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城舊事 —— 父親與青島市婦幼保健院

  又至春暖花開的季節，父親的離去亦已近一年。他那總是對生活充滿向往，總是為他人著想，快樂滿足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昨天。

    父親一生中很少用語言來表達他對家人和他人的關愛，但我卻深感這世上的語言在他的身體力行麵前顯得是那麽多餘、無力與蒼白。每每欲提筆寫下這心中的思念和寄語，心理上卻又總想回避去重新觸動那內心深處的痛。

    北美的春天時冷時熱，夤夜難眠。遠隔重洋，父親與他工作了一生的青島市婦幼保健院常常浮現在我的夢中—— 眼前仍是兒時潔淨的街院，純樸的人們…，依稀故園栩栩如昨。

    父親呂興東，早年畢業於東亞醫科大學，畢業後致力於婦產科專業，師從當時的矢內原七太郎教授，於青島市立市民醫院（也即後來的青島市婦幼保健院），開始了他的行醫生涯。他以其正直、努力和自尊，在中國、日本的同事、同學中甚受尊重。

    矢內原七太郎教授與父親的交往很深，父親尊重他對醫學的專注敬業和對病人的一視同仁，矢內原教授鄙視軍國主義，他的哥哥也因反戰被捕，直到戰後才從日本監獄走出。改革開放後，矢內原教授曾回訪青島婦幼保健院，還特地來家中做客。後父親在訪日期間，矢內原教授積極組織捐贈，而父親又將自己的所有積蓄連同捐贈來的醫療設備全部送給了醫院。

    在父親當時的中國同學中，有孫思哲、董俊友二位先生；孫思哲解放後任青島市衛生局局長、文辦主任，其夫人任重，曾任青島化工廠廠長，是我母親的好友，父母是他們二人結婚時的儐相。聽父親講解放前的一天，他們突然來與我父母告別，說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其後好多年父母才知道他們去了延安。董俊友後任青島山大醫院泌尿外科主任。

    青島市市民醫院的老院長鄧初是一位極有思想的醫學界前輩，與父親很談得來，交往甚篤。解放前，他曾經掩護過許多學生中的進步青年（包括江青在內），將他們藏在醫院南側大樓的閣樓上，躲過了軍警的追捕。其女後來與作家曹禺結婚。

    父親一生致力於醫學，淡薄名利，很少提及過去。這些事直到前些年醫院大樓拆建，才偶然對我提到。

     解放後，醫院更名為青島市婦幼保健院，父親任業務副院長，而後為院長。為工作方便，我家幹脆搬到了醫院對麵的小樓 ——“ 鐵山路十九號”。當時家裏沒有電話，每逢危急病症、難產，特別是夜深人靜時，常有從周邊農村送來的急症，醫護人員推開窗子就喊：“呂院長！…”,兒時的記憶中就早已習慣了這種急切地叫聲，父親會驟然跳起，披衣穿鞋，抄起門口的白外衣，緊接著的是一串急促的下樓梯的腳步聲。無論是大雪紛飛的寒冬，也無論是暴雨酷夏，這一切都不過兩分鍾。每當清晨看到父親拖著疲倦的身軀返回時，總是那句預料中的話——“救過來了”。

    父親本是一位民主人士，與許多共產黨的幹部交往頗深；李坤英書記、張淑芬、趙德凱院長，情如兄弟，形同親人。文革期間，“反動當權派”、“學術權威”們都被罰去勞動改造，一起掃雪、拉車，可他們卻依然豁達樂觀、互相幫助，經曆過政治風雨的磨難，父親與這些幾經沙場，戰爭中走過來的行政領導們有著深深地理解與信任。與父親交往較深的朋友中，應數華剛、譚賓若夫婦。五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聚會，時任山東大學校長的華剛教授與母親交談後，很為母親的才華所動，於是說服了父親讓母親繼續考大學深造。當時已有三個孩子的母親靠著昔日的功底與聰穎，未加準備就以數學、英語兩門第一的成績考入了當時的山東大學。而後，雖經曆了許多的政治運動，磨難，但始終也沒有隔斷我們兩家的友誼。記得文革後期由於房屋大修，父母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就住到他們大連路的房子裏。文革結束後，蒙冤多年的華校長得以恢複名譽，給我的父母親帶來了莫大的寬慰。

    幼年的家中有一麵牆，被擺滿書籍的書架所覆蓋。記憶中，父親周末一有空就帶我去中山路的新華書店去看有無新的醫學書籍出版。那個僅有兩間屋子的小書店位於環球文具店的對麵。在六十年代早期，這已是當時島城最大的書店了。出了書店，右手邊是國貨公司，其對麵的“劈柴院”是我每次都渴望要去的地方。通常每人一碗豆腐腦，外加一個餡餅或包子，吃完後父親就會非常滿意。再往南去，天主教堂與七中的下坡路上還有一家叫“餡餅粥”的回民店，賣牛肉麵和羊肉湯，總是擠滿了人，父親也很喜歡。那時的“青島咖啡”與“春和樓”是我印象中很奢侈的地方了，非特大喜慶，是不敢想的。平日裏，父親生活上很簡樸，除去喝點茶外，對飲食從無抱怨。對於當時政府補給高級知識分子的一點營養補助也總是與家人分享。文革開始後“破舊立新”，由於缺柴少煤，家裏開始燒書做飯，記得光那些舊書就燒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父親對新鮮事物，中醫和西醫的進展充滿熱心，喜歡鑽研並付諸於實踐。言語中偶而也會表示出有所遺憾；他一生忙於臨床工作，一位一位的診治病人，常歎若有時間，多搞些科研該有多好！一個新的醫學發現，可能一下子就解決了上萬人的病痛。也許是潛移默化受到父親的這種影響和期望，促使我選擇了畢生要致力於醫學研究工作。

    父親對婦產科學的鑽研，贏得了島城遠近病人們的信任。即使是周末，家中也時常有前來求醫問病的人們。平日裏更是醫生們學術討論的場所。與父親同輩的同事中，鄧仁愛、張博華、李誌遠、王泰山、劉菊珍、劉鳳英、祝丙惠、段玉蘭、沈純明那些熟悉的麵容迄今難忘。兒時的島城，人口並不太多，醫學界的老人們常有機會一起開會、碰麵，多有交往。許多醫學界老前輩的名字，王訓熲、田真、史道生、潘作新、唐之曦、董俊友、王念斌、薑東皋迄今依然留在老青島人們的心裏，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童年的記憶裏。

    在與父親同輩的這些醫學界老人們的心目中，當時醫德被看做是行醫的根本，是醫生們必須具有的本色。父親對此尤為看重。記得有一次放學回家，看到一位中年農村婦女提著一小籃子花生、芋頭在我家樓下的院子裏掉眼淚。後來知道她是為感謝父親為她治好了病，特地從農村趕來表示一下心意，但被父親拒之門外。在六十年代裏，那時接收病人的禮物被認為是一種恥辱，是父親和老一代醫生們不能接受的。好多年過後，每當我想起此景，依然對這位出自真情又充滿委屈的農村婦女，抱有一份同情，也感到一份歉意。

    六十年代早春的一個淩晨，天下著雨，一位家住大港站附近的中年男人粗暴地敲著我家的門，要求父親去他家中搶救難產的產婦。父親二話沒說去醫院拿了器械包就去出診。那人打著傘隻管自己在前麵走，父親抱著器械冒雨跟進。病人搶救過來後，那人拿出幾塊錢以示感謝,被父親生氣地拒絕了，父親獨自抱著器械包送回醫院。到家後父親開始發燒，家裏人都很生氣，可是父親隻是搖搖頭，未加評論。記得那時候，醫生們心目中治病救人，為病人解除病痛是至高無上的追求, 而醫生在人們心目中更是一種純潔、受人尊重的職業。但這件事在我童年的記憶裏產生了許多的困惑。

    隻記得有一次父親是真的生氣了，當時由於“反動”學術權威一律靠邊站，恰逢一位難產病人大出血，一位醫護人員著急地悄悄告訴了父親，於是父親馬上要求參加搶救，在場的醫生們也十分焦急，可是卻被當時的工宣隊擋在門外，結果病人不幸死亡。好多年後，許多醫生們回憶起此景，依然非常氣憤，父親也是十分感慨，在那個混亂的年月裏，沒有什麽道理可講。

    文革初期，我正讀小學，每當放學回家看到小樓下又擠滿了人時，心裏就禁不住揪了起來，有一種緊張感，總想是不是又有人來抄家了？文革後期，家裏才逐漸恢複到以往的模樣。那時，常有來自偏遠地區的農村婦女，她們包裏帶著一些煎餅、窩頭、地瓜幹來找父親問病、看病。遇到這種情況，父親總是讓姐姐想辦法幫忙。可那時買糧食要用糧票，幾乎買任何東西都要票證。家裏能提供的也隻有一點熱粥、熱水、鹹菜等簡陋的方便。麵對病人父親總是有條不紊，耐心地解釋病情，無論他們是鄰裏還是來自偏遠的農村，是平民還是高官，他時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醫院應該像一個家，走進來的都是親人”。父親畢生的精力都付諸於對婦產科的臨床實踐，退休後，與醫學界的一些老人們一起參加專家門診服務。每次看完專家門診，這些老人們總愛敘敘舊，他們將此看成是一種享受，並且常常商量能否可以不收費。與父親相伴最長的是眼科專家田真院長。

    父親在大陸的親人中，隻有一位遠嫁上海的姐姐，關係很親近。我小時候的好多衣服都是姑姑寄來的，每次郵包總是有些特別，且印有“史良才”字樣。後來長大了，才知道姑父就是這位當年的申報編輯蘇杭路上遇刺時，以身體覆護下來的那個男孩。

    父母的婚姻來自於自由戀愛。結婚後靠父母的工資養家。多年的辛勤勞累，母親自七十年代初因患類風濕而病倒，最後的十多年裏臥床不起，父親總是和家人一起悉心照顧母親。即使吃飯也總是要坐在母親跟前陪著。隨著歲月的流失，疾病給母親帶來許多的痛苦、煩躁、失眠，但每當她聽到父親緩緩的話語，感觸到父親的撫摸，就會逐漸平靜下來，慢慢入睡。每當清晨來臨，聽到父親充滿幽默的英語問候，看到父親慢慢走來的身影，母親臉上便充滿無語的微笑。父親自己也曾有過腦血栓、腦溢血、心肌缺血許多病，可他很少提到自己。總是讓子女多去照顧媽媽。母親病重後入院，父親也要睡在旁邊的病床上陪著，直到最後。母親去世後，父親話語越來越少，變得沉默寡言，但還是時時想著他人。每次與我越洋通話，總是叮囑我早些休息。

    父親最高興的是醫院的老同事來探望。逢年過節，衛生局、醫院的新老領導、同事們來探望後，他都要翻來覆去說好幾天，其後的幾次電話裏，也都會對我一再提及。每逢重陽節，家裏總會擠滿父親的老同事、退休的醫護人員，他們會一起回憶幾十年走過的路程。每當別人問及生活怎樣時，父親總是回答說：“太好了，從來都沒有這麽好過。” 那回答中充滿了發自肺腑的滿足感。  

   去年春季的一天，父親突患肺炎入院治療，病重時還盼著：何時能回家？回家多好！他熱愛生活，對家人、親友和同事充滿深情與關愛。即使在生命最後的幾天裏也盡可能不麻煩他人。再後來父親已無力說話了，但還是對前來看望的朋友們一一招手道別。他在意識逐漸恍惚時，還用微弱的聲音讓大家去照看媽媽。臨行前，父親很平靜，他拉著哥哥姐姐的手說：“我真想你們的媽媽了。” 

    記得多年前父親在一次腦出血恢複後曾對我講：“假如有一天我過不了那一關，我也會走得平靜和坦然，因為我的一生已經盡力了，對得起家人，對得起世人。”

    或許父親事前曾有某種預感？書桌上，父親早已把我這天涯遊子的照片——兒時的、學生時代的都整理得井井有條；曾引以為豪的青醫、海院的紅色校徽、證件工整地放在一個小盒子裏，還有一枚精致的印章——那是高中畢業下鄉插隊臨行前，我忘年之交的好友，杜大愷兄為我篆刻的。

    父親的一生中經曆過病痛、離別，經曆過屈辱、挫折，但父親在他人的眼裏總是樂觀，寬容，對明天總是滿懷向往。這一切，或許是他心裏總是裝著別人，抑或是因為心中的信仰、內在的堅強。

    父親懷著一顆對家人、親友眷戀不舍的心遠去了。父親為之工作了一生的醫院如往常一樣人來人往。新的生命每天不斷地呱呱哭喊著來到世間，帶來更多的是島城人們天倫的幸福和歡樂。父親與他同代的醫學界的老人們或許在這忙碌的島城裏會被漸漸忘卻，但留給兒女們的卻是心中刻骨銘心的懷想與思念。沒有常人那樣的悲慟和哭泣，因為父親生前期望與信仰的是永遠為他人帶來歡樂。可人類的眼神也時常不能完全掩蓋住心靈深處的悲蒼；記得當時一位黑膚色的女秘書見此景寫了一首詩，悄悄地放在了我的辦公桌上，詩的中文大意是：親愛的請不要再悲傷！仰望天空 ---看那，您可知今夜的星空為何這般的明亮？ 那是因為它又多了一顆新星；---聽那，您可知今夜的天使們為何這般的歡樂？那是因為他們又增添了一位可愛的新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