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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堂木文摘】馮崇義：落難太子（劉源）長了哪些見識？

(2011-07-27 20:51:03) 下一個

【驚堂木文摘】馮崇義：落難太子（劉源）長了哪些見識？

【Garvel Digest】 Wha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Has This Prince in Distress Gained?

華夏快遞 : 馮崇義：落難太子長了哪些見識？ 發布者 lixindai 在 11-07-24 10:01

最近，位高權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將寫於幾年前的一篇序文在《中華讀書報》刊出，標題定為《為什麽要改造我們的文化曆史觀》，並經網絡轉載而流傳。我孤陋寡聞，這是第一次讀劉源的文章，本以為他是曆史學科班出身，又有相當不平凡的閱曆，見過世麵、曾經滄海，應該有一些精辟見解。更何況，劉源出道以來素有為人謙遜誠懇、腳踏實地之譽。然而，始料莫及的是，此文竟讀得我直冒冷汗，甚至於毛骨悚然。

近來坊間關於“太子黨”與“團派”逐鹿中原的傳聞及演義不絕於耳。坊間的“太子黨”，不是一個嚴格用語，指的不是古代中國那種以當朝太子為核心進行權力博弈的政治派係，而是泛指當今所有在政界、軍界、商界身居要津的上層“紅色後代”及其配偶。劉源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當然是貨真價實的“太子”，而且是落難之後東山再起的太子。以他這種身份與官位，難得在媒體公開坦露心跡，因而他這篇行雲流水、直抒胸臆的文章應該受到重視。

有謙和之譽的劉源當然不以太子自居，甚至還特意力戒盛氣淩人的太子之氣。但他這篇文章天馬行空、恣肆汪洋，確實與拘謹刻板、謹小慎微的“團派”風格恰成對照。劉源的這篇文章指涉甚廣、陳義甚遠。他在此文中發出三問：問戰、問史、問路。針對這三個大問題，他相應地提出了三個觀點：

戰爭盡管慘烈，戰爭值得謳歌；

中國曆史特殊，西方的理論解釋不了中國曆史；

中國共產黨人走自己所選擇的道路，絕不投降。

劉源的這些觀點在“太子黨”中間究竟有多普遍，我們無法知道。鑒於具有“紅色血統”的上層“紅色後代”們能量甚大，而且與劉源生活經曆極其相似的幾位落難太子很有可能左右中共十八大之後的中國政壇。如果這些落難太子們果真與劉源英雄所見略同，則國家堪憂、民族堪憂、人民堪憂、世界堪憂。

筆者是過來人，與劉源一樣，青少年時代在農村的“廣闊天地練紅心”，奉信“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諸多愚民教條；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上大學學習曆史、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文化熱”與“思想解放”大潮中東奔西宊、如癡如醉。因而，我能切身體會劉源上述觀點的來曆。八十年代是激情燃燒的年代，現在回想起來仍然令人心潮澎湃。但那也是國門初開、學界初醒的年代，思想學術的整體狀況是剛剛走出荒漠的膚淺空疏，人們盡管為得到新知而歡喜若狂，但剛剛告別文化荒漠的人們所得到的隻是一丁點可憐的知識。當時人們自以為很反叛、很“非主流”，但在思想學術上根本沒有跳出馬列主義如來佛祖的手掌。遺憾的是，劉源後來進入政界和軍界，春風得意，再也沒有機會深造、沒有機會告別膚淺空疏，特別是沒有機會與真正的人類主流文明接源、通過黨國文化之外的豐富知識資源來豐富和深化自己的思想和學術。而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及整個共產主義世界那場天翻地覆的變故，沒有促使劉源進一步覺醒，反而是促使他向後轉，回歸那已被曆史淘汰、給家國天下以及他本人帶來災難的紅色文化，盡管他本人自以為已經走出了災難的陰影。

劉源的三個觀點都似是而非、大錯特錯。第一，劉源無原則謳歌戰爭，所頌揚的是血腥的道德相對主義史觀。劉源在文章中這樣讚美戰爭：“戰爭和戰爭中的人，太輝煌！太偉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們所有人不尊重！作為足夠成熟的人，需懷有虔敬之心，應秉持膜拜之禮。……很多人或許沒注意到，人類文明史，往往由最殘酷、最慘烈的戰爭來劃定階段。國家是強力機器，正由暴力鑄就；曆史寫滿殺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戰爭為起始”。劉源特別強調戰爭對“大一統” 中國的貢獻：“統一中國的力量，來自無窮的征戰。皆知其所害，不知其為利之大。戰爭造就‘大一統’！不戰，哪來的大一統？不武，怎會有民族大融合、血統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曆史——血流成河、淚流成河，不廢江河萬古流：中華民族的曆史，仍是生於斯、長於斯、葬於斯，各民族共同創造融合而成”。因而，劉源要求國人隨時準備開戰：“時下，‘階級鬥爭’不願再提了，說曆史是人類鬥爭史，沒錯！古籍連牘，青史滿篇，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我琢磨，稱之為人類對立統一的曆史（或鬥爭團結史），好像該完整全麵些？對立統一也罷，鬥爭團結也好，其最高級、最極端的表現形式就是戰爭！戰爭，‘國之大事’，與文明史，與文化曆史，密不可分！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著巨大代價，‘不可不察’！”

中共政權本就是社會邊緣人“由馬上得天下”而建立起來的政權，中共軍功集團經過二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拚殺才奪得江山。因而，一些“打天下”的“開國元勳”們特別崇拜暴力，特別難以告別血腥暴力，在身居廟堂之後也無法轉化為追求禮儀、戒殺厚生的儒雅君子。從劉源這篇文章看來，這種暴力崇拜的血脈，原封不動地傳給了部分“太子黨”。嗚呼！哀哉！

中華民族雖然號稱“愛好和平的民族”（哪一個民族不自稱“愛好和平的民族”？），但吾國吾民古來就盛行隻問勝負不問是非的兵匪文化、盛行成王敗寇的兵匪邏輯、盛行以成敗論英雄的兵匪史觀，將對生靈塗炭的惻隱之心斥之為“婦人之仁”。中了兵匪文化、兵匪邏輯和兵匪史觀之劇毒的“英雄”們，為了複仇、為了榮耀、為了疆土、為了寶藏、為了勳章、為了紀念碑，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也完全在所不惜。因而，這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實際曆史絕不比其它民族更少血腥的戰爭殺戮。劉源所頂禮膜拜的那位實現中國大一統的秦始皇，在滅六國的過程中常下的命令便是“滅，雞犬不留”！同樣崇拜秦始皇的中共毛太祖及其追隨者們，在奪得江山之後，就不斷拿在內戰中“消滅國民黨軍隊八百萬”的武功向世人炫耀，好像被殺的隻是螞蟻而非骨肉同胞。

推動人類曆史和人類道德發展主要力量是和平建設，絕不是劉源所謳歌的戰爭。戰爭與人類曆史確實如影隨形，但絕大多數戰爭都是殘害人類、毒害人心的大惡，毫無善處可言。即使是“正義戰爭”，也是萬不得已的“必要之惡”，不可無條件地謳歌和膜拜。中國諸民族的統一與融合，更多的時候是通過和平交往來實現的，采取戰爭手段來實現統一和融合，是多種選擇中最壞的選擇。劉源所謳歌的那種用戰爭血淚鑄造的統一與融合，絕不可取。中國古賢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區別就在於人有惻隱之心、仁義道德。西方現代文明的主流自由主義，將人的生命尊嚴視為至高無上的權利。按照人類文明規則，隻有在自衛中使用暴力才合乎正義（受國內獨裁者殺戮迫害的弱勢民眾和受外來兵匪侵略淩辱的弱勢族群，無力自衛而請外力幫助，仍屬自衛範圍）。這就是為什麽古今中外的任賢君子都譴責戰爭。即使是在正義戰爭中建立戰功，仁心未泯的將士們時刻也不能忘懷“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慘烈與浩歎。

利益之爭，有是非善惡。對戰爭的評判，更加離不開是非善惡。不問是非善惡而隻崇尚強權戰功的道德相對主義或道德虛無主義，是文明人類所不能接受的劇毒。以武力戰爭來解決爭端，是人類必須盡力避免的野蠻行為。現代自由民主製度的建立，為人類通過和平博弈和民主協商解決爭端提供了無限廣闊的空間。在成熟地建立起民主製度的國家，承認民主規則的各種政治見解和政治勢力都可以合法地展開和平較量，國家權力的爭奪和權力更替都不再訴諸戰爭。而且，現代自由民主製度的建立也為解決國際爭端開辟了新的途徑。自從民主製度建立以來，民主國家之間從來不相互開戰。有民主國家為了商業利益向專製國家開戰，有專製國家迫使民主國家奮起應戰，有專製國家大規模殘殺國內民眾或侵淩其它國家而迫使民主國家通過戰爭來進行人道主義幹預、有民主國家為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而越境作戰，但民主國家之間從來不相互開戰，而是通過民主機製來解決爭端。不是出於自衛，而是為一人一姓、以黨一派、一群一族的狹隘利益和偏見挑起戰端、塗炭生靈，乃是人神共憤的滔天大罪。無條件地崇尚武力、謳歌戰爭、窮兵黷武，是野蠻的專製主義傳統，終將為人類所唾棄。

成敗之上有道義在，因而文明人類“不以成敗論英雄”。人以群分，野蠻的人群才“唯以成敗論英雄”，隻問勝負、不問是非。善良的中國人古來就鄙夷那種趨炎附勢、見利忘義的勢利小人。善良的西方人也恥於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裏主義”為伍。古今中外有良心的人，黨國立國以來長期以“階級仇、民族恨”為核心的專製黨文化，毒化國人心智既深且巨。人類進步到了二十一世紀，部分國人為美國“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帶來幾千無辜平民死難而幸災樂禍，為“三•一一”地震海嘯奪去成千上萬日本人的生命而幸災樂禍，反而為國際恐怖主義惡魔本？拉登被擊斃而深感哀傷，將殘害無辜生命的恐怖暴行與拯救生靈的義舉等量齊觀，可見價值迷失和價值迷亂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如果說以往恐怖主義者綁架無辜平民而爭取政治目標，隻要不濫殺無辜，尚可得到人們的一絲同情和理解，以本？拉登為代表的恐怖主義者將濫殺無辜當成了他們的政治目標，居然還能被那麽多國人引為同道，實在是匪夷所思；那麽多被毛澤東專政害的家破人亡的人們，卻還要血脈賁張地將秦皇毛祖之“法、術、勢”真傳發揚光大，實在是匪夷所思。專製狹隘的黨文化培育了這種乖張的心態、黨國宣傳製造了這種暴戾的情緒（“民意”），這乖張的心態與暴戾的情緒又反過來影響黨國決策，絕非吾國之幸。

第二，劉源所頌揚的“中國特殊”論，是中國古代專製主義者和現在專製主義者製造的神話和鬼話。劉源在文章中羅列了一批有關中國的“獨一無二”的現象，諸如源遠流長的大一統局麵一直維持了二千二百年，二千多年間實行自給自足的大農經濟，一脈單傳的文字，沒有統一的宗教，文明賡續而沒有失落，等等。古代中國很長時間都處於分裂狀態，說“大一統局麵一直維持了二千二百年”，顯然言過其實。其它那些現象，很多其他民族也都經曆過，隻不過延續時間相對短一些而已。照顧一些中國人感情，將這些在中國曆史上比較突出的現象提高到“獨一無二”的高度，也還不傷大雅。但是，劉源從這些現象中進一步引申出中西有別、起源於西方的現代理論解釋不了中國的特殊現象，就陷入牽強附會、以偏概全了。現代實證主義史學，對於解釋中國大一統由於消滅了政治多元競爭而維持君主專製主義統治製度的千年延續、解釋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受君主專製主義的維護而在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不斷複製、解釋那些種種宗教隻要“服從領導”而不與君主專製主義朝廷作對就可相安無事、解釋中國的文字和一些文明因素形成一脈相承曆史積澱，都綽綽有餘。

劉源在文章中吸納了近年來中國史學擺脫馬列主義教條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卻依然引申出錯誤的結論。比如他指出，中國以往官方史學將中國商、周時代定為“奴隸社會”，但商、周社會奴隸很少，倒是實實在在地實行裂土分封的“封建製”；官方史學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定為“封建社會”，但那時的中國已基本上沒有裂土分封的“封建”，而是實行中央官僚體製一杆插到底的大一統。馬列主義史學將臆造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大社會形態” 來硬套中國曆史，確實隻能鬧笑話。但是，“五大社會形態”套不了中國曆史，決不能證明“中西有別”、“中國特殊”。“五大社會形態”同樣套不了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的曆史。用這“五大社會形態”來套美國的曆史，比其用它們來中國的曆史，笑話要更大得多。

又比如，劉源指出，西方生來就民主而東方生來就專製的說法是一個偏見，因為中國古代的“宗教多元化”比其西方古代專製的宗教一元化要民主得多。所言極是，但這更加不能說明“中國特殊”。中國古代就有一些現代民主趨勢接近的因素，正好說明中國與西方國家也適合於建立現代民主製度。實證主義史學早就揭示，沒有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生來就民主或生來就專製，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曆史都充滿民主與專製的較量，民主製度靠戰勝專製而建立起來，也不斷戰勝專製力量而維護和發展自己。

筆者在一係列文章中一再強調，種種關於哪一個國家具有絕然不同的“特殊國情”、哪個民族特別優秀、哪個民族特別低劣的說法，都不過是腐朽膚淺的種族主義偏見。生物科學和人類曆史都極為清楚的證明，整個人類同源同種，而不是由膚色或其他任何因素界定的不同品種。正因為人類同源同種，黑白紅黃各色人等相互交合所生產的後代，仍能正常地不斷傳宗接代，而不同於不同動物的交合所產出的無性之物、不同植物基因嫁接之後的無子之果。正因為人類同源同種，人類才會基於相同的生理結構和心理結構而形成共同的人性，人類才會形成守望相助的種種普世價值或種種共同標準，人類才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形成交往理性、遵守共同準則。既然整個人類“性相近、習相遠”，不同國家和族群之間見物思齊而少走彎路，也就順理成章，怎麽能夠向劉源那樣舉出“國情特殊”的破旗、強詞奪理地硬說：“對中國這樣人多、地大、古老、事稠的發展中國家，不論是學習超強大國的終極經驗，還是套用寡民小國的頂峰實踐，不變味兒，肯定行不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兒，恐怕會畫虎類犬，弄巧反拙。”

每一個國家民族都有一些特殊情況，為什麽隻有那些實行專製製度的國家的當權者及其辯護士才特別強調“特殊國情”？問題的關鍵在於，專製主義者要維護專製統治者的特權，又說不出合乎邏輯、合乎人性的道理，因而就舉出“國情特殊”這麵旗幟來蠱惑人心、強詞奪理。當憲政民主早就在全球所有不同文化變為現實，繼續以“文化獨特”、“國情特殊”之類的借口來排拒憲政民主，便特別顯得頑固不化、不可理喻。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具體路徑、具體措施、具體操作，當然要根據特殊情況因地製宜。但是，如果在根本的層麵上違反普世價值，違反整個人類的行為準則，便隻能是禍國殃民的倒行逆施。

第三，共產黨人告別黨國專製而擁抱憲政民主，是順天應人的無尚光榮之舉，而絕不是劉源所譴責的投降行為。劉源在文章中對共產黨內部的投降和叛賣行為進行譴責，嚴重地指控“黨的總書記都有不少背叛、變節的。國際國內，早年近年，不勝枚數”。談論投降和叛賣，對於劉源來說是異常沉重的話題，因為其父劉少奇正是以叛徒的罪名受迫害並含冤而死。劉源是孝子，當然無意對含冤於九泉的父親進行鞭屍。他的目的是要表示永不投降、捍衛紅色江山萬年紅。但是，審時度勢而讓共產黨的紅色江山改變顏色，究竟是應該遭到譴責的投降和叛賣行為，還是應該受到頌揚的造福人類的義舉，說來實在話長。

首創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譴責和清除叛徒，正是黨國專政的始作俑者列寧。正是列寧在一九一八年《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篇雄文中禦定“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這一經典定義，並開啟將反對黨國暴力專政的同誌定為叛徒進行整肅和清洗的傳統。從那以後，蘇聯共產黨及其它各國共產黨製定極為嚴厲的家法處置各式各樣的“叛徒”，無比慘烈，冤魂遍地、白骨堆堆。其父輩被作為叛徒整肅並因此而牽連受難的落難太子，尚能以肯定的立場來從正麵頌揚對叛徒的防範，很有苦澀的反諷意味。

劉源所指控的“變節”於“近年”的國內外“黨的總書記”，所指範圍究竟有多廣，不得而知，大抵包括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六四後被軟禁的趙紫陽。在黨國的賬簿上，戈爾巴喬夫的“變節罪行”當然是從事民主化政治改革、屈從於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要求而使聯共瓦解、蘇聯解體。趙紫陽的“變節罪行”則是不同意向和平示威的民眾開槍造成黨的“分裂”。戈爾巴喬夫和趙紫陽這兩位共產黨的總書記，都是起初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而反對黨國的鐵血專政。繼而在麵對廣大人民大眾要求自由民主的浪潮時堅持“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與人民大眾發生良性互動而轉到了自由民主的立場，因而也就成為黨國的“叛徒”。

問題在於，他們是否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一黨專政的私利、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實際的情形的是，戈爾巴喬夫、趙紫陽屬於共產黨內悟性較高、特別珍貴的有識之士，他們比黨內那些渾渾噩噩的“同誌”們更早感悟到時代潮流的變動，勇敢地站到了順應曆史潮流的正確一邊，而不是繼續停留在與曆史潮流反其道而行之的錯誤一邊。

這個時代潮流的根本性變動，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一九四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發表，是人類在二十世紀取得的最偉大成果，是人類曆史進入“人權時代”的序曲。當文明世界在總體上給種族主義畫上句號、宣告全球所有人和每一個人不分種族、民族、國籍、語言、宗教、信仰、性別、出身、貧富都享有平等權利的神聖原則，以階級觀點、階級仇恨、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共產主義運動便黯然失色，盡管它憑借其慣性力量還繼續滑行。在此之前，國際共產主義事業蒸蒸日上，成員不斷增加、版圖不斷擴大，可謂“東風壓倒西風”。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著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通過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勝利，世界政治正式進入“人權時代”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此失去了道義、失去了吸引力而走下坡路，直到二十世紀末開始崩潰。中國人從清末李鴻章等人認識到“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開始投身由工業革命、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所主導的新世界，與世界主流文明亦步亦趨，直到俄國共產黨創造出黨國專政體製之後將中國陰錯陽差地引上了共產主義邪道。好在這條邪道在“人權時代”終於走到了盡頭，共產黨人改弦易轍、改邪歸正、奔向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壯舉，如何能說是“投降”和“變節”？難道共產黨人都應該象齊奧塞斯庫和卡紮菲等獨裁者那樣冥頑不靈？

誠如劉源在文章中所說，“曆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但那是上個世紀初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紀末，到了二十一世紀，“曆史的選擇”是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良知未泯的中國共產黨人，都應該尊重了二十一世紀的曆史選擇，投身到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憲政民主的偉業中去。這不是投降變節，這是鳳凰涅槃。

劉源在文章論述當今中國共產黨人的道路選擇時，給出的答案是“返回馬克思的原基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指導。他還特別提出，“與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們何不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舉起土生土長、百試不爽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主導提出、劉少奇主要實踐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

從何說起呢？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毛澤東、金日成、金正日、波爾布特、卡斯特羅、昂納克、齊奧塞斯庫等人的社會主義實踐，絕不是“歪嘴和尚念歪經”。天下東西南北的和尚都無法將馬克思主義的“真經”念好，是這個“真經”本身有問題。如果馬克思主義的“真經”沒有問題，蘇聯以降的所有共產黨就沒有必要害怕其它理論的平等競爭、沒有必要害怕自由民主言論、沒有必要大興文字獄來消滅“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如果“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問題，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奉為圭臬的黨國也就沒有必要禁止國人通過民主實踐來對“四項基本原則”進行檢驗。

至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我在以往的網文已經闡述過黨國奇才朱厚澤前輩的精辟辯駁。這裏請允許我重複二○○六年十二月聖誕節那天朱老在釣魚台國賓館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談話。朱老發表那番宏論時，劉源所敬重杜潤生前輩及張木生正好也都在場。朱老言簡意賅：很多同仁認為新民主主義是美好事物，隻是因為毛澤東一九五三年急急忙忙轉為社會主義，轉得太早，將事情搞糟了。這樣的看法表麵上看頗有道理，將改革視為向新民主主義的複歸，很多老同誌在感情上也比較容易接受。但是，我們對於新民主主義，是否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當年我們認為新民主主義最合胃口，並沒有認識到新民主主義主張某個階級領導下的民主，不符合人人平等這一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準則，會使民主政治走樣。而且，說毛澤東過早將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才鬧出問題，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毛式新民主主義和毛式社會主義，是息息相通、一脈相承的兩個階段，毛自己就講得很清楚。如果說一九五三年轉得太早了，一九六三年早不早？一九八三年早不早？今天轉到毛式社會主義，還早不早？能不能接受？從曆史和邏輯兩個方麵來說，既然毛式社會主義不能接受，對毛式新民主主義似乎也應該反思。

當時還有一個小插曲，張木生中途插話，到馬列主義著作中引經據典。極少動氣的朱厚澤前輩將他喝住：有理說理，我們沒有時間打無聊的語錄仗。一直靜聽而不發言的杜潤生前輩說了“要解放思想”五個字，並以顫抖的手將這五個字寫了下來。（後來朱老對我說，他那天或許不該那麽嚴厲，張木生屬於一個類型，它們離開馬列經典著作的語錄就無依無靠了。）於今倡導向“新民主主義”或原典（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回歸，不能不正視共產主義運動的慘痛曆史，不能不正視人它們所遇到的曆史困境、邏輯困境和現實困境。

曆史曾經選擇中國共產黨，但是，黨不與時俱進，便與時代脫節、與世界脫節，越來越不合拍、越來越心勞日拙。自封“為人民服務”、“為多數人服務”，都不算數。“多數人”早已經認識到，隻有由多數人授權、並且能夠被多數人收回授權的政府才能夠真正“行仁政”、才能夠真正“為多數人服務”。因而，“多數人”要求實行憲政民主。各國的曆史和現實都已證明，缺乏悟性的獨裁者們負隅頑抗到底，可以延緩曆史進程、可以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更大的損失、可以給國家民族帶來更大的災難、可以增加獨裁者們遭受報複的幾率，但獨裁江山“萬年紅”的奢望仍然是枉費心機，獨裁政權仍然是無可奈何花落去、被時代大潮無情淘汰。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人有落難之經曆，本可更加思想深刻、更加宅心仁厚。少年輟學、學養不足，我輩皆然，但隻要有心向學，在知識資源如此豐富的時代，彌補並不難；從小喝足狼奶、深仇大恨，我輩皆然，但隻要有心向善、良知未泯，在人權政治如此盛行的時代，做尊重人權、敬畏生命尊嚴的君子也並不難。往者無可咎、來者猶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