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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出逃記 zt

(2024-09-10 03:02:02) 下一個

1966年馬思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與女兒馬瑞雪、夫人王慕理、兒子馬如龍乘“002”號電動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準避難。

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麵,在寓所接待外國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麽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原文如下: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饑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麽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打擊。5月底,被“革命口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文化大革命”,這個陌生的名詞,讓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

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係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會主義學院的校園內,住進了“牛棚”。他們當中,有各院校的領導,知名的教授、畫家、音樂家、導演、名演員、作家,馬思聰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那裏,馬思聰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寫交待材料和揭發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麵對麵的批判。剛下卡車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一桶漿糊就倒在馬思聰的頭上,接著,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身上,一頂寫有“牛鬼蛇神”字樣的紙糊高帽子戴在頭上,脖頸上前後掛上兩塊牌子,前麵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後麵寫著“吸血鬼”。一個“紅衛兵”順手將一隻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馬思聰手中,逼他一麵走一麵敲。
 
 
 



原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出逃記

馬思聰被這情景驚呆了。他同一群“黑幫”一起被“紅衛兵”押著在學院內遊街,一群狂熱的青年高喊著口號,向他們身上唾著口水。昔日學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著承認自己有罪的歌曲。隻要那些“小將們”一高興或一不高興,馬思聰等人就要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馬思聰在中央音樂學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湧進馬思聰的家貼大字報,第二天又批鬥馬思聰的夫人。

在這種情況下,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兒馬瑞雪在她家廚師賈俊山的幫助下,倉促離開北京南下,想暫時避一避,等運動結束再回來。她們先來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後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們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投靠親友。在廣州,一再被“紅衛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覺得這次的運動沒有結束的跡象,再這樣下去一家人性命難保,危急之中產生了到香港暫避的念頭,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剛幫她想辦法。王慕理還讓女兒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賈俊山的幫助下和馬思聰見了一麵。與此同時,王慕理在廣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準備工作。



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風提供的材料很說明問題:“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裏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隻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過後不久,大約是1966年9月份,馬思聰對我說:‘這樣下去,什麽時候是個了啊!’”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生活又這樣困苦,常常冒著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馬思聰熬下去,已是相當困難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國正處於一個瘋狂的時期,海外的輿論都把目光投向中國“造反派”的奪權上,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大陸的奪權風暴。就在這時,1月19 日,香港的幾十家中英文報紙幾乎用同一標題,報道了馬思聰出逃的消息:《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4月,馬思聰出現在美國的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我為什麽離開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馬思聰這一舉動,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

馬思聰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無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對他殘酷迫害的結果。1966年11月,馬思聰的肝病複發,被“造反派”批準離開“牛棚”,回家居住。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四五戶人家,馬思聰隻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裏。下旬,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廚師賈俊山和馬思聰的朋友、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資助下,馬氏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住在郊區丹灶的親戚家。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著到香港的“偷渡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



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麵前的隻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接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內地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 的災難,馬思聰被迫做出了選擇。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帶著其夫人、兒子、女兒,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漁輪廠的電動拖船“002號”。這次偷渡的組織者為廣州一街道服務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號”拖船的司機何炳權,船是他們偷出來的,乘坐者共5戶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嶼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後,馬思聰把胸前掛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

“002”號被丟棄在九龍油麻地水師塘的岸邊。“狗頭”帶領著九死一生的“乘客”們,趁著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頭”把“乘客”們藏進一個廟堂裏,吩咐道:“你們在這兒別動,我去打電話!”“狗頭”在附近一所學校裏,找到電話。“狗頭”給住在九龍旺角道的家人撥了電話當“狗頭”打完電話,回到廟堂,天已大亮,卻不見了馬思聰一家,據說到對岸的香港去了。

馬思聰一家,到哪兒去了呢?小心謹慎的馬思聰,上岸之後便與“狗頭”分道揚鑣。他不願讓“狗頭”知道他去九龍,更不願讓“狗頭”知道他躲在九龍什麽地方。他生怕“狗頭”走漏風聲。馬思聰一家,躲進了岸邊一個潮濕而又陰冷的岩洞。直到“狗頭”帶領“乘客”們上車遠去,馬思聰這才悄然出去打電話。

馬思聰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馬思聰卻選擇了九龍作為隱匿之處。九龍不像香港那樣惹人注目,何況,那裏有著馬思聰不為人知的社會關係:他的大姐馬思錦和其丈夫徐騰輝,原本借住在上海馬思齊家。一九五七年,馬思錦與徐騰輝遷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們又遷往加拿大。徐騰輝的侄女徐增純,住在九龍;馬思聰十妹馬思芸的丈夫何維林的父親何焯賢,在九龍也有著寬敞的住房……

撥通了九龍的電話,卻沒有人接。馬思聰隻好回到那長滿青苔的岩洞。出走時赤手空拳,沒有帶一片餅幹、一塊麵包,身邊又沒有一張港幣。一夜驚恐交加,一天饑寒交迫,馬思聰一家非常狼狽。實在饑餓難熬,向當地人賒了一塊麵包,把早飯、中飯、晚飯“三合一”……總算在傍晚時分,打通了電話。在濃重的夜色之中,汽車來了。馬思聰一家上車的時候,噎顧不得拍去衣褲上的泥漿了。
 
 



就在馬思聰到達九龍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報紙便刊登了“002”號小艇的照片,報上披露,這是廣州新洲漁輪修配廠的電動拖船--因為小艇上釘著“新洲漁輪修配廠”銅質銘牌。所幸,記者們還不知道偷渡者為何許人,沒有披露姓名,沒有提及中國的大音樂家……

馬思聰仿佛覺得腳下的大地在震顫。自從躲進九龍以後,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門一步,就連馬瑞雪好奇地掀開窗簾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製止。盡管如此,危機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頭”,他供出馬思聰的大名,那就會把他避難的美夢擊得粉碎。而到達九龍的第二天“002”號小艇的照片一出現在香港報紙上,馬思聰就意識到這裏絕非可以久留之地。

選擇美國

除了香港、九龍,他能到哪裏去呢?

去法國嗎?奧別多菲爾教授和畢能蓬教授多年沒有聯係,連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國嗎?除了傅聰在倫敦之外,別無熟人。去日本嗎?舉目無親。

馬思聰選擇了美國。雖說自從九弟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國之後,與他聯係不多,而且兄弟倆對一些問題的見解不盡一致,不過畢竟是骨肉同胞,何況馬思宏在美國音樂界已站穩腳跟,頗有影響。到了美國,借助弟弟的介紹,他可以在那裏的音樂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國,談何容易!不用說他的一家沒有一張出國護照,就連他的中央音樂學院工作證,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銷毀了--他生怕在途中發生意外,工作證將暴露他的真實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財富、惟一的“證明”,是那把陳舊不堪的小提琴。這是出自十六世紀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製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製作的小提琴,雲杉麵板木板如絲,背板的“虎皮紋”寬而明顯,造型漂亮、美觀。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發音格外醇厚、圓潤、優美、流暢,具有穿透性。幾百年之後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無幾。美國小提琴大師梅紐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據說價值五萬美金。由於幾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歲的俄國小提琴家的轉讓,馬思聰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從此,無論馬思聰走到哪裏,手中總是拿著這把彌足珍貴的名琴。在出走時,他拋棄了一切,卻緊緊抱著這把幾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從親友處借一筆錢,買四張飛往美國的機票,到了美國,隻要他拿出這把琴演奏,音樂會的收入將會償還欠款。



抵達九龍的第二天晚上,馬思聰托親友找到了跟馬家有點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一曲奏畢,這位高鼻梁、藍眼珠的美國人,忽然說起一口流利的漢語,那股“京腔”十分標準:“馬先生,你知道李永剛嗎?”

“哦,我認識他。”對於這個生僻的名字,馬思聰馬上作出反應,說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時的同事,現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館員又問道,“請問,馬先生知道紐頓這個人?”

“知道,當年美國駐廣州的新聞處處長。”

雖然沒有規定什麽“接頭暗語”,也沒有什麽“土匪黑話”,憑著剛才的兩句問話,那位館員對於馬思聰的真實身份,確信無疑了。
夜深時,他改口用粵語向馬思聰道別,馬思聰也操著流利的粵語祝他晚安。

就在馬思聰進入夢鄉之際,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已向華盛頓發去密電,報告中國音樂家馬思聰要求前往美國……

翌日--也就是馬思聰抵達九龍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閉戶幽居。馬思聰一點也不知道,一場關於他的談判,正在幕後激烈地進行著……

香港屬英國政府管轄。手中沒有任何護照的馬思聰一家,要想從香港前往美國,必須征得英國當局的許可。

美國領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馬思聰一家的要求。香港有關方麵從美國領事那裏獲知馬思聰在九龍,立即責怪香港警察局的無能,居然對這樣重要的情報毫無所知。
 
 
 
1967年4月12日美 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準避難。

馬思聰列舉所遭受的各種淩辱,包括每天早晚被強迫集體唱《牛鬼蛇神隊隊歌》。這首“歌”的歌詞有兩段 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人民應該把我砸爛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頭認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 罪,我改造/不老實交代死路一條,死路一條。”1966年8月,北京許多紅衛兵從各自校門口逼迫揪出來“反動學術權威”和“黑五類”站成一排,大聲唱《牛 鬼蛇神隊隊歌》。誰要是唱不好,紅衛兵立即一頓皮帶劈頭蓋臉抽上去,直打的“反動學術權威”和“黑五類”唱好這首歌為止。

音樂界對此評論:“這是音樂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顫抖,人類在哭泣,在哭泣與顫抖中,音樂的暗傷形成了。”

馬思聰由於逃往美國,被當時的公安部定性為叛國投敵。公安部的《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經康生、謝富治批示,當時的中央wen革小組和公安部將這個案子作為要案,於1967年5月成立了馬思聰專案組即“002號專案組”,全麵調查馬思聰出走經過,株連親友數十人。他們當中,後來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連的人間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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