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駱遠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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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一位交大前輩

(2022-05-04 22:30:58) 下一個

我父親有位老領導和好朋友，兩人共事幾十年，他比我父親年長九歲，我從小按東北習俗稱他“趙大爺”（隱去真實姓名）。他已去世十幾年，最近我讀到單位為他編寫的小傳，填補了頭腦裏原有的一些空白，難免又勾起很多回憶。我追思他的一生，做此文以為紀念。

趙大爺與我父親互相欣賞，感情深厚。我父親尊敬他，覺得無論人品還是學識，他都是學校裏數一數二的。關於他，我最清楚的記憶是在1970年代剛打倒四人幫那會兒，知識分子們心情振奮，他經常來我家，與父親暢談未來工作打算。當然他們也會天馬行空，無所不說。我當時在讀小學，記得他充滿驕傲地講述他的光榮經曆，主要是在交大讀書時參加學生運動，要求自由民主，反對國民黨貪汙腐敗和獨裁統治。他講到交大同學如何攔火車，遊行示威，反饑餓，反內戰，與軍警鬥智鬥勇等。他最重要的故事發生在解放軍進入上海前夕。國民黨軍警進入交大校園抓捕地下共產黨員，他是黨外積極分子，為了掩護真黨員，他衝在前麵，欺騙和迷惑軍警。後來他被抓進監獄，但國民黨發現他不是黨員，隻好把他放出來。我聽得津津有味，覺得他很了不起。當時全社會都在控訴四人幫多麽壞、文革多麽黑暗。我還在心裏想過，趙大爺那麽厲害，文革中他肯定也反對萬惡的四人幫，勇敢地支持自由與民主。

剛打倒四人幫時的節慶氛圍後來自然淡去，生活回複正常，不過趙大爺的那些故事沉澱在我心裏。中學畢業後我進入上海交大，一呆就是六年半，從本科到碩士。在吉林，大家覺得上海太遙遠，很少同學報考交大。而我從小就知道交大，趙大爺是重要原因。剛到交大時，我並沒把他那些故事與身邊現實聯係在一起。但是在1990年代初，交大搞了一次校史展。我參觀時在一張圖片介紹裏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再按名字找到照片裏的人，一眼就認出他。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他基本輪廓沒變。

建國前夕在交大

趙大爺生在江南，但在抗日戰爭期間輾轉多地，在重慶讀完中學，並在1943年考入當時西遷到重慶的交通大學。他入校時正值戰爭進入最艱難階段，國民政府組織青年遠征軍，去南亞配合美軍打擊日本人。為了保家衛國，他中斷學業，報名參軍，成了印緬戰區的一名英文翻譯，在中美軍隊之間做聯絡。抗戰勝利後，交大回遷上海。他退役返校，繼續學業。三年內戰期間，解放軍攻勢淩厲，國軍節節敗退。校園裏左派學生眾多，中共地下黨非常活躍，不斷以各種名義發動學生運動。他也很積極，努力靠近黨。但親共學生太多，入黨要排隊、比貢獻。他不夠資格，於是成為黨外積極分子。

在那個年代的交大，學運幾乎都由學生自治會領導。這個學生自治會實際由中共地下黨操控，發動學運就是為“反美、反蔣”，攪亂敵人後方，幫助戰場上的解放軍。但他們的口號永遠包含“自由、民主、人權”。二戰中，中美並肩作戰，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民主燈塔，並大力援助全世界。上海和全國多地的人吃美國救濟糧才度過經濟難關。所以在當時中國大眾心目裏，美國地位崇高。老百姓普遍希望中國也像美國那樣有自由、民主、和人權。

交大學生搶奪火車事件

圖1. 1947年5月13日，在中共交大總支領導下，交通大學近3000名學生搶奪火車，自行開火車從上海去南京請願抗議。

1947年5月，交大發生轟動全國的學生搶奪火車事件。當時國共內戰正酣，國民政府財政極端困難。戰場上將士們的軍火和糧食都短缺，但交大等公立大學還過著相對貴族化的日子，國府因此希望減少教育經費，取消交大的航海與輪機二科。在中共地下黨暗中領導下，交大學生群情激憤，攔截鐵路，搶奪火車頭，然後開火車去南京請願。據記載，大約95%的交大學生參加了這次運動。最後，總體講學生勝利，國府屈服，收回成命。

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

搶奪火車運動之後，緊接著就是“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三反”指“老百姓在挨餓、國家在內戰、軍警在抓捕共產黨”。這個運動是全國性的，針對國民政府和美國，口號包括“反對征兵征糧”、“增加教育經費”、“取消特務組織”等。它由共產黨在國統區各大學裏組織發起，地點包括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60多個大中城市。關鍵事件是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集聚在南京抗議，在5月20日與軍警發生衝突，造成重傷19人，輕傷90餘人，被捕20餘人，所以也叫五二零慘案。

圖2. 1947年5月20日，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齊聚南京，抗議請願，與軍警衝突。

四二六大逮捕

到了1949年4月，解放軍逼近上海。國民黨軍警進入上海各大學抓捕共產黨員。其中交大是重點，大約50多位交大同學被捕，史稱“四二六大逮捕”。趙大爺因為不是黨員，知道即使被抓，國民黨沒有證據，也會放自己出來。於是他挺身而出，幫助掩護共產黨員們，寧可自己入獄。事情發展正如他所料，國民黨沒有把他怎麽樣。他出獄後在共產黨眼裏的地位上升。這件事成為他最重要的投名狀，也是他一生的驕傲。

圖3. 1949年解放軍進入上海前夕，在交大總辦公廳與上院之間的綠地上，由中共地下黨授意，同學們搭起一個大型竹構架，上書“民主堡壘”。

解放軍於1949年5月進入上海，趙大爺還沒畢業。當時共產黨地盤迅速擴大，急需自己的地方行政管理人員，就從各大學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裏招募。於是趙大爺又中斷學業，加入中共華東隨軍南下服務團，被派到新組建的福建省政府裏工作。幹了一年多，他才回校參加畢業考試，並與女朋友結婚。1950年，他入校7年後終於畢業。恰逢中央號召大學生支援東北，他帶著新婚太太一起來到東北教書。

1940、50年代的青年

我父親一直講趙大爺真愛國，從他的經曆裏就能看出來。每當國家需要時，他都挺身而出。一些朋友說，現在的知識分子比大躍進、文革之前的知識分子見識更多、素質更高等，我堅決不同意。我認識一大批趙大爺那代人，都是我父母的同事朋友，所以知道他們如何見多識廣。在重大事件中，比如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國大選舉、總統選舉等，他們實打實地參與。而我和朋友們所屬的1980、90年代的青年，參與過的國家民族重大事件要少得多。我們這代人曾旁觀過很多重大事件，比如中美建交、改革開放等，但當時的決策者隻是高層幾個人，一般老百姓沒有機會參與。隻有1989年的64事件例外。

這兩代人因此產生差距。1980、90年代的青年與1940、50年代的青年相比，前者缺乏後者“坐而思、起而行，知行合一”的精神。人都應該深刻思考，知道自己信仰什麽，然後跟隨信仰。但我們這代人經常在網上高談闊論，實際做的卻與嘴上說的沒多少關係。比如宣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卻每天想著開公司發財，或白天為黨認真工作、晚上在網上大談黨多麽獨裁邪惡，等等。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從來沒有真的追隨自己支持的思想，隻把討論社會和人生大事當作純娛樂。有些人甚至認為討論社會和人生大事就應該是純娛樂，隻有傻子瘋子才當真。像趙大爺那樣，說愛國就參軍去前線、然後去邊疆工作的人，在我們這代人裏太少了。

建國後在吉林

在學校裏，趙大爺來得早，且屬於“在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所以比其他知識分子更受組織信任，一直做專業領導。1955年肅反時，學校把有政治汙點的教師們都關押起來，要求他們坦白交待自己與家庭曆史。我父親自然是被審查對象。趙大爺革命資曆相對深厚，當時以為自己是整人的人，還以革命者身份批判別人，包括我父親。很多年以後父親回憶，說趙大爺在大會上語言尖刻，但不肯說太多細節。會後這類批判變成對父親“曆史政治問題”定性的一部分，在後來幾十年裏嚴重影響我們一家人的處境。父親強調，肅反後一年多，有次小組開會“向黨交心”，趙大爺說到自己在運動中對一些同誌說了過頭的話，現在感到很羞愧，為此自己在家中喝悶酒，雲雲。他並沒提及任何具體的人或具體的話，但父親把這段話翻譯成趙大爺已對自己“道歉”了，從此視他為兄長。父親珍視兩人的友誼，從心裏不想責怪他。

解放軍在國共內戰中表現好，於是很多知識分子投奔共產黨陣營，都想找個好位置，獲得一官半職。供大於求時，人才就變得廉價，組織挑選標準變高，人才之間相互排擠和傾紮也變得嚴酷。太多人想在競爭對手的曆史中找到汙點，然後把他們壓下去。曆次政治運動都是這樣的機會，包括肅反。學校裏還有另一位交大畢業生，與趙大爺同時期，也曾是左派學生，在交大時想接近黨組織，希望了解不熟悉的共產主義，就與其他進步學生組成讀書會，讀了托洛茨基的《論中國革命》，結果在肅反中被指為托派，然後被抄家，關押，審查。所幸他隻是讀過書，沒有發表過什麽意見，也沒有深入參與組織活動，所以隻定性為“一般曆史政治問題”。在交大時，趙大爺大概對共產主義連這樣的學術好奇心都沒有，所以肅反時沒有被涉及，還可以批判別人。不過他曾參加過國軍，在後來曆次運動中也被揪了出來。組織無窮無盡地追究細節，對他的信任程度受限。他因此不能入黨，也就不能高升。

到了1960年，全國大饑荒。趙大爺住的樓房周圍有點空地，居民們就種上玉米，因為玉米產量高。我父親當時還單身、住集體宿舍，沒有這樣的條件。有一天趙大爺邀請父親與另一位單身教師去家裏，為每人端出一碗用搗碎的玉米粒煮成的稀飯。六十多年過去了，父親還經常提起，說當時覺得美味極了，真舍不得放下碗。當時大家都長時間吃不飽肚子，所以那碗玉米粥太寶貴了，父親至今牢牢記在心中，感激趙大爺的友情與照顧。

文革中，學校先後被紅衛兵、造反派和軍代表掌控。在這些人眼裏，趙大爺那點革命資曆就不算什麽了。他也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抄家、批鬥等。改革開放之後他被平反，終於被黨接受，成了黨員，他因此情緒高漲。但他年紀較大，無法像年輕同事那樣利用新出現的各種機會。不久後他退居二線，然後退休。我父親成了領導，繼續非常尊重他。兩人一直保持平淡而親密的君子之誼，直到他去世。據他家人說，他去世前最後一句話是，“我無怨無悔”。

我的疑問

我小時候佩服父親，父親尊敬趙大爺，所以我自然景仰趙大爺。他有那些與國民黨鬥爭的故事，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完美的英雄。他去世後，父親很感傷，幾次與我談起有關他的事，我才對他的一生有了總體認識，頭腦裏於是跳出一個大疑問。在1949年前，他為自由民主理念，參加反政府學運，不惜進監獄。但在1949年後，自由與民主明顯比民國時更少，他自己深受其害，為什麽他不再反抗？如果反抗太困難，他至少應該有歉意，為自己參與建立了一個更極權的政府、讓老百姓丟掉了僅有的一點自由與民主而道歉。他為什麽完全沒有，到臨終還說自己無悔？

後來，我的疑問逐漸變得更具體：

趙大爺和那批交大學生，在1949年5月還以“交大是民主堡壘”為口號。五個月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但沒有任何民主，還殺了原來的民選代表，他們為什麽不反對？他們真的要民主嗎？

他們在1947年時高喊“反饑餓”，為什麽在1959到1961年間全國餓死那麽多人，他們自己和家人也吃不飽，他們反而不再反饑餓了？

他們在1947年時高喊“反內戰”，為什麽在1949年看到解放軍大舉南下時，他們反而加入解放軍一邊？如果真反內戰，他們應該在這時勸退解放軍，“你們現在占上風，掌握戰爭主動權。所以你們應該停戰，讓人民免遭殺戮，給和平一個機會”。他們為什麽完全沒有這樣做？

他們在1947年時高喊“反迫害”。在國民黨治下，軍警抓你後發現證據不足，就會把你放了，讓你恢複完全自由。在1949年四二六大逮捕時，即使國民黨處在危難之時，趙大爺事前就相信國民黨能夠堅守這個原則，事後也證實了。但是在共產黨治下，1955年肅反時，即使你沒罪，隻因親屬曾站錯邊，你就被拘禁，而且事後幾十年被整。為什麽他們不再反迫害了？

如果他們真的相信馬克思主義，為什麽改革開放後恢複私有製，他們還繼續在體製裏當官？

如果他們在1949年前反美，真的是為民族獨立，那麽為什麽他們支持共產黨？中共曾是共產國際遠東支部，聽命於蘇聯。如果他們在1949年前不知道這點，到了1950年代，中共在各方麵臣服於蘇聯，遠勝過蔣介石對美國的遷就。他們為什麽不反蘇？

愛國，分“愛政府”和“愛人民”。如果他們愛國是愛政府，當時國民政府是正宗，共產黨是反叛黨。他們為什麽支持共產黨？如果他們愛國是愛人民，政府在1950年代實施嚴苛的戶口製度，把全國農民一夜之間變成二等國民，地位不如中世紀農奴。他們為什麽不反對？

他們曾以反貪腐為口號反對國民政府。改革開放後，貪腐程度遠比民國時嚴重。他們為什麽不因為貪腐而反對共產黨？

…

圖4. 左邊，1947年上海大學生們的反饑餓抗議運動。他們穿著西裝，梳著油頭，但義憤填膺，所舉標語的大意是“買菜錢不夠”。右邊，1960年全國大饑荒，餓死幾千萬，知識分子們也挨餓，反而沒人再抗議，沒人再義憤填膺。

另一對學生地下黨夫妻

後來因一個偶然機會，我從可靠來源聽說一對上海學生地下黨夫妻在1949年前後的故事。拿他們與趙大爺相對比，讓我看清趙大爺身處的大環境，也更多地理解了他的不容易。在建國前，這對夫妻裏的男生是交大學生、女生在讀上海某個醫學院，兩人都是地下黨，而且在黨內地位比較重要。兩人都來自大戶人家，其中女生父親是江蘇大地主，算是巨富。本來家裏已安排兩人一起留學美國，但他們看到解放軍節節勝利，覺得自己的黨馬上要在全國掌權，憧憬國家和自己的遠大前程，他們決定放棄留學。

建國後，兩個人在上海都很風光。男生留在上海某個大學裏，是重要領導。女生則在大醫院裏做領導。不久，江蘇農村傳來消息，女生父親在土改中被抓，財產被全部沒收，人被關起來，麵臨死刑。知道女兒女婿是共產黨大幹部，家裏要求他們想辦法救人。他們趕回江蘇老家，發現嶽父已被打死，並且是村裏很多人排隊、一人一棒子打的，無法懲治凶手。而且主管老爺子案件的中共幹部竟然是女生在家族內的哥哥，也是早期離開家鄉，秘密投奔共產黨，情況與女生類似。老爺子是在自己兒子或侄子的命令下被殺害的。

這件事之後，這對知識分子黨員夫妻堅持黨性，與家庭劃清界限，繼續為黨認真工作。但是解放後中央總體不信任上海地下黨，原來的重要成員被打倒，大學畢業生多止步於專業幹部係列。說到底，中央覺得上海人享受過資本主義的好處，接受了太多西方文化，與延安出身的當權派氣味不相投。這對原地下黨夫妻並不受黨信任。在後來的各種政治運動中，他們受到殘酷打擊。鄧小平時代，他們獲得平反，繼續做了幾年中級幹部，然後離休。他們生活有保障，但遠說不上很好。私下裏他們堅決讓家族裏的孩子們都趕快出國，出了國就不要回來。

關於老爺子被打死的事，家族裏諱莫如深，不告訴下一輩。但孩子們長大後自然得知一點風聲，然後震驚，詢問家族裏的長輩。在上海的長輩們推說自己不知道。到江蘇去問那個當時主管殺人的舅舅，舅舅堅決閉口不言，直到死也沒告訴別人當時的具體情況。

這個故事的來源可靠，我無可懷疑，但曾希望它是孤例。後來讀到抗戰開明紳士牛友蘭先生的故事，我才發現這類故事背後的政治原因。土改時，牛友蘭的親生兒子牛蔭冠回鄉主持工作。牛蔭冠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地下黨。他用鐵絲穿過父親的鼻子，然後親自牽著鐵絲拉父親遊街。牛友蘭幾天後死去，據說是絕食自殺。牛蔭冠後來官至正部級，但從不回家鄉，也從未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悔意。【1】

那個年代，黨公開要求黨員堅定黨性，泯滅人性，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實實在在地執行。相應地，在高學曆地下黨群體裏，如果誰要獲得高位，就必須拿出高價的投名狀。牛蔭冠弄死親生父親，組織覺得他信得過，讓他做到部長。上述故事裏的黨員夫妻，雖然也很冷血，但相對於競爭對手們，他們的投名狀就較弱，隻能在大學裏做個幹部。像趙大爺那樣的積極分子，為掩護黨員蹲過幾天牢房之類，在組織眼裏微不足道，最多在政治運動中整你輕一點。而一般參加過遊行示威、為地下黨做過走卒的左派學生，建國後組織根本不認識他們，與其他人一樣待遇。麵對這份“政治地位價目表”，在地下黨和積極分子群體裏，很多人選擇閉上心裏的“良知之目”，不去想什麽正義與邪惡，隻求能留在勝利者的大船上，分得一份勝利果實，即使隻是高官們吃剩的碎末，也遠比一般老百姓拿到的多。

在官場裏，這個高學曆地下黨及積極分子群體很大。其中一些人類似牛蔭冠或那對黨員夫妻，冷酷無情。為了升官發財，他們甚至不惜害死親生父母。這不是誇張的寓言故事，而是真實狀況。在共產黨取得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這批人做過很多壞事，有的喪盡天良，但幾乎從未有誰主動、徹底地悔過。他們非常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看似什麽都懂，卻不認識正義與良心。趙大爺處在這個群體的邊緣，但沒有閉上良知之目。雖然他也缺乏深刻悔改，但至少對自己在肅反中的言行有過反思。在平時工作和生活中，他努力做個正直的人，遠好過那個群體裏的主流。

好人非完人

趙大爺因為愛國，所以在交大時參軍去前線，畢業後來到陌生的東北。他知行合一的精神超過絕大多數我們這代交大人。我知道的1980、90年代學生黨員們，剛宣誓要把一生貢獻給共產主義，卻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比上海好，於是拚命出國，與其他同學一樣拚命。在簽證時他們隱瞞自己的黨員身份，到了國外就脫黨。住在歐美時他們又精明地發現，罵美國可以幫助自己未來回中國升官發財，美國也不會因此懲罰自己或家人，於是他們一邊把家人安頓在歐美，一邊攻擊美國。為利益他們分裂人格，全不在意，甚至全不自知。

很多民主派同學也說一套做另一套。無論是全國出名的那幾個，還是我知道的上海學生積極分子。比如柴玲，六四時言辭極端，鼓勵別人衝在前，自己因此出名，運動後卻把喊過的口號都忘了，改弦更張，致力於個人發財。再比如李錄，來到美國後發現，發財最容易的地方是中國，於是努力與黨修複關係，全不顧及六四屠殺。留在國內的人沒選擇，埋頭發財本無可厚非。但是太多人忘記了當年的民主夢想，有的談愛黨愛政府，有的努力入黨升官，有的擁護習主席極權。

在趙大爺那代知識分子裏，很多人建國後挨整，人生沒有多少機會，比如我父親。隻有曾經的地下黨和積極分子才有一些選擇可能。趙大爺深藏良心，努力保持人格統一，比那個集體裏的絕大多數更讓人敬佩。比如肅反後他曾表達歉意，雖然含糊其辭，但在當時絕對是算鳳毛麟角。再比如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共產黨都激烈攻擊美國，任何與美國的聯係都可能成為裏通外國的證據，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他一直保留在印緬戰區用過的美軍飯盒和行李袋。我小時候聽他談美國，言辭裏充滿好感。這樣簡單基本的良心、公平、和實事求是，現在看似不值一提，但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下，其實難能可貴。

趙大爺臨終前說自已無怨無悔，我開始有點驚訝，後來理解了他為什麽這樣說。他拿自己與別人相比，而不是與客觀標準相比。很多人都如此，用人做標準，而不是用原則做標準。比如前麵講過，肅反時他發言涉及我父親，後來影響我家幾十年。但我父親完全諒解他，因為他比別人好。如果換了別人，情況會更壞。我父親也是用周圍人做標準。在惡劣的大環境下，趙大爺盡了努力。雖然按原則講，他遠沒有完全堅持正義與誠實，但他比絕大多數同時代的人好多了。

功利主義

趙大爺是人中翹楚，但遠非完人。我小時候最佩服他的地方，也是他最引以為傲的經曆，就是他在交大時參加了爭自由民主的學生運動。但成年後我失望地發現，這些運動本身是謊言。那些地下黨學生領袖們高喊自由、民主、反貪腐等口號，但他們的真實目的是支持戰場上的解放軍，攪亂國軍大後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民國更缺乏自由與民主，共產黨比國民黨更腐敗。曆史證明這些當年的學生並不在乎，照樣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忠於共產黨。他們欺騙了大眾。

這些地下黨學生們的“愛國”，並非古今中外都推崇的那種“愛國”。真正的愛國，是愛人民、或愛基於正當法理的政府。1949年後，人民失去了原有的那點自由與民主，但他們並不在乎，說明他們不愛人民。在當時，中華民國才是有法理基礎的政府，而他們破壞這個政府。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像嶽飛愛南宋，而像吳三桂愛滿清。他們忠於黨，也不是正常人推崇的忠誠。真正的“忠誠”，是當忠誠對象處於劣勢時，人依據原則對之不離不棄。但大多數地下黨學生們並不懂共產主義。少數人試圖研究什麽是共產主義，在1949年後被打成托派。其他人忠於黨，因為共產黨正在節節勝利，就要掌權了。他們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急忙跳上勝利者的船。

無論1980、90年代的青年，還是1940、50年代的青年，主流都信奉功利主義。這裏的“功利主義”不是英文中的Utilitarianism，而是中國文人傳統思想，以功名利祿為人生最高目標。表麵上大家支持不同政治主張，有的支持共產主義、有的支持自由民主，互相吵得不可開交，但實質都是為了當官、發財、被社會與家庭認可、以及其他現世好處。他們其實不理解什麽自由民主、或共產主義，更談不上堅信這些主張。他們簡單的目的讓他們不需要理解、或相信任何高尚或高深的主張。他們隻求功利，喊口號是手段。他們希望別人相信、別人奮鬥、別人取勝後分給他們一杯羹。但大家都聰明，都這麽想，到頭來沒人相信，沒人奮鬥。所以中國既沒有建成底層人民享受高度福利的社會，更沒有實現保障個人自由與人權的民主製度。與喊出的先進口號相反，他們實際上把中國推回君強民弱的傳統王朝社會形態，摧毀了自晚清以來千千萬萬誌士仁人用熱血與智慧換來的那一點點大眾之間的現代化意識。1940、50年代的青年幫助推動中國從有一些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變成了類似暴秦的毛澤東極權時代。而在1980、90年代青年全麵掌控社會的今天，中國正從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局麵，大踏步地重回獨裁製度。這是我們兩代人的罪過啊。

基督教說，人人有罪，很多國人不理解。其實隻要直麵現實就不難發現，不但人人有罪，而且大多數成年人罪孽深重，多到罄竹難書。這就是為什麽耶穌傳教的第一句話就是，“懺悔吧！”（《馬太福音》4：17）

202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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