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人憨哥的博客
憨哥養生
侵華日軍暴行與納粹暴行比較研究初探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 馬振犢
提筆寫這篇文章，我的心情異常複雜。二戰時的德國納粹軍隊與日本軍隊，在戰爭中都犯下了慘絕人寰的空前反人道的罪惡行徑，要比較二者暴行的區別，在一般的概念上，很容易被曲解為要判斷同樣吃人的虎狼誰更仁慈一樣的無聊。但我在這裏必須說明的是，這篇文章決不是想要為任何凶手減輕罪責，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比較這兩個凶手在同樣的犯罪作惡時，其動機、手段和方法有著何種的不同，存在著什麽樣的差別以及這些不同產生的原因。至於其後果，那就是他們的罪惡行徑將同樣永遠被世界人民詛咒。
德日軍隊這兩頭野獸，一個生在歐洲，一個長在亞洲，曆史文化生長環境各不相同，在戰爭中，雖然他們都有吞並世界的野心，並為了暫時的共同戰略目標而互相勾結，對世界犯下了空前的罪惡。但他們終究是兩個不同的個體，就兩者國家、民族而言，有著完全不同的生長曆史、生活環境和社會文化傳統，因此他們在戰爭暴行方麵，無論目的、動機、手段乃至其方式方法等等都是有區別或差別的。所以，我們應當了解這種差別，這對於研究德日法西斯的形成、特點及其曆史罪惡，都有意義。所以，我在本文中隻是研究比較德日軍隊暴行的不同所在，而決不涉及對二者曆史罪惡程度的評定。特此說明。
直至現在，仍然有許多西方學者與政治家們，認為不應輕率地將日軍在二戰中的暴行與德軍在二戰中的屠猶暴行比較，他們的基本看法是：德軍屠猶是有計劃有蓄謀的種族滅絕行為，是人類曆史上最嚴重的犯罪，而日軍的暴行則是在短期內發生的戰爭暴行，即使將兩者做比較，也應該是作為加深人們“對特定曆史事件理解的基礎”，否則這種比較就會降低人們對納粹暴行受害者所受苦難的認識，因而“沒有意義”。1對於這種觀點，中國學者的基本看法是不能認同。筆者的看法是：納粹屠猶與日軍的在華暴行是兩個並存的客觀事實，既然都是同類的戰爭暴行，就可以進行具體的比較分析，即使在客觀上兩者存在著性質的差別，也應通過比較研究而得出，而不是武斷地進行事先的結論與否定。
當然，一些西方學者在這一問題上具體提示，如對兩者暴行的具體比較，隻能在一些可比的層麵上進行等等，是可以接受采納的，但是他們較普遍的根本否定二者比較意義和價值的看法是武斷而令人不敢苟同的。這種看法產生的基本原因是由於他們對於納粹種族滅絕暴行的親身感受或深刻認識，同時也是由於他們對日軍在中國暴行的普遍缺乏了解，加之個人情感上的因素所致。對於他們的這些感受，作為同樣是法西斯暴行受害者的中國人，我們有著充分而深切的理解，但是，我們同時也希望西方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也應對日本法西斯暴行的廣泛性、殘酷性、危害性及其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的災難與創傷具有同樣明確的認識，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更應當對德日法西斯的暴行進行理性的、深刻的、具體的比較與研究。
在比較德日軍隊的暴行時，正如前文所言，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在很多內容上二者是無法相比或無由衡量的，例如就侵華日軍在各地的大屠殺暴行和德國納粹軍隊屠殺猶太人暴行的規模而言，兩者雖有統計數字上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在兩大法西斯軍隊對各被害國人民超規模的屠殺麵前，已經沒有界定性的意義。何況對於兩者在戰爭中暴行的廣泛比較，應當是寫作一本專著的規模，於是，在這裏，我隻以侵華日軍和德軍在戰爭中可以相比較的暴行內容為分析對象，就其動機目的、方法手段等，聯係實際的狀況，開展初步的比較分析。不妥之處，敬請海內外專家指教。
（一）德日軍隊大屠殺暴行的動機與目的
德日法西斯軍隊在二戰中對被害國人民都有駭人聽聞的大屠殺、種種虐殺和人體實驗暴行，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然而，他們兩者的大屠殺等暴行的動機與目的並不完全相同。兩者的區別，簡單地說，德軍主要是為了實行納粹黨對猶太民族的種族滅絕政策；而日軍則是為了“膺懲”受害國的民眾，發泄其獸欲和服務於侵略需要。
在德國方麵，自1939
年納粹黨上台執政後，開始按照希特勒的一貫思想，確定以消滅猶太民族為終極政治目標。希特勒之所以如此的仇恨猶太人，是因為他在青少年時代就受到了當時歐洲普遍存在的仇恨蔑視猶太民族情緒的影響。
有曆史學家認為，希特勒的反猶思想是在他20 多歲時就形成了。1909 —1913
年在他流浪維也納期間，希特勒閱讀了大量反猶書籍,從而增加了他的種族偏見和對猶太人的仇恨。他曾說:他發現任何放蕩淫穢的事情,諸如賣淫和販賣女人等,大部分都是猶太人幹的。“當第一次,我認識到猶太人是這個大城市中的渣滓堆裏進行這種令人惡心的罪惡交易的冷酷心腸、恬不知恥、孜孜為利的主使者的時候,我不免感到一陣寒噤。”2當時,希特勒直言不諱地詛咒：粗野的猶太人誘奸天真純潔的基督教女郎,從而玷汙了她們的血統。後來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居然寫道:“可惡的長著羅圈腿的猶太狗雜種誘奸數十萬女郎”。魯登道夫·奧爾登曾研究說：希特勒反猶主義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麵的壓抑嫉妒心理,雖然他年齡已經20出頭,根據已知的材料,他在維也納時期從來沒有同女人發生過任何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看到美貌的雅利安姑娘投身於經濟條件優越的猶太人的懷抱,就不能不激起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嫉妒和憤恨。這也是造成希特勒性取向變態的原因之一。
當時歐洲彌漫著一種普遍的仇猶情緒，主要原因是因為民眾中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散居在歐洲各國的猶太民族把持了金融、貿易和生產界的重要地位，生活富裕，平生了妒嫉之心，更有了反感之意。他們認為這些外來者搶了本國人的飯碗，理應全部趕出去。在德國，更有人把一戰失敗之因歸結為猶太人的存在與“搗亂”，更應徹底驅除。希特勒就是其中的激烈分子之一，他作為士兵參加了一戰，在前線中了毒氣而昏迷，醒來後在休養過程中，經過自己狹隘的思考，形成了徹底的反猶政治立場。這在其所著《我的奮鬥》一書中，就有明確的表白。今天來看，我們不能排除中毒對他大腦的損害和影響，使他形成了偏執狂的人格，比較變態的性取向，變成了一個輕度的精神病患者。然而，他的反猶思想和行動，在當時的德國，適應了許多人的思想觀念的需要，擁有大量的擁護者，這就是以他為首的納粹黨確立滅猶主張的思想根源所在。
1939 年1 月30
日，希特勒在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聲稱：“今天我敢於再作一次預言，倘使歐洲內外的國際猶太金融勢力能夠使各國再一次陷入一場世界大戰的話，那麽，其結果決不會是全世界布爾什維克化和隨之而來的猶太人的勝利，而是歐洲猶太民族的徹底消滅。”3在這裏，他一是把戰爭的罪行歸結為猶太人，二是明確無誤地暴露了他滅絕歐洲猶太民族的罪惡計劃。直到臨死前幾十小時，他在寫作最後的遺囑時，還對猶太人進行了最後的惡意謾罵,說他所發動的戰爭是猶太人所引起的,現在斷送了他和第三帝國。在他的領導和影響下，大批深受納粹思想蠱惑的德國人,成為執行希特勒屠猶政策的劊子手,並且自甘墮落，反以為是，決無絲毫的懷疑和醒悟。二戰期間，約有600
萬猶太人死於希特勒及其納粹黨之手，事實說明了德軍大屠殺罪惡根源之所在。
王昌沛先生在其所著《希特勒瘋狂屠殺猶太人原因透析》4一文中，研究歸納了希特勒反猶的原因，有以下五點：
一、千年以來歐洲反猶主義傳統思想的影響，人們習慣於把一切壞事和罪惡都歸咎於猶太人。
19
世紀歐洲的一些反動思想家,如菲希勒、尼采、戈平瑙等人,製造了“超人”、“種族主義”等理論，而希特勒正是受到了尼采宣揚的“超人”思想的影響，他所鼓吹的“日耳曼種族優越論”
又賦予反猶暴行以新的政治內容。希特勒在其當政時期出版的《尼采與民族社會主義》一書中宣稱:“我們感謝尼采從北方——日耳曼文化出發,對威脅生命價值的猶太人的認識!
在‘貴族道德’( 日耳曼人道德) 與‘奴隸道德’(基督教道德)
鬥爭的背後,必然預示著北方種族反對猶太對立種族的世界鬥爭。”5他們認為:條約、人類的道德對於主宰種族和“超人”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因為他們是超越法律與人性的。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就是根據這種理論，以最殘酷、最野蠻的手段建立起集中營來屠殺千百萬猶太人，他認為隻有通過殘暴野蠻的獸性活動，“最高貴的民族才能成為世界的盟主，才能為萬國所擁戴。”6
二、納粹黨種族主義理論的實踐。
希特勒以極端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作為納粹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和法西斯暴行的理論依據。他們的種族主義理論認為，世界曆史不是階級鬥爭的曆史而是種族鬥爭的曆史，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級的種族、世界曆史的創造者，猶太人則是世界的破壞者，是劣等種族，應該驅逐或滅絕。德意誌人則是日耳曼人的核心。希特勒宣稱為了保持和發展人類的文化，日耳曼人必須保持自己血統的純潔性，如果放棄純粹血統而陷於種族混雜之中，就會喪失自己優越的權利、地位和創造文化的能力,
“人類不會因為戰爭的失敗而滅亡,而是由於血統混雜、種族墮落以致喪失抵抗力而滅亡”,
“對於人類劣等民族猶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們是引誘雅利安人墮落而使人種水平下降的罪魁禍首，因此，雅利安人應當奴役他們、征服他們、折磨他們,使他們對日耳曼人不敢正視。”7
“對待被征服種族,應比對待野獸還要殘酷,應當首先讓被征服者拉犁,然後才讓馬拉犁。”希特勒狂熱號召說:“創造者,堅強起來! 搶吧、燒吧、殺吧!
絕不要對被你們奴役的劣等種族發生一絲一毫的憐憫,盡量把苦頭給為你們服苦役的人去吃,這樣才能表現出‘超人’應有的偉大氣魄,要創造‘超人’,創造英雄的種族，沒有鬥爭、痛苦、忍受以及對弱者的傷害,是不能實現的。”8根據這種極端的種族主義的“理論”的要求,納粹黨便把選擇和保存德意誌民族最“優秀”分子以及淘汰劣等種族視為己任,在二戰時期犯下了滅絕猶太人和奴役其它民族的滔天罪行。
三、鞏固納粹獨裁統治的政治需要。
希特勒是通過陰謀活動由興登堡總統特別授權上台執政的,並不具有通常的符合法律的地位。為了建立起納粹黨專製的法西斯集權體製,他利用當時整個德國社會因戰敗而飽受戰勝國淩辱、民族主義情緒熾烈的情勢,以德國的生存和發展正受到日益嚴重的威脅為借口，把猶太與馬克思主義學說聯係起來，尋找鎮壓的根據。他大肆攻擊“猶太人”的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黨和社會民主黨,用以轉移國內人民的鬥爭視線,達到鞏固獨裁統治的目的。希特勒在其《我的奮鬥》一書中,指出:“猶太人創立了馬克思的學說……馬克思能夠用政治家的眼光認識這腐敗世界中的主要毒物,用了巧妙的方法去提取而製成濃厚的毒液,用以迅速地去毀滅世上一切自由獨立的國家。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為了謀猶太種族的利益而已。如果德國有朝一日覆滅了,那麽,受布爾什維主義的魚肉自然是毫不困難的。猶太人的目的,便是使德國國內的民族互相鬥爭,希望德國在經濟上永遠衰落,
在政治上完全淪為奴隸。因為這緣故,
猶太人便竭力滅亡德國。”9希特勒還把馬克思主義胡說成“猶太學說”,是造成德國內外交困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給德國因戰爭和革命而感到前途暗淡的小資產階級所身受的不幸做出了一個簡單的解釋:“猶太人”、“凡爾賽和約”和“十一月罪人”是萬惡之源。希特勒認為:德國戰敗而接受民族最大恥辱的凡爾賽和約是馬克思主義的猶太人出賣的結果。共和國政府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猶太人組成的,猶太人所操縱的民主國家已經成為德國民族的禍根”。“馬克思主義之終極目的在於摧毀一切非猶太民族的國家。”希特勒宣布:“吾黨之運動則在消滅馬克思主義並與猶太人勢不兩立,實無通融之地。”10
按希特勒的邏輯,屠殺猶太人也就成為天經地義的事了。
四、掠奪猶太人財產、建立侵略擴張政策經濟基礎的需要，發動戰爭的經濟需要。
居住在德國的猶太人在希特勒執政前約占德國人口總數的1
%，但他們在德國各行業特別是在金融業等國民經濟核心行業中卻占有重要地位。許多大銀行、大商店、大工廠都由猶太人經營。猶太人聰明能幹，資金實力雄厚,在自由職業崗位上也占優勢。如柏林市的醫師中,猶太人占52
%;法蘭克福城的律師中,猶太人占64
%，許多著名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等,也都是猶太出身。希特勒對猶太人在德國社會各界的地位和影響,特別是猶太人在德國經濟領域的領先實力極端仇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希特勒曾說道:“他們的經濟關係,差不多包括了整個帝國的全部,一切真正的偉大企業,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專家和職員,多是屬於他們的。國外的貿易完全是由他們經營的。如果德國再衰落的話,對總攬國際金融的猶太人是有利的。猶太人的用意,那是十分明顯的,就是想要德國赤化,就是摧毀德國民族的智力,並竭力借猶太人所操縱的世界金融,來摧殘德國勞工的勢力,作為擴張猶太政府世界計劃的第一步。”因此，納粹黨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猶太勢力從德國社會各界排擠出去。
1933年4月7日,納粹政權頒布的文官法規定:凡父母或祖父母信仰猶太教者,即為非雅利安人。而非雅利安人不得充任德國文官。此後,猶太人幾乎被排斥在德國公共生活之外。猶太出身的法官、律師、醫師、教授、演員被免職。猶太人的資產被沒收,猶太工人失業。1938
年,德國在倫敦同世界猶太人組織磋商,提出了一項猶太人有秩序地遷居國外的計劃:德國將沒收估價為15
億馬克的猶太資產用作外遷經費的保證金。11在希特勒上台後,當德國麵臨經濟困難時,為了擴軍備戰、討好壟斷資產階級、減少競爭對手,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政府開始掠奪猶太人的財產,把大批猶太人驅逐出境,不準攜帶巨款,衝鋒隊員搶劫猶太商店,以致發展到“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這些舉動在一個方麵就是為了增加軍費開支的來源,消除猶太人的經濟勢力。
五、與日本法西斯相同的侵略擴張和稱霸世界的政治目的。
希特勒上台以後曾經做過這樣的論斷:德國46 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要養活6200
萬人口,這是不行的。在希特勒看來,解決問題的辦法不能借助於向外移民,移民會使優等種族受損；也不能靠限製生育或墮胎,限製生育或墮胎會奪走健康兒童的生命；提高國內糧食產量或進口糧食,均非長久之計。唯一的出路便是實行對外擴張,必須依靠“劍”的威力去奪取“生存空間”。於是,希特勒便把奪取生存空間和肉體上消滅猶太人結合起來。他說：民族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以發動流血的侵略戰爭來保證日耳曼民族在地球應獲得的領土，“當吾人今日談及在歐洲新領土的問題,必先想到俄國,今天的俄國統治者是身染血汙的罪犯,人類的敗類,尤其不能忘記俄國已被無國籍的猶太人所完全統治。”12
為了消滅猶太人及其統治下的蘇聯,必須發動爭奪 “生存空間”的戰爭。
以上的總結，可以說是審察了希特勒與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等一切暴行的基本的罪惡動機。那麽，在與歐洲曆史地理環境和人文傳統完全不同的亞洲，日本軍隊為何要在中國各地尤其是在占領後的南京，對中國平民和失去抵抗力的軍人實行大屠殺呢？多年來，中外學者們對此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起來，基本上可以歸納出日軍施展暴行有下列三個方麵的基本原因：
第一：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
日本民族自古以來，因封建天皇製度和長期軍閥政治的影響，形成了崇拜強者鄙視弱者的觀念，他們崇拜盛開之後即刻凋謝的櫻花，推崇靠武力行天下的武士，對征服弱者充滿快感，在強者麵前又顯得十分恭順。一方麵，他們善於學習別的民族的優點，消化吸收，改良補充自己；另一方麵他們又因狹隘的島國地理環境形成的封閉心理，缺乏寬容與大度。種種特征造就了他們在戰爭中的行為特色，以海盜式的屠殺與掠奪為特征，企圖以暴力達到征服的目的。另外，又因島國環境的影響，土地與資源的缺乏，使他們生成了比較嚴重的生存危機感，時時刻刻盤算著如何通過“開拓萬裏波濤”來擺脫這千年的憂患，在海對麵的大陸上謀得一塊永久的生存之地。對外侵略的動機是長期、明確而牢固的。
近代以來，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社會的改良，國力增強，為其對外侵略創造了條件。而中國則相反，近百年來衰落的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造成了中國的積貧積弱，廣闊的土地與豐富的資源，使強鄰垂涎。故日本對於中國，從曆史上的敬仰學習逐步就變為蔑視與侵略。幾千年來日本在中國學習到了不少的東西，然最主要的一點，他們到底也沒有學會中國墨儒諸家傳統的非戰、平和、寬容的美德。再者，日本社會封建統治等級森嚴的習俗和客觀生存條件對於其社會集體化努力的需要，形成了他們漠視個人價值重視社會團體利益的習慣，社會生活對於個人的環境壓力很大，尤其對負擔主要社會責任的男子，壓力尤重，於是一旦有機會就造成了他們放縱自己以釋放壓力的契機。日本社會保持了男尊女卑的傳統，對女子是輕視的，從根本上來說社會的主流意識認為女子是要服從並服務於男子的，在兩性關係上完全是以男人為主，男子視女人為玩物，各種對女性的玩弄與虐待方法即使是在現代日本也是司空見慣的，以至於造成日本變態色情業的長盛不衰。這些特征，造成了以社會中下層男子為主的日本軍隊，在對華戰爭暴行中的各種大規模虐殺和奸淫婦女，製造出各種變態暴行的社會根源。
第二：日本當局在侵華戰爭中“膺懲”中國人的政治需要。
近百年來，中日關係因日本不斷侵華而處在緊張對立狀態。日本軍政當局為了侵華的政治需要，一方麵對中國進行全麵縝密的偵察和有意識的挑撥離間，他們搜集中國各類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地理資源情報，進行仔細的研究，利用中國社會政治中的一切矛盾進行分化瓦解，準備發動侵華戰爭；另一方麵在國內大肆進行對中華民族的鄙視仇恨宣傳，向民眾灌輸日本為了生存和尊嚴，必須侵略和占領中國的觀念。在日本社會中播下仇華蔑華的種子，這一切使得日軍官兵在基本的觀念上充滿了對中國人的蔑視和輕漫，他們從心裏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的民族，隻要他們敢反抗日本，那麽就應受到任何懲罰，即所謂的“膺懲”。他們認為對敢於抵抗的中國人怎樣做都不過分。一個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宮本在1937年12月16日寫給家人的信中說，“我們得到了中國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這是個沒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曆史，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麽用；隻有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才有希望。”13由此可見，軍國主義的毒素已經侵入了日軍官兵的骨髓。另一名曾在中國山西作戰的日軍老兵近藤一，最近在對前來采訪他的記者說：”從小老師就教我們，大和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因此．當時我覺得怎麽樣對待這些身為劣等民族的中國人都不為過．現在回想起來，我犯下的罪行100年也償還不清。”“說著說著，老人的臉便抽搐起來”。近藤一的良知，是他後來在衝繩島撤退的時候，親眼目睹了被卷入戰爭中的幾百名日本平民的屍體，其中有被炸得支離破碎的屍體，有與母親失散而哇哇大哭的嬰兒，這些對於日本人的切膚之痛，讓近藤想起了他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在中國所做的一切在衝繩重現，那個場麵就像地獄。”
已年過8旬的近藤，現在一有空就會回到山西懺悔當年犯下的罪行。為衝繩戰場上，象螞蟻一樣被殺害的日本人，讓他突然意識到，中國人是和他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當年在山西屠殺中國民眾同樣是罪惡行徑。14
近代以來，日本視侵華為其戰略目標，一切的行動以此為目的。為了順利地吞並中國，他們注重所謂曆史的經驗總結，有報道評論說：日本人總結了中國曆史上元清兩朝蒙古和滿族人占領中原的經驗，認為對於敢於反抗的漢族人，隻有一個“殺”字可以威懾住，“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是鞏固征服者外來統治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要占領中國，也隻有對中國人大開殺戒。這種謬論居然成了他們在中國各地製造駭人聽聞大屠殺的“理論指導”。從八一三戰役後期日本軍界首領狂妄叫囂要“膺懲”中國人的曆史事實來看，我們對於這種謬論是可以寧信其有的。
第三：對於中方奮勇抵抗侵略的瘋狂報複。
第二次中日戰爭開始以後，日本軍方對於中國方麵的激烈抵抗表示出乎意料之外，特別是在八一三淞滬戰役中，中方的主動抵抗和決戰勇氣，打破了日軍“三個月解決中國事變”的吹噓，令日方有措手不及之感。當他們被迫一再增兵上海，最後在突破中方防線後，一種被“侮辱”後圖謀報複的心理油然而生。1937年11月19日，日本華中派遣軍在攻占上海之後，決心廢除原定“指令線”的限製，乘勝追擊，攻占中國首都南京15，其中就有圖謀報複中國人抵抗的因素在內。在這樣的情況下，南京城破之後，日本軍隊為了泄憤和以屠殺來威嚇中國民眾，消彌其抵抗意誌，實行大屠殺與大破壞，就是必然的事了。戰後日本右派有人說南京大屠殺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對日本軍隊的激烈抵抗造成的，這種籍口之荒謬簡直不值一駁，天下哪有遭到外敵入侵而不能抵抗的道理？
上述三方麵的原因，是侵華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和在中國各地犯下無數駭人聽聞的暴行的基本因素所在。
從兩者的對比來看，德國法西斯要殺猶太人是出於他們荒謬的種族仇恨，而日本人在中國的暴行則是發泄與鎮壓，兩者的共同點都是把屠殺與暴行作為他們實現稱霸世界野心的必需手段，而不同點則是在屠殺與暴行上的手段與方法存有區別。
（二）德日軍隊屠殺與暴行的規模、手段與方法比較
1、屠殺暴行的規模的比較
比較德日軍隊的暴行，我們可以發現，兩者有其基本的共同點，一是屠殺的規模都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給歐洲及北非各國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被納粹分子血腥屠殺的和平居民即達2500萬以上，其中僅僅集中營和滅絕營的死難者即達1200萬人，另有900
多萬平民死於戰火、奴隸勞動、饑餓、寒冷與疾病，其中猶太人580多萬，波蘭人250 多萬，吉普賽人52萬，以及10萬多名難以治愈的德國精神病人。另有蘇軍戰俘173
萬被蓄意殺害。例如 1941年10月德軍在塞爾維亞製造的克拉古耶瓦茨大血案和 1942
年8月在蘇聯克裏米亞的塞瓦斯托波爾進行的大屠殺可以作為例證。經過大屠殺之後，歐洲猶太人銳減了三分之二，其中西歐的猶太居民被殺害了 40
％以上，東歐的猶太居民則被殺害了接近90％。1938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一年，歐洲人口總數為3億9060
萬人，而戰爭結束的1945年，除蘇聯外，歐洲人口總數為3億8090 萬人。如果沒有戰爭，根據以往的出生率和死亡率，6
年期間歐洲總人口本應淨增1200萬人，而實際上淨減少了1000萬人以上，加上蘇聯損失的2800萬人，歐洲總人口損失了4600萬人以上。這在歐洲曆史上無疑是一場空前的劫難。16
在當時德國8000多萬居民中，盡管大多數公眾對納粹的暴行采取了沉默的態度，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曾經狂熱地擁護過納粹，但畢竟不應由他們承擔戰爭的主要責任；應當對戰爭罪行負責的隻是納粹分子——他們僅占德國總人口百分之十一，亦即800
多萬名納粹黨員及附屬組織成員，上百萬名黨衛軍官兵和秘密警察，數萬名涉嫌直接屠殺和平居民的國防軍官兵。而這些人中的大多數罪行較輕，真正應對戰爭罪行負主要責任的，乃是其中的決策者與骨幹分子以及積極參與者，亦即戰爭罪犯。戰後，美國、英國、法國、蘇聯、波蘭、南斯拉夫等盟國將造成上述罪行的納粹劊子手列入了戰犯名單，進行了廣泛追捕和大規模的審判。17
比較德軍的暴行，日本法西斯則有過之而無不及。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侵華14年，在中國屠殺了上千萬的中國人，直接間接死於這場戰爭的中國人民達3500萬以上，如果再算上中國在和平條件下理應增加的人口數，這個損失數字就巨大了。另外，日軍還在朝鮮及太平洋、東南亞各地屠殺了上百萬的平民與戰俘，譬如1942年初日軍占領菲律賓後,強迫大批美國與菲律賓的戰俘,在沒有水和糧食的情況下,頂著高溫和烈日連續強行軍100多公裏,造成了”巴丹死亡行軍”慘案，沿途死亡的戰俘達1.6萬餘人，在聖費爾南多，幸存者又被滿滿的塞入卡車，許多“年輕人在你麵前窒息而死，他們站立著死去。”最後抵達奧唐奈集中營時，戰俘們死亡數達2.3萬人。18但因日軍在所侵略各地暴行的普遍性和隨意性，具體的數字無法搞清，又因戰後東方國際政治的複雜因素，伴隨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清算不徹底，日本軍隊在二戰中大屠殺的罪行實際數字，遠不如對德軍罪行統計得那麽清楚。在最大的受害國中國，由於戰後很快陷入國共內戰，這項工作沒能持續進行；在朝鮮及東南亞各國也沒有徹底蟸清。如果就單純的數量來比較，是無法衡量對比的，況且這種統計在德日兩大侵略者的屠殺暴行超出百萬規模之後，其界定性意義也就不太突出了，因為他們都已成為曆史上聞名的劊子手。誰殺人更多，罪孽也更重，同時，退一步說，就是屠殺量相比之下少者，也絲毫不能減輕其罪責。
除了日本人以外，大多數的人對於日軍大屠殺的事實詳情是毫不懷疑的。1937年11月，日本占領上海後，對中國首都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12月13日南京淪陷後，日本人便展開了一場世界曆史上前所未見的殘酷暴行。成千上萬的中國男子被集合起來驅趕到市郊，或遭機關槍掃射倒地；或被日軍當作肉靶，用來練習刺刀；或是在身上澆滿汽油，活活燒死。日軍還拿中國人進行斬首比賽。數月下來，城內屍橫遍地，南京已成人間地獄。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專家估計，自1937年底到1938年初，在南京有超過26萬平民死於日軍手中，加上被日軍殺害的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這個數字至少超過30萬人。殺戮的規模史無前例。一位曆史學家曾經估算，如果讓所有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手牽著手，長度可以從南京到達杭州，延展距離約兩百英裏長。他們身上的血共重達1200噸。屍體可裝滿兩千500節火車車廂。如果把這些人一個個疊起來，將達74層樓高。
光看死亡人數這一項，南京大屠殺的規模，就遠遠淩駕曆史上許多最野蠻的行徑。相較於曆史上羅馬人在迦太基屠殺15萬人的暴行、突厥征服者帖木兒1398年在德裏殺害10萬名囚犯，並用這些囚犯的顱骨在敘利亞建造兩座尖塔的醜行，日本軍隊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方人士隻知道希特勒屠殺了600萬猶太人，然而，這些死亡人數是在好幾年之中，逐漸累積而成的，而南京大屠殺卻是集中在幾個星期之內，即使是從曆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役標準來看，南京大屠殺都可算是大規模趕盡殺絕的最慘的例證。如果要比較南京大屠殺的相對規模，我們可以再看看其他一些數字：作為戰時中國的一個城市——南京的死亡人數就超過了一些歐洲國家在整個戰爭期間平民的總死傷人數：在二戰中英國總共失去6，1000人，法國損失10，8000人，比利時10，1000人，荷蘭24，2000人。當時空中轟炸是造成大毀滅最恐怖的武器之一，然而，即使是其他戰場上最猛烈的空中攻擊，都無法超越日本人對南京的蹂躪。
南京大屠殺的被害人數還超過了美國轟炸東京8—12萬的死亡人數；甚至超過了1945年底遭原子彈轟炸的廣島、長崎兩座城市各為14萬人及7萬人的死亡人數之和。19
每當看到日本每年對原子彈爆炸遇難者的隆重悼念，人們怎麽不會想到，當時在南京城裏，曾有更多的平民慘死在這些“原爆被害者”國家軍隊的手中?而且死得比原爆遇難者還要慘百倍?日本人為何不為他們舉行悼念式?當南京城淪陷後、當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日本舉國上下都熱烈地進行了慶祝活動。東京、大阪、橫濱、京都和奈良等地彩旗飛舞，連續三天三夜遊行慶祝。人們奔走相告，交相讚頌，全國沉浸在一片歡慶的海洋之中。在皇宮外參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絡繹不絕。男人們手舉膏藥旗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婦女也身著盛裝，前來祝賀，向皇宮深深鞠躬。看看當時日本報紙的狂熱報道吧！20這時候，日本人怎麽不想到有那麽多正死在他們的炸彈、刺刀、槍口下的無辜者？怎麽沒想到為侵略犯罪暴行歡呼終究是要付出代價的？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的暴響是什麽?它不是美國在侵略日本,而是代表全球千百萬被日本軍隊殘殺的無辜的靈魂,在向加害者殺人狂討回公道!殺人者必須償命!
2、屠殺暴行實施對象的比較
在暴行的實施對象方麵，德國軍隊有一特征，就是他們主要是有計劃地屠殺猶太人和以暴力來鎮壓各地反抗組織與反抗者，對被占領地區的不反抗的平民，一般情況下較少以動輒大殺大燒的方式來進行威懾，當然在德國法西斯的暴政統治下，被冤殺的平民也有許多，但大規模的屠殺並非十分普遍；而日本軍隊則不然，在中國淪陷區，日軍每到一地，必然殺人，而被殺者絕大多數是平民，而且他們的胡亂殺人充滿隨意性，是一種發泄甚至是取樂的手段，這是曆史的事實，例證舉不勝舉。另外，日軍有著絲毫不顧任何影響的暴虐習慣，為了達到目的，他們可以隨便進行大規模的屠殺，真正的是殺人不眨眼。
在前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當德軍利用被殺害的遊擊隊員屍體，引誘鄉親們前來認領再加殺戮時，眾人在地下黨的鼓動下，數百人一齊默默走向前來。這時，德國軍官眼看目的無法達到，便對部下下達了“立正，向後轉，齊步走”的命令，在悲壯的伴樂聲中，德軍撤退了。每當看到這裏，人們一方麵佩服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另一方麵也看到了德軍與日軍在這一點上的不同。因為人們自然會想到，如果這一幕情景發生在中國占領區，那麽，司空見慣的和可以預料的是，日本軍官會下令開槍，一陣狂射之後，又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是不可避免的，外帶的還要燒房毀物。請看鐵證：
1941年1月25日，日軍在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村包圍了一千多村民，逼迫他們講出八路軍的去向，人們拒不回答，日軍便開始殺人，他們先用汽油燒死了30餘人，並在人群中拉出30多名婦女，公然強奸後燒死，並將一名孕婦剖肚，胎兒掉在地上，暴行之惡，令人發指。當日軍得不到情報後，便大開殺戒，將一千多村民集中到院落中，日軍軍官佐佐木說：“為了日中親善，到村中大院有一出好戲給你們看”。結果他們用機槍對準人群瘋狂掃射，並在預先鋪好澆上了汽油的大量柴草上放火，把1200餘人全部殘殺，整個村莊全部燒毀。這就是日本軍隊對中國人的“親善”！21在日軍眼裏，哪有國際公法？哪有戰爭公約？哪有一點人性？
在潘家峪慘案中還有一個令人歎息的故事。在抗戰中，眾所周知的八路軍政委聶榮臻將軍在百團大戰中善待兩個在戰場上被救出日本孤兒，並把她們送回了日方。當時這一幕體現中國軍隊人道主義的生動場景，被八路軍的戰地記者拍攝下來，留下了千古傳頌的佳話。但是，這個戰地記者後來卻瘋了，刺激他得病的原因，就是在潘家峪戰鬥前，他所在的小部隊燒了一鍋開水準備做飯，得知日軍進村的消息後，他們立即撤到村外，等日軍走後，他們回到村內，所看到的是慘絕人寰的一幕，兩個中國幼兒被日軍煮在那口開水鍋裏，其中一個就是部隊幹部的兒子，而他年青的母親全身赤裸被挑死在門口！對比中國人的善待日本兒童，日軍獸行造成的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發瘋！22
又據日軍老兵近藤一的回憶，1940年，他跟隨日本陸軍獨立混成4旅獨立步兵第13大隊，開赴中國山西省的遼縣(現在的左權縣)，與抗日的八路軍作戰，那裏是日中戰爭的最前沿。近藤說：“我不得不正視自己在1945年以前那4年裏，在中國大陸都做了些什麽。”
到達遼縣後，日軍新兵接到的第一個上級命令，便是進行用刺刀刺殺中國人的訓練。訓練的靶子，就是兩個被反剪著雙手綁在木杆上的中國俘虜。
近藤說：“接到教官的命令，我們就衝上去向準那人的左胸刺下去，刺刀刺進了他的胸膛。那一瞬間，我的腿突然停止了抖動，就像拿筷子插進豆腐裏一樣，毫無罪惡感。和我同一個部隊的老兵們，樂與在山間的村落裏尋找年輕女性，然後集體輪奸她們。在一場“討伐戰”中，他們還讓一名被輪奸過的、剛剛分娩的年輕母親，渾身上下隻穿一雙鞋子和我們一起行軍正路。也許是為了減輕行軍中的負重，行進中一個老兵突然奪過母親懷抱裏的嬰兒，狠狠地拋到了山穀裏。母親撕心裂肺地哭喊著，也追隨嬰兒跳進了山穀。士兵們看到這一幕，都高興得哈哈大笑起來。而這，就發生在我的眼前。”各位讀者,日軍士兵還算是人嗎?
近藤也曾為了搞清楚—發手槍子彈能穿透多少個人，找到了10名中國男性．讓他們前胸貼後背地排成一列，用槍抵著第一個人的後背扣動了扳機……屍體被扔到了豬圈裏。日本兵還用刺刀拉開孕婦的肚子，削掉老人的耳朵。在這場望不到邊的拉鋸戰中，日軍部隊日日夜夜重複和繼續著他們殘虐的暴行……23
“事實上,日軍的在華暴行遍及大半個中國,屠城、屠鎮、屠村慘案之多，罄竹難書。日軍屠殺暴行，幾乎貫穿日本侵華戰爭的整個過程，而且是在軍官指揮下，有組織的行動。日軍每攻陷一城一池，一般是四麵設防，關起城門，逐戶搜尋中國平民百姓，或當場屠殺，或集體屠殺。日軍所到之處，必是以屠殺開始，焚燒房屋後撤走，這已成為日軍各部隊對待和平居民與城鎮的行動準則。何以如此？答案隻有一個，日軍這些公然違反國際公法的犯罪行為，是完全得到日本最高當局的認可與默許，是出於日本軍方首腦機關有組織有計劃的安排。”24
對於日軍在中國戰區各地這樣普遍存在的暴行，中國人已經數不勝數非常熟悉了，因為日軍向來就是這樣做的！如果說德日軍隊在實施暴行上還有區別的話，這就是兩者的的差別所在。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德國人的無恥暴行會在一個個監獄中發生，因為那裏是他們為所欲為的場所，他們可以按照既定的方針對猶太民族實行滅絕性的屠殺，但在歐洲一般的占領區，對普通的百姓，要實行放肆的屠殺，德軍可能還有某種顧忌，其中，德軍官兵所受的教育形成的素養也有一定的約束性影響，他們不太習慣於隨時隨地的大規模瘋狂殺人施暴，把他們的占領地變成人間地獄；而日本人則不是這樣，他們在中國、在印支半島、在南洋各國，要殺要奸，隨心所欲，什麽國際公法，什麽人道主義，根本不加考慮，一切以自我放縱“揚皇軍之威”為目的，日軍表現如同中世紀的野蠻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3、屠殺暴行手段與方法的比較
日本軍隊在實施屠殺暴行時，不隻把人處死，而且要在被害人死亡之前盡可能地讓他（她）飽受痛苦，進行窮凶惡極的虐待，以圖從中得到快樂，這是日軍殺人方式的一大特點。因此，他們殺人時的各種殘暴景象觸目驚心，令人作嘔，使人發狂。甚至於幾十年後，看到記載日軍暴行的文字，依然使人慘不忍睹。
日軍在攻破南京城時，曾對城內殘餘南京守軍抵抗力量許諾，放下武器將給他們留下活路！於是有大量的國軍士兵放下了武器，換來的是什麽呢？是活埋、是挖心砍頭、是絞殺、是虐殺、是用來給日兵練習刺殺……。日本在其侵略中國的70餘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們割占中國土地，勒索戰爭賠款，奴役中國人民，搶劫財產，燒毀房屋；奸淫婦女，上至老婦，下至幼女，無一幸免；割去婦女的乳房，用刺刀插入婦女的陰戶，挖出孕婦的胎兒；刑訊中國革命誌士，槍斃無辜；對中國人進行集體活埋，或挖眼，割鼻，活體解剖無所不用其極，給中國造成無比深重的災難和恥辱。
我們知道，在實施屠殺的手段方麵，德國法西斯軍隊也有許多極端的殺人辦法，除了集中和分別的槍殺，最主要的還是關入毒氣室的大批屠殺，以及做活人實驗等，最典型的是在奧斯維辛等各個集中營內的殺人場所，德軍無所顧忌地實行他們的大屠殺；但與日本軍隊相比，在殺人手段方麵，他們就是“小巫見大巫”了。據中國社科院卞修躍研究員的統計，日軍在中國實行殺人的方法有250餘種之多，其內容慘無人道，集古今中外之殺人大全。僅在南京大屠殺中，就有個別和集體槍殺、用機槍掃射、用炸藥、地雷大規模的炸死、以活人當靶子練刺殺、砍頭、奸殺、燒死、破腹、狗咬、溺斃和各種虐待致死等等，其方法之殘忍，手段之惡劣，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例如，日軍常用的殺人方法之一就是割去人的各種器官來殺害，從耳鼻手腳到男性的生殖器、女性的乳房，凡是人體上凸出能夠被割除的部位，都曾被日軍割去。在浙江農村，日軍厭膩了一般的殺人術，竟然處心積慮地發明新的屠殺方法，他們把數根腕口粗的毛竹拉彎，把中國農民綁在中間，然後砍斷繩索，竹子巨大的彈力一下把人拉裂成多塊，殘肢內髒掛在竹梢拋灑一地。日軍在一旁瘋狂取樂，真是禽獸不如！這種暴行真是曠古未聞令人發指！日軍的劣行除了殺人外，還有一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取樂，他們把中國孩子倒插在水田裏悶死，還曾把中國人用鹽醃、水煮而死25……日軍以此來給士兵們發泄獸欲，緩解戰鬥的壓力。在東北、山西、華南等地，他們還縱容、命令士兵們煮食被害人的肉體和內髒，用來泄憤和“練膽量”。這種獸行習慣一直被日軍帶到南洋戰場，號稱“馬來之虎”的日軍師團長山下奉文就曾在馬來吃過人肉。相比之下，我們還沒有聽說過德軍在殺人之餘有命令士兵吃人肉之事。在德軍占領區，人們能夠常見的是目無表情的德軍排著整齊的隊伍在街道上巡邏，或手持衝鋒槍圍剿抵抗他們的遊擊隊，最殘忍的不過是他們四處追捕猶太人，把他們送往集中營以便有秩序的處死，對不服從的當街槍斃。德軍還有加倍殺害占領區平民以懲罰抵抗者襲擊的記錄（當然日軍也有同樣的記錄）。雖然這一切暴行，除了對人民的戕害外，最明顯的是給四處躲藏的猶太人和一般被占領區的民眾以巨大的精神壓力，使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大有末日來臨之感。但無論如何，這比日本軍隊的見人就殺、到處“殺光、燒光、搶光”，強奸虐待無所不為，無人可免的暴行，其方式與程度在客觀上是不是有所不同呢？畢竟，我們可以看到，在德軍占領下的歐洲淪陷區各國首都，還沒有一個向南京那樣被殘暴的日軍殺成了屍山血海的人地獄。
以上種種是日軍與德軍不同的地方，它表現的是，同樣作為法西斯軍隊，日軍的野蠻暴行程度比德軍要更深更強，這是客觀事實。請看下列南京大屠殺中的史料：
“敵軍入城，凶如虎狼，自武定門衝入，凡武定門大街居民留守者，男女老幼見則殺害，無有幸免，尤慘者，見婦女先奸後殺，可憐婦女屍體皆裸體，無一著褲，如斯暴行，皆中島部隊所為……”26
又據日軍自己的記載：在太平門外，門右的一角工兵打了樁，然後圍起鐵絲網，把那些支那軍隊圍在裏麵，底下埋著地雷，在白紙上寫著“地雷”，以提醒日本兵不要去踩，我們把抓來的人集中到那裏，一拉導火線“轟”的一下，地雷被引爆了，屍體堆成了山一樣，據說是用步槍打來不及，所以敷設了地雷……第二天早上分隊長命令新兵“刺致命的一刀”。檢查屍體，把還活著的人刺死，我也踩在軟綿綿的屍體上查找還活著的人，發現了隻說一句“這人還活著”，接著就有其他的士兵上來將他刺死。刺刀往喉嚨口猛刺下去，血就像水一樣噴射出來，人的臉色“唰”地一下就白了，經常聽到“啊呀”的慘叫聲。27
據當時在寧的外國記者的親眼所見，南京大屠殺期間，城北挹江門內被殺害者的屍體堆積如山，有5英尺高，“已有數百輛日軍卡車、大炮在屍體堆上開過”。在城南中華門外的外秦淮河，因橋被炸毀，日軍用被害中國人的屍體填入河中以供軍車通過，當屍體堆被壓下陷後，日軍就再用新屍填平，繼續車壓炮碾，其狀之慘，令人欲絕。“離開南京之際，我們最後見到的場麵是一群300名中國人在臨江的城牆前井然有序地遭處決，那兒的屍體已有膝蓋高。”28南京城確實已變成了末日來臨的人間地獄！就連當時留在南京的納粹德國使館在給國內的報告中也明確無誤地指出“整個日本皇軍就是一個獸類集團！”被納粹官員罵作“獸類集團”的日軍，難道不是世界上最殘暴的軍隊嗎？
又據當時參加紅卍字會掩埋屍體工作的徐金德老人的陳述；“板橋有一件事很慘，一個國民黨兵打敗仗死了，他的綁腿袋裏麵有錢，正在摸的時候，公路上來了日本兵，那個人心狠，他拿起刀，把這條腿砍下後背了就走，這是一條士兵的腿，士兵保不住國土，連自己的屍體都保不全。”29“最慘的是一個婦女，蠻年輕的，光著身子泡在水裏，一隻胳膊砍掉了，小便的地方插著一把刺刀！我看見的這個最慘，婦女的屍體都是披頭散發，臉上抹灰，沒有一個穿好衣服的，好的衣服也是故意撕壞的。”30“倘有孕婦購米入城，日軍以為其腹部之膨大係藏食米，亦用刺刀刺入腹部，致孕婦當場腹破胎出而死，本人尚目睹有婦人被日軍用刺刀由陰道內刺入，刀尖透出臀後而死。亦有八十歲之老婦人被日軍強奸而死。有令其子奸其母使父在旁觀者。”31
戰後南京市民秦李氏呈文說：“時故夫年36歲，體尚健壯，該日軍問曰：爾是否軍人，故夫不懂日語故默然未答，日軍急捉去，先施以酷刑，死而複蘇數次，致被刺刀遍體連戳七八，登時氣絕殞命……32
南京市民陳福寶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陳述：當南京屠城時，我隻是一個十三四歲的頑童，日本軍隊搜到了我，綁在壯丁一起，一共三十九個人，連續殺了三十六個人，留了三個沒殺，罰挖坑埋屍首。“一個滿臉胡子的皇軍嫌我力氣小，挖得太慢，把我身子一抬就慣在地上，我被慣得吐了好幾口鮮血，半死半活的躺在地上。”日本人把那二個挖洞的殺了，留下了我便揚長走了……33
在南京大屠殺中，日本軍隊對其屠殺無辜平民的罪惡行徑是毫不隱諱的，並且決不把國際公法放在眼中。據在南京大屠殺中死裏逃生的駱中洋回憶，日軍軍官曾公開向被他們圍困住的兩萬多中國平民和放棄武裝的士兵們詢問“想被槍殺還是燒死”？當時他們被趕到三汊河木橋以西數百米的南麵河邊，“人靠著人擠在那麽一大塊地方，比我們一個軍一萬多人集合時候占的地方都大，我們集合時隊伍之間還有點距離呢。”很多人都已經意識到自己將要被屠殺的命運，駱中洋說，“他們不想受日軍屠刀之辱，有的用頭撞牆，有的跳入河中自溺而死，有的會遊泳，則想從河裏逃生，被日軍射擊而死在水中。”日軍沒有在河邊實施屠殺，而是把人群趕到岸上，這裏是大同麵粉廠的廣場，這時大約是上午9時。一個身材矮小的日軍頭目開始向人群喊話，喊話通過一個翻譯傳出來，讓駱中洋異常氣憤的是最後一句。“現在問你們要怎麽死法？你們是要用機槍掃射、用步槍打，或是用汽油燒、燃燒彈燒死呢？還是用刺刀刺死呢？”“人群中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喊冤枉，哀鳴聲震天。”沒過多久，日軍頭目宣布采用刺刀來殺人，並且馬上開始行動了。他們從人群的前麵排頭，每次十個人，用綁腿布綁成一排，押到河邊，用刺刀刺死，屍體倒在河水中。駱中洋離排頭位置隻有十幾米，看樣子很快就要綁到他了。“我靈機一動，從人群的前沿很快移動到了最後的排列”……日軍一排一排地刺殺，到下午4時多的時候，“被圍困的軍民已經有70%被殺害，推倒在水中”。正處隆冬，日短夜長，4點多，天就快黑了。而日軍也改了殺人的方式，把剩下的人趕到河邊改用機槍掃射。駱中洋和另外兩個人趁機挖牆進了草屋，進入隔壁躲了起來，伺機再逃。河邊頻頻傳來機關槍射擊的聲音。
三汊河的兩萬人集體屠殺隻不過是日軍進城後集體大屠殺的其中之一，南京城的其他地方，江東門、燕子磯、草鞋峽、幕府山等地也發生了幾千人到幾萬人不等的集體屠殺。據國民政府戰後曆時三年調查做出的統計，南京大屠殺中被集體屠殺的一共有19萬人，加上在城內外各處的分別屠殺，共計有30萬以上的中國人被日軍殺害，這種大規模的一次性集體屠殺，在人類曆史上也為罕見。
日軍的這些暴行，是得到了上級軍官的明確命令而犯下的罪惡行徑。英國記者田伯烈（H.J.Timperley）在其著名的記述南京大屠殺的書《外國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中寫到：當時一個在大屠殺中的幸存者向他敘述說，在“他覺得凶多吉少”時，“便向一個態度和善的衛兵表示憂慮，衛兵靜靜地用棒子在地上劃出幾個大字：大人命令。”34
曾參加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士兵回憶說：“在城內掃蕩殘留的中國軍人，如果捉到軍官，就綁在楊柳樹上，教新兵射擊及劈刺的方法當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讓他坐在坑前砍頭。我是二等兵，隻用刺刀刺中國兵。這樣的事，在城內外連續了十天。……那時，我們在下關，將鐵絲網的鐵絲折下，用來捆綁捉到的中國兵，每十人綁在一起，架起來澆上油放火燒。那時的感覺，就象殺豬一樣，如此繼續下去，殺人變得蠻不在乎了，因為是奉令行事，也不會感到後悔。也曾經用機槍掃射的，機槍架在山上，左右各一挺，交叉掃射。”“到處的屍體與血腥味，把人的神經都麻醉了。”35
上述的記錄，在南京大屠殺中多得不可勝數，這裏隻能選出一小部分，以供引證侵華日軍的極其野蠻的暴行。
在這當中，有一些行徑是納粹軍隊也沒有做出的劣行，當然，這隻是兩者在殺人規模方式方法上的差別，而不涉及對其罪惡程度的評價。
4、性暴行、人體試驗手段與搶掠罪惡的比較
除了屠殺之外，日軍比德軍還要惡劣的是他們無處不在的強奸與性犯罪暴行。
在曆史上,戰爭暴行除了殺人外,強奸和其他的性暴行是最常見的現象，因此婦女也是戰爭中主要的受害者。
在歐洲戰場上，德國法西斯軍隊有許多的性暴行，德國及其附庸國軍隊在戰爭中也曾經強奸和虐殺過婦女。但有一點應該指出，這就是出於希特勒“種族優越論”的要求，納粹對於其士兵在戰爭中的性暴行是有比較明確的限製的，但這不是出於正義和人道，而是納粹頭目們擔心其軍隊對所侵略地區的所謂“劣等民族”婦女大規模的強奸與性暴行會混亂“日爾曼民族的血統”，降低他們的“種族優越性”，因此納粹軍隊比較嚴格地限製其官兵胡亂地與別的民族的婦女發生性關係，命令不許強奸。但在客觀上，德軍並未完全執行這一禁令，特別是許多德國的附庸國軍隊，在協助德軍作戰時，曾有許多性暴行發生，這些罪惡賬都算在了納粹頭上。例如，德軍陸軍第197
師第235
團某連副連長舒爾茨中尉，在蘇聯占領區逮捕了從事地下抵抗的女共青團員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妮，卓婭堅不屈服，舒爾茨便下令對她施以百般酷刑,並進行了輪奸，還慘無人道地割去了她的左乳，最終將她殺害。卓婭在冰天雪地中半裸著上身被吊死在絞架上的照片傳出後，激起了蘇聯人民的無比痛心與憤怒，紅軍高呼著為卓婭報仇而衝鋒陷陣，蘇聯統帥斯大林曾親自下令，凡俘獲殘害卓婭的德軍第235
團官兵，要全部槍斃。36
除了強奸外，德軍的性暴行主要表現在他們在集中營內拿猶太等民族的婦女做與性有關的試驗。這些試驗並不是出於真正的科研目的，而是為了給納粹荒唐的種族理論尋找所謂的“科學”根據，甚至於就是這些醫生本人要進行個人感興趣的試驗，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下，他們拿猶太或異族人的身體與生命當作不值一文的物件，隨便地像豬羊般進行宰割，毫無人道憐憫之心。
按照納粹主義的理論，由於以德意誌民族為主體的雅利安民族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才華，他們具有領導全世界的神聖職責，是不容置疑的統治民族。而猶太民族是世界上最為卑劣、無恥、惡毒、貪婪、淫蕩的民族，他們隻能給世界帶來災難，是必須加以徹底根除的敗類。吉普賽民族的危害隻比猶太人稍好一些，可以緩辦死刑；斯拉夫民族不具備任何創造力，隻有在雅利安人管理下，才不會對世界發生負麵影響，他們中的大多數隻配當奴隸。
納粹黨認為：從純潔雅利安種族的需要出發，世界上最危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種族間的不負責任的混交，德國婦女隻要同猶太男子發生一次性關係，她的後代就會全部退化為雜種。因此，納粹的理論家告訴德國的醫生護士，他們的首要任務並不是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維護德意誌民族血統的純潔。因此醫務人員中的忠實黨員應當不遺餘力地完成四大任務：一是確保種族衛生，限製和縮小猶太人和其他各種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間和活動能力，最終使用醫藥手段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二是研究各種科學高效的殺人手段，盡快推進“最後解決”；三是對那些眼下需要他們做苦役的猶太人和蘇軍戰俘、異族勞工，必須實施強製絕育，確保他們不致玷汙德意誌民族血統的純潔。四是利用猶太人、茨岡和斯拉夫人進行新技術、新療法、新手術、新藥品的實驗，哪怕這些劣等種族在試驗中死去。
納粹醫生與科學家進行的活人試驗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服務於種族衛生的醫學試驗。絕育即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30年代以來，納粹政權將絕育作為一種國策加以推行，實施在那些被認為患有難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而在戰爭期間，被納粹政權認為不允許繁殖的種族——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領的領土上為數眾多，使用傳統的絕育方法對付他們，既昂貴又無效率。因此，黨衛軍司令官希姆萊下令大力開展這方麵的科學研究，以求發現一種快速進行絕育同時又使受害者難以覺察的方法。國際知名的婦產科專家、黨衛軍少將卡爾·克勞貝格致信希姆萊，稱他可以通過將一種名叫貝母製劑的化學物質注人子宮的手段達到使大批婦女簡便地被進行絕育的目的。由於宮內注射往往是常規婦科檢查的必要組成部分，即使偷換注射液的種類，受害婦女也不易感覺。這樣，一個醫生帶領10名助手，在一日內即可給至少1000名婦女作完絕育手術。元首府辦公廳負責人維克托·布拉克則向希姆萊推薦另一名研究絕育新方法的醫生霍斯特·舒曼。他使用愛克司光照射的辦法對大批男性進行絕育，後來又把婦女也作為絕育對象。這兩名專家均先後在奧斯維辛和拉芬斯布呂克集中營對數以千計的男女囚犯進行了反複試驗，導致他們喪失生育能力、傷殘甚至死亡。著名的納粹醫生，號稱“死亡之神”的門格爾等人也使用注射新製劑的辦法，對女囚進行絕育試驗。除上述兩個集中營外，布亨瓦爾特、達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納茨維勒和貝爾森等集中營的納粹醫生和科學家也利用男女囚犯進行各種方法的絕育試驗。盡管絕育試驗造成男女囚犯大量傷亡，預期的目的也沒有達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沒有一個納粹醫生和科學家停止絕育試驗，一直於到第三帝國覆滅。限製非優等種族的人口增長，是納粹黨征服歐洲龐大計劃的核心組成部分。因而，如果第三帝國再延續幾年，斯拉夫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希臘人等都將成為大規模絕育受害者。同時，納粹醫生們進行的絕育試驗也是為納粹德國的化工與製藥壟斷財團牟利服務的。直至德國戰敗，納粹的人類絕育實驗暴行才告終結。
另一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納粹醫生科尼，雖然是醫學係畢業，卻並非婦產科專業出身，但他又有掌握人工流產技術的強烈願望。於是，那些女囚中的孕婦就成了他練手的絕好試驗品。1943年6
月，他在挑選一批從波蘭克拉科夫來的猶太人時，發現了68個孕婦。這真使他喜出望外。他馬上安排她們住進醫院，從當天起“奮戰”一周，使用不同的方法，給她們全部實施了人工流產，促使她們過早地產下嬰兒。對於嬰兒，他卻沒有多大興趣，很快就交給了黨衛軍護士們，聽任她們給嬰兒注射毒劑。他更感興趣的是截取囚犯們的肢體，摘除她們的器官。這樣，來到奧斯維辛一年多，他已經學會了做胃切除、腎切除、子宮切除和卵巢摘除等難度較大的外科手術；付出的代價自然是由囚犯們承擔，幾十人死於他那不夠成熟的手術。他還多次配合門格爾，給年輕的猶太女囚做慘無人道的電擊療法，毫無任何意義地把她們弄死，他們的做法對解決任何醫學難題根本沒有任何推進作用。
另外,徳軍為了進行凍僵的人體快速複蘇的試驗，還強迫蘇軍男女戰俘性交，由他們在一旁觀察。總之，徳軍為了自己的需要，大量地實行過性暴行。他們對待俘虜和猶太人等如動物一般毫無人性。
德軍的性暴行雖然也是極其地野蠻,但他們有一個規律,這就是相比之下其規模比日軍的性暴行規模要小些,大都在集中營內發生，影響相對弱些。
對比德軍的性暴行，日本軍隊在戰爭中的性犯罪就明顯地要極其普遍並且惡劣，其程度可以說是空前並可能絕後。
日軍在中國各地，每到一處，除了殺人，就是強奸和虐殺殘害婦女。
在南京大屠殺中，有數萬起強奸和各種性暴行事件發生，外國記者目睹後報道說，每天都有上千件日軍強奸、輪奸和奸殺案發生，被害的中國婦女從10餘歲的小女孩到70歲的老嫗，統不放過，稍為年輕漂亮者，動輒被日軍幾十人輪奸，然後被刀劈、槍殺或破腹、割乳而死，陰部還要被插入刺刀、木棍等各種東西。在這場無恥至極的汙行中，約有2萬到8萬名中國婦女遭到強暴。許多日軍不僅強暴婦女，還遵照“不留活口”的命令，在強奸後把受害者弄死，破腹取出內髒，切下乳房；日軍還強迫中國父女、母子亂倫，強迫僧伲性交，讓他人觀看，完全是性變態。
“在南京南郊六郎橋十八村處，……敵兵放火燒房，又進內搜索，在福音堂內找到陳姓老嫗三名，皆六十歲以上，敵兵無法泄憤，竟將三老嫗毒打，要強逼脫去衣履，老嫗不允，敵兵乃強行剝去，三老嫗脫得精光，敵兵驅之遍遊各處，倍加羞辱，用刺刀劃其身上各部，禁止老嫗哭喊，或用撥動老乳，令其怪叫，後用小刀亂戳其陰戶，老嫗疼得昏厥，敵兵割下小足，狂笑而去，真殘忍極了。
城外沙洲街有朱姓人家，某日突去敵兵四名，將朱姓兒媳強行奸汙，當敵兵輪奸該婦時，強逼她的公公、丈夫、兒子在旁邊看著，輪奸後又逼其公公去奸淫，殘暴的敵兵說：“老頭，你快活快活”……這老頭也隻好照辦，伏在他的兒媳身上做個樣子，可是敵兵認為不對，又毆打老頭，叫他認真去做……公公奸了兒媳，敵兵又逼該婦之子去奸其母，……真是喪卻人性，凶殘絕倫！”37
據戰後國民政府南京敵人罪行委員會的調查：“凡被日軍所遇見之婦女同胞，不論為高齡老女或少女幼女，幾均不獲免。據主持難民區國際人士之粗略統計，當時本市遭受此種淩辱之婦女不下8萬之多，且強奸之後，更施以剖乳、刺腹種種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後快。”
一位當時從南京逃出來的女同胞說：“當敵人初來的時候，隻要看見婦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問白天和夜間，因此，上自五六十歲，下至八九歲的女同胞，隻要被敵人碰到無一幸免。”
1937年12月26日，一個11歲的幼女在金陵大學院內被日軍輪奸致死。目擊者說，她的兩腿之間腫裂並沾滿血汙，死後的樣子慘極了。
“證人歐陽都麟供稱：日軍穀壽夫部隊攻陷南京，由中華門首先進城，就此兩天內（十二十三兩日），中華門內外，遍地屍首，慘不忍睹。有的用刺刀刺孕婦腹部，致腹破胎墜而死；有的用刺刀從婦女陰戶刺入，刀尖透出臀部致死。亦有八十歲老婦，被強奸致死”38
另又據一位目擊者說，日軍對中國婦女“有時用刺刀將奶子割下來，露出慘白的肋骨；有時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讓她慘痛呼號；有時用木棍、蘆管、蘿卜塞入下部，橫被搗死，日寇則在旁拍手大笑。”這種以割去婦女乳房及用各種器物插如被害人體內來發泄獸欲的性虐待行為，是日軍殘害中國婦女的慣用方式，這與其在國內時普遍的性行為習慣有關，隻是在中國，他們因失去了一切限製而變得更加肆無忌憚與瘋狂。日軍自己還拍下過許多被害婦女的照片來取樂。39當時在南京城內，有許多日軍士兵幹脆露出下體拿著刀槍，四處嚎叫在追逐“花姑娘”，這真是一副鬼魅橫行的地獄圖，聞之令人不寒而栗。西方國家的居留者對此有詳細的記載與報道，這裏已不用再一一例舉證明。40
在整個侵華戰爭中，日軍在東北、華北、中南、西南，在其所到中國各地，到處都有強奸和各種性暴行，中國婦女所受的日軍的殘害，是無法用語言來描繪的。大規模的強奸與性暴行，出於日本對中國人“膺懲”的目的，也是日本社會追求淫欲風氣的表現。例如，日軍在對華北農村的大掃蕩中，就曾把年輕婦女集中到場院上，剝去衣服，在她們乳頭上拴上鈴鐺，強迫其跳舞，日軍在一旁哈哈大笑。這種獸行，亙古未聞，正是日軍性變態的鐵證。我們應當看到，許多的日本男子在國內就習慣於對婦女實行多種反常道的性虐待，日本侵華軍從最高層開始就帶頭強奸婦女，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中國各地的性暴行性虐待是極其普遍的現象，如同中世紀未開化野蠻人的惡行。
日軍除了強奸，還有各種除了在戰爭中普遍的大規模的實行性暴行外，還首創了隨軍“慰安婦”製度，把被害國婦女作為泄欲的工具，強迫她們為官兵提供性服務。這種“服務”絕大多數是以死來強迫的，所謂“慰安”就是對受害婦女無休止的輪奸。除了大量的被害死的人外，即使是僥幸活下來的“慰安婦”們，她們的一生也就因此被全毀了，留下了心靈和身體上的痛創，永遠無法彌合。到目前為止，日本政府仍然拒絕給這些不幸的耄耋老人予任何的道歉賠償，甚至不肯認罪，企圖以拖延下去等待一代人的終結而免除罪責。這種行為真是無恥至極，善良公正的世界人民，除了睜大眼睛對其保持警惕外，應當沒什麽可與之談的。
我們說日軍的暴行比德軍的更嚴重，是以大量的事實為依據的。德軍的主要暴行之一是拿集中營的囚犯不當人，隨便進行慘無人道的試驗，這種情形，日軍當然也有，而且更甚。臭名昭著的東北日軍731部隊、100部隊和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等等，都是日本軍隊拿中、朝、蘇聯軍人和平民作為“馬魯大”（木頭、材料）進行人體實驗的機構，在這些地方，他們同德軍一樣，拿囚犯進行各種活人解剖實驗和凍傷凍死、細菌傳染、真空環境下人的反映等試驗，雖然目的不同於德國人，不是為了滅絕一個種族而做絕育，但日軍是為了軍事作戰的需要，取得相關的人體耐受力的數據和為日軍尋找快速治療凍傷等的方法。更嚴重的是日本法西斯公然違反國際公法，在中國進行了大量的細菌戰與毒氣戰、化學戰，為了研製生化武器，他們就拿這些被他們稱為“木頭”材料的活人，進行各種試驗，並拿他們檢驗生化武器的效果。在日軍的囚籠中，這些人的命運就象在德軍集中營裏的猶太人一樣的悲慘，被以731部隊機關長石井四郎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醫生當做豬羊般地宰割，許多人在冰天雪地中被剝去衣服裸露四肢，一遍遍地澆上涼水，直到將手足凍爛發黑，肌肉脫落僅剩白骨；許多人在被抽去空氣的罐子內遭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死後五官變形；還有人被抽去血液，注入空氣或毒藥、細菌，全身潰爛而亡，更多的人被綁在試驗場的木樁上，聽憑日軍在他們附近投下細菌毒氣彈，然後再來記錄殺傷效果……
一位親自參加過在中國人體實驗的原731部隊日軍隊員，在回憶錄中寫到：“在一間透明的玻璃房裏，關著母女兩人，小女孩隻有四歲左右。就在毒氣滲入的一瞬間，女孩突然從母親懷裏抬起腦袋，瞪著一對圓圓的大眼睛，向四周張望。母親似乎在拚命地保護孩子，讓孩子盡可能少受毒氣的殘害，然而劇烈的毒氣很快將母女兩毒死。母親在臨死前的痙攣之中還死命報著孩子不肯鬆手。我拿著秒表，一邊冷漠地觀察著這全過程，一邊做記錄。這一切至死都留在我的記憶裏。”41總計死於日軍手上的“馬魯大”犧牲品究竟有多少人，因日本有意的銷毀罪證，已無從考證清楚。但1958年中國方麵僅在731部隊一處埋屍場，就挖出了三大卡車的受害者的骨骸，而有記載的是，1945年8月10日夜，該部隊就把千餘件人體標本扔進了鬆花江。42
日本軍隊用他們以殘忍的人體試驗手段製成的細菌與毒氣彈武器，在中國的川、浙、贛、晉、冀、魯、豫等地進行了大量的實戰，每當日軍在戰鬥中處於劣勢時，他們就施放毒氣，這些手段，對於缺乏防毒裝備的中國軍隊，具有奇效，日軍往往靠此反敗為勝。43日軍還有計劃地在中國各抗日根據地拋灑帶有傳染病菌的鼠類、跳蚤，造成瘟疫流行，死於日軍製造的瘟疫和傳染病的中國平民，總數逾萬，在浙江省金華、衢州等地農村，許多家庭乃至村莊曾因此而死絕。44據統計，抗戰時期，日本在中國的24個省市播灑過細菌和瘟疫，死傷中國軍民100萬人以上，其中僅在魯西南就死亡了22萬人。日軍的罪行真是罄竹難書。其罪惡的後果，在戰後半個多世紀，至今還在作祟。當年日軍在中國東北、海南等地掩埋遺留的大量化學毒氣彈還在傷害威脅著中國人，日本政府在處理這些他們遺留的禍害問題時，表現得吞吞吐吐，態度曖昧，令人氣憤。
值得指出的是，戰爭結束時，日軍731等化學細菌部隊，為掩蓋罪惡，奉命盡可能地銷毀了一切罪證，包括檔案資料、試驗記錄、器具設備、廠房場地等，都加銷毀、燒光、炸平，他們想把罪惡全部埋進曆史，逃避懲罰。731部隊的首惡石井四郎，戰後被美軍逮捕，本擬判處絞刑，但美國人要得到他頭腦中記憶的人體試驗資料，與他做了一筆肮髒的交易，在美國高層人物的幹涉下，最後竟然判他“無罪釋放”，使這個惡魔得以逃脫懲罰。後來，據說美國人在越南戰場上進行化學戰時，還用上了那些資料。45石井四郎雖然未被法辦，但他的餘生應是在無數被他殘害而死的冤魂圍困之下煎熬著的，他的靈魂永遠不得解脫。
德國法西斯在集中營裏用毒氣大批地處死猶太人和其他民族，臨死前他們逼迫受害者們脫光衣物，排隊進入毒氣室，與此同時，德軍還在廣播中播放巴赫與莫乍特的鋼琴曲，在悠揚的樂曲聲中進行他們的殺人惡行。德軍雖然殘暴無恥，但仍不忘以現代文明來掩飾其罪惡行徑；而日本法西斯在處死中國人時，除了讓他們遭受人間最殘忍的痛苦外，隻有日軍的獰笑與圍觀，毫無人性，野獸不如。
5、日本與德國戰爭搶掠罪行的比較
上述比較，隻不過是對德日法西斯戰爭暴行的一個初步的探討。有關這一課題的細致比較和更深入的研究，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隨著世界範圍內對日本二戰暴行揭露研究工作的深入，許多新的內容又需要我們去研討。例如在戰爭掠奪罪行方麵，德國軍隊在二戰中有大量的搶掠罪行，例如德軍在被占領各國對其公私財產、藝術品的大量掠奪，德國納粹頭目戈林等人為中飽私囊而對搶劫品的霸占等等罪行，尤其令人發指的是德軍在把無數猶太人送進毒氣室之前，對他們錢財、手飾、衣服及所有財物的徹底搜刮，和在他們死後對其金牙乃至頭發的劫取。法西斯的暴虐性質於此充分暴露無遺。但戰後德國政府對此也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並主動被動地進行了歸還和賠償，世界猶太民族組織對納粹的搶劫罪行也進行了窮追和清算。
與德國法西斯相比，日本在二戰中對中國及東南亞各國也進行了駭人聽聞的搶掠，其罪行及其手段比德國軍隊毫不遜色。由於當時中國，民間有收藏金銀珠寶的習俗，日本兵在大屠殺中，有計劃有準備地進行了用箅子箅發般的搶奪，將中國政府與民間的財產、文物、圖書、藝術品等洗劫一空。據美國學者所著《黃金武士》一書的記載，在南京大屠殺開始之前，日本就製訂了一個有計劃有準備的搶劫中國的“金百合計劃”。
“金百合計劃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實施。1937年，日本軍隊蜂擁中國沿海，之後向南京挺進，參與的部隊是如此的眾多，陣線是如此的寬廣，日本的統冶者擔心因為各指揮官爭奪戰利品，在錢財方麵失控。陸軍和海軍軍官一直有順便撈取大量戰利品的事；更不用說士兵們小規模的搶劫了。同時，大批的日本黑社會分子來到這新近占領的地區，為非作歹。日中黑社會頭領的聯手使得局勢更加複雜。為了控製整個局勢，日本最高統帥部開始了金百合行動，由天皇的弟弟秩父宮負責。該行動的時間所以被外界知道，是因為日本最高統帥部——大本營自身是在1937年11月在東京的皇宮中成立的，也就是在南京大屠殺即將開始的時候。成立大本營的目的是要讓天皇和他的高級顧問可控製戰爭的進程，避免重複在滿洲發生的事情——關東軍變得獨立。
在南京，金百合行動的第一批執行者是憲兵隊。被調遣來的憲兵特別行動小隊四處搜查，扣壓所有中國政府的財產，炸開銀行的庫房、搶劫富家及中產階級的商人和其他人士的黃金、寶石、珠寶、藝術品和貨幣。1000多年來，南京一直是一個富裕的城市，許多有錢有地位的中國人在南京城裏有別墅，在近郊有其他不動產。南京也不是第一次被其征服者洗劫，但這次卻是最仔細和係統地進行的。據說，在這—階段，秘密憲兵至少收集了6000噸黃金。對這個問題的曆史研究顯示，官方報道的掠奪數量往往隻是實際數目的一個零頭。另外還有無數中國人喜歡儲存的小金塊、白金、鑽石、紅寶石、藍寶石、藝術品和古董也遭搶劫。這些都來自私人家庭和農村的墳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徹底，甚至把屍體鑲的金牙也敲下來。
憲兵小分隊忙於洗劫房屋——搬走家具、鏡子、地毯，裝箱，通過鐵路運往日本。金百合別動隊——日本特務機構的精英則把注意力集中於銀行老板、行業協會首領、連鎖當鋪老板及幫派頭目，所有這些人的身份事先都早已弄得一清二楚。“三合會”頭目和黑社會的老大特別被盯住。他們中有人逃出城後，親屬被拘留作為人質。這樣，日本人遠遠超過了19世紀英法聯軍士兵酒在北京圓明園的狂暴行為。
金百合行動出於貪欲也出於需要。1937年，日本黃金儲備因為戰爭開支已減少一半。46因此，日本皇室成員親自為搶劫物編製詳細目錄，隨後將這些物品裝上鐵路貨車和卡車，由參與金百合行動的軍隊貼封守護，運往上海，沿途的日本軍官對冒犯皇室的事情都會三思而後行。
秩父宮被選來監督該計劃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不像天皇裕仁，作為太子，……由於秩父宮接受的教育範圍廣泛，又有國外的經曆，成為皇室直係成員中的最佳人選。他思路比較開闊，抓住了他的顧問提議的形形色色的戰爭掠奪。
為了監督掠奪物最後的登記造冊及運回日本前的貼封，必須由皇族成員來完成，這已費了秩父宮九牛二虎之力。這些戰利品從上海直接船運日本，或由火車、汽車運往滿洲處理，稀有金屬進行分等，其他的首飾被融化後，重新澆鑄為統一尺寸的金錠，然後再運回日本。
在這個階段，有數名皇族成員參與了金百合行動——在戰爭中使日本致富，而又不是那麽刺激、那麽危險的戰鬥任務。除了朝香宮外，我們知道秩父宮和竹田宮當時也在南京，因為兩人後來都悄悄地告訴他們的朋友，他們目睹南京的暴行後，都做了惡夢。47一些資料堅持認為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宮也在南京，但這無法確認。他後來被人發現出現在菲律賓的金百合藏寶地點。
日本在掠奪中極為重視具體細節，其中一個重要的例證是，當時有一支經過精心挑選的、對珍貴書籍和文稿有專門知識的搜集文物的特別行動組織，其中—些是日蓮宗的和尚，他們的任務是在圖書館、博物館、私人藏書或寺院的佛經裏挑選這類書，然後把這些珍寶運到東京。在掠奪前，他們已在中國四處遊曆，與私人收藏者交朋友，編製了最珍貴書籍和文稿的目錄。
1938年春，南京大屠殺之後，1000多名這樣的專家來到南京，開始從珍貴的藏書和文稿中挑選。盡管南京相當一部分已成為廢墟，但儲藏這些書籍的建築則處在嚴密的安全保護下。日本的皇家圖書館有優先挑選的權力，最珍貴的物品被挑出供天皇親自過目。每一件東西都被仔細地編號、打包，然後放入防水的箱子裏。他們還編製並複製了多本詳細的目錄，以確保在運往日本的途中不會丟失任何東西。大約2300名中國勞工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監督他們的工作，用了300多輛卡車把這些箱子運往上海，然後裝船。
這些書中的一部分被用來建立位於東京的東亞研究所、東方文化研究所、 東亞經濟研究所、東亞地方病研究所、大東亞圖書館及其他的機構。
戰後，中國學者要求歸還這些文化財富。美國了解這一情況，美國曾進行調查，確認日本有17處地方存放這些戰時搶來的書籍，其中有日本皇宮、皇室內宮 .靖國神社、東京科學博物館、東京美術學院、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和慶應大學。美國占領當局的結論是日本有300萬冊從中國各地圖書館搶來的珍貴圖書和手稿。今天的學者們稱日本的圖書館是亞洲最好的，因為日本僅歸還了其搶來的圖書中的一小部分，大約16萬冊，不足6％。48
當金百合行動隊在全力以赴地搶劫中國最好的藝術品和文物的時候，一些日本大亨也在幹，如住友公司的總裁住友(Kichizaemon)，專門收掠中國古代青銅器。49他的收藏開始於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之時，之後繼續到日本占領東北和華北時期，但是他的收藏品中絕大部分是在1937-1945年“中國事變”的8年中得到的，其質量之高，完全可以同埃弗裏·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的媲美，其藏品是世界上最好的。關於他是怎樣把這些藏品弄到手的，完全可以寫出一本有趣的小說來。
在南京大屠殺之前6個月，土肥原將軍調來了一個人負責搶劫中國的黑社會，他就是兒玉譽義夫，日本黑手黨中的頂尖人物。他的基地通常在東京，現在他遷到中國，成了土肥原與杜月笙及青幫的主要聯絡人。50在戰爭結束前，他成為了金百合行動中與其他國家黑社會進行談判的高手，這些國家是印度支那、暹羅、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其手段有將對方的腳放在火上烤，或者在必要時槍斃了他們。”……51
還有記載道，在南京大屠殺中，一日本兵在鼓樓殺人現場，為了得到一具女屍上的手劅，竟舉刀砍掉了死者的手腕拿上便走！52在這場大屠殺中，日軍在南京掠走的公私財產無可計數，甚至於連南京百姓棉衣上的一顆銅鈕扣也不放過。這真是與德國納粹一樣的貪婪、殘忍和無恥！日本上自皇族下至士兵都參加了這場搶掠。戰爭結束前，日本將從中國和南洋各地搶來的財寶分藏在菲律賓175個秘密地點，又由前述受過“範圍廣泛”的教育，又有“留學西方經曆”的那位日本皇族秩父宮親自督辦，為了保密，他還下令將埋藏者全部殺害，真是壞事做絕，天理難容！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60年後，日本的這件暴行終於仍被揭露了。可惡的是，日本在戰後，由於與美國人私分了這筆天文數字的髒款，用來支持在各地的“反共”活動和日本的經濟複興，非但沒有對各受害國賠償，就連理應歸還的被掠財物，絕大多數至今仍然被日本強占著。看看日本的皇宮、國家的圖書館、博物館吧，在東京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等各處，數百萬冊戰時從中國搶來的圖書上分明還蓋著中國大學的藏書章！本應是人類傳承文明的高等學府中，卻心安理得地保存著強盜先人搶來的別人的財產，至今賴著不還，這真是對文明的絕大諷刺！中國價值連城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被日本人處心積慮地奪去，其下落不是至今還是一個“世紀之迷”嗎？53
真的不想多寫了。不是有誰誠心要與日本過不去，而是日本在戰爭中和戰後的所有的一切暴虐無賴行為，一定要使一切還有一點良知的人無法想象，無從理解，更無可忍耐！
6、日本與德國有什麽樣的不同
二戰時的德國與日本有著許多的相同之處，他們都是在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統治下，犯下了無數傷天害理的罪惡；對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包括無休止的侵略、大規模的屠殺、強奸、縱火、掠奪，死在他們手中的無辜者數以千萬計，他們給世界文明造成了空前的災難。在這些方麵，德日法西斯的罪行以及他們施行罪惡的手段都是相同的。
德軍與日軍都有超規模大屠殺的暴行；都有強奸、縱火、掠奪、虐俘的罪行；都有拿活人進行人體試驗的暴行，在稱霸世界的共同野心驅使下，他們犯下了大量反人類的暴行，這是法西斯的本質。
但日本與德國也有著根本的不同。
德國地處歐洲中心，有著歐洲文明的曆史影響，所以，具有古老文明對人類曆史作出過貢獻的德國，雖然在近代走上過法西斯的歧途，但他們的社會教育、文化根底是歐洲文明中的自由、理性與科學精神，正因如此，這就使得德國人在戰爭年代失去人類基本準則的瘋狂中，主要會以“工業化”、“科學化”手段來進行大屠殺的原因，更是他們在得到戰敗的慘重教訓後，在戰後能夠認真反思，承認錯誤洗刷恥辱，以達新生的基本精神保證；而日本則不然，對於世界文明來說，日本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是開化較遲的後來者。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習西方，國力突飛猛進，但他們學到的主要還是器物與技術層麵的進化，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麵，雖也效仿西方，但自由、理性與民主的精神始終都是外來的，與傳統的專製、尚武、征服思想相比，總是處於次要地位，加上近代以來，日本通過甲午、日俄戰爭，以武力攫取了大量的利益，更加傾向於對外侵略，國內的民主與開明派受到多方的壓製，已經不起作用，整個國家向侵略機器迅速轉化。一個建立在封建思想基礎上的軍事國家，一旦開始對外戰爭，其落後的思想基礎決定其本性就是中世紀的、“農業化”的，絕大多數基層士兵缺乏近代文明教育，軍官深受封建軍國主義毒害，在這樣的軍隊，就如同中世紀的野蠻人，什麽罪惡行徑都能幹出來。這就是日軍在戰爭中大規模施暴、蛻化為野蠻人群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世界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強度上能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屠猶及日軍暴行相比較。自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華軍占領南京城後，隨即展開了為期六周的大屠殺，估計有30多萬中國百姓遭到慘無人道的殺戮。後來，由於當年執行屠殺的日軍部隊，在二次大戰末，基本上在硫磺島被殲滅，而在日本宣布投降到美軍占領日本的一個月間隙內，日本政府與軍方把絕大部分不利於己的作戰檔案全部銷毀，這就使得戰後日本政府在掩飾暴行方麵更加容易，進而發展到根本否認戰爭暴行。而以美國為首的政治勢力，出於戰後政治的需要，從清算日本改為扶植日本，對日本軍隊的戰爭暴行，采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隻相信日本的和平謊言和其右傾政府緊跟美國的表態，要利用他反共反華，做自己的全球戰略的幫手，為此他們對日本為侵略戰爭罪行翻案的種種行為萬般容忍，甚至對日本右派攻擊以美國為首的“東京國際法庭”對日本戰犯的曆史審判也一言不發；對美國國內提醒之聲也置之不理。這種養虎遺患的後果，正所謂“好了瘡疤忘了痛，”到頭來，他們似乎還要吃上幾顆“珍珠港的炸彈”才能清醒！聰明的美國人嗬，怎麽也有極其糊塗的時候，日本是個怎樣的國家，你們不知道嗎？問問你們的祖父輩吧！但他的實力不如你的時候，怎樣的好話都能說，什麽低卑的姿態也能做，可一旦他們翼毛豐滿，美國人，想聽聽日本怎樣堅決地說“不”嗎？
在世界範圍內，南京大屠殺至今仍是一個蒙昧隱秘的事件，並不像德國屠殺猶太人或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一樣廣為人知。亞洲以外的人，大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恐怖。在美國出版的曆史書籍上，大部分都忽略了這則大屠殺事件。如果仔細檢閱美國中等學校的曆史教科書，就會發現，美國大眾閱讀的普通的二次大戰史書，幾乎沒有一本敘述到南京大屠殺。
比如，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戰爭圖片曆史單行本中銷量最好的《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傳統圖片史》一書中，就沒有隻字片語，甚至沒有一張照片提及這件事。在著名的邱吉爾《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及亨利·馬歇爾經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完全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隻有在賴基的《自罪惡解放∶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一書中，能找到一段間接的評論∶“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再怎麽做出讓他們的勝利蒙羞的事情，也比不上在鬆井石根將軍領導下的日軍暴行。”
直到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寫出一本英文專著《被遺忘的大屠殺》，在美國大量出版，大洋彼岸的人民才逐步知道當年日本軍隊在中國在南京幹下了怎麽樣的罪惡行徑，他們比德國納粹還要野蠻殘忍。難怪就連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致國內的報告中也說：“目睹日本之野蠻部隊在反共運動及解放中國兩事中負主要任務，似足貽笑大方。”“日軍在南京之卑汙暴行即德國亦甚為之震驚……並謂日軍部隊在南京所施之暴行，縱火、奸汙及各種罪行，不特表示日本兵士缺乏紀律，抑證明整個日本軍隊無紀律。”54一個被納粹外交官罵作“獸類集團”、使德國人也為之“震驚”的軍隊，他們的戰爭暴行是否比德軍更加殘忍些呢？讀者自己鑒別吧。
以色列的曆史學家們，懷著對納粹暴行的切齒痛恨，為二戰中德軍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的暴行起了一個專用名詞為“Holocaust”，其含意為“實行種族滅絕”的大屠殺，他們認為德軍的大屠殺是Holocaust，而日軍大屠殺則不是“Holocaust”，其理由為納粹屠猶的計劃與行動是經過長期預謀的，蓄意製造的暴行，與日軍“在短期內發生”的暴行有著區別與不同，這種觀點，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認同，甚至包括許多日本左翼學者在內，也持有同樣看法。這些西方曆史學者和政治家們，因為對於日軍戰爭暴行的嚴重程度缺乏了解，加上他們對納粹暴行的熟知、體認乃至親身的體驗，固而認定德軍的戰爭暴行是最嚴重的，應該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和最徹底的追究。按照他們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是德軍犯下的是種族滅絕之罪，而日軍犯下的是殖民戰爭之罪，兩者相比，前者更甚。55這是一種基於普通概念的認識，但在事實上並不完全符合二次大戰中日軍暴行的實際情況。例如，在談及日軍在中國製造的“三光”等暴行時，西方有學者認為，在世界曆史上，異族入侵戰爭中也有過如古羅馬鎮壓斯巴達克起義後以及清軍入關後在江南的大屠殺，其程度不亞於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等暴行。這種觀點，站不住腳。因為在人類社會充分發展文明進化的20世紀，日軍還幹出中世紀也少有的大規模野蠻暴行，其本身也就說明了其本質是“一群獸類集團”，理應受到加倍的聲討與追究。還有少數人，包括日本方麵的一些人在內，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國曆史上也曾有過多次民族內戰中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的大屠殺等暴行，因此日軍不是首惡，中國人隻盯住侵華日軍的暴行是片麵的，以此來為日軍開脫罪責。這種論調更是謬誤。中日戰爭是兩國之戰，民族戰爭，與中國的內戰性質完全不同，更何況日軍在華的暴行，就數量、規模、內容、手段等各方麵來看，都超過了曆史上中國內戰時的暴行，別的不說，僅就細菌戰、化學戰和人體實驗而言，日本軍隊便是首開曆史先河的首惡，這一點，誰能否認？何況在中國曆史上，有哪一次戰爭死了數千萬人？又有哪一個政權、哪一支軍隊創下過在全中國範圍內，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這樣的到處作惡，強奸、屠殺、搶掠、縱火，不一而足？侵華日軍是中國曆史上乃至世界曆史上最野蠻的軍隊之一，在整個中日戰爭中，哪裏有日軍，哪裏就有暴行，“鬼子來了！”已經成為當時中國大地上特別流行的最恐怖的話語，在全體中國人的心中留下了幾十年都抹不去的陰影。
日本人具有濃厚的武士道精神，這種精神在本世紀30年代與“現代”的法西斯主義相結合，便惡性地膨脹起來，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產生了一種更加反動、更加野蠻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這種武士道精神浸透了當時日本人的肉體和靈魂，使他們在被侵略民族麵前是殺氣騰騰的凶神惡煞和劊子手，而在日本天皇和各級軍官上司麵前卻又是十足的奴仆和炮灰。他們神魂顛倒，獸性大發；他們充滿了強烈的愚忠精神，視死如歸，甘願充當“肉彈”，在戰場上寧死不屈；他們喪失了正常的理智，惡毒地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婦孺；他們像瘋子一樣駕駛飛機去撞美國飛機和軍艦。所有這些現象所體現出的好鬥和凶殘的精神，在當時是日本民族精神的體現。正如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所說：“哪怕是思想最先進的日本人，隻要揭開他的外衣，就會發現他是一個武士。”很顯然，好鬥、凶惡和愚忠的武士道精神是存在於日本人的靈魂中的。日本從天皇到平民，從官兵到工農，從婦女到軍妓，從老人到小孩，從知識分子到文盲，在軍國主義的狂熱煽動下，無一不在支持著日本的侵略戰爭；在整個國家變成了一部瘋狂的戰爭機器，日本發動戰爭的罪責無可推卸。
直到戰後，一部分日本人在嚴酷的事實教育下，才有了覺醒與悔悟。特別是那些曾在中國被俘的老兵，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感化下，絕大多數有了根本地轉變。他們回國後致力於日中和平友好，懺悔過去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惡，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在被中國政府釋放回國的千餘日本戰犯中，僅有一二人改變過態度，這說明外界的教育與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軍國主義可以把人變成鬼，把普通的工農、市民乃至教師都變成殺人者、虐待狂，變成戰犯；而正義的感化與教育，也可以把鬼變成人，使他們回歸理性，恢複人性。但可悲和危險的是，現在的日本政府，被右翼勢力所左右，不僅不認罪服罪道歉賠償，反而俞發地頑固不化，種種為侵略曆史翻案的表演令人發指。看到那些日本政界的頭麵人物，一個個衣冠楚楚地去參拜供奉著包括強盜戰犯先人在內、窩藏著戰時搶來贓物的“靖國神社”，還“不理解”受害國的抗議之聲，強辯說是他們自己的事，要別人“理解”，說這樣的人已經對戰爭罪行反省，誰能相信？聽聽日本老兵近藤一的感慨吧：“如果日本不再發動第二次戰爭，我那些戰友的死尚且有意義，但看現在的狀況，他們在九泉之下也會抬不起頭來。”56
曆史總是曲折螺旋式發展的，雖然日本走上正確的路途的過程還很漫長，但我們相信，在和平發展的世界潮流中，正確曆史觀終究會被絕大多數人接受。因為曆史事實是客觀的存在，是任何人都抹殺不掉的。
曆史事實告訴我們，在日本法西斯的曠古暴行麵前，德國法西斯也許會自歎不如！
德國法西斯的曆史罪惡基本上已被清算，日本法西斯的曆史暴行終究也要被徹底清算，這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