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唐德剛論毛澤東(=)

          曆史學家唐德剛論毛澤東(=)
      一個革命政黨有它的革命任務要完成。任務完成了，

沒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會

自然的壽終正寢。反之，它如果違反曆史規律，胡作非為，它也會被時代和人民所遺

棄，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橫死。君不見二戰前，西歐的納粹黨、褐衫黨，和二戰後東

歐的布黨、勞動黨、工人黨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國共產黨也是個有機體。他如果完成了它的曆史任務，它自會壽終正寢。它如果

胡作非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轍，那曆史家就無法逆料了，這在曆史學上便叫

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後中國曆史的發展，是循常規

的「必然」道路前進；或是中途轉折，發生了「偶然」的頓挫，將來曆史家自然會

有更詳細的交代，我們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 了。再重複一句，我們今日隻能半途而

論之也。

可是今日的曆史，卻是將來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曆史的特性，那麽對

曆史轉型的下一階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這種預測，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

「因果」。現代社會科學史家，則視為曆史形成的造因（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

ａｕｓａｔｉｏｎ）。知其因，原可測其果，隻是在因和果之間，要沒有變數才好，

而變數也是曆史發展之常規，任何向前發展的曆史，皆無法完全避免之也。

餘嚐麵告張學良將軍曰：「您一時衝動，搞起了個『西安事變』；西安事變不但改寫

了中國曆史，也改寫了世界曆史。」嗚呼，西安事變就是個曆史學中的「偶然」，星

象學中的「變數」。舉一可以反三也。在二十一世紀中，如半路殺出程咬金，搞出

另樣的「西安事變」來，則一切自當別論矣。

在中國近代曆史上，這一轉變的程序，大致始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

要曆經兩百年以上的艱苦歲月，始可粗告完成。換言之，時至二十世紀之末的今日，

我們已轉了一百六十餘年了。今後如不橫生枝節，亂出紕漏，再過四五十年，至下一

世紀中葉，我們這一曆史轉型就可結束了。

我們可以約略地看出近代中國，從「帝製」轉向「民治」地清楚的階梯，和明顯的

脈絡。它前一段顯然是兩千年帝製的尾聲，和回光返照；後一段則分明 是社會經濟

變質（從農業經濟轉向工商業經濟），獨裁製隨之滑坡，獨裁者權力也隨之遞減，

極權政府更是亦步亦趨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今日之領袖似乎頗有點不甘心，還想試試來個自我核心化，回頭向紀念堂學習一番。

老兄，這一著是屎棋，碰不得也。這種「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Ｑ公

時代之時勢也。如今中國政治轉型，已進入一個法製民主的新階段，您如果還要回

頭向和尚學習，也去試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騷擾」的官司，而吃不了兜著走也。

明乎此一宏觀曆史的大潮流，我們就不難看出，大陸上今日當權的人民政府的特性

之所在了。謹條列四項如下：

一、它是「轉型期」（曆史三峽）中，最後一個有階段性的政權；

二、它具有中間性：前有帝王專製的遺傳，後有民主政治的遠景；

三、極權政府和獨裁領袖的權力遞減，從絕對權威，遞減至依法治國；

四、它具有其千載難逢的機 運，來結束這場轉型運動而駛出曆史三峽。

以上所述，當然隻是今後中國曆史發展之常規（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四十年時光，白駒過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橫生枝節，亂出紕漏，則阿彌陀佛矣。

反之，則今後國運、族運如何，就不知伊於胡底了。

從華國鋒的「凡是派」，鄧小平的「開放派」、「兩製派」，再到江、朱、胡，溫

的「兩製派」、「走資派」，讓苦難的人民大喘一口氣，雖不免也有過坦克上街，

殺人不眨眼的惡劣嘴臉（這原是個極權遺傳下，絕無必要的敗筆），但是大體說來，

還是相對的國泰民安，頗具升平氣象。也自成一個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讀史

者歌頌的第二個階段。
 

請先談談，由毛氏當國，為帝王專製，做回光返照的，這個第一個階段。

這一階段的特點便是毛澤東一人當國。在毛氏一人當國的二十八年中，全國疆土遠

大於歐洲和美國，中國的人口也從六億增至八億。他一人統治了這樣的一個大國至

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國隻有兩部法律：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另

一部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憲法在毛氏時代，隻是一張廢紙。其中一條

也沒有真正實行過。連那位依憲法選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竟然被紅衛兵

抓走，失蹤了事。一部憲法連個國家主席的性命，也保護不了，其為廢紙可知矣。

一國無片紙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筆者初次回國，還是四人幫當權時期，我曾很

誠懇地向接待我的幹部們請教，他們也很得意的說：「我們雖然沒有法律，我們的

黨，自有政策。我們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製定的呢？現在我們研

究國史的和黨史的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長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產國際」製定的。

長征結束，直至解放前後（大致是從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則是黨的中央政治局，

集思廣益，集體製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漸漸的，則是由毛澤東一手炮製

了。到毛氏生命最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則毛的片

語隻字，都是法律。由於毛氏年高，言語不清，還要透過一位一腳踢的娘姨張玉鳳

女士的獨家傳譯，才能傳達於中央政治局，再布達於全國。

再者，在毛氏獨裁初期，他所強加於全國的個人意誌，還可叫做政策。漸漸地就變

成荒淫暴君的意氣用事了。到他最後的十年，那簡直是語無倫次的胡作非為了。對

這種胡作非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後期，告訴他的美國朋友斯諾（Ｅｄ

ｇａｒ Ｓｎｏｗ，一九?五─一九七二）時，也苦笑地承認他自己是「和尚打傘」。

不意斯諾這個「中國通」，居然不懂這句中國歇後語，回美國之後竟大做其獨家報

導，說毛氏自述是個帶著傘旅行的「孤獨的和尚」；一時歐美「中國通」和媒體，

都為之大驚失色，大家對這個「孤獨的和尚」，所做的不同的評估，也一時俱來，

把我輩流落海外的老華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澤東這個「孤獨的和尚」，一人治國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華五千年史所未

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兩洲中少數原始部落國家之外），也是聞所未聞的。

　　

總之，形勢比人強。毛澤東這位小學國文教員出身的農村知識分子，和農民起義的

領袖，本質上他是和陳勝、吳廣、劉邦、劉秀、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

英雄好漢們是同一種動物，隻是時代不同，在思想行為上，略加點時代色彩罷了。

他們的心理狀態，都永遠脫離不了中國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農業經

濟為基礎的那個老社會。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從傳統的「帝王專製」，轉

向現代化的「民主法治」這項必然演變的答7b序，他老人家就無此視野了。至於現

代政治家所應具備的，有關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識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權」、「法

理」這些觀念，在他腦海裏也是連影子也沒有的。毛對現代人權的認識，實在是連

「權力」、「權利」都搞不清楚。遑論其它呢？毛氏對法律的認識，也停滯在兩千

年前傳統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律，隻是懲人之法的“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