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學好友

我一直想寫一寫關於我的同學朋友的事。可是說來慚愧，我實在沒有太多可以炫耀的的高大尚的朋友。也有幾位身份地位較高的老同學或朋友，我不願也不敢高攀。我有自知之明，又有些許自尊，地位比我高的人，是不敢攀附的

。我的老同學和好朋友都是和我一樣的草根平民。在這些人中，我確有幾位一生難忘的好友。也談不到是什麽生死之交，或情同手足般的深交。但她們（他們）和我，都有多少年來都能保持“相看兩不厭”的情誼，這對於我，已是三生有幸了！

（一）

我的朋友是從我上初中開始交的。小學時，我很膽小，也懵懵懂懂，我在同學裏不要說“知己”，連一個經常交談的同學都沒有，倒是有兩位我心目中感到親切，甚至有點崇拜的老師。一位是我的級任老師駱競貞，她對待我像是我的家長，無話不說，後來，竟跟我的母親也很熟悉了。她老是在我姆媽麵前“抱怨”我“忒戇了，連不認識的人要伊格絨線衫，伊會脫給人家！”的確，我從小輕信。家裏六姐妹兄弟，隻有我，有這個光榮的被“剝豬玀”的經曆。另一位是我的地理老師，姓趙。他是一位有激情又博學的年輕老師。對我們這群無知的小學生，像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樣。有一次，他曾組織我們全班幾個小學生上街遊行，反對日本侵華。

這兩位老師也是我弟弟一直記得的老師。我們在同一所小學上學，也同時接受過這兩位親切如母兄般的師長的教導。他們在我和弟弟不知不覺中澆灌著我們那棵幼稚的心地，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上了初中，我的性情還不夠活潑，隻有一兩位女同學關係比較親密。一位跟我同歲的女生，名叫周憶梅，長得甜美可愛，和我一樣，喜愛看文學讀物。她的父母親也都酷愛看流行小說，家裏總有幾本言情小說。有時，她約我去她家玩，趁她母親不在家，悄悄地潛進她的臥室，拿出她梳妝台抽屜裏的唇膏，兩人胡抹一氣，然後對鏡照看，又互相對看癡笑到前仰後合，馬上又拿手帕 擦掉“賊贓”。然後偷看她母親買或借來的小說。我們躲在她和她妹妹合住的小屋裏，一人一本書，一杯冰汽水或清水，和幾塊糖果，一直看到天黑，她父母回家，我才如夢方醒，急急地背著書包回家。我受這些言情小說的影響，也摹仿著寫過一兩篇極短的小說，刊登在班級油印刊物上。

那時，我的二姐也跟我同班，但我們各有自己的好友。周憶梅跟我最鐵。班上公認我的二姐漂亮，唯有周，偏說我的眼睛比我二姐的好看。她有一個妹妹，唱歌很好，她的母親寵愛她的妹妹。父親則偏重這大女兒，有時，背著她母親，偷偷塞給憶梅幾隻角子，讓她零花。於是有一段時間，周憶梅跟我朝夕相依，親如姐妹。

可惜，沒到初中畢業，不知為什麽，她家搬家了，周憶梅也不再去上學了。她來不及通知我，從此我們就失去了聯係。但至今，我還對她留有極深的記憶。我常常會幻想，如果我們倆有朝一日再相逢，一起回憶當年的讀書癡玩的樣子，會是什麽情景啊。

升入高中後，那是一所中產階級子弟的學校。我的高中同學，家境都很好，她們的穿戴和生活水平跟我不是一個平麵上的。其中，隻有一位同學，跟我親近。她叫楊若蘭，她的父親是一位廠長，她又是獨女，很受父母寵愛。她很有藝術天賦，會彈琵琶，會唱蘇州評彈和越劇（她是著名越劇小生尹桂芳的粉絲），字也寫得漂亮。她家住得離我家不遠。接觸多了以後，她就讓我先到她家去約她一同上學，我們常常走到人民路去坐26路無軌電車，直達淮海中路下來，再走幾分鍾，就到達位於思南路和皋蘭路的中學；下午放了學，多數是一起不緊不慢地蕩回家。中午，吃過午飯後，還有一段長長的時間，我們就一起去淮海西路一帶蕩馬路。欣賞每一家商店裏陳設華麗別致的大玻璃櫥窗，或嘖嘖讚歎，或評頭品足，挨家比較，對那幾條路上著名的衣料店、服裝店、皮鞋店、百貨店熟悉得幾乎如數家珍。我們也不放過每一家照相館前的玻璃陳列窗，看裏麵的電影明星，如李麗華，言慧珠......等美女的放大照片，百看不厭。一年中，楊若蘭她會買不少她喜歡或需要的衣料皮鞋物品，而我則充分飽享了上海最繁華最優雅的商業區住宅區的眼福，培養了我的審美情趣。

高中三年，實在是我和這個號稱“東方巴黎”和“冒險家的樂園”的上海的一段無意識的精神戀愛。從淮海東路到淮海西路，以及周遭的茂名南路，思南路，皋蘭路，重慶路，複興中路，延安中路，陝西中路，銅仁路，江蘇路......等等，蕩了又蕩，每一條著名的馬路，街巷，每一家商店門前，幾乎都有過我們倆的青春腳印。我們也曾在著名的國泰電影院和巴黎大戲院（後改名為淮海電影院）看過美國的“紅菱豔“和“出水芙蓉”等電影和之後的蘇聯電影。

我也親眼目擊了這些著名的資產階級的生活區的興衰轉型，它們曾經的輝煌璀璨和繁華富麗，經過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和以後的各種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後的凋零衰落。而此後，我也離滬北上了。雖幾度回上海探親，也總忘不了我生命中那一段熱烈的歲月，半似憑吊，半似舊夢重溫，頻頻去那幾條我無限熟悉的馬路和商店。就像紅樓夢所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強”，“大觀園”裏的景致雖已大不如前了，畢竟還殘留著大家氣派。我也依舊喜歡到淮海西路一帶買幾件別處難買到的衣物。

不想，三四十年以後，被壓抑得死氣沉沉的大上海又起死回生了，各大商場商城商店裏的大玻璃櫥窗裏的“美女模特兒們”，從各國進口的五花八門的化妝品、洋裝、皮鞋，內衣內褲不但卷土重來，而且氣勢更加強大。一下子，像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了一座座水泥森林（高樓大廈），地鐵車流，脂粉的怪香味，人體的汗味口氣，汽車的汽油味，某些街角裏的垃圾桶散發出來的腐菜爛果的酸朽味，交織成一股難聞的怪味；一到晚上，燈紅酒綠的夜上海光怪陸離，人頭攢動，比過去的老上海有過之無不及。隻是更多了一股當地和外鄉甚至外國來的各路英豪的土豪味銅臭味了！從此，卻斷了我的精神家園的鄉夢！

每一次回上海，我也忘不了問母親，關於我的老同學楊若蘭的消息，因為我和楊來往多了，母親和她也熟了，我的大姐也認識她。她們住在同一條街上，有時大姐會在路上遇見她。我多少得知一些她的情況。但在那個來去匆匆的年代，大家自顧不暇，我顧不上去拜望她。幾十年來，心裏卻一直惦記著這位我少女時代最親密的同學。

文革後，我終於轉輾找到了她的家，首先見到的是她的七十多歲的老父親，那時她的母親已經仙逝了。我們再見到時，真是恍若隔世啊。她的家庭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也遭到過損害，她似乎欲言又止。我不便深問。她的美麗的臉盤和表情，似乎比少女時代深沉了，但還是那麽優雅，漂亮，文靜，款待我一如當年般的熱情，使我總有一種虧欠她的心情。

在我出國定居後，回家探親時，我又千方百計地找到了她，她的臉上和表情已刻上歲月的滄桑，相見淒淒，有多少想說的話盡在不言中。不變的是，她仍一如往年，熱情地請我和另一位男同學一起去“避風塘”喝茶用餐，回憶往昔，不勝黯然。臨別時，她竟沒有要我留下我在國外的地址。但我有她的家庭電話。隻是幾次撥打她家電話，也始終沒聯係上。我隻能在心裏默默地想念她，祝福她。我多麽想跟她再一起去幾次，哪怕一次，到淮海西路一帶蕩蕩馬路，重溫一下當年的舊夢，拾回一點我們少女時代的歡喜和快活啊。

（二）

在我的大學時期，我開始擁有了一大批同學。中文係，曆史係，外文係，生物、化學、數學係，其中不乏閥閱世家或名門望族的後人，如曹錕等軍閥的孫女，和天津當地的大家閨秀；也有為數不少的是和我一起來自上海的同鄉校友。

那時，似乎還沒有明顯的階級鴻溝，更多的是少女的純真無邪。她們中有的是我一生的摯友。

比我高一年級的一位學姐，張錦芳，也是上海同鄉，她真像我的姐姐。她在家是長女，從小就培養出一副長姐的溫柔嫻淑性格。我在家，上有姐姐哥哥，從小我就像個跟屁蟲一樣跟在他們屁股後頭玩。到了大學裏，我初到北方，就像林黛玉進了榮國府一樣，不會說普通話，也不熟悉北方的生活方式。遇見這樣一位學姐，又是上海同鄉，就又處處跟著她。幸虧有她，幫助我縮短了對新環境的陌生感，慢慢適應和習慣了住集體宿舍，吃食堂飯，和同學的交往也多了。但最熟的，還是張錦芳。 甚至連理發，都是她動手為我剪成當時最流行的短發。

有一年寒假，她回上海，還特地去拜望了我的父母，言談舉止十分親熱。我的父母對她十分欣賞喜愛。待她臨回校時，竟然答應了我父母的請托，為我捎帶了一條八斤重的絨布棉被，跋涉千山萬水帶來給我，那棉被裏還藏著一包用多層油紙緊裹著的雞鴨年糕等食品。這隻有當年的純樸友誼才能做到。我自然也始終不忘這位既友且姐的老學姐，在我回國探親時，總要去北京看望我最想見到的幾位老同學。其中之一就是張錦芳，她曾應我的要求，陪我去北大參觀，並在未名湖畔留影。2008年，我回國又去北京轉輾找到了已在癌症晚期的她，守望著她憔悴的卻時時漾著欣慰微笑的麵容，跟她絮絮地回顧著當年的姐妹般的情誼，讓她在生命的最後一息，仍感受到人間的溫情。

當年，張錦芳贈送過我一張一寸黑白照片，背後寫著：“會忘記嗎？”我用我的實際行動，我的真情實意回答了她。相信她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對我是沒有失望和遺憾的。

還有三四位外係同齡的女同學，如化學係的林榮，潘家杏，林娜娜等 。畢業後，我們住在同一座家屬宿舍樓裏。潘是我的同鄉，林是天津一位著名的醫學權威的長女，，另一位是香港歸來的華僑。她們都長得秀麗帥氣，各有風致。我們既是校友，也是鄰居，相處多年，彼此如同姐妹一般親熱。

娜娜長得和香港影星般漂亮，她是化學係的教師。五十年代，她當學生時，像一朵脈脈含情的嬌花一般，經過二十幾年的粗糙的階級鬥爭、政治學習和饑荒歲月的磨礪，竟也學會了罵“王八蛋”和“他媽的”，也經常會說“活著幹，死了算！”這樣豪放的政治語言了。但生活改變她的，隻是外麵的表象。若幹年後，我又見到她時，她又恢複了當年的嬌媚和優雅服裝，說話時不再那麽粗曠了。雖然多年音信隔絕，一見麵還像青春年少時那樣驚喜，放聲談笑，一起回憶當年的大學生活或大饑荒時期的又苦又有趣的窮開心日子。每一次一見我還是那麽親熱，又是擁抱，又是拉手，有說不盡的關切和想念。

說來也巧，正在那饑荒逼人的59、60年前後，我們四個天真的少婦卻不前不後，都懷抱上了嬰兒。到一起就交談著奶水如何不足，孩子的健康如何如何，同時又都炫耀著自己孩子的可愛裝扮，可以說，一個比一個“牛”。這些孩子們的“裝備”，其實都是得自娘家的“援助”。事實上，我們這四位來自各大城市的“小姐”，放下嬌兒，一樣的蒸窩窩頭，吃菜葉湯，甚至連那蜂窩煤上掉下來的煤屑，我們也學著那些工人家屬，學做煤餅。大大小小的煤餅裏有我們的汗水和眼淚，也把我們細嫩的雙手磨成莫泊桑小說“項鏈”裏那位女主人公的那雙又紅又腫的勞動婦女的手。時隔多年，當我們一起回顧往事時，又是苦笑又是驕傲：我們是受過磨練的一代人，至今，我們仍上得廳堂，下得廚房！

我也曾在北京俄專留蘇預備班學習時結識了幾位北大清華等地的優秀生，他們曾經和我通過信，甚至有過愛的情絲，但革命風浪把我們吹打得東飄西散，終於歸宿不同，以後就甚少聯係了。現在，有些同學早已是學部委員或某項專業的領導人了。我不便去幹擾了。

到了我工作的時期，社會生活變得殘酷無情，我的同學們的命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的成了“右派”，有的下落不明，見得著的幾位，不是升了官，便是前途未卜的“驚弓之鳥”，哪裏還有多少“私語”敢說！

但是，值得慶幸的是，我的這些同學好友都是正派的知識分子，沒有聽說誰出賣自己的同學朋友。即使在文革的派性混戰中也沒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畢竟都有一頂共同的帽子：臭老九。誰又比誰強多少呢！

倒是文革後，社會又出現了大分化。某些知識分子表現得最醜惡。被壓抑多年的自私本性又毫不掩飾地大暴露了。

患難之時見真情。在我的婚姻家庭受到威脅時，我的被打為右派的同班學兄邱文治，竟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他決心給我的丈夫寫十封信，勸阻他的不義之舉。我和老邱之間自從大學後，天各一方，並無密切往來，隻憑著他的同學情誼，為我一伸正義之手，這是我一生難忘的好人。人的一生中有一位這樣高義的同學也是我一生中值得驕傲和永遠感動難忘的篇章。

還有兩位我的同窗男同學，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一位是廣東籍的和我同齡的男生劉叔新。他長得像香港影星劉德華，五官精神帥氣，服飾都雅，酷愛音樂，寫作詩詞，擅長拉小提琴，又寫得一手風骨凜然的書法。畢業後，他留係任現代漢語專業助教，這本不是他的所好。但他為人端重，服從黨的領導和安排。從此埋頭苦幹，重新開始，一頭鑽進枯燥的語言研究領域，而且如入寶山，洞見光明，建樹頗多。他邊教學，邊研究，在茲念茲，深入少數民族民間，采集方言土語，幾乎不為人知的古鄉音等，現已著作等身，且是目前中國語言學界的第一權威了。

唯一遺憾的是，他終身不娶，堅持單身至今。但他性格溫和開朗，樂於助人，且愛好廣泛，均有專長。退休後，他繼續進行和完成他的語音語言方麵的學術著作，自費出版。為的是，這方麵的研究幾成國內絕響，他要拚全力“救亡”。

在他七十大壽時，南大文學院專誠為他舉辦一次他的小提琴獨奏音樂會，受到內行很高的評價，他特意為我留了一張音碟，也應我之求，為我寫了一幅字數繁多的行書。

現在，他也是八十耄耋老人了，且身染頑疾，但他仍應中國書法家協會之請，正在自選自編一本大型書法集。我的另一位老同學勸他多珍惜自己的健康，他卻說，答應了的事，不能半途而廢，一定要做好。

他是一位真正純粹的學者、詩人、音樂人、書法家。他的內心潔淨得一無塵埃。但也不脫離塵世。年輕同窗時，我像個男孩似的淘氣，經常穿他的一件淺綠色花呢休閑外套去赴舞會（他是舞會的忠實樂隊成員）。幾十年來，我們的友誼從未中斷過。我出國定居後，他也每年都給我寫信，寄新年賀卡。有一年冬天，我在天津過年，他親自做了一桌精致的粵菜招待我去赴宴。哈，那一桌富有特色的葷素菜肴、湯、飯，竟出自一位年近八十的單身男士之手，實在令我驚歎感動崇拜！而我作為他多年的老同學，除了接受他的關愛，對他卻無所幫助，實在思之有愧！我隻能在遙遠的南太平洋一角上時時祈禱，祝他安康。

另一位我的老學兄吳雲，是我同班同學中年齡最大的一位，現已八十五歲，可稱之為老壽星了。說起來，他的一生也頗多坎坷。他是東北沈陽市人，十五歲就參加解放軍，被分配攻打海南島。當他親眼目睹了共軍隻以小帆船和大搞人海戰術，無數年輕戰士毫無價值地葬身魚腹後，決心潛回故鄉，俟後又去北京姑父家自學，並考上大學。我和他第一次同班時，看他年齡似乎比其他男生大了許多，基本上沒有來往。後來我去俄專學習，他也因患嚴重的失眠症而休學一年。待我重返故校時他也複學了。我們又成了同班同學。

1955年全國掀起“肅反”運動。他被以“逃兵”罪行挨整，我們幾位先進分子自以為革命，和老吳的同窗關係如同陌路。他和被打為資產階級右派的邱文治等同學卻始終親若兄弟。那時，我毫不了解老吳的真實思想和他的優長之處。直到文革後，我們才增加接觸。我從他和別的同學的談吐中才漸漸品出這位老大哥有大智慧和仁厚之心。

他從海南島之役脫身後，對共產黨、領袖等行事都有了自己的獨立思考，絕不隨波逐流，隨聲附和。但在那種瘋狂歲月，他也不輕易說話，隻是冷眼向洋看世界。一心埋頭搞他喜愛的古典文學專業。文革後，他才有了出頭之日，在天津師範大學出任教授，並著書立說，揚眉吐氣。

值得一提的是，幾十年來，老吳不為諸同學重視，但他從不計較抱怨，而是以德報怨，和眾學友們恢複了極親厚的關係。他對南大師大以及非教學的同學好友都盡心出力，奔走幫忙跟各地出版社聯係出書編書或兼課等事，得他厚惠的同學師弟實在數不勝數。連當年幾個猛批他的極左班係黨的幹部，他也既往不咎，友好往來。他的熱情、寬厚，助人為樂的性格受到大家一致的肯定和讚頌。

我在出國之前，他一直關心我的家庭生活，出國後也始終沒有中斷聯係，每有著作，必有贈書，也時或寫來長信，關切問候我在國外的處境和心情，鼓勵我有所作為，確如一位兄長一般。在他得知我得過三次癌症並手術後，又常來信來電詢問我的安危，熱情安慰和鼓勵我，不要失去信心。特別是當他得知我在女兒一家的照拂下，恢複了健康，一切正常，甚至又可上網擊鍵寫作，他大感欣慰。其實他的健康也多少有些問題了，但他從不介意，照常讀書、練字、和鄰居鄉親下棋為樂，堅持每日步行一萬步，有時還步行或搭出租車去看望比他年輕的師弟學友，有需要時，他仍盡力相助，絕不袖手旁觀。

每當我看到或聽到他的聲音文字，我的心裏就有一種快慰，覺得這世上還有一位令我有安全感，尊敬感和可以傾訴衷情的老大哥，就覺得溫暖安詳。

我的同班同學還有兩位，也值得一寫。一位是和我同時分配去俄專的男同學李得春，另一位也是留蘇的女同學李雅君。李得春，原是一位詩人，他來自張家口，比我小一歲。說一口道地的張家口土語。他淳樸而聰明熱情。對同學真誠得不帶一絲假意。在俄專時，他學俄語，遠不象我那樣輕鬆。但他的刻苦，認真，是無人可比的。後來他去蘇聯留學，改學美術，回國後被分配到中央美術學院執教世界美術史，改名為李春，成為桃李遍天下和著作可觀的美術史學者和教育家。

李春也是一位純粹的學者和詩人。他從蘇聯學成歸國，仍沒有一絲傲氣。依然熱情如故，隻是更多了一些高貴氣質，對去看望他的老同學，誠摯如故而彬彬有禮。

文革中我們一度斷了聯係。文革後才又通信，並互相探望。每次他來信都附小詩一二首。每逢新年，也必給我寄來北京發行的最精美的賀卡，被我視為珍品。特別是我在文革後發生家變以後，李春的細心周到的安慰，熱情真誠的鼓勵，常常使我感動得落淚。他每有學術成果，都來信告訴我，或寄來著作，鼓舞我不要浪費了自己的精神資源。

不幸的是他終因積勞而患了嚴重的糖尿病，以致截肢臥床不起了。即使這樣，他還孜孜矻矻，忍住疾病的苦難，編譯了他最後一部煌煌巨編“世界美術史”。在我去北京探望他時，他親手簽名，送了我一本。他是我最敬仰的一位謙虛真誠的同學。

李雅君也是我的兩任同學，我們既是南大也是俄專的老同學。她是從東北沈陽來的。她有兩隻小鹿般美麗的眼睛，也有小鹿般善良的心地。在她留蘇時，曾給我寄來她在蘇聯基輔大學的留影，美麗而純樸。由於腸胃疾病，她隻在蘇聯學了兩年就提前休學回國，重回南大，反而比我低了兩級。可笑的是，文革中，那些無知的學生竟因她曾留學蘇聯而說她是赫魯曉夫的幹女兒。還好，因她單純而善良，學生們也提不出什麽更多的罪狀去整她。文革前後，她和我一直有聯係。她的丈夫是新加坡出生的華僑，故她的三個兒女分別命名曰“星”“嘉”“坡”，個個都比混血兒還漂亮可愛。李和我一樣，有一副天真，愛幻想的性格。我破家後，她無比同情我的遭遇，又非常傾佩我的堅強樂觀，常常到我家裏來看望我，安慰我，並用她的夢想來化解我的苦惱。她一再說，咱們一起去印度辦一個漢語教學中心，你一定行。我信以為真，等待著她的好消息。她的確跟印度高層有一定的關係，她也見過印度總統辛格。並提到她的想法，要在印度辦漢語教學中心。但她跟我一樣天真。沒有一定的實力，中方的支持，印方的認真，去印度辦學，隻是一個美麗的夢。最後，終於明白，印方隻是敷衍而已。

令我深深感動的是，李雅君的善良，熱情，真誠。她是真的同情我，和我一起流淚，一起歎息，鳴不平。進而又表示對我佩服，說，“這種事情，要是發生在我的身上，我早就受不了了。”又說，“你的性格真好，發生什麽事，你也這麽樂觀，堅強！你真了不起！”她的語氣，就像蘇聯小說中的純真女孩一樣。她雖然沒有帶給我什麽實質性的幫助，但她那種純真的同情和關愛，超過任何物質，給了我很多溫暖和感動。

晚年，她的丈夫先她而去了，她自己也是一身疾病，身體也發福了，但她還常常不辭辛苦，騎一輛小軲轆的自行車，至少二十分鍾，來看望我，關切我，一說起我的不幸，她那雙美麗善良的小鹿般的眼睛，就熱淚盈眶，比我還痛苦。我常常對女兒說，世上有這樣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同學，跟我同喜同悲，跟我分憂，也值得我心滿意足了。

如今，我的這些同學好友，和我都已天各一方了，除了我的學姐張錦芳已經安息，其他的各位，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還健在，也找不到他們的蹤影了。但不管怎樣，他們是一直活在我的心裏，她們的影像就像凡卡的爺爺永遠在小凡卡眼前眯著眼笑著看他一樣。

中國最有魅力的女作家張愛玲說過：

“ 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就好像一麵鏡子，把對方天性中最優美的部分反映出來。”這的是無比確切的箴言。

（三 ）

1998年年底，我匆忙地攜帶外孫來和女兒女婿團聚，來不及一一告辭我的同學好友，就像做夢一樣的飛到了新西蘭奧克蘭，半年後，又匆忙轉去但尼丁。

初來乍到一個陌生的異邦，無異於三毛初臨撒哈拉沙漠。在奧克蘭一間小學裏，我結識了一位名叫阿玲的香港女友，她是一位小女生的單身母親，年齡和我女兒相近，說一口廣東口音的普通話。人很熱情。她幫助我熟悉了當地小學中不少教學方式和規矩。送好孩子之後，有時帶我一起為學校做一小時義工，然後，她開車帶我四處遊逛喝茶，有些景點連我女兒也不熟悉，但她都認識。除了我，她還有一條名叫阿豬的黑狗，從不離身。她有自己的生活哲學，常常說，“一個女人，有一套房子，一個孩子，一條好狗，一輛汽車，夠用的錢，加上幾個好朋友，就足夠了啦，為什麽非要結婚？！”事實也的確如此，她的日子過得蠻瀟灑。我這個不會講英語的傻老人也得到她不少幫助。我還在她家借來幾本香港版的美國“讀者文摘”，大大解決了我初來異國的孤寂之感。而她，作為一個香港出生的中國人，每次嚐到我做的北方飯菜，也很喜歡。似乎我們之間沒有什麽年齡和地域的隔閡。甚至她的一位從香港來訪她的閨蜜，她也讓我一起參加她們的活動。這使我對這位香港年輕女友產生了很深的感情。直到幾年後，我從北方的但尼丁重返奧克蘭，仍盡快去她家探訪。這時，她的女兒也已長大，阿玲似也有了歸宿。我那份惦念她的母心才安放了下來。這一段忘年的友誼雖然短暫，但我一直珍藏在心裏。

我的一位師弟郝誌達一家，是我在奧克蘭的他鄉故知。我人還未到，她們夫婦和女兒等一家，已四處奔走，為我物色理想的房子，還考慮到必須離他家近，以方便照顧我。因為那時我女兒一家已在墨爾本定居了。而我，則更留戀新西蘭的天地人海，一草一木。我從寒冷又美麗的但尼丁重回我熱戀的故地奧克蘭，是經過一番考慮的結果。

當初剛來奧克蘭時，我像一個初離母懷的孤兒，時時從夢中驚醒，自問：哦，上帝，我怎麽給扔到這遙遠荒涼的南太平洋來了？我怕自己再也不能葉落歸根啦，心裏總有點惴惴然。哪想到，幾年下來，我竟把新西蘭當成了我的第二祖國。我深愛這裏的山海，這裏的生活，這裏善良淳樸的“洋人”。這一次重返奧克蘭，我有一種返回故鄉的濃濃的親切感。

我的師弟像一位當地的老居民一樣處處事事關照著我，使我擺脫了許多獨居生活的窘境。

不幸，他卻先我而去了。但他的長女郝越和他一樣，我也把她視為己女。生活上，健康上出了麻煩，第一時間就找她來解困，無需語言去表達謝意。當我第二次發現癌症時，這個心熱而實的“女兒”，深知我對新西蘭的熱愛和貪玩的脾氣，竟在我手術的前兩天，帶著全家和我一起驅車去奧克蘭的鄰近城市哈密爾頓作一日遊。她讓我非常輕鬆地心滿意足地痛快完成了心願。這是一般朋友難以想到和放膽做到的呦，我一生都會記得感念！

漸漸地我的朋友圈子擴大了，我結識了幾位情同姐妹一般的老年女友，老畫家張國桐，資深的建築工程師袁靜娟夫婦和三四位親密的鄰居老友。她們不但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在我身旁，風雨交加的傍晚，突然敲門進屋，給我送來新鮮蔬果和食物。風平浪靜的時候，隻要我一個電話，向她們說，我想吃陳玉蘭的拿手花卷，餃子和素包子了，或希望得到一把她們自種的蔬菜，如韭菜、雪裏蕻、黃瓜、苦瓜、豆角、百合等等等等，李淑敏，吳淑香，胡蘭，張國桐等老友立刻就坐巴士顛顛地給我送來。她們也不比我年輕多少，但“都有一顆紅亮的心”，火熱的心，互愛的心！她們給我送來的不僅是有形的物質，更是無價的精神養料。至今我每念及此，胸膛裏眼睛裏便有一股熱流湧起。正是這一群普通而又真實可貴的老同學老朋友，也是我生命中的“貴人”，伴隨著我一生的生命旅程，滋潤著我這棵微不足道的小草獲得長生。是他們把自己的快樂和愛分給我享受，同時也分擔了我的委屈和艱難。這是上天的恩賜，也是我一世的福氣！

當然，在我一生中值得寫下來的同學老友還多的是，包括幾位新西蘭籍馬來西亞籍的鄰居或朋友實在是寫不勝寫。雖然我來不及讓他們一一出現在我的文字裏，但他們的笑容和對我的愛心是一直在我的心裏閃耀著的！

人生苦短，唯友情綿長。如果有來世，我祈禱，他們再做我的同學朋友，仍和我一生相伴相依！


19/03/2014深夜初稿

[l2272chen]

三姐年過八十，但能這樣清晣回憶年輕時代同學好友往事，真是記憶力超人，同時也說明她對周圍人們的親和力，‘唯友情綿長’，實在令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