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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民在侵略戰爭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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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高（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
在中國人編撰的日本史著作和教科書中，常把日本人民同所謂“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區分開，把日本人民也描繪成侵略戰爭的受害者，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貫與政府對立、反對日本對外擴張侵略。以此為製造“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輿論奠定基礎。然而曆史並不如此簡單。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國開戰後，三井、岩崎、涉澤等實業家組成了報國會，積極籌集軍費。婦女們則從事恤兵運動。與政府嚴重對立的議會，在開戰後也通過了巨額預算，作出了協助戰爭的決議。原計劃募集三千萬元的公債，實際募集到七千七百萬元。佛教各宗和***隨軍布教，慰問軍隊。《雪的進軍l《婦人從軍歌》等軍歌在國民中廣為流傳，使軍隊鬥誌昂揚。《國民之友》雜誌和《國民新聞》報的主編德富蘇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日本開國以來“所淤積的磅礴活力的發泄”，是“與維新革命一脈相連的一次噴火”，大肆稱讚天皇的戰爭行為，認為皇室與國民上下一心，“發揚三千年以來世界無與倫比之大日本國體”(德富蘇峰：《大日本擴張論·序言》)。福澤諭吉，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戰爭打響後，不但在報上發表文章積極支持政府的侵略行為，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而且帶頭在民間募集軍費。戰後他在自傳中說：“這種官民團結一致的勝利，實在令人高興，值得慶幸。”福澤諭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經參加過自由民權運動，後來被稱為“憲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認為“並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甲午戰爭中日軍打敗清軍，日本社會充滿歌頌戰爭的聲音，連小學生也唱起了這樣的歌謠：“**佬，拖辮子，打敗仗，逃跑了，躲進山裏不敢出來。”
甲午戰爭中日本侵略朝鮮、中國之際，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團結。這種情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的對外侵略中再度出現。“九一八”事變為標誌的侵華戰爭開始後，日本各地的火車站，連偏僻鄉鎮的小站，都經常出現歡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揮舞著小旗。人群中高呼“萬歲”。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軍在上海戰鬥中，三個士兵陣亡，陸軍把他們渲染為“炸彈三勇士”。三日後，四個公司爭著以此為主題拍攝電影，一周後就在日本電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時，全國應征者達二十萬篇；還為“三勇士”豎立銅像和紀念碑，把事跡很快編入教科書，攝製了百部以上的電影。可見日本人民對於侵華戰爭的普遍關注和熱情支持。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以後，勞農階級也走上與資產階級聯合支持對外戰爭的道路。“七七事變”後，日本政府發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令》和《國家總動員法》，全麵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控製。工廠企業則紛紛建立產業報國會，實現了真正的勞資一體。工會明確在綱領中寫上“產業報國”或者“產業報公”，規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爭減少事故，節約材料，利用廢物，提高勞動生產率。開展認購“愛國公債”活動，要求每個工人月月儲蓄，募集“國防獻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議院一致通過了“感謝皇軍的決議案”，無產階級政黨的議員都讚成該決議。一九三八年，總同盟在十月大會上通過《對皇軍官兵的感謝決議》，稱讚“皇軍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動”，表示要向皇軍學習，發誓在後方也要“像槍林彈雨中的皇軍官兵那樣的緊張，盡報國的微力”。他們召開歡送歡迎大會，組織募集慰問金活動。發生勞資矛盾、有些企業工人罷工時，工會則做調和工作，向工人曉之以理，在戰爭的困難時期，要求不能使生產下降，說明當時日本處於“舉國一致、勞資合作的時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謂日本建國紀念日，工人、政府和軍方代表在東京舉行“產業協力大會”，會議在《愛國進行曲》中揭幕，全場齊唱國歌《君之代》，遙拜天皇，然後為侵略戰爭中的“皇軍英靈”默哀，為戰爭勝利祈禱。與會者齊聲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時局裏”“提高國家產業人員的自覺性，拿出勞資合作的誠意，為確保產業和平和生產力的發展，傾注殉國的熱情”。
在對外戰爭中興起的產業報國會這種民間的工農團體，一九三八年底達到一千餘個，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兩千多個，會員達到一百多萬人。它們要求政府“更加積極地領導”，於是厚生省和內務省按照行政區劃建立了各級產業報國聯合會，由行政長官和警察長任總監，工會與政府完全合為一體。各種原先主張不同的工會都“與時俱進”地改換方向，一九四O年，產業報國會在七萬個工廠企業中建立了支部，會員達到四百一十八萬人。到這年十一月終於成立了以厚生大臣為總裁的全國總工會——大日本產業報國會，它隸屬於法西斯政黨大政翼讚會。
太平洋戰爭開始後也是這樣。由於日本蓄謀已久，準備充分，起初階段軍隊推進很順利，從一九四一年底進攻珍珠港以後不到半年，相繼占領了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緬甸等地，政府、軍隊和絕大多數國民，都為日本的勝利陶醉。日本全國所有的力量，工人、農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層的人們都被動員起來，產業報國會、農業報國聯盟、大日本婦人會、文學報國會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讚會旗下，支持戰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輿論界在內閣情報局的指導下組成了“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強化對於言論的統製，新聞工作者們用“鬼畜美英”這樣的詞語，激發國民的同仇敵愾精神。特別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論報國會領袖是堅持平民主義、主張自由民主的德富蘇峰，骨幹有國家社會主義者津久井龍雄、評論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後方的百姓。“七七事變”後，婦女兒童們，每天手舉小旗去車站歡送出征的士兵。許多成年人對於日軍在中國強暴婦女的行為，帶著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談論。新聞界，敢於真實客觀報道前線日軍暴行的記者一個都沒有出現，並掩蓋、隱瞞日軍失敗程度，使廣大國民不了解事實真相。南京陷落後，日本全國提燈遊行慶祝，《讀賣新聞》社主辦了大慶祝會，萬餘人會聚在一起歡呼，高唱《愛國進行曲》。不但出現妻子送丈夫、母親送兒子上前線，後方工人努力生產支援戰爭的情景，還有婦女、學生直接參加戰鬥的。美軍在攻占衝繩戰鬥中，遇到頑強抵抗，犧牲了四萬二千多人，傷亡超過諾曼底登陸戰役。當時衝繩本島人口四十七萬，有三分之一戰死。當地不少居民混在軍隊中，婦女裝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藥包，有的手握竹槍參加戰鬥。女學生的“山丹部隊”、師範學校學生的“鐵血勤皇隊”都拚至最後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後，日本沒有出現“二戰”後不少國家發生的那種國內民主派推翻專製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間誌士相約集體自殺，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宮前嗚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請罪。
任何國家，無論專製政體還是民主政體，居於社會頂端直接決定事關全體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極少數。構成日本社會的主體的群體，是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稱他們為日本人民，應該沒有疑義。那些支持對外擴張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們構成了人民。工人、農民、企業主、知識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聞界等)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積極支持對外擴張的。他們是日本社會的基礎。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人編撰的日本史著作，對於日本人民與政府密切配合、熱情支持對外戰爭的情形，絲毫沒有論述，隻有極少數幾篇論文中偶爾提及。提到戰爭時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寫他們的反戰鬥爭。這裏麵可能存在這樣一種邏輯：政府是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是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對立的。日本的對外擴張、侵略，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反動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對；而人民是進步的、愛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戰爭。於是一般中國讀者以為日本侵略戰爭是少數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者、法西斯分子操縱國家機器、逆曆史潮流而發動的。這是從觀念出發編寫的曆史，沒有揭示出曆史的全部真實。就近代日本曆史而言，反對侵略戰爭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戰爭的人更多。在對外侵略擴張這一點上，大多數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對外的時候，原先國內階級之間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國際矛盾代替。那種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類，然後根據某類人具有某種性質的公理，稱軍國主義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愛好和平，而且他們之間判若天壤，再推導出結論來的分析方法，是用靜止的、絕對的觀點看待人和社會。作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類社會的實際，當然難以獲得對對象的正確認識。沒有國民自覺的主動積極的戰鬥精神，日軍在戰場上絕不會表現：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島的阿圖島之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爾伯特群島的塔臘瓦島、馬金島之戰、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間馬裏亞納群島海戰，日軍全部陣亡。尤其是塞班島的戰鬥中，日軍戰至最後一人，非戰鬥人員包括婦女則集體跳海自殺。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間，美軍進攻硫磺島、衝繩島過程中，又遇到同樣的情況。衝繩之戰中，日本軍人死亡八萬五千多，人民死亡達九萬四千人。日本走上戰爭道路，不僅是天皇個人、內閣、軍部少數人推動的，而是全體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近兩年一些媒體上對於中日關係的討論中，仍然出現用固有思維看待日本社會的現象，即把某個對象從它原生環境中抽出來，孤立地分析、評論。例如說日本有和平憲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國會中有反對黨，各派勢力相互製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戰爭道路。外交問題進入學術討論領域，是中國進步的表現之一。人們可以發表各種主張，但是立論必須遵守邏輯規則，首先大前提必須真實。就近代日本來說，人民、政黨和政府，時常出現紛爭，但是在對外擴張侵略中，他們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日本民族集團主義的表現之一。
綜上所述，所謂日本軍國主義隻是一小撮，所謂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所謂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論調，其實無非是軟弱可欺者的精神勝利法而已。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國就是軟弱可欺的，美國人占領了日本，日本人佩服美國，中國人原諒了日本，日本人瞧不起中國。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日本人的真實想法。
支持侵華戰爭的日本女人
一、助紂為虐的“大日本國防婦人會”
“你們的夫君已化作靖國之神。殉國英烈雖死猶生。你們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家裏全心全意地為國撫育英雄後代，平凡而偉大，是全體日本婦女的榜樣，也是將為萬世所景仰的偉大楷模……”(東條英機1944年《致靖國之妻》)。
1931年冬天的一個寒夜，大阪一位剛做新娘的女人井上千代子悄悄地用小刀刎頸而死。她的死竟然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日本曆史上最大的“婦女組織”——“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產生了。“我們日本婦女，必須敬神、崇主、奉詔、為皇國無私奉公”(《大日本婦人會綱領》1942年)。
與侵略戰爭相始終的“大日本國防婦人會”，是產生於軍國主義母體的一個怪物，它幾乎是一夜之間就成為舉世罕見的全國性“婦女組織”。在戰爭中，它像病菌一樣在日本迅速孳生繁衍，短短十年內其成員由40人猛增至1000萬人。它為虎作倀，充當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幫凶，有效地協助了日本軍隊遂行侵略戰爭。
如果日本女人不去充當那個受害後作惡的“倀鬼”，日本法西斯之“虎”也不會有如此大的能量，點燃“一億顆火球”(一億日本國民)。因此，“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就是日本女性主動地助紂為虐的體現。
二、“昭和烈女”與劊子手
“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的成立，一個叫井上千代子的女人，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31年冬天，日軍占領了中國東北。此時，侵華日軍中的大孤步兵第37聯隊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爾，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兩情繾綣、佳期如夢、春宵恨短井上清一樂極忘歸，烽火連天的滿洲戰場被拋到了腦後。可歸期已至，軍令如山不可違逆。眼看鴛夢難續，井上清一在蜜月的最後兩天終日落落寡歡，他突然產生了厭戰思想。要不是戰爭，他就能與嬌妻永遠廝守在一起，就不會再有生離與死別……這一切，新娘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裏。
這個看起來嬌小柔弱的女人卻一直在悄悄準備著一個驚天動地的“壯舉”。就在井上清一行將歸、出征中國的前夜，21歲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邊悄悄地用小刀切開了自己的喉管。由於她不諳此舉，這個殘酷的舉動持續了很長時間，而她始終一聲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鮮血溢滿了榻榻米。在神龕前，千代子留下了一封題為“軍人妻子之鑒”的長長的遺書。
字跡娟秀的遺書洋洋萬言，大意即是說她是以死言誌，為了大日本帝國聖戰的勝利，為了激勵丈夫英勇征戰，為了不拖累丈夫以絕其後顧之憂，她隻有一死盡責了。次日清晨，井上清一才發現身邊妻子仍餘溫的屍體。閱畢遺書，井上清一未掉一滴眼淚，默默地收拾起行裝，將妻子的後事托付於家人，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門，在大阪港上駛往中國的軍艦。
事件發生後，日本輿論媒介如蒼蠅見血般叮住不放，喋喋不休地加以渲染，一夜之間，千代子成為“發揚日本婦德的光輝典範”，《偕行》以通欄標題稱讚井上千代子為“昭和之烈女”，稱千代子之死使得“出征將士的士氣大受鼓舞”、“所有皇國軍人為之感動”。
兩家會社以驚人的速度在極短的時間內竟相將其事跡拍成電影，在全國上映，並將影片空運到侵華戰爭的前線在軍人中間上映。皇後陛下還駕臨“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遺德顯彰會”。於是44歲的大阪主婦安田夫人以此“禦國之行為”為契機，發起組織“國防婦人會”，而這位發起人安田夫人就是井上清一和千代子的媒人。
“昭和之烈女”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果真鬥誌更加昂揚，他成為中國戰場上最凶殘的日軍指揮官，指揮部下殘酷地虐殺中國人，萬為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劊子手。1932年9月，日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平頂山慘案”，其罪魁禍首，就是這個井上清一，他是遼寧撫順日軍守備隊的指揮官。
平頂山位於撫順市南麵，全村有800多間房子，3000多居民。1932年“九·一八”事變一周年前夕，以梁竭夫為首的遼寧民眾抗日救國自衛軍襲擊了日本霸占經營的撫順煤礦，擊斃了日本礦長渡邊寬一、自衛團長平島善長和勞務糸佐彌作等幾個日本人，並燒毀了楊柏堡炭所的6所倉庫。9月16日，關東軍撫順守備隊在井上清一、川上岸、小川一郎的指揮下，包圍了平頂山。日軍挨家挨戶地把居民全部趕出，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繈褓中嬰兒都被橫拉豎拽地拖走，一些纏足的老太太和行動遲緩的老弱病殘，被當場刺死。日軍佯稱要讓居民集中照相。
午後一點多鍾，全村3000多人全部被趕到平頂山南麵的一塊草坪上，西麵是斷崖陡壁，北麵是日本人的奶牛飼養場的鐵絲網，草坪四周高處架著眼6台蒙著黑布的照相機。正當人們驚魂未定的時候，蒙在照相機上的黑布同時被揭開來，原來是6挺重機槍！井上清一一聲令下，機槍、步槍猛烈掃射，平頂山村民血肉橫飛，一排一排的人倒在血泊之中，積屍如壘。
待人們全部倒下之後，劊子手還不罷休，挨個用刺刀刺、軍刀砍、手槍打，一個士兵挑開了一個孕婦的肚子，紮出胎兒，挑在槍尖上招搖狂笑。為毀屍滅跡，井上清一命令士兵用鐵鉤將3000多具屍體鉤到山崖下堆積起來，澆上汽油焚燒，日軍還同時燒毀了平頂山全村800多間房子，一時間濃煙滾滾、火光衝天，焦臭刺鼻。最後，日軍用大量炸藥將西麵山崖炸塌，厚厚的山石掩埋了這個屠聲。若幹年過後，中國政府挖開了這個殺人場，當年未燒盡的累累白骨還保留著當時的慘狀。
千代子的死，的確使他丈夫“鬥誌昂揚”，井上清一將自己的一腔怨憤發泄到無辜的中國平民頭上。然而就是這個劊子手，當時卻成為不少日本少女心目中的偶像。
1932年1月28日，日軍大規模進攻中國上海。2月20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廟行，三個日軍士兵抱著炸彈撲向鐵絲網，用身體炸開了鐵絲網，打開了突破口。這就是所謂的“炸彈三勇士”。消息傳到日本，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又被煽動起來，三天之內，四家電影公司爭先恐後地拍攝了有關的故事電影，一星期之後就開始在日本全國上映，短短時間，竟攝製了100多部“炸彈三勇士”的電影，這也堪稱世界電影史上的奇觀。
“炸彈三勇士”在日本國內到處由“國防婦人會”發起組織街村葬禮，會員們走家串戶到處宣傳“三勇士”的“英雄事跡”，還由“婦人會”募捐豎立了“勇士”的銅像，文部省還將“三勇士”寫進了教科書。向國民灌輸這種滲透著封建“武士道”精神的軍國主義思想，是“國防婦人會”的重要任務。
上千萬為人母、為人妻的日本婦女成為當時日本所稱的“軍國之母”、“軍國之妻”和“靖國之妻”(戰死軍人的未亡人)。
曆史不會忘記，在東京，當日本“皇軍”攻克中國首都南京進行血腥屠城之際，上百萬東京 男女為慶祝“聖戰”勝利舉行了盛大的提燈遊行；而在中國首都進行“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兩個劊子手向井、野田居然成為萬千上萬日本少女心中的偶像，在柏林，數百萬狂熱的雅利安人同時向頭號罪犯希特勒舉起如林的右臂……“槍炮聲在遠方回響，鳥蟲噤若寒蟬，和風帶著血腥，芳草染著血跡。”——《日本婦人從軍歌》，創作於中日甲午戰爭時期的明治27年(1894)。從1894年——1945年半個世紀中，這支歌一直是日本婦女最愛唱的歌曲。血雨腥風、淋腥沐血的戰爭場景，在軍國主義時代，成了美的極至，這反映了日本在那個瘋狂年代，國民集團心理的倒錯。
在日本“聖戰”感召下，日本女性積澱了潛意識底層的所謂“尚武”精神，又沉渣泛起，“大東亞聖戰”也成了日本女人自身迷亂或不可抗拒的衝動源泉。雖然日本傳統的社會意識決定女人不能成為真正的軍人，但幾乎日本所有的主婦都加入了“大日本國防婦人會”。
成千上萬的女性主動或被迫充當了“從軍看護婦”、“從軍慰安婦”、“女子挺身隊”隊員和“滿蒙開拓團”團員，一些人還誌願充當了“帝國之花”——女間諜。她們直接走上了侵略戰爭的戰場！
三、靖國神社中的“軍國之女”
位於東京千代田區九段孤的靖國神社，始建於1869年。從昭和12年(1937年)到今天的半個多世紀中，它一直香火不斷、參拜者門。在“大東亞聖戰”期間，它成了全體日本人靈魂的最後歸宿。侵略戰爭營造了靖國神社香火旺盛的世俗殿堂。那裏供奉了246萬個“殉國英烈”的亡靈，他們是從日本內戰、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直到“大東亞聖占”中為日本帝國捐軀的“英烈”，其中包括戰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以絞弄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廣田弘毅等戰爭狂人。
靖國神社合祀的246萬個亡靈中，有57000多是女性，她們大多是“大東亞聖戰”中誌願為天皇捐軀的“昭和之烈女”。曆史的塵埃，已掩去了她們牌位上的靈光，關於她們的一切已成為一團曆史的迷霧。由於日本社會婦女服務的絕對卑賤，在戰爭中無謂捐軀的絕大部分女性卻沒有資格進入靖國神社這個“靈魂的天堂”，她們隻能永遠成為遊蕩在異國他鄉的孤魂野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