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成為曆史,太祖爺之後的社會眼見得大不同。高樓大廈,汽車公路,歌廳酒吧。生活多樣自然好,不過這隻是生活方式,真正的進步還是需要文化。鄧小平鄧大人的貓論開了個好頭。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不單是投機取巧的實用主義,貓論後麵有深層文化上的涵義。鄧大人的貓論,說開來就是大家高興就好,不必要按我鄧某人的方式高興,從根本上排除了皇權的主體地位,貓論有哲學的成分。有的事兒控製不了就不控製了,地球照轉。最具體的皇權就是戶口製。鄧大人要引進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工業有幾個要素,其中之一就是要有廉價勞動力。可戶口製放在哪裏,搞資本主義工業就是個笑話。鄧大人來了個釜底抽薪,把戶口製的重要一環,糧食供給製先弱化然後廢掉。沒了糧票,戶口製的牙就掉了,還能傷人,但已不似文革時那樣陰森可怕。廢了戶口製的武功,深圳等地有了早期特區人才的核聚變,包括後來被統稱為“民工”的農民兄弟姐妹們的大量湧入。
但是,皇權的事兒,樹大根深,不是一個鄧大人可以解決的。戶口製弱化了,筋骨仍在。製度之外,戶口文化照樣茁壯。傷起人來,依然可以致命。
文革後二十多年,2003年,咱們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廣州市,出了件突顯戶口文化邪惡的事情。一個年輕人死了。這個人的名字叫孫誌剛。誌剛兄弟死去的最終極原因,是咱們配給農民兄弟的雙重身份。誌剛兄弟原籍湖北鄉下。在家鄉,誌剛兄弟是個完整的人,可以自由活動。在廣州,誌剛兄弟是半個人,在廣州的大街上行走,有隨時對檢查者出示憑證的義務,這個憑證要能證明你有必要在這個城市存在。有證,是人;沒證,不是人。在政治敏感時期,憑證查的頻繁而細密。而平時,查證並不是個隨機事件,查憑證的人往往隻找有農民形象, 一開口,又有農民口音的人尋快活。而查證的地點,常常是農民兄弟必經的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等進城要道。誌剛兄弟畢業於武漢科技學院藝術設計專業,這讓他有了在城裏生活的實力,這一點,從廣州的一家服裝公司雇他做美術設計師上得到了證明。上學,求職,幾年的城市生活,也許已經消弱了他典型農民兄弟的形象,可是濃厚的湖北鄉音大概依然嘹亮,這就讓他成為被非隨機查證的優先對象。 其實在廣州有工作的他擁有在這種查證係統下“有必要”在廣州存在的憑證。 可是那一天,這個憑證他沒有帶在身上, 而他又剛好走在查證的高發區火車站附近。因為身無憑證,誌剛兄弟被拘留了。 一不小心,誌剛兄弟被在拘留狀態下,由其他被拘留人員群毆致死。
按太祖爺的標準,人可以死的比“泰山還重”或是“比鴻毛還輕”(注1)。誌剛兄弟應該是死的比泰山還重的那一類,盡管他不是主動捐軀的義士。誌剛兄弟以自己的一條命,換來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個戶口製衍生法的廢止(注2)。那以後,證還在查, 但是蠻橫度開始收斂了。 如果有個奇特的天平,誌剛兄弟一個人的生命,超過了一千八百多萬知青集體噩夢總匯的分量。 當年對噩夢的補救,就是把咱城市的孩子們從農村接回來。而誌剛兄弟的性命換來了對人為等級結構的些許修正。也許是咱們對封建皇權的等級製真的開始反感了,也許是手段促進了結果,畢竟有了互聯網。個人表達空間,信息交流渠道,是非交鋒平台,聚眾鬧事掩體,這些網絡功能都是封建皇權的天造對頭。 但是,誌剛兄弟之死所以達到了重於泰山的效果,仍然有個黑色幽默前提,誌剛兄弟是“有證的”,是有在城裏存留“權利”的。日後網民對此事空前的憤怒,排山倒海的聲討,是基於誌剛兄弟“本不該”被拘留的誤會,是抓錯人的問題。如果誌剛兄弟是一位十足的農民兄弟,沒有在城裏上過大學,沒有在廣州被正式雇傭的身份,他的死,可能就比鴻毛輕了,不會變成一位曆史人物。 為農民弟兄們帶來些許平等的是孫誌剛那半個“城裏人”,而不是孫誌剛這個人。
有“證”的誌剛兄弟之死是非典型的戶口文化事件。與他不同,大部分進城討生活的農民兄弟是沒有大學畢業文憑也沒有專業雇傭合同的勞工。於是咱們給他們一個通稱,“民工”。這個稱呼,本身就是封建皇權等級製的一個很誇張的臉譜。如果因為沒上過大學而成為民工,難道城裏人都是大學畢業的專業人士不成?你打工,他打工,大家同樣掙飯錢,都是雇工,前麵加個“民”字是什麽意思?“民工”,就是給人個記號,曾住在鄉下,曾經不被許可領糧票,曾經被太祖爺配為低一等的身份。如同美國剛廢了黑奴製之後,白人在街上見到黑人稱呼一句“尊敬的黑奴先生”一樣,黑人弟兄聽了會作何感想?這篇文章的標題用了“民工”二字,本身就是對戶口文化的一種無奈參與。文化不是說停就停的電子遊戲。
給了剛進城的農民兄弟一個名字之後,咱們又給了他們一個對咱們胃口的角色,可折疊收藏的勞動力。
勞動力這個角色從文革後鄧大人的貓論開始實施就確定了。說是國家富了,幾千上萬億美元攥在手裏怕燙著的美國債卷哪來的?沒有什麽高利潤的絕技,都是靠早期出口的旅遊鞋,玩具小人,後來的家用電器,一美金一美金摳出來的。所有加工產品後麵的一雙雙手,基本上是長在“民工”身上的。如陳毅陳大帥所說,當年淮海戰役是農民用小車推出來的勝利一樣(注3),咱們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奇跡”基本上是“民工”用出口產品堆出來的。多幹活沒什麽,真把活人累死的不多見。關鍵在於幹了活沒得到該有的名份,還不時的被別人給折疊收藏起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農民兄弟們在咱們引以為傲的2008奧運前的境遇。
如同掙來外匯的出口產品,奧運也算得上是形象出口。所有的奧運場館與設施,無一例外是由大量“民工”參與建成的。北京奧運缺了劉翔證明沒啥痛苦,可是如果沒有“民工”兄弟們,奧運開成啥樣就難說了。可是,上網搜一下“奧運”與“民工”兩個詞,得到最多的是“奧運期間勸返百萬民工報道失實”的帖子。此地無銀三百兩,用在此處再貼切不過了。奧運期間,確實沒有勸返“民工”,就是把京城裏“民工”付得起租錢的廉價客棧全給關了。於是就有了這首流傳在網上,基本上被“和諧”掉但又刪不完的奧運“民工詩”,“2008奧運,別把俺趕離北京”:
俺蓋著高樓 俺鋪著馬路 俺知道北京“拌”奧運 “奧”字很深奧 俺隻希望有好“運”
2008奧運,別把俺趕離北京 俺往後一定要有個好“外形” 說話不再“粗口” 穿衣不再“襤褸”
俺知道北京“拌”奧運 俺在北京有個好“外形” 客人誇俺像個北京人
2008奧運,別把俺趕離北京 俺有個時髦的“外形” 俺還準備“內外兼修”做個完美的人 俺一樣熱情 俺一樣好客
俺知道北京“拌”奧運 俺是中國人,俺打工在北京 俺想手舉紅旗迎外賓
2008奧運,別把俺趕離北京 俺的家在那遙遠的小山村 俺要養家 俺要糊口
俺知道北京“拌”奧運 把俺趕離北京 俺家的希望化泡影
2008奧運,別把俺趕離北京 如果俺“辱了國” 如果俺“丟了人”
俺知道北京“拌”奧運 俺愛祖國 俺也愛北京天安門
2008奧運,別把俺趕離北京 奧運期間俺不上街 奧運期間俺不出門
俺知道北京“拌”奧運 俺躲在工地 俺藏在工棚 俺不讓客人看見俺還不行?
2008奧運,別把俺趕離北京 別把俺趕離北京 別把俺趕離北京
俺知道北京“拌”奧運 如果離開北京 算俺也是“貢獻”了奧運 俺將扛起背包 毫不猶豫的離開北京城!
這詩,是不是出自“民工”之筆,不好考證。但是基本事實不變,對北京奧運貢獻最大的“民工”們,在奧運期間被很“溫柔”的折疊收藏起來了。
奧運,咱們金牌第一,咱們舉國歡狂,多少年的鬱悶好像終於可以一吐為快。可是用血肉之軀為奧運搭台的“民工”被委屈成這樣,咱們可以無動於衷。想當年農民是給咱們種糧食,現在“民工”是為咱們灌洋灰的。上山下鄉之痛? 知青文學之歎?早就忘到腦後去了。咱們日後走在街上像誌剛兄弟一樣被無辜滅掉,咱們的後代有朝一日再“被下鄉”,如果又發生,就依然是遭劫的在數,在數的難逃。文革的事兒是太祖爺用他的係統辦的,而咱們,就是太祖爺的係統。
其實這其中的道理,就在咱們一直接受的共產主義教育裏麵。還記得嗎,“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注4)。共產主義教育雖然淨是扯淡,但不是全沒道理,這一段就挺有哲理。 翻譯成誌剛兄弟以命換來到警訊就是,隻有所有的“半個”城裏人都不枉死,任何城裏人才不會枉死。而隻有所有鄉下人都不枉死,才不會有任何“半個”城裏人會枉死。結論自然是隻要沒有任何人枉死,包括鄉下人,城裏人當然不會枉死。翻譯成“民工”的詩情就是,“民工”可以因為“農”氣太重被牽來牽去,你日後也可以因為“你”氣太重而被踢來踢去,“民工”基本權利沒保證,你日後也有可能被從你自己家趕出去。
農民兄弟與“民工”們的權利,還得靠當事人自己去爭才會見效。靠城裏人順便提攜,沒指望。在奧運的“民工詩”之前,也有過另一首全國聞名的與農民有關的詩。2007年春節,央視的春晚,二十多年喧鬧開心的曆史,第一次有了一個審視社會而不是歌功頌德的節目,就是北京“民工”子弟學校孩子們的詩朗誦“心裏話”:
要問我是誰
過去我總不願回答
因為我怕
我怕被城裏的孩子笑話
我們的校園很小
放不下一個鞍馬
我們的教室簡陋
還經常搬家
我們的教室很暗
燈光隻有幾瓦
我們的桌椅很舊
坐上去吱吱啞啞
但是我們的作業工整
我們的成績不差
要問我此刻最想說什麽
我愛我的媽媽,我愛我的爸爸
因為——
是媽媽把城市的馬路越掃越寬
因為——
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紀的高樓大廈
北京的2008也是我們的2008
老師把它譜成了曲
同學把它畫成了畫
作文課上,我們寫下了這樣的話
別人和我比父母
我和別人比明天
打工子弟和城裏的小朋友一樣
都是中國的娃
更是祖國的花
這個詩朗誦,在現場和全國,著實讓不少人潸然淚下。可是,淚下歸淚下,利益歸利益。2007年感動大家的詩並沒有防止2008年京城民工們被當成可折疊收藏勞動力的命運。奧運會開的熱火朝天,咱們忙著數金牌。“民工”?沒聽見有哪個北京人大喊一聲“民工不能走”。
樂見把“民工”折疊藏起來,因為咱們不是不知道封建皇權的等級製野蠻,落後。 咱們隻是沒有勇氣來麵對咱們依然野蠻,落後的事實。可是,欠的債,躲是躲不掉的。“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鄉下人真和城裏人分屬不同的物種?對自己的權利不在乎嗎? 城裏人被上山下鄉折騰不到十年,成了不可忍受的集體噩夢。鄉下人在噩夢裏麵生活很久了。現在的係統對農民弟兄有多不平等?前麵說過,文革時農民兄弟為了走出農村,不惜參軍到邊疆去站崗,來爭得在城裏存身的一席之地。現在呢?農村兄弟為了有尊嚴的在城裏安居樂業,得不惜以命相搏,苦練十年八載成為一名宇航員,到外太空走一遭,才能萬無一失光榮體麵的被城市接受。 就是這條出路,也不是對所有的鄉下人都適用,身高超過一米六五的農民兄弟就被排除在外。農民兄弟現在不爭權利,並不是永遠不爭,大吼一聲是早晚的事兒。別忘了,用戶口把農民牢牢拴在土地上的太祖爺自己,當年就是一個受氣甚多農民的兒子。大吼一聲事成之後把城裏人折騰的屁滾尿流。咱們的曆史,出個太祖爺不是例外,而是慣例。人為等級走到極端,就會出個太祖爺式的農民領袖,把原來的結構砸個稀爛。也許,現在條件下,出不了太祖爺。可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早晚會出城裏人盼望的民主程序。 基本公平的社會,有了民主,良性競爭,大家步步高。 很不公平的社會,有了民主,自然要用民主爭公平。 如此巨大的社會不公平,民主乍現,能被借力使力的空間無限。到時候,城裏人與鄉下人兩個物種孕育的社會的對立,能讓陳水扁們在台灣煽動的所謂族群對立成為正經的小兒科。
現在常見到的一個形容詞是“有中國特色的”,比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有中國特色的”的管理機製。這個“特色”是什麽?當然不是筷子,春聯,京劇,紙錢這些民族習俗。從戶口製度到戶口文化給了這個“特色”最好的解釋。從漢高祖劉邦封給他兒子一塊地,到太祖爺把北京規定為有北京戶口的人居住,這兩者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隻不過規模不同罷了,劉邦給了一個人,太祖爺給了一群人,根子就是封建皇權隨意剝奪個人的人權。太祖爺給什麽,咱們接受什麽,這是文革發生的必要條件。為什麽全世界隻有中國可以並且發生了文革?自然因為咱們的特色。到現在,城裏人繼續拿太祖爺五十年前賞賜的領糧票權說事兒,不但不樂見“民工”來城裏和咱們共享民工們建設的城市,還想方設法的區隔城裏人和“民工”,拿“咱們”的額外權利淩駕在“民工”的基本權利之上。什麽是中國的特色?這就是中國的特色。別總拿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說事兒,咱們的特色就是沒去掉的封建皇權文化。
有這個特色存在不是誰的過錯,這是咱們的曆史,咱們的命運。可這個特色是不是好東西,要不要堅持則是咱們現在要回答的問題。當冠冕堂皇的口號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口號好像並無問題。當私營企業老板拒絕“民工”們的基本權利時,用“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來遮醜就很難聽了。如果把“有中國特色的”真實含義替換進來,無論“有封建皇權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有封建皇權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個特色是不是值得驕傲的東西就清楚了。如果你從你爺爺那兒繼承了一副世界上最好的弓箭,你應該很驕傲。 如果此時鄰居家才發明了用火藥發射的鳥槍你也不會太羨慕,第一把鳥槍獵鳥的效率可能比最好的弓箭強不了多少。可是,火藥的先進性是弓箭無法抗衡的。鳥槍之後有彈丸槍,來福槍,機關槍,大炮,導彈,直到現在的太空人。那副爺爺的弓箭一定還有紀念意義,但是還用它打獵就很癡呆了。
戶口製的內涵就是封建皇權的內涵,其核心就是封建皇權壓製個人權力。從封建皇權式的製度到封建皇權文化和封建皇權式的思維方式,這些都是文革的必要條件。要想文革不再發生,就得把必要條件一個個的拿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甚至共產主義,其實都和咱們關係不大。咱們用“特色”包裝起來的現實就是落後而該被淘汰的封建皇權文化。 除了限製自由,剝奪包括農民和“民工”的基本人權之外,這個“特色”就剩下強調“特色”人們的“特權”。
社會公平,人人有人權,是趨勢,是現代民主理念的根本點,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農民弟兄們該有而還沒有得到在自己國家裏任何地方的居住權,原本就像呼吸權,吃飯權,說話權一樣,是基本的人權。外國人整天哭著喊著要給中國人爭人權,咱們總覺得是在和咱們過不去。誰知道,也許鬼子們的盤算就是借人權之名整死咱們。但是,讀了“民工詩”和“心裏話”這兩首詩之後,如果還對給所有人基本人權無動於衷的話,咱們也許真欠再次被太祖爺強製去下鄉。
真想再遭一次文革? 咱們的“特色”就這麽賤?
注1:出自毛澤東於1944年所作,也是文革時“老三篇”之一的“為人民服務”。
注2:這是1982年由國務院製定並實施,於2003年廢除的管理城市中“無證”人員“行政辦法”。
注3:陳毅是毛澤東開國的十大元帥之一。毛澤東與蔣介石決戰中原的淮海戰役陳曾參與指揮。陳此話指的是該戰中用獨輪車給解放軍提供後勤支援的大量農民。
注4:這是共產主義的鼻祖馬克思在其“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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