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與妻訣別書所寫。「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是核物理學家何祚庥針對礦難頻頻的冷血名言。林覺民和何祚庥都生於中國,卻是兩種類型的中國人。何氏早年激烈批判和自己不同學科的梁思成;他強烈支持和自己學科毫不搭界的高壩工程;他發表「人類毋須敬畏大自然」的高論;他和三峽工程總工程師一起向中央建議開發怒江水電;他痛罵「極端環保主義」;他支持「克隆人」;他在專業範疇的唯一高論,是建議用核爆把喜馬拉雅山炸出豁口,讓印度洋濕暖季風改善中國西部的氣候─此宏圖至今仍有待實現。
回到正題,溫州動車事故細節不必一一羅列,為何出事不足十九小時就馬上恢複通車,為何要馬上就地掩埋列車殘骸,這緣自天朝一貫治國理念,秩序、權威、穩定重於人的生命,重於徹查隱患以避免災難。自毛時代始,每有災變均以最快速度恢複生產為要務,唐山大地震後鋼鐵廠生產的第一塊鋼錠,足以紮上紅綢,敲鑼打鼓向中央報喜;某隧道塌方,應急搶修後通過的第一輛車也披紅掛綠,譽為「偉大勝利」。皆因集權統治之下,任何延宕都會招致對政權、製度、管製效率的懷疑和責難。
六年前西日本鐵道公司脫軌事故,因為速度監測控製的傳感器在神戶大地震後受到破壞。公司為了降低營運成本而拖延更換,導致司機超速出軌撞進公寓樓,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係日本鐵道最嚴重事故。為此該線路停駛五十五天進行調查,日本運輸省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除了傳感器問題,還有這個公司的體製硬傷,這使公司高層全部引咎辭職,並被起訴。但這還不夠,民間事故受害者團體不依不饒,終於在六年後查出調查委員會成員和這間鐵道公司有各種人事或利益瓜葛,於是公司全部高層再度被迫辭職,運輸省也被迫出麵撇清和該公司的關係。六年前與此事有關的責任人,曾多次被檢察部門提議免除起訴,但依照日本法製,由獨立民間人士組成的檢察審議會有權否決,結果每次政府提議都被駁回,末了該公司相關高層全部被強製起訴。
反觀中國體製,不言自喻。「和諧號」列車被迅速掩埋是毀屍滅跡?筆者不去貿然附和陰謀論,但有一點很清楚,當局不容許殘骸在光天化日之下晾曬,使人觸目驚心,引起「國民素質不高」的老百姓諸多聯想,此刻穩定壓倒一切。在中國任何災難事故都要先顧及政治層麵,而非甚麽技術和責任層麵。
若說這宗事故有何亮色,那就是中國人素質並不低,事發第一時間,逾千溫州人民自發搶險救人,這種公民意識和汶川地震初期一般無異。但顯示「黨疼國愛」的政府團隊到達,「公民」們就清場,連記者也隻持特批證才能進入,他們就是「新華社通稿」的寫手。
溫州之殤,令我想起了林覺民《與妻書》,「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