民,拘禁和殺戮手無寸鐵的神職人員和保守派同情者,掠奪私人財產等。這樣的革命包括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法國意外失敗,皇帝拿破侖三世退位,國家突然沒了元首,陷入危機。法國政治家們組建法蘭西第三共和政府,主流是保守派,本意是尋找新君王,共和製隻是臨時。同時,巴黎市內的極左派趁機又開始鬧革命。他們購得重炮,占領巴黎,宣布成立巴黎公社。政府軍將軍進城收繳大炮,卻被巴黎公社社員們殺害,於是矛盾激化。巴黎公社開始備戰,收押市內神職人員作人質,後來撕票。政府軍攻入城內,雙方巷戰,最後政府軍殺了約一萬名最頑強的抵抗者,也是法國極左派裏的中堅。
政府努力尋找新國王,但在傳統皇室裏找不到合適人選,於是臨時的第三共和國隻得變成永久。巴黎公社大批積極分子被殺,活下來的出逃國外。政府軍手段殘忍,並不光彩。但客觀上說,極左勢力因此衰落,無力再鬧街頭革命,脆弱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才得以生存,直至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德國滅掉。第三共和國總體走英國路線,依賴基督教傳統文化,搞循序漸進、而非革命,保護私人財產,政府責任與權力都有限,不在要求每個公民忘掉自我、全為政府著想,等等,因此國家總體保持和平穩定。雖然法國還是比英美左得多,但法國從此采納洛克理論遠多於盧梭理論。
圖18,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 – 同年5月28日)。這是一幅照片,不是圖畫,顯示了 1871年5月26日巴黎公社槍殺平民人質,被殺的人多為神職人員。
圖19,巴黎公社最後場景。後世藝術家的雕像作品,謳歌在1871年5月27日和28日被政府軍槍殺的革命者們。右下小照片裏是臨時政府首腦梯也爾(Adolphe Thiers 1797– 1877)。他命令軍隊清剿巴黎公社,後來成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在法國大革命初期,1789年7月14日,憤怒群眾攻占巴士底獄,成為事態發展轉折點,曆史意義重大。後來這天成為法國國慶日。巴士底獄是法國最著名的監獄,政治犯們曆來關押於此。它之於法國類似於秦城監獄之於中國。老百姓反抗暴君,就把它當作進攻目標。但當牢房門都打開時,人們發現整個監獄隻關押了7名犯人,其中4個偽造文書、一個殺人嫌疑、一個狂想病人、還有一個幾十年前暗殺國王未遂。與此相對比,幾年後雅各賓派執政時,實行恐怖統治。巴黎所有監獄人滿為患,絕大多數是因為信仰基督教或支持舊製度的政治犯。革命政府判處其中1萬6千多人上絞刑架,另外超過1萬人莫名死在監獄裏。
法國君主確實獨裁,壓製老百姓自由。盧梭就深受其害。法國曾把多部他的著作列為禁書,並因思想罪對他發出逮捕令,令他不得不出逃國外。他的經曆並非特例。在絕對君主製下,老百姓沒有現代人習以為常的自由。《政府論》開篇第一句話,“人生而自由,但目力所及,人無不戴著鐐銬”,寫出盧梭對自由的向往,和對現實中缺乏自由的歎息,幾百年來讓眾多讀者產生共鳴,並激勵他們投身自由事業。但走盧梭路線的雅各賓政府卻遠比路易十六更專製,更殘忍。這是民主事業的悲哀。這個結果隱藏理論的必然。
盧梭民主有兩個要素,一是直接民主,二是政府控製政治與人心。前者難以實現,造成盧梭製度有天生專製傾向。如果政府故意,很容易做到弱化第一項,強化第二項,變成絕對專製。這時如果一人掌握了最高權力,它就是絕對獨裁。革命者們曾試圖避免獨裁,所以組建委員會掌握最高權力。但各國各時代的人都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多人同時掌握最高權力不可行,會造成無序內鬥、決策不力、效率低下等問題。法國大革命中期設立公共安全委員會,不久後變成羅伯斯庇爾一人獨裁。大革命後期設五人督政府,後來也變成拿破侖一人獨裁。中國搞了多年常委製,現在也正向習近平一人獨裁回歸。
盧梭製度下的一人獨裁,遠甚於西方傳統君主獨裁。在西方文化裏,基督教掌管人的靈魂,君王隻管世俗政治。君王的靈魂也受基督教掌管,同時他的權力覆蓋與教會相關的世俗事務,所以君王和教會都沒有絕對權力。在現實中,即使像路易十四那樣的絕對君主,權力也受到多方限製,比如教皇對他的直接製衡、社會各界以基督教為依據對他的質疑與挑戰等。
圖20. 教皇加冕法國君王。左為法王查理七世(1403-1461)的加冕典禮。法王佩劍,但低頭、雙膝下跪,接受站立的教皇加冕,代表君權服從神。右圖是拿破侖在1804年的加冕典禮。教皇坐著,但拿破侖站立,自行拿起皇冠,表達挑釁態度。皇後跪拜,表示敬神,與丈夫想法不同。即使拿破侖也遠不能否定神權。但千年以來,中國皇帝或最高領導人都一人獨大,淩駕於宗教與鬼神之上。
盧梭製度下的獨裁者很像中國皇上。皇上既掌管政治,也掌管人的靈魂,雖然與基督教文化相比,中國文化中靈魂的概念模糊。因為從來受一個權威管控,所以在國人思想裏,政治與靈魂之間經常界限不清,比如古代皇上可以冊封關公與媽祖,現代的廟宇和教會裏掛主席像等。皇權獨大造成中國社會呈現絕對金字塔型,而西方因為有君主和教會之間的製衡,權力結構呈網狀。盧梭全麵拋棄基督教,讓政府既管政治又管人心,使得按他理論構建的社會變成金字塔狀,類似傳統中國社會;在盧梭體製下的最高掌權者,權力不亞於皇上。
盧梭強調人民與人民意誌不可分離。他看得清楚,政府也是人,人都有自私本性。隻有采用直接民主,人民不間斷地把自己的意誌強加到政府身上,才能保證政府體現人民意誌。但現實一次次證明,直接民主不可行,造成人民意誌被虛化。中國皇上自稱天子,為上天行使權力,但“上天”被虛化,皇上可以任意擺布其含義。類似地,在盧梭製度下,最高領導人名義上沒有自我,隻代表普遍意誌,是人民公仆,為人民行使權力,但普遍意誌很容易被虛化,含義可以被任意擺布。於是,最高領導人成了新皇上,普遍意誌成了新的“上天”。
法國經曆1789到1799十一年革命浩劫,看清盧梭思想的本質,於是改弦更張,回歸基督教與君主製傳統,從原點重啟新的民主進程。這次他們按洛克思路,尊重基督教,搞漸進式政治改革。拿破侖執政時采用君主立憲。後來曆屆政府多次修改憲法,增加其中民主成分。在1848年第二共和國成立時加入男性普選。在1870年第三共和成立時基本實現穩定民主。這個過程大約花了70年。
法國很幸運,它有深厚的基督教傳統。當發現走錯路後,它可以落回原點,依賴基督教,重走民主之路。但中國沒有類似傳統。奉行馬列主義幾十年後人們卻發現,領導人實質上還是皇上、社會還是專製。鄧小平試圖模糊意識形態,搞“摸石頭過河”,但1989年民運後不可繼續。江澤民執政時,國內曾討論回歸儒學,後來不了了之。與儒學相配的製度隻可能是皇權獨裁。從馬列回歸儒學將是從屎坑跳到尿坑,沒什麽意義。中國民主化的根本問題是人民沒有基督教信仰,所以無法按洛克路線實現民主。
總之,中國的法家與儒家、西方的馬基雅維利與霍布斯等,都認為社會隻能在治與亂之間轉換。洛克卻說社會有第三種狀態,就是洛克式民主。這些哲人都對。他們結論不同,隻因麵對的社會不同。在基督教新教出現後,現代民主才變成可能。新教也推動傳統天主教發展。法國經過一個世紀的波折,成功建立民主,證明天主教社會進步後也可以跳出亂與治、實現民主。盧梭身在基督教社會,卻拋棄基督教,試圖用人民意誌代替神的意誌來實現民主。現實中,他的思想成功激發革命,卻不能帶來真民主,隻把社會推回治與亂之間的兩難境地。
自晚清以來,中國一直在走盧梭路線,卻很少人談起。晚清革命派的思想基於盧梭。辛亥革命就是仿效法國大革命。馬克思的革命理論是盧梭理論的一種具體化,隻是把其中的人民重新定義為無產階級。列寧師從馬克思,並吸收法國曆次革命教訓,所以列寧主義也采用盧梭的大框架。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路線都是列寧主義中國化。文化大革命試圖複製法國大革命中的極端階段。等等。1949年後中國教育隻講馬列,不講盧梭,因為不想讓學生們知道盧梭對民主的強調。
中國版的盧梭路線嚴重缺失民主。一百多年來,各政治派別都沒有得到人民直接授權,但都以人民意誌為名義,謀取執政機會,然後利用政府強製手段推行自己的主張。曆史上大陸全民參與的民主選舉僅有兩次。一是1912-13年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眾議院選舉,全國人口40,680萬,參加投票者4,293萬人。二是1947年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全國人口46,100萬,僅收回2,000萬張有效選票【4】。1949年之後的所有國家級選舉都是演戲,不能算民主選舉。在曆任最高掌權者中,隻有個別的經過小範圍間接選舉,其他沒有經過選舉。可見人民授權的嚴重缺失、不完全、或太不頻繁。中國在采用盧梭思想時閹割了它,我們要看懂這個來龍去脈。
法國大革命之後,巴黎的極左派們一直尋求機會重新革命。後來他們發動了1830年二月革命、1848年七月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等,但每次都很快失敗。與他們相呼應,歐洲極左派知識分子探討和發展盧梭理論,為未來革命做準備,馬克思就是其中一位。他在1848年革命中嶄露頭角,發表《共產黨宣言》,但並不受社會重視。巴黎公社爆發後,他非常興奮,認為自己預言的無產階級革命終於發生了。但是巴黎公社社員們並不重視他,甚至不知道他。而且大多數社員不支持社會主義,更不用說共產主義了。1883年他在孤獨寂寞中死去。俄羅斯十月革命成功之後,他才被世界重新發現,變身為對人類曆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家之一。
馬克思繼承了盧梭框架,但加入“階級”觀念。盧梭把其理論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感之上,稱人與人之間的正麵情感為“同情”,就是本能之愛,有親疏之分。馬克思強調一種親疏,就是基於階級的親疏。階級內部存在階級感情,階級之間存在階級矛盾與仇恨。他認為階級矛盾與仇恨不可調和,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盧梭重視人民,就是國家裏的所有人,普遍意誌是所有人的整體意誌。而馬克思站在無產階級一邊,仇視資產階級。他隻接受無產階級為“人民”,無產階級的利益與意誌為人民的利益與意誌。他的理想世界裏隻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全被消滅。盧梭強調直接民主,但馬克思對選舉不抱希望,認為那是資產階級欺騙無產階級的把戲。他推崇暴力革命,繼承了法國大革命極端時期對暴力的偏好。盧梭強調政府掌管一切,馬克思翻譯成無產階級專政。總之,盧梭是思想巨擘,馬克思是他的一個極端學生。
列寧在理論上的貢獻是重新定義領袖、政黨、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他晚於盧梭約150年,晚於馬克思約50年,有更多機會研究盧梭之後的曆次革命。他在1902年出版的《怎麽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中闡述了“民主集中製“理論,就是領袖最關鍵,政黨要服從領袖,群眾要跟隨政黨。盧梭認為革命的目的是民主,要把權力從君主一人轉移到大眾,所以領袖要聽從人民意誌。列寧把這個根本關係顛倒過來,把權力賦予領袖一人,政黨是領袖的工具,人民是政黨的工具。這是赤裸裸的一人一黨獨裁,徹底違反盧梭初衷。列寧借用盧梭的理論框架,把它變成獨裁統治的工具。
圖21. 盧梭理論與馬列主義都與基督教不相容。蘇聯成立後,立刻開始對基督教大清洗。照片裏是著名的基輔洞窟修道院。在正門上方,蘇聯政府建立匾額,“僧侶,都是勞動人民的血腥敵人”。
圖22. 左為斯大林下令在1931年炸毀俄羅斯最著名的教堂,莫斯科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右為被蘇聯秘密警察酷刑致死的基督徒,舌頭被割掉。相較於法國大革命,蘇聯清除基督教的做法更有計劃。既包括大規模的屠殺、搶掠、拘禁,也有深入的社會宣傳、學校教育、和對可改造神職人員進行拉攏。時間跨度從1917年蘇聯剛成立,到1941年二戰爆發。蘇聯搗毀或關閉了幾乎所有教堂,隻留下極少數作為對外宣傳窗口,向世界展示蘇聯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據教會記錄,僅在 1937和 1938兩年裏,就有168,300東正教牧師被捕,其中106,300被槍斃。蘇聯對基督教的迫害程度遠超法國大革命,但留下的公開記錄卻很有限。蘇聯保密工作做得徹底。
晚清時社會求變心切,政治領域曾有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之間的路線之爭,前者基於洛克理論,後者基於盧梭理論。我在《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與解決之道》【1】中以嚴複和胡適為例講到,由於不理解基督教,在當時即使最先進的國人對這兩套理論的邏輯基礎、內部機理都理解得很膚淺,當然不可能看清它們將給民族帶來什麽樣的未來。但很多人看懂了它們的政治含義和對個人前途的影響。前者代表漸進式改革,權利分配的格局不會大變;而後者代表全麵革命,社會將重新洗牌。
支持君主立憲的著名人物包括康有為、梁啟超、楊度、實業家張謇等。要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主角是革命黨,其中孫中山和黃興最有名。義和團運動在1901年被撲滅後,西方思想大量湧入中國,西化和進步之風勁吹。甚至在偏遠落後的鄉村,由於基督教會的深入,人們也開始接觸現代文明。在社會大潮的推動下。慈溪於1905年宣布籌備君主立憲,並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後多省成立立憲公會,中央與各地都開始討論和準備立憲的具體事宜。立憲派勢頭看漲,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堅決反對,甚至對立憲派發動一係列暗殺攻擊。
圖23.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13國憲政,籌備君主立憲。上圖為五大臣在英國伯明翰的一家火車製造廠。下左是他們在美國芝加哥。下右是被革命黨炸壞的火車廂。1905年9月24日,革命黨在北京正陽門車站試圖暗殺五大臣未遂。行刺人叫吳樾,屬於秘密革命團體“軍國民教育會”。參與這次暗殺行動的名人還包括當時37歲的蔡元培和25歲的陳獨秀。吳樾被當場炸死,五大臣中兩人受輕傷。
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都是實現民主的可能道路,為什麽革命黨如此激烈地反對前者呢?具體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利益。革命可以讓一名不文的人搖身變成王侯將相,也可以讓暴民獲得殺人、打人、整人的快感。對於很多人,包括孫中山,革命是個人飛黃騰達的唯一機會。如果君主立憲成功了,他們的希望就破滅了。後來的曆史大家都熟悉,革命黨占上風,其領袖與接班人們主宰中國百餘年,直至今天。而君主立憲派失勢,被國人詆毀或淡忘。
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是列寧主義者。列寧主義就是完全沒有民主的盧梭主義。孫在1914年建立的中華革命黨、蔣的國民黨、毛的共產黨,都是黨員必須忠誠於領袖的列寧式政黨。盧梭早就指出,沒了民主,當權者必然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違背普遍意誌、傷害人民的公共利益。這些近現代革命領導人們堅稱自己心中隻有人民、國家、與民族,完全忘我,但縱觀曆史就發現,他們的實際行動都遵循功利主義,把自己的功名利祿放在最高位置。看清了盧梭揭示的這套邏輯,就不難理解看似紛繁的中國近現代史。
毛澤東不是理論家,但看得清現實。在他眼裏,盧梭和馬列的理論,以及法國或俄羅斯革命,其實與中國曆次改朝換代的思路與經驗相通。西方革命者高喊平等、自由、人民等,與古代造反時的均貧富、等貴賤、“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等口號一樣,雖然虛實難辨,但重要的是鼓舞人心。革命領袖就是造反頭目,主席就是皇上,政黨就是功臣集團。盧梭要求領袖代表普遍意誌,每個公民必須壓製私心、在思想上完全服從普遍意誌,其實就是儒家講究的臣民忠於皇上。毛澤東把這套理解用於現實,非常行之有效。他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就是一個新朝代,與中國兩千多年裏的各個朝代本質一樣。所以他一生鑽研中國曆代帝王馭民術,卻也成了對馬列主義理解最深刻的中國人。
歐洲有深厚的基督教傳統,偉大的思想家盧梭卻構想出一個沒有基督教的理想社會。有跡象表明,他自己對此並不特別較真。《民約論》出版後不久,他在1764年被邀請為新獨立的科西嘉島設計憲法。科西嘉島位於地中海,多次變換歸屬,這次獨立後不久又被法國吞並。拿破侖就出生於此。在《科西嘉島製憲意見書》【3】裏,盧梭依然很極端,甚至建議政府剝奪40歲以上不結婚者的公民身份、禁止城鎮之間用貨幣貿易,但特別提到不要觸碰基督教堂對信徒們收的稅,更沒有要禁止基督教。盧梭的作為和他宣揚的原則之間經常有鴻溝。
但是後來的歐洲革命者們,包括羅伯斯庇爾、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等,卻沒條件像盧梭那樣對基督教模棱兩可。他們非常清楚地看到基督教與革命事業水火不容,所以在思想上和現實中毫不留情地攻擊基督教。羅伯斯庇爾失敗了,法國恢複了基督教,走上現代民主道路。列寧和斯大林成功了,血洗俄羅斯基督徒,才讓蘇聯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堡壘。
蘇聯把列寧主義送到中國。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都發現,這套理論在中國實施起來比在西方更直截了當,所以更適合中國。西方有深厚的基督教傳統。盧梭、馬克思、和列寧描繪的、政府既管政治又管人心的絕對專製,西方人沒見過,所以覺得他們的理論都是創新。但中國經曆2,000多年的皇權,都是這種專製,隻是名字不一樣而已。中國人對此有豐富經驗,理解遠超西方人。跟隨這些理論的西方革命者必須首先打倒社會上強大的基督教影響才可能成功,但中國革命者沒有這樣的阻力,任務要容易得多。
遵照盧梭和馬列思想得到的社會,其實就是東方式皇權專製社會。中國的先賢們早就指出,這樣的社會隻可能有兩種狀態。一是治世,就是社會得安寧,但政府保持利出一孔,並愚民、弱民等。二是亂世,內戰或內亂頻發,人民生命財產沒有保障。洛克有真知灼見,基督信仰讓民眾有自治能力,不依賴掌權者,所以可以與掌權者平等協商。這就是現代民主的核心意義。中國人沒有這種信仰,沒能力自治,必須接受被奴役。這就是為什麽一百多年來,幾千萬人流血犧牲,希望推進中國民主,卻看不到進步,目前民主程度遠不如北洋時期,人民自由度甚至比晚清還差的原因。
有個廣泛流傳的想法,假如蔣介石統治中國,或蔣經國回到大陸,中國就可能民主化了。這是不對的。國民黨思維也局限於列寧主義或盧梭主義,統治手段比共產黨軟一些,但大同小異。如果中國沒有基督教化、沒有外界強大力量介入,任何人做領袖都無法實現民主。盧梭路線就像是鐵軌,統治者就像是火車司機,火車司機再有能耐,也不能改變鐵軌的大方向。蔣經國治下的台灣實現民主,其決定因素是美國。美國用它強大的國家力量撬動了台灣發展的軌道,蔣經國隻是順著美國定下的軌道向前跑而已。
目前中國正經曆與西方脫鉤,未來中國將大概率長期與西方對峙,這讓中國基督教化變得更重要。無論在晚清、民國、還是在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年裏,中國現代化都得到西方幫助,包括在政治領域。但在對峙狀態下,西方繼續大力幫助中國變得越來越不現實,中國自主發展民主的能力變得更重要。基督教化了,中國不一定馬上變成民主。但沒有基督教,中國就不可能自主實現現代民主,即使再過一百年、再發生幾次辛亥革命或天安門民主運動也不行。
年輕時讀魯迅、伯楊等對國人的批評,我覺得他們目光敏銳,語言犀利。但年長後意識到他們的缺欠。寫文章的人批評社會,目的是幫助社會變好。但他們隻批評國人的缺點,卻沒有為國人指明出路。他們看到西方的先進與中國的相對落後,心裏著急,大聲疾呼。但他們不理解基督教,因此沒看懂東西方差距的深層原因。我希望讓更多人看到基督教在現代民主製度中的基礎作用。
2022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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