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3)
那位在美國窮困潦倒的複旦博士的故事，前不久在社會上傳得沸沸揚揚。有人為他扼腕歎息，有人為改變他的處境而呼籲奔走，但也有一些人認為他是自作自受，自毀前程，不值得同情。因他而想到我發小的遭遇，覺得像他這種高智商的人，做出有違常理的事，是因為神經係統的不穩定導致的，應該從心理治療幹預入手，或許會減少悲劇的發生。
發小的爸爸因為年少時聽信他人，在49年政權更替之時，加入了對抗新政權的一個組織，但很快就被新政權破解了。他爸爸因為年少，又是剛加入，被教育了幾個月就放回家，平靜工作生活。沒想到幾年後，舊事重提，被判坐了幾年牢，出獄後被發配到外地幹苦力。那時他媽媽已經有了他和他弟弟，他媽媽本想離婚，但是管理他爸爸的單位勸他媽媽要給他爸爸一個新生的機會，並說即便是離婚，也不會改變他爸爸與孩子們的關係。所以我的發小和他弟弟是在政治歧視中長大。他把自卑藏在心中，也造就了一顆敏感，易受傷的心靈，隻是他和他的家人都沒有意識到。
發小非常聰明，學習上名列前茅自不待言，還拉得一手好小提琴，他後來展現的音樂天賦更讓我瞠目結舌。好巧不巧，我倆先後進了同一所大學，他低我一級。在他進校的第二年，我們市舉行大學文藝匯演，他是我校文藝演出總指揮，我記得我們當時表演的曲目是用了一首歌“「太陽最紅，xxx最親」 他把它改編成集合唱，獨唱，舞蹈的一首大型組曲，獨唱抒情婉轉，合唱氣勢磅礴，舞蹈優美動人。最後我校還斬獲名次。因為市歌舞團團長的老婆是我校的老師，也是此次會演的指導老師，團長還問他是否考慮轉行學音樂。
發小進大學不久跟我說他經常整晚失眠，校醫說他是神經衰弱。我認識的一位學姐在市精神病院心理科工作，就約好一起到精神病院去求醫。那天我發小還帶了另一個與他同病相憐的同學D，我們三人去了精神病院。到了心理科，學姐要我們幫她一個忙，她和她的老師正在寫一篇有關精神分裂的論文，需要收集數據，因為表格太多問題，很多病人嫌麻煩，不願配合，她們收集的數據太少，分析結論難以服眾。她讓我們填了幾大張表，然後逐一對照說，D同學指數最高，已接近精神分裂了，我發小的指數也很高，我在正常範圍。她還說，根據她們現有的數據，發現指數相對比較高的人都是聰明人。我知道我發小是很聰明的人，那D同學應該比他更聰明，我發小說：「的確如此，D同學就像一本行走的百科全書，有些前沿的科學知識，老師還要跟他求證。」我頓悟道：「怪不得那些天才科學家都有異於常人的表現，譬如國外的牛頓，愛因斯坦，我國的陳景潤。看來天才與瘋子僅有一步之遙。」我還開玩笑對兩位男孩子說：「你們要小心喲，不定哪天就成了精神病院的常客。」
醫生開了藥並建議發小和D同學都回家休息放鬆一段時間，我回校後則慫恿了好多同學去做測試，據學姐說，後來的同學沒有發現有指數太高的。看來天才還是少數。
畢業以後，發小一直很上進，後來做到單位中層領導，他們單位要蓋一座大樓，發小主管修建，這涉及到與施工企業和資金往來，他也是兢兢業業，小心謹慎，在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中走平衡鋼絲，大樓終於建成，皆大歡喜，他也鬆了一口氣。誰知幾年前，反腐的號角吹響，他雖然已經退休，聽到風聲說他的單位也要倒查幾年，他那敏感脆弱的神經馬上難以承受，就此惶惶不可終日。其實一直沒有人來找他，也沒人打電話問詢，但他就覺得他已處在全麵監視之下，出門覺得有人跟蹤，在家也覺得有人窺視，整天疑神疑鬼，最後覺得呆在家裏會對妻女造成危害，不顧家人反對，隻身一人回到父母留下的老屋，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係，隻是每周他弟弟來給他送一次食品，而且每次都是放下食品就催促離開。我後來想，其實那時他已經是病態了，他的家人不知為啥還要讓他獨處。他本身心髒也不太健康，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最後被他送食品的弟弟發現孤獨的死在老屋裏，那已是他死後的兩天。（據法醫鑒定）
他女兒打電話告知我這個消息，我又給他幾個高中好友打電話，希望他們去送他最後一程，他的同學都深感痛心，如此聰明有才的人卻落得這般慘景，他們共同問號都是：他為什麽回到老家也不與同學聯係，為什麽不求助於醫生，如果有適當的醫療幹預，有同學的幫助，他也許不會困在自己造就的巢穴裏。我隻能說是性格決定命運，大學那次的精神分裂指數測試就證明他原本就有一個病態的精神世界，在順風順水的環境還能應付，一旦精神壓力增高，超過閾值，精神崩潰猶如大壩破堤一樣措不及防。
我想，上天也是公平的。聰明的人不必沾沾自喜，也許聰明的代價就是脆弱的神經；平凡的人也不必氣餒，平淡而順遂才是人生的福氣。
有天才基因的人，環境就特別重要了，
環境影響係數對 “天才” 是成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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