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呂進峰的中介服務和醫療基地，已有上萬名嬰兒以“代孕”的方式被“製造”出來。他的生意，隻是中國龐大地下代孕產業的冰山一角。
“呂總，您就是活佛再世！”
這是一位母親發來的報喜信息。就在此前一刻，她的孩子剛剛出生。隻不過，這名嬰兒的身世有點特殊，他有不止一位母親：一個提供了健康的卵子，另一個用子宮孕育了他——孩子是通過代孕生產的。
收到這條微信的時候，醉醺醺的呂進峰正在KTV包間裏唱歌。他迅速地回了一句，“給錢就行”。
這位39歲的江蘇人是國內最早從事代孕中介的那批人之一，通過搭建委托人和代孕母親之間的聯係賺取服務費。呂進峰親曆了這個隱秘而龐大的地下王國從無到有的過程，並努力拓展疆土，成為王國的領袖。截至目前，他一手創立的AA69代孕公司已經“生產”了上萬名嬰兒。
一
在位於上海的辦公室裏，呂進峰斜靠在沙發上，用手劃拉著手機屏幕，偶爾回條微信，顯得漫不經心。在他身旁，一位中老年婦女望著他，眼神裏滿是懇求。她叫秦月（化名），上海本地人。前段時間，秦月陪著女兒、女婿一起來簽合同。女兒今年31歲，7年前發現患有癲癇，隨著病情越來越重，後來幹脆在家休養。從前兩年開始，秦月夫婦就一直催女兒女婿要個孩子，他們找生殖科醫生問過，回答是“體質不適合要孩子”。失望之餘，秦月替女兒選擇了代孕。這次，她是來和呂進峰商量如何用促排卵藥的。
代孕，是指在體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後，將其植入代孕母親子宮內，由代孕母親替人完成懷胎和分娩的過程，屬於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一種。
還差一天，秦月的女兒就要進入排卵周期了。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第一步就是促排卵。在獲取高質量的卵子之後，才能在實驗室裏使其與精子結合並培養成胚胎，再植入母體的子宮。
秦月的女兒已經服用了數天的媽富隆。媽富隆是一種避孕藥，在促排卵時服用可以調整體內的激素水平，以便生成更為健康的卵子。然而，在吃了媽富隆後，秦月的女兒癲癇發作的頻率從20天一次變成每天發作。每次發病的時候，她都有預感，便找個地方坐下來，接下來會有幾分鍾不省人事。
剛開始，秦月很慌張，詢問了醫生才知道，女兒現在每天服用的媽富隆，與治療癲癇的藥物相抵觸。即便這樣，他們並沒有選擇停藥。
秦月是在眾多代孕網站上找到呂進峰的，這個與女婿同齡的男士聲稱自己在國內最早從事代孕行業，並多次接受媒體采訪。“我們這其實是愛心事業。”她記住了呂進峰的這句話。
1986年，中國大陸誕生了第一名試管嬰兒。10年後，國內首例代孕母親試管嬰兒在北京出生。“中國試管嬰兒之母”、北醫三院婦產科教授張麗珠主持了這項手術。她曾做過6例代孕母親試管嬰兒，成功了5例。
大多數尋求代孕治療的患者的共性是，卵巢仍能排卵，但胎兒發育的土壤——子宮有問題，需要借別人的子宮。代孕技術出現以後，很多醫院將其視為巨大的商機，一時間，紛紛開展這項業務。但爭議也隨之而來，很多人認為，代孕挑戰了傳統生育方式與社會道德觀念，帶來的倫理與管理問題是當時的體製與政策所不能承載的。
基於此，國家衛生部2001年頒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並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然而，隨著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漸增多，像呂進峰這樣的私人代孕中介開始出現。原本在醫療機構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紛紛轉入地下。
秦月眼前的呂進峰個頭不高，膚色微黑，胖胖的，笑起來臉上若隱若現地有兩個酒窩。
秦月女兒代孕的價格總共是65萬元，這是呂進峰的“公益互助協議”裏所能享受到的最優惠價格。呂進峰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一份代孕協議書顯示，代孕套餐總共分為四類。其中，第一類是在客戶身體情況準許的情況下，提供合格的精子和卵子，兩年之內公司保證其至少有一名健康的嬰兒出生。其他各類套餐則在第一類的基礎上，針對客戶身體狀況以及卵子、精子的來源有相應的加價。例如，如果客戶自己的卵子不行，需要另外支付6萬?10萬元的捐卵費用；根據捐卵女孩的樣貌、身高、學曆不同，則價格不等。“65萬元起價，最高135萬，”呂進峰說，“就跟買房子一樣，可以分期付，也可以一次性付款。”當然，對同樣的套餐，分期付款的總額要比一次性付清貴。呂進峰是個精明的生意人，每一步都算得很清楚。
所有的費用都是由秦月老兩口支付的，這花掉了他們一輩子的積蓄。他們覺得愧對女婿，“你說如果我女兒得了其他什麽毛病，比如說心髒不好，我們還能跟親家說。可是這個毛病，我們怎麽開口？女婿很優秀，對女兒不嫌棄已經不容易了，我們願意出這個錢。”
再服用一天媽富隆，秦月的女兒就要開始打促排針了。秦月一方麵擔心女兒會不會對新的促排藥物有反應；另一方麵還擔心取卵的時候女兒會癲癇發作。她問呂進峰能否將原先定的取卵時間，由晚上六七點鍾改為上午——女兒每天下午六點多都會發作一次，她擔心這樣會影響取卵，或者即使成功取出，卵子的質量也會不好。“你沒到我這一步，不明白我多揪心，你一定要給我做成。”她再三懇求呂進峰。
秦月讓呂進峰感到有點為難。在製訂促排方案之初，一位醫生聽說客戶有癲癇，就拒絕了，第二位醫生考慮了半天才下決心接受這位病人。他的醫療基地裏的醫生都是從上海一些醫院的生殖中心請來的，白天都要上班。“一是醫生沒時間，隻能晚上取；二是白天也不安全。”他對秦月說。
按照《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的規定，聘請醫務人員進行代孕手術，是不允許的，更何況呂進峰沒有經過任何資質審批。對於一個醫生，呂進峰每年需要支付上百萬的工資，這還是保守的價格。他時刻都很小心，害怕一旦不小心被曝光，一切投入就打了水漂。
送走了秦月，呂進峰又見了另一個女客戶。對方30多歲，老公出軌，和小三生了一個兒子，還大擺喜酒。她氣不過，又沒有辦法——自己心髒不好，不能生育，也不具備促排取卵的條件。她希望呂進峰能幫自己找到一名捐卵者和一名代媽（代孕母親的簡稱）。她打算偷丈夫的精子，跟卵子結合孕育成胚胎，放到代媽的肚子裏。呂進峰覺得這筆訂單關係有點複雜，最後在簽協議的時候，他加了一條：“此次代孕是夫妻單方麵同意，如若發生糾紛，跟乙方沒有關係。”乙方就是呂進峰的代孕公司。
AA69公司創辦人呂進峰。在現行的法律法規框架下，呂進峰需找著變通的路徑，為巨大且強烈的代孕需求市場服務，光暗之間，從2004年發展至今，他建立起自己的代孕王國。攝影/冉文
二
與客戶見麵簽訂協議是呂進峰的規矩，如果實在無法麵簽，也要進行視頻會話。他把這一條寫進了他的協議中：與董事長呂進峰先生當麵簽約，是您權益的唯一保證。這句話後麵還特意打了三個感歎號，又把“當麵簽約”四個字用紅色凸顯出來。
呂進峰說，自己是被逼得沒辦法才立下這規定的。從他2004年開始從事代孕這一行到現在，國內的私人代孕市場發展迅速。據他估計“從業者有3萬多人，魚龍混雜”。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人打著他的旗號行騙，冒充他公司的員工或仿建他的網站，最後，受騙者都會找到他這裏。
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呂進峰在該行業的地位與生意的火爆。在此次來上海之前，呂進峰已輾轉廣州、深圳、佛山、廈門、泉州等多個城市，見客戶、談業務、應酬，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都超過12點。由於缺乏睡眠，他有兩個難以消除的黑眼圈。
代孕的確為呂進峰開通了一條財路，也許一開始他並沒想那麽多。從前，他在蘇州的外資企業從事物流工作，一度做到中層管理崗位，一個月也隻能賺到四五千元。好不容易存了些錢，打算做點生意，卻被騙光了。
2004年，呂進峰的妻子懷孕。為了學習育兒經驗，他整天泡在搜狐網的母嬰論壇上。他發現，有很多人無法生育，其中一些人提到去國外做代孕。他就想，“國內代孕的事情怎麽沒人做呢？”
呂進峰萌生這一想法之時，學界乃至整個社會對中國不孕不育人群規模的判斷依據還在參考上世紀90年代的調查數據：育齡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僅為3％?5％，低於發達國家的5％?8％的比例。然而，人們尚未意識到，中國的不孕不育人群正在迅速增長。2009年，由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發展中心、中國人口協會共同發布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稱，中國育齡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到12.5％至15％，接近發達國家的比率。不孕不育者以25歲至30歲人數最多，呈年輕化趨勢。
AA69的域名是當時注冊網站時他隨手敲出來的一組符號。生意做大以後，他讓員工對客戶這樣解釋：“69組合起來就像一個太極八卦，取 陰陽相合 的意思，AA則是要做到最好的意思。”
呂進峰的第一位客戶是浙江舟山人，第一位代孕母親人在四川，他自己則在蘇州，三人的距離加起來相當於從中國的最北邊走到最南端。呂進峰從蘇州坐了近50個小時的火車才找到報名的代孕母親，又跟她一起坐火車到北京完成移植操作，並將其交給一家機構托管。“我當年就是有點創新和冒險精神，看得遠一些，膽子大一點。”呂進峰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如今，當年僅有呂進峰一人的皮包公司已經慢慢打造成一個“嬰兒生產線”：銷售人員吸引和接待客戶，後勤人員負責代媽的生活保障，每個人都在“製造嬰兒”這條流水線上有著各自的分工。為保護隱私，很多有代孕需求的人喜歡在網上投石探路。他還向搜索公司購買關鍵詞，以使他的網頁能夠被潛在客戶第一個搜到。“一個關鍵詞的費用，一個月就需要好幾十萬。”
熟人推介也是一種渠道，而這一般需要支付不菲的介紹費。據一位業內人士介紹，“最多的時候，他們付過5萬元的介紹費。”從各家醫院的生殖科購買客戶信息已經是常見的手段，“業務員常去醫院跑，10來頁A4紙，都是客戶信息，隻需要幾千塊錢。”
呂進峰現在要做的，就是在協議書上簽字。“每天都要簽好幾單。”他想對具體數字的保密，但又忍不住想炫耀，“到目前為止，我們這兒已經有上萬名嬰兒誕生了。”
呂進峰將潛在的客戶與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親等各個方麵聯係起來，從中賺取利潤。早年間，人們對代孕還不大了解，他所在城市的公安及聯防隊員某次誤認為他是以“代孕”的名義拉皮條、組織嫖娼，把他暴打了一頓。事情還上了當地的報紙。
他曾很委屈地對記者說，“我沒有做違法的事情，沒有幹壞事，也不是給別人介紹小三和二奶，法律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從業人員不能做代孕，又沒有說民間不行。”隨著媒體對代孕關注度的增加，呂進峰發現，找他麻煩的人反而少了。“我發現，越是公開告訴別人我在做什麽，執法部門反而覺得沒有懲辦我的依據；默默無聞，卻容易受傷害。我沒有資本，也沒有背景，隻能選擇公開。”
呂進峰統計了一下，到目前為止，他總共接受媒體采訪30多次。他讓公司員工去做了很多獎杯，在底座上刻上接受采訪的時間，一個獎杯對應一家媒體，一個個擺放在他辦公桌後麵的櫃子裏。最大的獎杯上寫著“新加坡電視台”，這是他去年接受采訪的紀念。有些來采訪的媒體人甚至後來也成了他的客戶。
媒體報道除了給呂進峰帶來“安全”之外，還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越來越多的客戶在看了報道後找到他要求代孕。讓他更沒想到的是，客戶多了之後，好的醫生也願意從正規醫院的生殖中心出來兼職。盡管法律規定“合法醫療機構開展限製性的執業活動，例如開展代孕活動、買賣胚胎的、擅自進行性別選擇等情況之一的將被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但相比每單數十上百萬的利潤，這樣的規定就顯得毫無約束力。呂進峰說，“有人說代孕違背倫理，除了這些不靠譜的話，他們（執法機構）也說不出來什麽。”
如今，呂進峰的生意已經在全國開枝散葉，在上海、廣州、武漢、北京、山東等地都設有辦公室，麵積均有上百平方米。這些公司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名義注冊，隱匿於教育、服裝、營銷機構之中。
AA69公司原本的Logo是找一家公司設計的，橘黃色的圓環包裹著綠色的小蝌蚪，外麵又纏繞了一層橄欖枝。圓環象征著女性的子宮和卵子，小蝌蚪代表精子，整個Logo寓意他的公司就像環繞的橄欖枝，守護生命。但呂進峰現在覺得，還是換成自己的頭像合適，因為這樣更加“高大上”。在呂進峰辦公室裏供奉著一尊綠度母佛像。綠度母在藏傳佛教中為觀世音的化身，取“觀音送子”的吉意。
每年3?5月，是公司最忙的時候，上一年年底簽約的要開始啟動，新客戶一般也會在這個時候找過來。呂進峰不僅在不孕不育人群與代孕母親之間搭建了橋梁，還可以直接操作代孕手術，這是令其他代孕中介眼紅的地方。
三
呂進峰將他的客戶們進行了分類。第一種是職業女性，這是最常見的類型。“她們多在大城市生活，年齡大多在30多歲。有的人曾經懷孕過但考慮到事業發展選擇了流產，後來演變成習慣性流產，子宮也出現問題；有的則是年齡大了，卵巢功能不好，甚至出現早衰現象。”這樣的客戶往往會抱著厚厚的病曆來，一邊翻給工作人員看，一邊講述他們看病的艱辛曆程、身體遭受的折磨以及家庭、社會造成的壓力，不乏有人痛哭流涕。“也有很多是早年立誌做丁克，20歲不生，30歲也不生，到了40歲想生卻發現生不了了。”
第二類為失獨家庭。失獨者多數已經喪失了生育能力，需要幫忙尋找捐卵者。“這些人基本上五十多歲，也有六七十歲的，孩子出意外後，工作也不做了，找我們一心一意生孩子。”根據全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2012年，中國失獨家庭已超百萬個，每年新增7.6萬個失獨家庭。當年，人口學家預計，中國失獨家庭未來將達1000萬。
在呂進峰看來，失獨家庭的客戶一般都比較挑剔，看了一個又一個捐卵女性，不是不滿意相貌、身高，就是嫌學曆低。有一對父母光是挑捐卵者就挑了半年，看過不知多少人。“有的要求捐卵者身高165甚至168公分以上、氣質好、長得要跟明星一樣、名牌大學畢業，比找老婆要求還高；有的就想生個跟原來女兒、兒子一樣的孩子。比如原來是女孩，代孕就指定要生女孩。”
2016年二胎政策的全麵放開，也為呂進峰貢獻了不少客戶。“很多是跟我年齡差不多的人，原先是政府公職身份，想多要一個孩子不敢生，現在放開了，身體條件卻不行了，隻能找我們。”呂進峰也經常會碰到非常傳統的家庭，第一胎是個女兒，一定要生個兒子，“尤其是福建、廣東那塊兒，不生兒子或者家裏不生三四個都讓人瞧不起。”此外，一些特殊群體也在他的業務範圍內，比如同性戀群體，“來找我們的多是男同，素質都很高。”
梁鴻（化名）是呂進峰從業過程中遇到的一個特殊客戶，他倆開始認識的時候梁是他的客戶，沒想到最後兩人發展成了合作夥伴。
今年53歲的梁鴻曾經是一名普外科大夫，甚至還做過一家公立醫院的一把手。現在他在一家私立醫院開展代孕業務。他的4個孩子中，有3個孩子都是通過代孕的方式生出來的。
梁鴻的第一個孩子生於1992年，有先天性心髒病。1998年，即中國實施計劃生育的第13個年頭，他的老婆再度懷孕。鑒於兒子的身體狀況，夫妻倆決定既然政策允許，就要了這個孩子。然而令他痛心的是，最終妻子不僅意外流了產，還切除了子宮。
為了繼續要孩子，梁鴻想到了代孕。但是他發現，國內的公立醫院不被允許開展代孕業務，而私人診所的技術和設備太差。在到處找不到路子的情況下，梁鴻最終遇上了呂進峰。在呂的幫助下，梁生了一個女孩，如今已經4歲。
這次使用代孕成功後，梁鴻的妻子心想，何不用這樣的方式多要幾個孩子？她忍不住勸梁鴻，“要不你去學生殖吧。”梁鴻起初有些猶豫，後來真的從普外科轉行到了生殖醫學科。
“跨界”比較大，一切都要從頭學起。梁鴻經過多年的摸索，如今在行業內已經有了點名氣。“這個行業裏，有哪些醫生在做，我都清清楚楚，包括三甲醫院有哪些醫生，都數得出來。由於回報豐厚，後來，有些醫生幹脆從公立醫院辭職出來，全職從事代孕。”
2014年，梁鴻親自將他和妻子精卵結合形成的兩個冷凍胚胎解凍後，移植到一位代孕母親的肚子裏，為自己生下了一對龍鳳胎。他還成了呂進峰的醫療顧問，公司碰到什麽問題，都會發個微信或打個電話向他請教。呂進峰對這位“梁院長”也很客氣。
做這一行的人自己利用代孕生孩子的，並非隻有梁鴻一個人。他認識的一位老板就很享受這種“近水樓台”的便利。去年，一名醫生將4顆胚胎分別移植到4位代孕母親的子宮裏——它們全都是使用同一位代孕公司老板的精子受精形成的。不過在胚胎著床後醫生檢查發現，4個胚胎都是雌性。這位老板隨即讓3位代孕母親做了流產，隻保留了其中一個胎兒。他表示，“明年還要做，繼續生兒子。”
雖然尋求使用代孕服務的人越來越多，但是普通人不可能有這位老板那樣的“瀟灑”。呂進峰說，“找我們的人中，99％都不具備生育能力，就想生一個孩子；隻有1％的人自己能生，但是想花錢找人生。”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機構發布的《2012中國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調研報告》則指出，“調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發病率為10％，兩年不孕不育發病率為15％，10年內無子女占25％。就診年齡最小的23歲，最大年齡40歲。” 呂進峰說，“每個月聯係我們想做代孕的意向客戶，至少有五六百，業務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長，每年的增幅約有50％。”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產業的剛需群體，隨著這一群體的增加，代孕中介的從業人員也在急速增長。呂進峰保守估計，僅從他那出去自創公司的就有50多人。《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指出，中國約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務的公司，成規模的約有二三十家。狂飆的還有價格。2004年，呂進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結束後，付給代孕母親五萬元，“她就已經開心了。”後來這一費用漲到了8萬，又從8萬漲到10萬、12萬乃至18萬，如今已高達20萬，翻了四番。一些醫療機構也眼紅這個市場，蠢蠢欲動。“沒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說也有兩百多家左右，有些就是在純粹做代孕。”呂進峰說。
競爭激烈起來。監管的真空助長了這一行業的畸形繁榮。由於代孕在中國是法律的灰色地帶，沒有任何規則來規範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經營活動。“行業內大部分還都是手工作坊，夫妻店、兄弟店，找個地方就做。”呂進峰手下的員工張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實際上，輔助生殖技術是高精尖的醫療技術，需要配備全套醫療設備，包括試管嬰兒操作台、顯微鏡、胚胎培養箱、胚胎儲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純進口，整套設備下來得六七百萬。“很多中介機構使用的是一些公立醫院淘汰下來的設備，總價不會超過80萬。”整個操作過程需要在無菌常溫實驗室進行，這要求醫院必須裝配有百級層流操作係統，以保證成功率。呂進峰說，他在上海的設備就耗資上千萬元，一套淨化空氣的層流設備不下數百萬。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買幾台空氣淨化器放在房間裏，成本不過千元”。
這令很多代孕機構的手術成功率難以得到保證。“很多客戶沒有那麽多的錢，就會選擇到便宜的機構去做，最後孩子沒生出來，錢也打了水漂。”呂進峰說。沒有技術和實力支撐，很多機構都隻是曇花一現。另一家代孕機構的董事長則表示，“這些倒閉了的機構有時直接換個名字就能重新開張撈錢了。”
在這種情況下，因代孕發生糾紛、甚至有人利用代孕詐騙錢財的情況也很常見。比如，在胚胎移植失敗後，代孕機構掩藏真相，偽造產檢證明，繼續向客戶騙取費用。2015年初，《羊城晚報》報道了一對夫妻因“借腹生子”被騙的經曆。一對結婚10年未育的夫妻，在已經花了40多萬元之後，被中介以代孕媽媽身體不適等多種理由索取額外費用。這對夫妻拒絕支付，對方以流產相威脅，最終真的給代孕母親做了流產手術。事後，代孕機構又聲稱“胚胎本身有問題”，要求該夫婦向代媽賠償17萬元。也有客戶耍賴反悔的情況。有的人想要生兒子，結果生下來是女孩，就拒絕支付尾款。
代孕產業背後是豐厚的利潤。“做一單業務，利潤在30％至60％之間。”一位曾在代孕機構工作過的財務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給業務員統計工資的時候，她發現，“一個業務員一個季度的提成接近16萬”“一單業務，業務員可以提3到10個點。”
如果以最低65萬元的標準、一單業務30％的利潤起算，呂進峰迄今總共開展了上萬個嬰兒的業務，保守估計利潤至少上10億。呂進峰笑而不語，“不要隻是談錢，我們是做愛心事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德博拉·斯帕爾在她的《嬰兒生意》一書中，專門探討了輔助生育市場的現狀。最讓她吃驚的是：在她所接觸過的眾多領域裏，這是一個很明顯存在買賣雙方，而且有金錢交易的行業，但是沒有人承認他們正在從事商業交易。這一點，在呂進峰身上尤甚。“我們是獻愛心，做慈善。”無論是公開麵對媒體，還是麵對每一個客戶，他都是如此表示，然而談業務的時候，他照樣對客戶討價還價，錙銖必較。
就在幾天前，一對客戶購買捐卵者卵子的9.5萬元費用沒有到位，盡管第二天就要取卵，然後與男客戶的精子進行體外受精，呂進峰還是不假思索地拒絕了他們對胚胎成型後就移植進代媽子宮的請求。“先把胚胎凍上，錢一到位，就移植。”
呂進峰說，“這個行業如今已經是傳統行業，產業化了，不是你們想象的那樣（隱蔽）。” 的確，這個巨大的嬰兒生產王國已經被細化成一條分工明確的生產流水線：有中介負責尋找代孕母親；捐卵市場也有專門的從業者，爭相在互聯網上發布招聘信息；還有人提供代孕手術所需的各種醫用器械。隻不過，這個與個人隱私緊密相關的行業，一直在常人注意不到的角落裏隱秘地運作著。
（上圖）陳芳住在一套三居室內，同住的還有另外兩名代媽，但都拒絕與記者接觸，閉門不見。經過一番溝通，她們同意了由AA69公司後勤人員代為拍攝一張不帶臉部的照片。攝影/冉文
（下右）住在左邊門內的周女士，30歲，湖北潛江人，身高1米62，初中文憑。以前在老家是養殖小龍蝦的。自己有1個女兒，已經12歲了。拍照的一周前，剛剛順產剩下代孕的男嬰，7斤8兩重。攝影/AA69後勤人員
（下左）住在右邊門內的葉女士，30歲，福建福州人，身高1米62，初中文憑。以前開店經營沙縣小吃的，後來虧了，於是做代孕掙些錢。自己有2個女兒，大的11歲，小的7歲。目前腹中大概36周。攝影/AA69後勤人員
四
來自湖南郴州的陳芳（化名）從事的是這個流水線上最重要的“工種”。 她今年32歲，不知是否是多次懷孕所致，還算年輕的臉上已經有了細紋。還有三個多月就要臨產了，陳芳麵部鮮有表情，不愛說話，也不像同屋別的代孕媽媽那樣喜歡十字繡或者織襪子、織毛衣。她隻有一個愛好——看電視。除了睡覺以及每天兩次在小區裏散散步，她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手握遙控器，從一個頻道換到另一個頻道，“我隻要有電視就行。”
呂進峰的代孕公司將陳芳介紹給顧客而賺取中介費，她則靠出賃自己的子宮獲取報酬。在呂進峰這裏，像陳芳這樣的代孕母親有200多名。“大家做這個就是為了錢。”說這句話時，陳芳眼角的紋路微微有些舒展。
對於代媽，呂進峰的公司有一個“完善”的工資計劃：每個月給予每個代媽2000元生活費；懷孕3個月以後，除工資之外，每個月再發1萬元酬勞；第5個月後，這一額度上升到兩萬，一直持續到臨產；餘款在孩子安全出生後一次性支付，總計20餘萬元。代孕機構除了要付給代媽酬勞，還要承擔她們住處的房租、水電、保姆費等。當然，這些錢最終都出在客戶身上。
陳芳住的房子有130多平方米，三室一廳，隻有床、桌子等基本的家具擺設。房子裏還住著另外兩位代孕母親：一個剛生完孩子在坐月子，年齡30歲，代孕之前自己生過一個女孩；另一個也是30歲，懷孕36周，自己育有兩個女孩，大的11歲，小的7歲。和陳芳一樣，兩人也是初中學曆。陳芳是三人中最早住進來的，選了主臥，有一個小的壁櫥間和獨立衛生間。事實上，她並沒有多少物品需要擺放，房間裏空空落落。
代孕機構對代孕母親的住所選擇是有竅門的，一般青睞一梯兩戶或兩梯四戶的戶型。即使是出去散步，上午也得在9點以後才能出門，下午則是兩三點鍾，以避開上下班高峰期。“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避免她們見到很多人，我們也會囑咐她們不要和陌生人亂說話。”一名後勤人員說。
其實，客戶往往比代孕中介還要謹慎。一名曾采訪過代孕夫妻的記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對夫妻在代孕的時候受騙，向我們爆料，還帶著我去了代孕機構所在的公司追討債款。事情結束後沒多久，再跟他們聯係，發現號碼已經換了。”
很多女客戶在代孕媽媽懷孕的同時會假扮懷孕，根據月份大小購買相應的假肚子，甚至會假裝孕吐。“前幾年，這樣的客戶挺多，這兩年很多人接受了代孕的觀念，假裝懷孕的也就少了。”呂進峰說。
代孕母親由保姆照看。保姆據說是從月子中心請的，負責她們的一日三餐。 保姆隻是這條嬰兒生產流水線上的一名後勤服務人員。呂進峰公司駐點在這個城市的後勤人員有二十多名，這支隊伍為兩百多名代孕母親服務。
除了代孕母親的日常起居有人照顧外，還有人專門陪同她們去醫院產檢。和普通妊娠一樣，代孕母親也要進行產前的所有常規檢查。負責陪同接受孕檢的後勤人員要記住醫生的叮囑事項，並幫代孕母親拿藥；最後，他們一直要服務到嬰兒產出後的DNA親子鑒定環節。
代媽產檢也是分批進行的，一般不會超過3位。“一下子帶著麽多大肚婆去，會引起懷疑的。”上述後勤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整個待產的生活讓陳芳覺得頗為舒適。10年前生自己的孩子的時候，雖然不用下地幹活，但還是要操持家務，為丈夫和公婆準備三餐。
這是陳芳第二次做代孕母親。2015年11月，她剛替一對不能生育的夫婦產下一個女兒。小女孩白白淨淨，眼睛很大，頭發茂密，陳芳對這個從自己肚子裏取出的“小玩意”愛不釋手。然而，兩人的相處隻維持到陳芳出院，“客戶就把她抱走了”。
在接觸代孕這行之前，陳芳剛從老家出來一年多，在廣東一家玩具廠打工，每個月的收入隻有兩三千。隻是初中畢業生的她，連“試管嬰兒”這個詞都沒聽過。“一開始，我也怕是騙人的，但是我的一個老鄉去和呂總的公司接觸了下，覺得沒有問題。”
陳芳先和丈夫商量了下，丈夫反對。“你別被人騙了、賣了”，丈夫衝她吼，並讓她趕緊回家。但一次代孕成功就能賺20多萬塊錢，相當於在玩具廠打工6年收入的總和，“如果做不成就頂多白做，又沒什麽損失。”陳芳還是瞞著丈夫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在移植前，陳芳和兩三個年紀相仿的人被帶到醫院做了孕前檢查，主要包括抽血化驗和婦科檢查。B超檢查顯示，子宮的健康狀況良好。所有費用由呂進峰的公司支付。檢查合格者即可進入下一步的胚胎移植中。
在她的印象中，做移植的房間不是很大，有一名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和兩三個護士。上手術台的時候她有些哆嗦，她甚至難以相信，放入體內的這個小東西會在子宮內發育成和自己兒子一樣的生命。短短幾分鍾，移植就完成了。陳芳沒想到，“就像去菜市場買個菜那麽簡單”。
看似簡單的步驟，卻需要精心設計好每一個細節。例如，為了獲得真實的嬰兒出生證明，在產婦入院前代孕機構就要用客戶的信息給代孕母親辦理一張假身份證，頭像是代孕母親本人的。入院手續刷客戶自己的身份證辦理，如果醫生、護士查房需要看身份證，則由代媽出示假證件。“醫生又看不出來！這樣，嬰兒出生後醫院就會開出生證明，拿去入戶。”
跟孩子分開那天，是陳芳第一次見到她所服務的客戶，也就是“小玩意”未來的父母。確切地說，正在床上坐月子的她隻是隔著門縫瞥了一眼這對中年男女。按照行規，在代孕母親待產期間，客戶是可以來探望和陪護的，然而，多數客戶出於隱私的考慮，選擇不露麵。孩子被抱走的時候，陳芳偷偷抹了幾把眼淚。“十月懷胎，肯定會流眼淚嘛，但後來就不再難過了，畢竟沒有養她。”她用牙齒慢慢地磨一下嘴唇，眼睛盯著正在播放的電視。
陳芳從代孕機構那裏如願得到了20多萬元的酬勞。按照協議，孩子生出來如果超過7斤2兩，代孕母親將獲得額外獎勵，每超出1兩，客戶多支付其500元。陳芳為此多拿了2500元的紅包。
拿著錢，陳芳回到了老家農村，還了丈夫早年跑運輸時欠下的債，把家裏兩層半的老樓房推倒，重新蓋了一套3層半的小樓——多出來的半層是用來曬稻穀的。
房子蓋好後，錢也花完了，裝修的錢卻沒有著落。思量再三，丈夫同意她去再做一次代孕母親。隻是這次不是她一個人出來，一起來的還有村裏的幾個姐妹。在家蓋房的這段日子裏，陳芳將自己的經曆講給她們聽，“她們看到我賺到了錢，都很信任我。我們也不是跟別人睡覺的那種（生孩子），大家也是有困難也才會出來做這個。”陳芳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妥，“現在這樣的太普遍了，太多了，一般做過的人都會介紹人過來。”關鍵是，每介紹一個代媽給代孕機構，她可以獲得1萬元的介紹費。
代孕中介對代孕母親的要求並不複雜：24?32歲，已婚，生過孩子。“如果沒生過孩子，代孕時萬一剖腹產，自己再想要孩子，要隔3年，風險較大。”呂進峰公司的一名後勤人員解釋說。由於需求大，代孕母親供不應求，排隊的客戶往往並沒有挑選代孕母親的機會。
“代媽多來自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等地的農村，其實哪裏人都有。”多數代孕母親像陳芳一樣，賺了錢就回家蓋房子或做生意。“有人生了一次，回家做生意做不下去，就又出來做，生兩三次的都有。”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生命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長秋總結，就代孕動機來說，金錢是女性作代理孕母的最大動力。美國一份調查也顯示，90％的代孕者承認，假如她們能支付自己日常生活費的話就不會替他人懷孕。在國際市場上，從事商業代孕的主力軍是印度的貧窮婦女。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很多從事代孕的人之所以選擇這樣的工作，大多是生活所迫，而生一個孩子所獲得的收入，往往是他們最為看重的。”劉長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16年6月，陳芳子宮裏再次移植進了一個胚胎，距離上次生產僅有半年時間。這次，她已經頗有經驗，“專業”了不少，甚至還能安慰同批移植的姐妹。她隻有一個擔心，即移植的時候子宮內膜會不會脫落，“如果脫落了，就白做了”。
事實上，子宮內膜脫落的概念並不像陳芳理解的那樣。從醫學角度來講，子宮內膜厚度會影響女性子宮的環境，過厚或過薄都有可能影響胚胎著床的成功率。胚胎移植後可能無法著床或者著床後容易脫落，從而造成流產，而不是陳芳所理解的當場脫落。不過，沒有人跟她詳細解釋這個概念，她隻能從手術醫生、護士甚至姐妹那裏獲得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識，並盡力讓自己理解。
胚胎移植成功後，等待陳芳的是75天的黃體酮注射。黃體酮是孕激素，是一種常規的保胎手段。黃體功能不全會導致妊娠率下降，流產率增加。作為試管嬰兒操作的最後一步，用黃體酮來幫助胚胎著床和保胎大約為三個月左右。每天，都會有護士過來給陳芳打針。黃體酮針是一種油劑，推起針來很慢，會很疼。而且隨著注射次數的增多，皮膚吸收變慢，注射會變得越來越痛苦，很多代孕母親的臀部會紅腫疼痛、結硬塊，陳芳也不例外。
在20多平米的房間裏，代孕母親的生活被支配著。她們需要由後勤人員來安排基本的生活。代孕協議用幾個“不得”和“必須”將代孕母親的行動掌控在一定範圍內，他們有向家人通電話的權利，但不得告訴任何人關於居住地的詳細地址，不得帶任何人進入居住地，不得與未經需求方同意的任何人見麵。
在移植前，代孕母親被要求每天外出累計時間不得超過4個小時，21點前必須回居住處，23點前必須就寢；移植以後的半個月內，除上廁所，必須臥床休息，吃飯均需在床上進行，其間不可以洗澡；懷孕3個月後，除了定時散步和產檢外不得外出，22點前必須就寢。如果違反，要接受相應的處罰。
代孕母親還需要配合客戶的要求進行胎教，例如聽音樂、鍛煉、看書。也有客戶會給代孕母親單獨租房子，每天陪著，直到待產。一位中介人員曾遇到一件事。一次，他手下的一個代孕母親給她打電話，“把我接回去吧，我要累死了。”溝通後才知道，客戶要求代孕母親每天早上起床念英語，中午磨墨寫字，文化水平不高的代媽說“不會寫”，但客戶不依不饒，“你隻管寫，亂畫都行。”
有時妊娠反應嚴重，陳芳會沒胃口。保姆給她熬鯽魚湯，濃白的鯽魚湯端到麵前，她卻怎麽都喝不下去。“但喝不下去也要喝，胎兒沒有營養長不好，我們做這個，也想保證成功。”
2016年12月某一天陳芳的食譜：早餐衝泡一杯五穀雜糧粉，再加一杯提子燕麥片，兩個包子；午餐胡蘿卜豬骨頭熬湯、尖椒魚幹、清炒白菜；晚餐豇豆炒肉片、清炒菜花、攤雞蛋。每天要穿插吃很多其他的食物，泡奶粉、吃水果、花生、堅果、紅棗，還有補點維生素片、鈣片等營養類藥品。陳芳坦言：這比自己懷孕那會兒吃的好多了。攝影/冉文
在呂進峰公司的協議裏寫著，如果產檢發現胎兒小於正常範圍，會扣除不菲 的傭金。“發現偏小以後，產檢過程中多次（相隔一個月以上）發現胎兒偏小，每發現一次扣代孕傭金5000元。甲方保證其生養的嬰兒不得輕於2700克（指懷孕單胞胎）。每少於50克，甲方的代孕傭金減少2000元”。
幾次產檢，陳芳都有些缺鐵性貧血，醫生給她開了補血藥。世界衛生組織（WHO）資料表明，50％以上的孕婦會生理性貧血，其中最為常見的是缺鐵性貧血。缺鐵性貧血不僅危害到孕婦自身的健康，還可導致死胎、早產、分娩低體重兒、新生兒營養性貧血等。
事實上，生育本身就是一種充滿風險的行為。醫學研究表明，孕婦在孕期及生產時，可能會麵臨妊娠合並心髒病、羊水栓塞、子宮破裂、大出血、感染等數10種風險。除了以上風險，代孕母親還要承受藥物損害、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等在內的更多風險和傷害。
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由於代孕母親必須要承擔代孕過程中的許多風險，該州法律要求醫師在簽約前，必須告知契約當事人（包括代孕母親和委托人）人工生殖的成功率；植入胚胎與多胞胎懷孕的風險；相關程序的性質和費用；人工生殖中服用促排卵藥物、取卵和植入精卵或者胚胎對於健康所產生的風險，以及代孕對心理可能造成的影響。這些都能夠幫助當事人對於契約深思熟慮，假如一方反悔，法院要強製雙方遵守契約。
在中國，代孕各方所有的保障都係於一紙合法性基礎不足的協議上。當然，協議對某些可能產生的後果也進行了一些規定，例如：甲方在孕期3個月至5個月前發生意外流產或經大型三甲醫院鑒定必須流產，如因需求方原因，甲方的身體傷害治療費用由需求方承擔，另外需要支付15％總代孕傭金＋5000元賠償金；如果甲方在協議期限內死亡，經公安部門鑒定為需求方責任，則需求方除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外，賠償甲方家屬10萬元整。“需求方”是呂進峰的公司，甲方是代孕母親。“有時候家屬鬧一鬧，我們賠得就多一些，這也沒有辦法。”呂進峰說。
2007年之後國內私人代孕產業發展迅猛，這才引起政府部門的注意並開始嚴厲打擊。呂進峰也沒逃過去，“有三個代媽被拖走強製墮胎，兩個雙胞胎、一個單胎，賠了好幾百萬。”
2017年春節剛過，國內有關代孕合法化的討論又成為熱門話題。多年以來，每當有關於代孕法規製定的動態，呂進峰都格外關注。曆次有關這一問題的公開討論，甚至讓他所處的整個代孕行業都很緊張。
2015年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表決期間，呂進峰可謂坐立難安。當時草案打算將“代孕條款”寫進《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並在第35條規定：“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國家衛計委希望通過此舉將代孕這一事情上升到法律的層麵。這被外界視為國家層麵將對代孕實行全麵管理的標誌。“如果禁止代孕被寫進《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那就意味著，地下代孕將不再是灰色地帶，而是違法行為，有法律依據了。”呂進峰密切地關注著。結果到了最後一天，表決稿刪除了“禁止代孕”的條款。
在呂進峰看來，“從國內目前的情況（包括不孕不育現狀）來說，國家肯定不會有太大的打擊力度，現在（監管）就是真空期了，是默許。”說到這兒，他突然又有些惶恐，一旦代孕合法化，肯定會有大量的資本流入這個行業，醫療機構本身也會去開展業務，到時候競爭力可能就保不住了。
麵對目前的局麵，呂進峰迫切地需要鞏固自己代孕王國的地位。幾年前，他就有建設醫療基地的想法，但當時遭遇了騙子，賠了不少錢，這件事就被擱置下來。從2016年年初開始，他頻繁地奔波於北京、上海等地之間，籌劃並建設了新的基地。現在，每一位客戶在簽約前，都被邀請到基地來參觀，呂進峰通過這種方式建立客戶對他的信心。
“目前，我基本上可以無視其他對手。就像手機廠商有成千上萬，但大頭利潤還不是被蘋果拿去了？”呂進峰有自己的雄心，他想象著代孕合法化之後，“租一座大樓，就叫AA69大廈”。
“你看，我們的沙發都是私人定製的，我就喜歡高大上。”在他其中一家基地的辦公室裏，呂進峰整個人都陷在沙發裏，他高高地架起二郎腿，雙手肆意地搭在沙發扶手上，仿佛是這個地下王國的統治者。
“呂總，您就是活佛再世！”
這是一位母親發來的報喜信息。就在此前一刻，她的孩子剛剛出生。隻不過，這名嬰兒的身世有點特殊，他有不止一位母親：一個提供了健康的卵子，另一個用子宮孕育了他——孩子是通過代孕生產的。
收到這條微信的時候，醉醺醺的呂進峰正在KTV包間裏唱歌。他迅速地回了一句，“給錢就行”。
這位39歲的江蘇人是國內最早從事代孕中介的那批人之一，通過搭建委托人和代孕母親之間的聯係賺取服務費。呂進峰親曆了這個隱秘而龐大的地下王國從無到有的過程，並努力拓展疆土，成為王國的領袖。截至目前，他一手創立的AA69代孕公司已經“生產”了上萬名嬰兒。
一
在位於上海的辦公室裏，呂進峰斜靠在沙發上，用手劃拉著手機屏幕，偶爾回條微信，顯得漫不經心。在他身旁，一位中老年婦女望著他，眼神裏滿是懇求。她叫秦月（化名），上海本地人。前段時間，秦月陪著女兒、女婿一起來簽合同。女兒今年31歲，7年前發現患有癲癇，隨著病情越來越重，後來幹脆在家休養。從前兩年開始，秦月夫婦就一直催女兒女婿要個孩子，他們找生殖科醫生問過，回答是“體質不適合要孩子”。失望之餘，秦月替女兒選擇了代孕。這次，她是來和呂進峰商量如何用促排卵藥的。
代孕，是指在體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後，將其植入代孕母親子宮內，由代孕母親替人完成懷胎和分娩的過程，屬於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一種。
還差一天，秦月的女兒就要進入排卵周期了。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第一步就是促排卵。在獲取高質量的卵子之後，才能在實驗室裏使其與精子結合並培養成胚胎，再植入母體的子宮。
秦月的女兒已經服用了數天的媽富隆。媽富隆是一種避孕藥，在促排卵時服用可以調整體內的激素水平，以便生成更為健康的卵子。然而，在吃了媽富隆後，秦月的女兒癲癇發作的頻率從20天一次變成每天發作。每次發病的時候，她都有預感，便找個地方坐下來，接下來會有幾分鍾不省人事。
剛開始，秦月很慌張，詢問了醫生才知道，女兒現在每天服用的媽富隆，與治療癲癇的藥物相抵觸。即便這樣，他們並沒有選擇停藥。
秦月是在眾多代孕網站上找到呂進峰的，這個與女婿同齡的男士聲稱自己在國內最早從事代孕行業，並多次接受媒體采訪。“我們這其實是愛心事業。”她記住了呂進峰的這句話。
1986年，中國大陸誕生了第一名試管嬰兒。10年後，國內首例代孕母親試管嬰兒在北京出生。“中國試管嬰兒之母”、北醫三院婦產科教授張麗珠主持了這項手術。她曾做過6例代孕母親試管嬰兒，成功了5例。
大多數尋求代孕治療的患者的共性是，卵巢仍能排卵，但胎兒發育的土壤——子宮有問題，需要借別人的子宮。代孕技術出現以後，很多醫院將其視為巨大的商機，一時間，紛紛開展這項業務。但爭議也隨之而來，很多人認為，代孕挑戰了傳統生育方式與社會道德觀念，帶來的倫理與管理問題是當時的體製與政策所不能承載的。
基於此，國家衛生部2001年頒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並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然而，隨著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漸增多，像呂進峰這樣的私人代孕中介開始出現。原本在醫療機構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紛紛轉入地下。
秦月眼前的呂進峰個頭不高，膚色微黑，胖胖的，笑起來臉上若隱若現地有兩個酒窩。
秦月女兒代孕的價格總共是65萬元，這是呂進峰的“公益互助協議”裏所能享受到的最優惠價格。呂進峰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一份代孕協議書顯示，代孕套餐總共分為四類。其中，第一類是在客戶身體情況準許的情況下，提供合格的精子和卵子，兩年之內公司保證其至少有一名健康的嬰兒出生。其他各類套餐則在第一類的基礎上，針對客戶身體狀況以及卵子、精子的來源有相應的加價。例如，如果客戶自己的卵子不行，需要另外支付6萬?10萬元的捐卵費用；根據捐卵女孩的樣貌、身高、學曆不同，則價格不等。“65萬元起價，最高135萬，”呂進峰說，“就跟買房子一樣，可以分期付，也可以一次性付款。”當然，對同樣的套餐，分期付款的總額要比一次性付清貴。呂進峰是個精明的生意人，每一步都算得很清楚。
所有的費用都是由秦月老兩口支付的，這花掉了他們一輩子的積蓄。他們覺得愧對女婿，“你說如果我女兒得了其他什麽毛病，比如說心髒不好，我們還能跟親家說。可是這個毛病，我們怎麽開口？女婿很優秀，對女兒不嫌棄已經不容易了，我們願意出這個錢。”
再服用一天媽富隆，秦月的女兒就要開始打促排針了。秦月一方麵擔心女兒會不會對新的促排藥物有反應；另一方麵還擔心取卵的時候女兒會癲癇發作。她問呂進峰能否將原先定的取卵時間，由晚上六七點鍾改為上午——女兒每天下午六點多都會發作一次，她擔心這樣會影響取卵，或者即使成功取出，卵子的質量也會不好。“你沒到我這一步，不明白我多揪心，你一定要給我做成。”她再三懇求呂進峰。
秦月讓呂進峰感到有點為難。在製訂促排方案之初，一位醫生聽說客戶有癲癇，就拒絕了，第二位醫生考慮了半天才下決心接受這位病人。他的醫療基地裏的醫生都是從上海一些醫院的生殖中心請來的，白天都要上班。“一是醫生沒時間，隻能晚上取；二是白天也不安全。”他對秦月說。
按照《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的規定，聘請醫務人員進行代孕手術，是不允許的，更何況呂進峰沒有經過任何資質審批。對於一個醫生，呂進峰每年需要支付上百萬的工資，這還是保守的價格。他時刻都很小心，害怕一旦不小心被曝光，一切投入就打了水漂。
送走了秦月，呂進峰又見了另一個女客戶。對方30多歲，老公出軌，和小三生了一個兒子，還大擺喜酒。她氣不過，又沒有辦法——自己心髒不好，不能生育，也不具備促排取卵的條件。她希望呂進峰能幫自己找到一名捐卵者和一名代媽（代孕母親的簡稱）。她打算偷丈夫的精子，跟卵子結合孕育成胚胎，放到代媽的肚子裏。呂進峰覺得這筆訂單關係有點複雜，最後在簽協議的時候，他加了一條：“此次代孕是夫妻單方麵同意，如若發生糾紛，跟乙方沒有關係。”乙方就是呂進峰的代孕公司。
AA69公司創辦人呂進峰。在現行的法律法規框架下，呂進峰需找著變通的路徑，為巨大且強烈的代孕需求市場服務，光暗之間，從2004年發展至今，他建立起自己的代孕王國。攝影/冉文
二
與客戶見麵簽訂協議是呂進峰的規矩，如果實在無法麵簽，也要進行視頻會話。他把這一條寫進了他的協議中：與董事長呂進峰先生當麵簽約，是您權益的唯一保證。這句話後麵還特意打了三個感歎號，又把“當麵簽約”四個字用紅色凸顯出來。
呂進峰說，自己是被逼得沒辦法才立下這規定的。從他2004年開始從事代孕這一行到現在，國內的私人代孕市場發展迅速。據他估計“從業者有3萬多人，魚龍混雜”。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人打著他的旗號行騙，冒充他公司的員工或仿建他的網站，最後，受騙者都會找到他這裏。
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呂進峰在該行業的地位與生意的火爆。在此次來上海之前，呂進峰已輾轉廣州、深圳、佛山、廈門、泉州等多個城市，見客戶、談業務、應酬，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都超過12點。由於缺乏睡眠，他有兩個難以消除的黑眼圈。
代孕的確為呂進峰開通了一條財路，也許一開始他並沒想那麽多。從前，他在蘇州的外資企業從事物流工作，一度做到中層管理崗位，一個月也隻能賺到四五千元。好不容易存了些錢，打算做點生意，卻被騙光了。
2004年，呂進峰的妻子懷孕。為了學習育兒經驗，他整天泡在搜狐網的母嬰論壇上。他發現，有很多人無法生育，其中一些人提到去國外做代孕。他就想，“國內代孕的事情怎麽沒人做呢？”
呂進峰萌生這一想法之時，學界乃至整個社會對中國不孕不育人群規模的判斷依據還在參考上世紀90年代的調查數據：育齡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僅為3％?5％，低於發達國家的5％?8％的比例。然而，人們尚未意識到，中國的不孕不育人群正在迅速增長。2009年，由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發展中心、中國人口協會共同發布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稱，中國育齡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到12.5％至15％，接近發達國家的比率。不孕不育者以25歲至30歲人數最多，呈年輕化趨勢。
AA69的域名是當時注冊網站時他隨手敲出來的一組符號。生意做大以後，他讓員工對客戶這樣解釋：“69組合起來就像一個太極八卦，取 陰陽相合 的意思，AA則是要做到最好的意思。”
呂進峰的第一位客戶是浙江舟山人，第一位代孕母親人在四川，他自己則在蘇州，三人的距離加起來相當於從中國的最北邊走到最南端。呂進峰從蘇州坐了近50個小時的火車才找到報名的代孕母親，又跟她一起坐火車到北京完成移植操作，並將其交給一家機構托管。“我當年就是有點創新和冒險精神，看得遠一些，膽子大一點。”呂進峰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如今，當年僅有呂進峰一人的皮包公司已經慢慢打造成一個“嬰兒生產線”：銷售人員吸引和接待客戶，後勤人員負責代媽的生活保障，每個人都在“製造嬰兒”這條流水線上有著各自的分工。為保護隱私，很多有代孕需求的人喜歡在網上投石探路。他還向搜索公司購買關鍵詞，以使他的網頁能夠被潛在客戶第一個搜到。“一個關鍵詞的費用，一個月就需要好幾十萬。”
熟人推介也是一種渠道，而這一般需要支付不菲的介紹費。據一位業內人士介紹，“最多的時候，他們付過5萬元的介紹費。”從各家醫院的生殖科購買客戶信息已經是常見的手段，“業務員常去醫院跑，10來頁A4紙，都是客戶信息，隻需要幾千塊錢。”
呂進峰現在要做的，就是在協議書上簽字。“每天都要簽好幾單。”他想對具體數字的保密，但又忍不住想炫耀，“到目前為止，我們這兒已經有上萬名嬰兒誕生了。”
呂進峰將潛在的客戶與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親等各個方麵聯係起來，從中賺取利潤。早年間，人們對代孕還不大了解，他所在城市的公安及聯防隊員某次誤認為他是以“代孕”的名義拉皮條、組織嫖娼，把他暴打了一頓。事情還上了當地的報紙。
他曾很委屈地對記者說，“我沒有做違法的事情，沒有幹壞事，也不是給別人介紹小三和二奶，法律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從業人員不能做代孕，又沒有說民間不行。”隨著媒體對代孕關注度的增加，呂進峰發現，找他麻煩的人反而少了。“我發現，越是公開告訴別人我在做什麽，執法部門反而覺得沒有懲辦我的依據；默默無聞，卻容易受傷害。我沒有資本，也沒有背景，隻能選擇公開。”
呂進峰統計了一下，到目前為止，他總共接受媒體采訪30多次。他讓公司員工去做了很多獎杯，在底座上刻上接受采訪的時間，一個獎杯對應一家媒體，一個個擺放在他辦公桌後麵的櫃子裏。最大的獎杯上寫著“新加坡電視台”，這是他去年接受采訪的紀念。有些來采訪的媒體人甚至後來也成了他的客戶。
媒體報道除了給呂進峰帶來“安全”之外，還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越來越多的客戶在看了報道後找到他要求代孕。讓他更沒想到的是，客戶多了之後，好的醫生也願意從正規醫院的生殖中心出來兼職。盡管法律規定“合法醫療機構開展限製性的執業活動，例如開展代孕活動、買賣胚胎的、擅自進行性別選擇等情況之一的將被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但相比每單數十上百萬的利潤，這樣的規定就顯得毫無約束力。呂進峰說，“有人說代孕違背倫理，除了這些不靠譜的話，他們（執法機構）也說不出來什麽。”
如今，呂進峰的生意已經在全國開枝散葉，在上海、廣州、武漢、北京、山東等地都設有辦公室，麵積均有上百平方米。這些公司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名義注冊，隱匿於教育、服裝、營銷機構之中。
AA69公司原本的Logo是找一家公司設計的，橘黃色的圓環包裹著綠色的小蝌蚪，外麵又纏繞了一層橄欖枝。圓環象征著女性的子宮和卵子，小蝌蚪代表精子，整個Logo寓意他的公司就像環繞的橄欖枝，守護生命。但呂進峰現在覺得，還是換成自己的頭像合適，因為這樣更加“高大上”。在呂進峰辦公室裏供奉著一尊綠度母佛像。綠度母在藏傳佛教中為觀世音的化身，取“觀音送子”的吉意。
每年3?5月，是公司最忙的時候，上一年年底簽約的要開始啟動，新客戶一般也會在這個時候找過來。呂進峰不僅在不孕不育人群與代孕母親之間搭建了橋梁，還可以直接操作代孕手術，這是令其他代孕中介眼紅的地方。
AA69公司的一處醫療基地內的手術操作室。圖/受訪者提供
製圖|葉雪鳴
三
呂進峰將他的客戶們進行了分類。第一種是職業女性，這是最常見的類型。“她們多在大城市生活，年齡大多在30多歲。有的人曾經懷孕過但考慮到事業發展選擇了流產，後來演變成習慣性流產，子宮也出現問題；有的則是年齡大了，卵巢功能不好，甚至出現早衰現象。”這樣的客戶往往會抱著厚厚的病曆來，一邊翻給工作人員看，一邊講述他們看病的艱辛曆程、身體遭受的折磨以及家庭、社會造成的壓力，不乏有人痛哭流涕。“也有很多是早年立誌做丁克，20歲不生，30歲也不生，到了40歲想生卻發現生不了了。”
第二類為失獨家庭。失獨者多數已經喪失了生育能力，需要幫忙尋找捐卵者。“這些人基本上五十多歲，也有六七十歲的，孩子出意外後，工作也不做了，找我們一心一意生孩子。”根據全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2012年，中國失獨家庭已超百萬個，每年新增7.6萬個失獨家庭。當年，人口學家預計，中國失獨家庭未來將達1000萬。
在呂進峰看來，失獨家庭的客戶一般都比較挑剔，看了一個又一個捐卵女性，不是不滿意相貌、身高，就是嫌學曆低。有一對父母光是挑捐卵者就挑了半年，看過不知多少人。“有的要求捐卵者身高165甚至168公分以上、氣質好、長得要跟明星一樣、名牌大學畢業，比找老婆要求還高；有的就想生個跟原來女兒、兒子一樣的孩子。比如原來是女孩，代孕就指定要生女孩。”
2016年二胎政策的全麵放開，也為呂進峰貢獻了不少客戶。“很多是跟我年齡差不多的人，原先是政府公職身份，想多要一個孩子不敢生，現在放開了，身體條件卻不行了，隻能找我們。”呂進峰也經常會碰到非常傳統的家庭，第一胎是個女兒，一定要生個兒子，“尤其是福建、廣東那塊兒，不生兒子或者家裏不生三四個都讓人瞧不起。”此外，一些特殊群體也在他的業務範圍內，比如同性戀群體，“來找我們的多是男同，素質都很高。”
梁鴻（化名）是呂進峰從業過程中遇到的一個特殊客戶，他倆開始認識的時候梁是他的客戶，沒想到最後兩人發展成了合作夥伴。
今年53歲的梁鴻曾經是一名普外科大夫，甚至還做過一家公立醫院的一把手。現在他在一家私立醫院開展代孕業務。他的4個孩子中，有3個孩子都是通過代孕的方式生出來的。
梁鴻的第一個孩子生於1992年，有先天性心髒病。1998年，即中國實施計劃生育的第13個年頭，他的老婆再度懷孕。鑒於兒子的身體狀況，夫妻倆決定既然政策允許，就要了這個孩子。然而令他痛心的是，最終妻子不僅意外流了產，還切除了子宮。
為了繼續要孩子，梁鴻想到了代孕。但是他發現，國內的公立醫院不被允許開展代孕業務，而私人診所的技術和設備太差。在到處找不到路子的情況下，梁鴻最終遇上了呂進峰。在呂的幫助下，梁生了一個女孩，如今已經4歲。
這次使用代孕成功後，梁鴻的妻子心想，何不用這樣的方式多要幾個孩子？她忍不住勸梁鴻，“要不你去學生殖吧。”梁鴻起初有些猶豫，後來真的從普外科轉行到了生殖醫學科。
“跨界”比較大，一切都要從頭學起。梁鴻經過多年的摸索，如今在行業內已經有了點名氣。“這個行業裏，有哪些醫生在做，我都清清楚楚，包括三甲醫院有哪些醫生，都數得出來。由於回報豐厚，後來，有些醫生幹脆從公立醫院辭職出來，全職從事代孕。”
2014年，梁鴻親自將他和妻子精卵結合形成的兩個冷凍胚胎解凍後，移植到一位代孕母親的肚子裏，為自己生下了一對龍鳳胎。他還成了呂進峰的醫療顧問，公司碰到什麽問題，都會發個微信或打個電話向他請教。呂進峰對這位“梁院長”也很客氣。
做這一行的人自己利用代孕生孩子的，並非隻有梁鴻一個人。他認識的一位老板就很享受這種“近水樓台”的便利。去年，一名醫生將4顆胚胎分別移植到4位代孕母親的子宮裏——它們全都是使用同一位代孕公司老板的精子受精形成的。不過在胚胎著床後醫生檢查發現，4個胚胎都是雌性。這位老板隨即讓3位代孕母親做了流產，隻保留了其中一個胎兒。他表示，“明年還要做，繼續生兒子。”
雖然尋求使用代孕服務的人越來越多，但是普通人不可能有這位老板那樣的“瀟灑”。呂進峰說，“找我們的人中，99％都不具備生育能力，就想生一個孩子；隻有1％的人自己能生，但是想花錢找人生。”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機構發布的《2012中國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調研報告》則指出，“調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發病率為10％，兩年不孕不育發病率為15％，10年內無子女占25％。就診年齡最小的23歲，最大年齡40歲。” 呂進峰說，“每個月聯係我們想做代孕的意向客戶，至少有五六百，業務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長，每年的增幅約有50％。”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產業的剛需群體，隨著這一群體的增加，代孕中介的從業人員也在急速增長。呂進峰保守估計，僅從他那出去自創公司的就有50多人。《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指出，中國約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務的公司，成規模的約有二三十家。狂飆的還有價格。2004年，呂進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結束後，付給代孕母親五萬元，“她就已經開心了。”後來這一費用漲到了8萬，又從8萬漲到10萬、12萬乃至18萬，如今已高達20萬，翻了四番。一些醫療機構也眼紅這個市場，蠢蠢欲動。“沒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說也有兩百多家左右，有些就是在純粹做代孕。”呂進峰說。
競爭激烈起來。監管的真空助長了這一行業的畸形繁榮。由於代孕在中國是法律的灰色地帶，沒有任何規則來規範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經營活動。“行業內大部分還都是手工作坊，夫妻店、兄弟店，找個地方就做。”呂進峰手下的員工張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實際上，輔助生殖技術是高精尖的醫療技術，需要配備全套醫療設備，包括試管嬰兒操作台、顯微鏡、胚胎培養箱、胚胎儲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純進口，整套設備下來得六七百萬。“很多中介機構使用的是一些公立醫院淘汰下來的設備，總價不會超過80萬。”整個操作過程需要在無菌常溫實驗室進行，這要求醫院必須裝配有百級層流操作係統，以保證成功率。呂進峰說，他在上海的設備就耗資上千萬元，一套淨化空氣的層流設備不下數百萬。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買幾台空氣淨化器放在房間裏，成本不過千元”。
這令很多代孕機構的手術成功率難以得到保證。“很多客戶沒有那麽多的錢，就會選擇到便宜的機構去做，最後孩子沒生出來，錢也打了水漂。”呂進峰說。沒有技術和實力支撐，很多機構都隻是曇花一現。另一家代孕機構的董事長則表示，“這些倒閉了的機構有時直接換個名字就能重新開張撈錢了。”
在這種情況下，因代孕發生糾紛、甚至有人利用代孕詐騙錢財的情況也很常見。比如，在胚胎移植失敗後，代孕機構掩藏真相，偽造產檢證明，繼續向客戶騙取費用。2015年初，《羊城晚報》報道了一對夫妻因“借腹生子”被騙的經曆。一對結婚10年未育的夫妻，在已經花了40多萬元之後，被中介以代孕媽媽身體不適等多種理由索取額外費用。這對夫妻拒絕支付，對方以流產相威脅，最終真的給代孕母親做了流產手術。事後，代孕機構又聲稱“胚胎本身有問題”，要求該夫婦向代媽賠償17萬元。也有客戶耍賴反悔的情況。有的人想要生兒子，結果生下來是女孩，就拒絕支付尾款。
代孕產業背後是豐厚的利潤。“做一單業務，利潤在30％至60％之間。”一位曾在代孕機構工作過的財務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給業務員統計工資的時候，她發現，“一個業務員一個季度的提成接近16萬”“一單業務，業務員可以提3到10個點。”
如果以最低65萬元的標準、一單業務30％的利潤起算，呂進峰迄今總共開展了上萬個嬰兒的業務，保守估計利潤至少上10億。呂進峰笑而不語，“不要隻是談錢，我們是做愛心事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德博拉·斯帕爾在她的《嬰兒生意》一書中，專門探討了輔助生育市場的現狀。最讓她吃驚的是：在她所接觸過的眾多領域裏，這是一個很明顯存在買賣雙方，而且有金錢交易的行業，但是沒有人承認他們正在從事商業交易。這一點，在呂進峰身上尤甚。“我們是獻愛心，做慈善。”無論是公開麵對媒體，還是麵對每一個客戶，他都是如此表示，然而談業務的時候，他照樣對客戶討價還價，錙銖必較。
就在幾天前，一對客戶購買捐卵者卵子的9.5萬元費用沒有到位，盡管第二天就要取卵，然後與男客戶的精子進行體外受精，呂進峰還是不假思索地拒絕了他們對胚胎成型後就移植進代媽子宮的請求。“先把胚胎凍上，錢一到位，就移植。”
呂進峰說，“這個行業如今已經是傳統行業，產業化了，不是你們想象的那樣（隱蔽）。” 的確，這個巨大的嬰兒生產王國已經被細化成一條分工明確的生產流水線：有中介負責尋找代孕母親；捐卵市場也有專門的從業者，爭相在互聯網上發布招聘信息；還有人提供代孕手術所需的各種醫用器械。隻不過，這個與個人隱私緊密相關的行業，一直在常人注意不到的角落裏隱秘地運作著。
（上圖）陳芳住在一套三居室內，同住的還有另外兩名代媽，但都拒絕與記者接觸，閉門不見。經過一番溝通，她們同意了由AA69公司後勤人員代為拍攝一張不帶臉部的照片。攝影/冉文
（下右）住在左邊門內的周女士，30歲，湖北潛江人，身高1米62，初中文憑。以前在老家是養殖小龍蝦的。自己有1個女兒，已經12歲了。拍照的一周前，剛剛順產剩下代孕的男嬰，7斤8兩重。攝影/AA69後勤人員
（下左）住在右邊門內的葉女士，30歲，福建福州人，身高1米62，初中文憑。以前開店經營沙縣小吃的，後來虧了，於是做代孕掙些錢。自己有2個女兒，大的11歲，小的7歲。目前腹中大概36周。攝影/AA69後勤人員
四
來自湖南郴州的陳芳（化名）從事的是這個流水線上最重要的“工種”。 她今年32歲，不知是否是多次懷孕所致，還算年輕的臉上已經有了細紋。還有三個多月就要臨產了，陳芳麵部鮮有表情，不愛說話，也不像同屋別的代孕媽媽那樣喜歡十字繡或者織襪子、織毛衣。她隻有一個愛好——看電視。除了睡覺以及每天兩次在小區裏散散步，她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手握遙控器，從一個頻道換到另一個頻道，“我隻要有電視就行。”
呂進峰的代孕公司將陳芳介紹給顧客而賺取中介費，她則靠出賃自己的子宮獲取報酬。在呂進峰這裏，像陳芳這樣的代孕母親有200多名。“大家做這個就是為了錢。”說這句話時，陳芳眼角的紋路微微有些舒展。
對於代媽，呂進峰的公司有一個“完善”的工資計劃：每個月給予每個代媽2000元生活費；懷孕3個月以後，除工資之外，每個月再發1萬元酬勞；第5個月後，這一額度上升到兩萬，一直持續到臨產；餘款在孩子安全出生後一次性支付，總計20餘萬元。代孕機構除了要付給代媽酬勞，還要承擔她們住處的房租、水電、保姆費等。當然，這些錢最終都出在客戶身上。
陳芳住的房子有130多平方米，三室一廳，隻有床、桌子等基本的家具擺設。房子裏還住著另外兩位代孕母親：一個剛生完孩子在坐月子，年齡30歲，代孕之前自己生過一個女孩；另一個也是30歲，懷孕36周，自己育有兩個女孩，大的11歲，小的7歲。和陳芳一樣，兩人也是初中學曆。陳芳是三人中最早住進來的，選了主臥，有一個小的壁櫥間和獨立衛生間。事實上，她並沒有多少物品需要擺放，房間裏空空落落。
代孕機構對代孕母親的住所選擇是有竅門的，一般青睞一梯兩戶或兩梯四戶的戶型。即使是出去散步，上午也得在9點以後才能出門，下午則是兩三點鍾，以避開上下班高峰期。“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避免她們見到很多人，我們也會囑咐她們不要和陌生人亂說話。”一名後勤人員說。
其實，客戶往往比代孕中介還要謹慎。一名曾采訪過代孕夫妻的記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對夫妻在代孕的時候受騙，向我們爆料，還帶著我去了代孕機構所在的公司追討債款。事情結束後沒多久，再跟他們聯係，發現號碼已經換了。”
很多女客戶在代孕媽媽懷孕的同時會假扮懷孕，根據月份大小購買相應的假肚子，甚至會假裝孕吐。“前幾年，這樣的客戶挺多，這兩年很多人接受了代孕的觀念，假裝懷孕的也就少了。”呂進峰說。
代孕母親由保姆照看。保姆據說是從月子中心請的，負責她們的一日三餐。 保姆隻是這條嬰兒生產流水線上的一名後勤服務人員。呂進峰公司駐點在這個城市的後勤人員有二十多名，這支隊伍為兩百多名代孕母親服務。
除了代孕母親的日常起居有人照顧外，還有人專門陪同她們去醫院產檢。和普通妊娠一樣，代孕母親也要進行產前的所有常規檢查。負責陪同接受孕檢的後勤人員要記住醫生的叮囑事項，並幫代孕母親拿藥；最後，他們一直要服務到嬰兒產出後的DNA親子鑒定環節。
代媽產檢也是分批進行的，一般不會超過3位。“一下子帶著麽多大肚婆去，會引起懷疑的。”上述後勤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整個待產的生活讓陳芳覺得頗為舒適。10年前生自己的孩子的時候，雖然不用下地幹活，但還是要操持家務，為丈夫和公婆準備三餐。
這是陳芳第二次做代孕母親。2015年11月，她剛替一對不能生育的夫婦產下一個女兒。小女孩白白淨淨，眼睛很大，頭發茂密，陳芳對這個從自己肚子裏取出的“小玩意”愛不釋手。然而，兩人的相處隻維持到陳芳出院，“客戶就把她抱走了”。
在接觸代孕這行之前，陳芳剛從老家出來一年多，在廣東一家玩具廠打工，每個月的收入隻有兩三千。隻是初中畢業生的她，連“試管嬰兒”這個詞都沒聽過。“一開始，我也怕是騙人的，但是我的一個老鄉去和呂總的公司接觸了下，覺得沒有問題。”
陳芳先和丈夫商量了下，丈夫反對。“你別被人騙了、賣了”，丈夫衝她吼，並讓她趕緊回家。但一次代孕成功就能賺20多萬塊錢，相當於在玩具廠打工6年收入的總和，“如果做不成就頂多白做，又沒什麽損失。”陳芳還是瞞著丈夫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在移植前，陳芳和兩三個年紀相仿的人被帶到醫院做了孕前檢查，主要包括抽血化驗和婦科檢查。B超檢查顯示，子宮的健康狀況良好。所有費用由呂進峰的公司支付。檢查合格者即可進入下一步的胚胎移植中。
在她的印象中，做移植的房間不是很大，有一名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和兩三個護士。上手術台的時候她有些哆嗦，她甚至難以相信，放入體內的這個小東西會在子宮內發育成和自己兒子一樣的生命。短短幾分鍾，移植就完成了。陳芳沒想到，“就像去菜市場買個菜那麽簡單”。
看似簡單的步驟，卻需要精心設計好每一個細節。例如，為了獲得真實的嬰兒出生證明，在產婦入院前代孕機構就要用客戶的信息給代孕母親辦理一張假身份證，頭像是代孕母親本人的。入院手續刷客戶自己的身份證辦理，如果醫生、護士查房需要看身份證，則由代媽出示假證件。“醫生又看不出來！這樣，嬰兒出生後醫院就會開出生證明，拿去入戶。”
跟孩子分開那天，是陳芳第一次見到她所服務的客戶，也就是“小玩意”未來的父母。確切地說，正在床上坐月子的她隻是隔著門縫瞥了一眼這對中年男女。按照行規，在代孕母親待產期間，客戶是可以來探望和陪護的，然而，多數客戶出於隱私的考慮，選擇不露麵。孩子被抱走的時候，陳芳偷偷抹了幾把眼淚。“十月懷胎，肯定會流眼淚嘛，但後來就不再難過了，畢竟沒有養她。”她用牙齒慢慢地磨一下嘴唇，眼睛盯著正在播放的電視。
陳芳從代孕機構那裏如願得到了20多萬元的酬勞。按照協議，孩子生出來如果超過7斤2兩，代孕母親將獲得額外獎勵，每超出1兩，客戶多支付其500元。陳芳為此多拿了2500元的紅包。
拿著錢，陳芳回到了老家農村，還了丈夫早年跑運輸時欠下的債，把家裏兩層半的老樓房推倒，重新蓋了一套3層半的小樓——多出來的半層是用來曬稻穀的。
房子蓋好後，錢也花完了，裝修的錢卻沒有著落。思量再三，丈夫同意她去再做一次代孕母親。隻是這次不是她一個人出來，一起來的還有村裏的幾個姐妹。在家蓋房的這段日子裏，陳芳將自己的經曆講給她們聽，“她們看到我賺到了錢，都很信任我。我們也不是跟別人睡覺的那種（生孩子），大家也是有困難也才會出來做這個。”陳芳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妥，“現在這樣的太普遍了，太多了，一般做過的人都會介紹人過來。”關鍵是，每介紹一個代媽給代孕機構，她可以獲得1萬元的介紹費。
代孕中介對代孕母親的要求並不複雜：24?32歲，已婚，生過孩子。“如果沒生過孩子，代孕時萬一剖腹產，自己再想要孩子，要隔3年，風險較大。”呂進峰公司的一名後勤人員解釋說。由於需求大，代孕母親供不應求，排隊的客戶往往並沒有挑選代孕母親的機會。
“代媽多來自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等地的農村，其實哪裏人都有。”多數代孕母親像陳芳一樣，賺了錢就回家蓋房子或做生意。“有人生了一次，回家做生意做不下去，就又出來做，生兩三次的都有。”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生命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長秋總結，就代孕動機來說，金錢是女性作代理孕母的最大動力。美國一份調查也顯示，90％的代孕者承認，假如她們能支付自己日常生活費的話就不會替他人懷孕。在國際市場上，從事商業代孕的主力軍是印度的貧窮婦女。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很多從事代孕的人之所以選擇這樣的工作，大多是生活所迫，而生一個孩子所獲得的收入，往往是他們最為看重的。”劉長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16年6月，陳芳子宮裏再次移植進了一個胚胎，距離上次生產僅有半年時間。這次，她已經頗有經驗，“專業”了不少，甚至還能安慰同批移植的姐妹。她隻有一個擔心，即移植的時候子宮內膜會不會脫落，“如果脫落了，就白做了”。
事實上，子宮內膜脫落的概念並不像陳芳理解的那樣。從醫學角度來講，子宮內膜厚度會影響女性子宮的環境，過厚或過薄都有可能影響胚胎著床的成功率。胚胎移植後可能無法著床或者著床後容易脫落，從而造成流產，而不是陳芳所理解的當場脫落。不過，沒有人跟她詳細解釋這個概念，她隻能從手術醫生、護士甚至姐妹那裏獲得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識，並盡力讓自己理解。
胚胎移植成功後，等待陳芳的是75天的黃體酮注射。黃體酮是孕激素，是一種常規的保胎手段。黃體功能不全會導致妊娠率下降，流產率增加。作為試管嬰兒操作的最後一步，用黃體酮來幫助胚胎著床和保胎大約為三個月左右。每天，都會有護士過來給陳芳打針。黃體酮針是一種油劑，推起針來很慢，會很疼。而且隨著注射次數的增多，皮膚吸收變慢，注射會變得越來越痛苦，很多代孕母親的臀部會紅腫疼痛、結硬塊，陳芳也不例外。
在20多平米的房間裏，代孕母親的生活被支配著。她們需要由後勤人員來安排基本的生活。代孕協議用幾個“不得”和“必須”將代孕母親的行動掌控在一定範圍內，他們有向家人通電話的權利，但不得告訴任何人關於居住地的詳細地址，不得帶任何人進入居住地，不得與未經需求方同意的任何人見麵。
在移植前，代孕母親被要求每天外出累計時間不得超過4個小時，21點前必須回居住處，23點前必須就寢；移植以後的半個月內，除上廁所，必須臥床休息，吃飯均需在床上進行，其間不可以洗澡；懷孕3個月後，除了定時散步和產檢外不得外出，22點前必須就寢。如果違反，要接受相應的處罰。
代孕母親還需要配合客戶的要求進行胎教，例如聽音樂、鍛煉、看書。也有客戶會給代孕母親單獨租房子，每天陪著，直到待產。一位中介人員曾遇到一件事。一次，他手下的一個代孕母親給她打電話，“把我接回去吧，我要累死了。”溝通後才知道，客戶要求代孕母親每天早上起床念英語，中午磨墨寫字，文化水平不高的代媽說“不會寫”，但客戶不依不饒，“你隻管寫，亂畫都行。”
有時妊娠反應嚴重，陳芳會沒胃口。保姆給她熬鯽魚湯，濃白的鯽魚湯端到麵前，她卻怎麽都喝不下去。“但喝不下去也要喝，胎兒沒有營養長不好，我們做這個，也想保證成功。”
2016年12月某一天陳芳的食譜：早餐衝泡一杯五穀雜糧粉，再加一杯提子燕麥片，兩個包子；午餐胡蘿卜豬骨頭熬湯、尖椒魚幹、清炒白菜；晚餐豇豆炒肉片、清炒菜花、攤雞蛋。每天要穿插吃很多其他的食物，泡奶粉、吃水果、花生、堅果、紅棗，還有補點維生素片、鈣片等營養類藥品。陳芳坦言：這比自己懷孕那會兒吃的好多了。攝影/冉文
在呂進峰公司的協議裏寫著，如果產檢發現胎兒小於正常範圍，會扣除不菲 的傭金。“發現偏小以後，產檢過程中多次（相隔一個月以上）發現胎兒偏小，每發現一次扣代孕傭金5000元。甲方保證其生養的嬰兒不得輕於2700克（指懷孕單胞胎）。每少於50克，甲方的代孕傭金減少2000元”。
幾次產檢，陳芳都有些缺鐵性貧血，醫生給她開了補血藥。世界衛生組織（WHO）資料表明，50％以上的孕婦會生理性貧血，其中最為常見的是缺鐵性貧血。缺鐵性貧血不僅危害到孕婦自身的健康，還可導致死胎、早產、分娩低體重兒、新生兒營養性貧血等。
事實上，生育本身就是一種充滿風險的行為。醫學研究表明，孕婦在孕期及生產時，可能會麵臨妊娠合並心髒病、羊水栓塞、子宮破裂、大出血、感染等數10種風險。除了以上風險，代孕母親還要承受藥物損害、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等在內的更多風險和傷害。
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由於代孕母親必須要承擔代孕過程中的許多風險，該州法律要求醫師在簽約前，必須告知契約當事人（包括代孕母親和委托人）人工生殖的成功率；植入胚胎與多胞胎懷孕的風險；相關程序的性質和費用；人工生殖中服用促排卵藥物、取卵和植入精卵或者胚胎對於健康所產生的風險，以及代孕對心理可能造成的影響。這些都能夠幫助當事人對於契約深思熟慮，假如一方反悔，法院要強製雙方遵守契約。
在中國，代孕各方所有的保障都係於一紙合法性基礎不足的協議上。當然，協議對某些可能產生的後果也進行了一些規定，例如：甲方在孕期3個月至5個月前發生意外流產或經大型三甲醫院鑒定必須流產，如因需求方原因，甲方的身體傷害治療費用由需求方承擔，另外需要支付15％總代孕傭金＋5000元賠償金；如果甲方在協議期限內死亡，經公安部門鑒定為需求方責任，則需求方除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外，賠償甲方家屬10萬元整。“需求方”是呂進峰的公司，甲方是代孕母親。“有時候家屬鬧一鬧，我們賠得就多一些，這也沒有辦法。”呂進峰說。
2007年之後國內私人代孕產業發展迅猛，這才引起政府部門的注意並開始嚴厲打擊。呂進峰也沒逃過去，“有三個代媽被拖走強製墮胎，兩個雙胞胎、一個單胎，賠了好幾百萬。”
2017年春節剛過，國內有關代孕合法化的討論又成為熱門話題。多年以來，每當有關於代孕法規製定的動態，呂進峰都格外關注。曆次有關這一問題的公開討論，甚至讓他所處的整個代孕行業都很緊張。
2015年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表決期間，呂進峰可謂坐立難安。當時草案打算將“代孕條款”寫進《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並在第35條規定：“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國家衛計委希望通過此舉將代孕這一事情上升到法律的層麵。這被外界視為國家層麵將對代孕實行全麵管理的標誌。“如果禁止代孕被寫進《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那就意味著，地下代孕將不再是灰色地帶，而是違法行為，有法律依據了。”呂進峰密切地關注著。結果到了最後一天，表決稿刪除了“禁止代孕”的條款。
在呂進峰看來，“從國內目前的情況（包括不孕不育現狀）來說，國家肯定不會有太大的打擊力度，現在（監管）就是真空期了，是默許。”說到這兒，他突然又有些惶恐，一旦代孕合法化，肯定會有大量的資本流入這個行業，醫療機構本身也會去開展業務，到時候競爭力可能就保不住了。
麵對目前的局麵，呂進峰迫切地需要鞏固自己代孕王國的地位。幾年前，他就有建設醫療基地的想法，但當時遭遇了騙子，賠了不少錢，這件事就被擱置下來。從2016年年初開始，他頻繁地奔波於北京、上海等地之間，籌劃並建設了新的基地。現在，每一位客戶在簽約前，都被邀請到基地來參觀，呂進峰通過這種方式建立客戶對他的信心。
“目前，我基本上可以無視其他對手。就像手機廠商有成千上萬，但大頭利潤還不是被蘋果拿去了？”呂進峰有自己的雄心，他想象著代孕合法化之後，“租一座大樓，就叫AA69大廈”。
“你看，我們的沙發都是私人定製的，我就喜歡高大上。”在他其中一家基地的辦公室裏，呂進峰整個人都陷在沙發裏，他高高地架起二郎腿，雙手肆意地搭在沙發扶手上，仿佛是這個地下王國的統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