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 日軍對中國婦女的殘害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婦女之傷亡及日軍對中國婦女的殘害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超過30萬的中國軍民慘遭殺害。同時，日軍在南京犯下了史無前例地對中國婦女的大規模強奸罪行，在不到5個星期的時間內，大約有2萬多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奸[20]。關於日軍官兵在南京強奸中國婦女的醜行，《拉貝日記》中所附附件中記載頗多。當時日本第一一四師團一等兵田所耕三更是供稱：“女人是最大的受害，不管是老的還是年輕的，全都遭殃。從下關把女人裝上煤車，關到村莊，然後分給士兵。一個女人供15至20個人玩弄。在倉庫周圍選個有陽光的好地方，用樹葉之類鋪好。士兵們拿著有中隊長印章的紙，脫下兜襠布，等著輪到自己。”“沒有不強奸的士兵，大部分強奸完了就殺掉。往往是強奸完後一撒手，女人就逃跑，便從後麵向女的開槍。因為不殺的話會給自己惹麻煩……盡管不想殺，但還是殺了……雖然在南京幾乎沒有憲兵[21]。         ”12月16日，日軍侵占儀征縣城，僅據不完全統計，在日軍侵占儀征之初，城鄉居民就有400多人被殺害，200多名婦女遭到日軍強奸[22]。1938年2月19日，日軍再次侵入江蘇溧陽縣，四出擄掠，恣意蹂躪婦女。日軍將其抓捕到的女就地輪奸後，又帶至駐防地，強迫脫光衣服，裸體禁閉於一處空房內，到夜間任由日兵入內奸宿。在一旬之內，僅此一處空房內，就禁閉了被擄的中國婦女50多人，不久這些婦女全遭日軍官兵*或溺斃而死[23]。 

    1939年，日軍在江蘇盱眙，擄掠1000多中國婦女，以鐵絲洞穿手掌，魚貫押送到蚌芬軍，夜間供日軍官兵淫樂，違者以刺刀剖腹，死者累累[24]；1940年5月，日軍在龍華鎮掃蕩，從天主堂內抓去20多個婦女，關在一個屋子裏，晚間由日軍官任意輪奸，其中有一個13歲的女孩，被幾個日軍輪奸後，又刺上兩刀，拋到半山草叢中死去[25]；自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軍在江蘇啟東縣東南地區一帶強奸婦女871人[26]；8年間，日軍在江蘇武進縣強奸婦女2570餘人[27]；在鹽城縣境內強奸婦女500多人[28]，在建福縣境內強奸婦女986人[29]。 

      在浙江省，1937年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金山咀登陸，當天即在白沙灣全公亭沿海一帶強奸婦女200多人[30]；1939年6月23日，日軍侵入舟山，侵占定海六年，殺害居民900多人，奸汙婦女無數。僅在城內光裕裏即設慰安所多處，擄掠中國婦女100多人在裏邊供日軍淫樂[31]。1942年5月17日，日軍侵擾建德縣長樂鎮，一天時間內強奸婦女100多人，其中一青年婦女還被割去乳房[32]；5月29日，日軍竄擾浙江省鄞縣大皎村，槍殺村民11人，強奸婦女40多人[33]。在湯溪縣境，8年間日軍強奸婦女1805人[34]；在龍遊縣境，遭日軍強奸婦女1820人[35]；在金華縣，僅1942年下半年時間，就有1370多名婦女遭日軍強奸[36]；1942年7月7日，阪垣師團侵入青田縣境，此後40多天內，日軍在該縣境內強奸婦女334人[37]； 

         在江西，1939年3月9日，靖安淪陷，至8月1日，日軍在該縣境內強奸婦女100多人[38]；1942年5月，日軍侵占鷹潭後，中國婦女深受荼毒，許多中國女被日軍蹂躪後又慘遭殺害。5月12日，日軍在東溪村抓到7名婦女，赤身裸體地綁在樹上，然後進行輪奸。6月1日，一隊日軍在流源彭家、餘項、虎嶺奸汙婦女24人。在鷹潭路上，日軍當眾強奸兩名青年姑娘後，又當作活靶子開槍打死。5月至6月，日軍三次竄擾江上艾家等地，奸淫婦女34人，奸後還用竹杆插入下部殺害[39]。1942年5月，盤踞南昌的日軍侵入餘江縣，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內，強奸該縣婦女4000多人[40]；同年6月8日，日軍攻陷崇仁，在其侵占崇仁期間，殺害中國百姓320多人，強奸婦女數百人，僅奸後被殺的中國女學生即有30多人[41]；1944年6月、7月，日軍兩次侵犯萍鄉，造成當地人口死亡達29017人，婦女被日軍強奸者達6389人[42]。從1939年至1945年，日軍在江西高安縣強奸婦女15300餘人[43]；抗戰期間日軍三次進犯清江，奸汙婦女1083人[44]； 

        在河南，1937年11月，日軍侵占安陽，屠殺城內無辜居民2000多人。被日軍搜出的婦女，從10多歲到70多歲，均遭奸汙，稍有反抗，立即砍死。臨走時，日軍還擄走兩汽車婦女，以充作軍妓[45]；8年間，日軍在鞏縣奸汙婦女480多人[46]；1938年2月8日，日軍侵占濮陽縣城，晚上，日軍三五成群地在城內各地追逐尋找婦女，進行強奸。婦女嬰兒的慘叫聲徹夜不息，有的幼女被奸後不能行走，有的被奸後昏迷不醒[47]；同年2月24日，日軍侵占淇縣縣城，在城內大肆淫暴，很多未及躲避的青年婦女遭到強奸。城北下關有位青年婦女，被堵在屋內，在刺刀的逼迫下，遭9名日軍士兵的強奸，該婦含恨自殺[48]；淪陷期間，河南溫縣共有3663名婦女遭到日軍強奸[49]；1944年日軍攻占許昌縣，至抗戰結束，日軍在該縣境內強奸婦女8868人[50]；8年間，日軍在通許縣奸婦女1288人[51]； 

         在廣大的晉冀魯豫邊區，日軍所犯暴行，更是亙古未有。僅以其強奸中國婦女一項，即駭人聽聞。8年間，日軍在邊區奸淫婦女達36.3萬人，僅太行區即有10萬餘人，太嶽區4.29萬人，被日軍強奸後患性病的中國婦女，在全邊區共計有12.2萬人[52]； 

       在湖南，1942年10月19日，駐嶽陽日軍製造了洪山慘案，7天之內，殘殺洪山、昆山等十多個村莊村民1800多人，奸汙婦女600多人[53]；1943年5月9日，日軍在漢壽縣廠窖地區進行4天大規模的屠殺和奸淫，共殺害中國軍民32000多人，強奸婦女2000多人[54]；據不完全統計，在常德爭奪戰期間，日軍殘殺常德市民3300人，奸淫婦女5000多人。在常德四周各縣境，日軍強奸婦女35180餘人，其中有4200多人被強奸致死[55]；1944年6月21日，湘鄉淪陷，在1年2個月時間內，日軍在該縣境強奸婦女1655人[56]； 

在海南，1939年2月14日，日軍在三亞登陸，攻占崖縣城。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軍在該縣強奸婦女774人，並在崖縣十多處日軍據點設立慰安所，從海南各地農村抓來320多名婦女充當慰安婦，以供日軍官兵宣淫[57]，其中有的人現在還健在；1942年7月，日軍侵占屯昌縣烏坡墟，3年之間，日軍在這裏強奸婦女433人；1939年7月，日軍侵占牙縣，六年間，日軍在該縣強奸婦女7560多人；在臨高縣，被日軍強奸的中國婦女數以千計，並在新勇、臨誌、加來設3個慰安所，先後強迫當地婦女數百人充當軍妓[58]。 

      以上所列，僅是日軍強奸中國婦女事件中極小的一部分，至於日軍在其所到的每一塊中國土地上，在每一個村舍，每一個城鎮，對中國婦女所實施的無休止的強奸暴行，無可勝計。與學者們所估計的在抗戰期間在二三十萬的中國婦女被強征為日軍的慰安婦，在慰安所中遭到日軍官兵的肆意蹂躪相比，這些在日軍慰安所之外遭到日軍任意強奸的中國婦女的人數，要超出數倍，或許是十數倍。可以說，伴隨著日軍在中國的每一次軍事行動，伴隨著日軍對中國鄉村城鎮的每一次“掃蕩”，伴隨著日軍在中國所製造的每一次血腥慘案，都同時發生著日軍大規模的對中國婦女的強奸犯罪；也可以說，在日本全麵侵華的8年時間內，幾乎每一天都發生著成百上千起的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的強奸暴行。8年時間內，在日軍所到的每一塊中國土地上，都留有日本國家軍隊極端的反人道暴行的記錄。

 日本軍人對中國婦女的無恥侮辱 

 日軍在殘殺和強奸同時，也極盡種種無恥手段，侮辱中國婦女，更表現出恰如獸類的行徑，深刻地暴露出日本軍隊乃至近代整個日本民族病態的虐待狂性格和喪失最基本人類理性的畸形心理。以下是日軍官兵在殘殺和奸汙之餘，對中國婦女進行侮辱的幾個案例： 

1937年9月23日，日軍侵占山西省靈縣城，在集體屠殺城內居民600多人後，又把城內婦女集中起來，強行剝光衣服，抽打著讓婦女們裸體所扭擺跳舞，然後集體強奸，輪奸，稍有反抗者，當場即予殺死[59]——這是日軍個體官兵心理變態的典型反映，強奸已是罪無可恕，輪奸更足令人發指，日軍官兵不僅不以為恥，反更變本加厲，以種種無恥手法集體侮辱中國婦女，將人類一切理性喪失淨盡！ 

   1942年7月31日，日軍攻占了浙江鬆陽縣城。8月2日，日軍把城內五六十名太婆，趕到南門的大溪畔，用刺刀將她們逼下河裏。日軍官兵卻三五成群地在大壩上看這些老婦們在河水中掙紮，以為樂事[60]——尊敬老人就是人類共同遵循的基本道德，中國儒家曆來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傳統的日本社會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道德規範在日本也可謂深入到各個層麵。但一當日本社會的個體成員來到中國時，他們即徹底拋棄了人類最基本的道德規範，幹出無法用語言表述的滅絕人類道德文明的罪惡勾當。

       1937年12月17日，日軍侵占安徽來安縣，任意屠殺居民，奸汙婦女。城內婦女自十三四歲至60多歲的老婦，隻要被日軍發現，就難逃厄運。日軍在對中國婦女奸汙之後，每每用刺刀割去雙乳，或是對著女人裸體肆意鞭打[61]；1939年4月27日，日軍掃蕩青陽縣城東鄉老屋村，肆意殘殺侮辱村民。村民侯義發的弟媳是剛過門的新媳婦，被日軍抓住，先將其衣服扒得精光，用腳踢，用槍托搗，用刺刀戮，強逼她在眾人麵前行走，以為日軍取樂開心。她羞愧難當，隻得蜷著身子伏在地上，兩個日本兵上前把她架起來拖到日本兵叢中，日兵如同蒼蠅見了血，蜂擁而上，推來推去，摸摸抱抱，進行百般戲弄和汙辱，同時發出嚎叫。待戲弄夠了，日軍殘忍地用刺刀從她的下部刺入，將其殘殺在場基上。村中一江姓婦女被七八個日兵抓住身上衣衫也被脫得一絲不掛，日兵對她先是調笑戲弄，然後進行輪奸，之後，又用一根竹簽插入她的下部。江受此大辱，痛不欲生，投塘自盡[62]。1945年5月15日，日軍血洗了穎上縣五裏井孜村。日軍用刺刀逼著幾十個青少年婦女，路上將她衣衫用刺刀上下劃成布條條，身上滴著鮮血。日軍將這些女人驅趕到一家屋裏，即群起對之進行輪奸[63]。 

     1940年4月22日，日軍侵占福建省省會福州市後，規定每周三、五為行樂日，日軍官兵散遊街市，強奸婦女，雖稚齡幼女、花甲老嫗亦不能幸免。此外，日軍還於夜間闖入民宅，見女即奸，常於夫前奸其妻，父前奸其女，強令家人在前觀看，形同禽獸。遇有農婦進城賣菜，日軍便強令其脫光衣物，當街猥褻，加以百般淩辱，有的甚至白日之下，當街強奸，泄其獸欲[64]。 

      1938年11月11日，日軍侵占湖南嶽陽，先是逼令地方維持會設立招待所，強拉當地婦女逼充臨時軍妓，以供日軍官兵泄欲。更多的日軍則是成群結隊地闖進民宅，強奸婦女，雖七旬老嫗十齡幼女，皆不免於蹂躪。日軍甚至顛倒倫常，強令父奸其女，子奸其母，日軍則在一旁鼓掌獰笑[65]——倫常法則是人類從動物界脫離出來後經曆數萬年的經驗而確立下來的“鐵限”，為人類最基本的規範之一，同時亦為人獸之鴻溝。背棄倫常法則，即歸禽獸行徑。日本官隊官兵在中國婦女身上所施行的暴行，則偏偏就完全背棄了這一法則。日本國家軍隊被人譴責為“獸類的集團”，可謂恰如其分，不帶有半點的虛擬和牽強。 

      1942年6月，日軍在江西上饒姚坪鄉抓到60多名婦女，押至西山廟關押，在對她們進行強奸之後，又令她們赤身裸體要廟前的百級台階上爬上爬下，日軍在旁觀看取樂[66]。7月上旬某日，一隊日軍在上饒朝陽扁擔山，對兩名青年婦女輪奸後，又用刺刀逼迫她們赤身裸體在庭院中伏地作馬，駝著日軍爬行取樂，動作稍稍緩慢，即施以毒打；另一隊日軍竄擾黃村，將未及逃脫的三四十名婦女抓捕，押到一所房子內，將她們衣服強行剝光，然後用鍋底黑煙灰塗抹每個婦女的麵部及全身，然後再用油脂塗抹，以為取樂。之後，又將所有婦女趕下水塘捉鴨取樂。最後，日軍對她們實施了集體強奸[67]； 

      1938年5月，日軍在侵占河南永城縣後，在城內肆意奸淫婦女，不分老幼，一經發現，無一幸免。日軍在強奸婦女時，還無恥地拍照留影，以為“紀念”[68]；1944年4月21日，日軍竄擾新鄭縣人和寨，先將30多個村民殺死後，將一女學生帶進寨內，綁在樹上，令村民圍觀。然後又用刺刀挑光了這名女學生的衣服，放出狼狗撕咬，女學生被折磨得昏死過去。日軍接著命一麵杖，從下部捅入，女學生當場慘死。隨後日軍又抓來多名婦女進行強奸[69]；5月10日，日軍攻占河南寶豐縣觀音堂，將村內老少1000多人趕到南門外，從中挑出十幾名婦女，在村民麵前戲弄，然後當眾強奸，並逼幾個年青村民，依樣當眾強奸自己的姐妹，不從即用刺刀猛戳，一天之間，先後殺害村民80多人[70]——罪惡本來見不得陽光，一切醜行也隻敢在黑暗的角落裏發生。但是，日本軍隊卻十分樂意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其最無恥的罪惡，似乎他們有意要向世人暴露自己是沒有罪惡感的族類，沒有人類自尊和羞恥心的族類； 

       1940年4月6日，日軍偷襲海南省儋縣新隆村，抓捕村民79人，強迫男女各站一排，脫光衣服，相對站立對視，然後命男女互相摸弄對方，不動手者立遭毒打。其中的村民尹小紅、黎紅女、尹義成等10多名男女反抗，當即遭日軍慘殺。日軍戲弄夠了，又將蘇姣英、蘇尾英兩姐妹拉去，讓20多名日兵輪奸[71]——在一個時期內，一個民族這麽多的成員表現出了淋漓盡致的病態，表現出了對人類理性的最徹底的蔑視與背叛，表現出了對一切人類道德的最全麵的背棄，那麽，在這一時期內，這個民族內在的心理肯定是病態的，違背人類理性的。 

 在上文中，我們考察了侵華期間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空前模的大屠殺及其所采取的種種極端殘忍殘殺手法、日軍官兵對中國婦女駭人聽聞的大奸汙，以及其在*之餘對中國婦女所施加的形形色色的侮辱，我們還試圖通過部分區域相同型製的抗戰人口損失統計表，考察中國婦女之所受殘害傷亡所可能占有的比重等。從中我們可以得出幾點基本的結論：首先，戰時日軍對中國婦女實施的殘殺迫害，範圍廣泛，規模巨大，持續時間久長。從我們所考察的幾個不同區域的抗戰人口損失統計來看，戰時中國婦女人口之傷、亡皆占到人口損失總數的30％左右。籠而言之，抗戰時期有數百萬中國婦女遭日軍殘殺致死，傷亡總計應在一千萬人以上；其次，戰時日軍對中國婦女實施的殺戮、強奸、侮辱等不同形式的殘害，手段殘忍，行徑無恥，無所不用其極，出乎常人理性的想象之外，表現出對人類之基本的倫理道德規範的全麵背叛，表現出對人類理性的徹底蔑視，表現出對人類之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的最極端的否定，同時也暴露出在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籠罩下的近代日本民族的病態心理與殘忍性格；第三，侵華日軍之對中國無辜民眾實施的暴行，其罪惡也超越了戰爭罪惡，表現為典型的、極端的反人道罪惡。這種罪惡遠遠超出戰爭狀態下敵對兩軍消滅對方軍隊，剝奪敵人生命、消滅敵對國有生之武裝抵抗力量的戰場目的，這種暴行於戰爭期間發生，但卻發生於戰場與軍人之外，實施於無辜民眾與婦女兒童身上，因而我們甚至不能以戰爭暴行而定其性，其罪惡之責任的承擔者也不能簡單地推諉於戰爭。日軍在以種種殘忍手段大肆屠殺中國無辜民眾、奸侮中國婦女的時候，在以極其非人道的暴虐行徑否定中國人民之生命存在及人類普遍的價值認同時，其行為同時否定了其自身作為人類這一類的存在性，表現得恰如獸類的行徑。總之，戰時中國婦女所遭受日本軍人的殘害，是人們用語言和文字難以表述的。 

 事實也確實如此，筆者始終感到，當我們——如果我們有勇氣——麵對著血肉粘連的曆史書頁時，麵對著如此殘忍的反人道罪惡時，人類的語言和文字便已走到了它的盡頭，人們眼前所展現的隻是罪惡和恐怖的深淵，不論我們用怎樣的語言對其進行描述、分析、批判、譴責，或是探究它所發生的根源、造成的災難、產生的危害，我們的努力在這無邊的血腥麵前都顯得蒼白、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