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麽要侵犯中國原因如下

日本為什麽要侵犯中國原因如下
日本征服大陸的島國精神及擴張文化形成始末
       日本是一個開放的民族，又是一個狹隘的民族。它在強者麵前是一幅謙虛的模樣，對於弱者卻往往暴露其野蠻和非人性的一麵。日本是個國土麵積不大的島國，資源匱乏，東方人的繁殖能力世界一流，擁擠不堪，地處地震頻發帶上因而地震頻仍，造成日人時刻耽心世界末日來臨，日本島將要沉入海底的可怕場景像噩夢一樣纏饒著他們。
 
      日本國土狹窄，生存環境局促，注定了其擔心被邊緣化、被征服而必須“走出去”的心態。一旦走出去，發現昔日的強者 中國這樣一個國家竟然是如此的虛弱，那種盛唐時代對中國的謙卑心態蕩然無存。一種暴發戶、顛覆者心態暴露了其獸性的一麵。

在侵略中國過程中，日本屢屢對中國平民肆意屠殺、虐殺，強暴婦女，其惡行背後是狹隘的民族心理使然 麵對如此幅員遼闊的中國，他們有一種征服之、毀滅之的欲望。

日本為什麽要擴張？日本的政客曾有過“理論性”的回答。

1937年初，日本發生政治危機，近衛內閣上台。這位謀劃了全麵侵華的政客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擴張主義者。他曾經提出一套“國際正義”世界政治觀。

所謂國際正義，就是說日本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島國，日本要保障本民族的生存權，就必須重新分配世界領土。

1937年6月4日，近衛內閣成立。這天，近衛在新聞發布會上這樣解釋其政治綱領：新內閣的的對外政策就是謀求“基於國際正義的真正和平”，而不是單純維持現狀的和平。世界不重新分配土地，就不能實現國際正義。日本要獲得的國際正義就是有獲得資源的自由、開拓市場的自由和轉移勞動力的自由。

這一侵略邏輯將日本數百年來對外擴張思想 重分世界的“天下觀”發展到了頂峰。

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物質決定意識”的說法來解釋日本這種天下觀，是很容易理解，也確實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島國狹窄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日本狹隘的民族心理，狹隘的民族心理鑄成了以對外擴張為核心的天下觀。

在世界上眾多的國家中，與日本情況相近的國家當屬英國。英國也是一個島國，也曾經四處擴張，滿世界都是其殖民地，因而有了“日不落帝國”的稱號。英國改變了世界，日本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

正是由於這種孤立於主流世界之外的地緣特點，造就了日本民族具有擴張意識的天下觀。

曆史上盛行於日本的“神道史觀”認為，日本不是普通的國家、而是神的國土，在遠古時代的先王先祖不是人、而是神，所以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孫。神道觀念作為日本的一種意識形態，至今一直支配著日本民族。

伴隨著明治維新，天皇的權威得到空前的維護，於是神道史觀演繹出了“皇道史觀”：天皇既是主宰日本的神、又是政治的君王和軍事的統帥；天皇的權威來自於神話中的皇祖因而神聖不可侵犯。

皇道史觀認為，世界是由八條大繩子緊密連在一起的，最終歸結到一個中心點，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著偉大的天皇之軍來撫育、教化和征服萬國，地球將被日本統一。

向日本民族灌輸這種思想的，當然是日本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日本社會精英對民眾灌輸這種思想，從不乏近衛內閣起可以上溯到300多年以前的豐臣秀吉。

在日本的曆史上，總是不乏反複論證“擴張有理”的知識分子。令人感慨的是，數百年來，日本的社會精英總是與對外擴張結下不解之緣。

大致總結一下，這些擴張理論主要包括：

1855年吉田鬆陰提出的“擴張補償論”；

1868年，明治天皇提出的“大陸政策”；

1869年，木戶效允提出的“征韓論”；

1890年，山縣有朋提出的“利益線論”；

1928年，石原莞爾提出的“滿洲利益線理論”，

以及近衛提出的“國際正義論”等等。

從上述時間表可以看出，日本並非在通過明治維新國力上升之後，才有擴張的衝動。對外擴張是其民族的基因，一直是一脈相承的。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它隻是一種“學說”，而在條件具備的時候，立即就成了一種實踐。
遷都北京，進軍印度！

早在16世紀末日本的戰國時期，以武力統一日本的封建領主豐臣秀吉（1536 1598）就提出了大陸擴張的構想。

1578年，豐臣秀吉表明他的“宏大誌向”：“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宿誌”。

1584年，擔任太政大臣的豐臣秀吉提出了一個帶有時間表的擴張計劃：在占領朝鮮之後，於1593年初占領北京，1594年日本遷都北京，然後再進軍印度。

1590年，豐臣寫信給朝鮮國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皆入我俗”。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進展順利，豐臣秀吉就開始籌劃遷都於北京，自己“居守寧波府”，以便“尊聖意，占領天苧印度”。

不過，豐臣秀吉的計劃主要停留在“理想層麵”。

豐臣秀吉兩度興兵進犯朝鮮，史稱文祿之役和慶長之役，侵略者遭到了朝鮮的沉重打擊，均以失敗而告終。

在中國的明代曆史上，有一段廣為人知的“抗倭戰爭”，其實就與豐臣秀吉和其侵略思想有關。

明代嘉靖年間起，日本人就在山東至廣東沿海一帶經常出沒，搶占地盤、燒殺搶掠，他們長期騷擾中國海岸線，才有了戚繼光打擊倭寇的故事。盡管戚繼光取得了多次勝利，但無法改變日本對此後中國曆史的重大影響。

正是由於回應日本的侵擾，同時又避免中國海盜與日本人勾結，明朝實施了閉關禁海的政策，曾經有鄭和七下西洋的大明朝，由此轉向了保守，大國的胸襟就此漸漸失去，中國封建社會走向下坡。

中學曆史課本上有這樣的表述，明代江南的手工業、製造業發達，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但隨著明朝的閉關政策的確立，“萌芽”的“資本主義”最終沒能進一步發展。按照這種說法，有可能進一步融入世界文明的中國，就此徘徊不前，大陸文明未能及時連接海上文明。

帝國的停滯，自然有各種因素所決定。倭寇的騷擾讓統治者不勝其煩，不能說不是原因之一。

隨著豐臣秀吉於1598年病死，其遷都北京進攻印度的擴張大陸的計劃徹底失敗。然而，豐臣秀吉“滅朝鮮，侵中國”的戰爭思路，卻為後來的曆代統治者所繼承。

三鄰國朝鮮、琉球、蝦夷地之地圖，使日本英雄率兵進入此三國時，能暗記此圖以應變。
日本要上岸。

1786年，林子平又寫出《海國兵談》一書，論述作為島國的日本應該如何向大海進軍，希望日本能出現沙俄一樣的君主，以武為先，一統五洲。

如果說其他的人思想相對抽象的話，林子平則將日本的擴張計劃具體到了地圖上。任何一個日本人一旦麵對地圖，就會發現朝鮮是一塊跳板，而中國則是“彼岸”。如同當年批評本居宣長的日本中心論一樣，一些日本人指出，日本如同大海上的一片葉子一樣渺小。日本人浮在海上的“葉子”之上，自然是缺乏安全感的。林子平的地圖則清晰地指明，大陸就是獲得安全的地方。

與林子平同一時代的本多利明（1744 1821）也是一位擴張理論者。他主要圍繞日本傳統的“八弘一宇”理論，加以發揚光大。

本多利明是當時日本的經世學家，曾遊曆各國，調查地理、物產，並習學航海術。他認為，日本要想成為“大國”，必須實行“開拓製度”，並舉例類比：“歐洲各強盛國家，其本國雖小，但多有屬國，亦堪稱大國”；主張無論東洋或西洋皆有可屬於日本之諸島，侵犯他國，由此而增強本國，“是乃國務”。他還把英國視為理想國家，認為英國與日本同屬海國，然英國“本國小”而“屬國多”。他期待日本像“英吉利島”，在全世界，兩者並列為大富大強之國。

1798年，本多利明寫出《經世秘策》一書，確定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霸權、征服世界為最高奮鬥目標。他認為日本要成為世界最強國的途徑，是建立大量生產精巧奇器與名產的製度，與外國之交易乃為提高自身之國力。

不過他的理論並沒有停留在貿易強國。受到西方殖民主義的啟發，他認為日本強國的捷徑是侵略擴張 向西占領中國東北，向北攻占俄國的庫頁島，在此二地根基打牢之後，再進軍中國和美洲大陸。

1801年他在《貿易論》一書中對豐臣秀吉推崇備至，認為“發動戰爭，謀取國家利益乃為君之道的秘密”，進一步把貿易與戰爭聯係起來。
吉田鬆陰的“擴張補償論”和佐藤信淵的“征服支那”

倒幕時期的擴張論者吉田鬆陰和佐藤信淵為後來日本侵略中國起到了重要的鼓吹作用。

吉田鬆陰是倒幕時期的尊王攘夷派，在倒幕運動中被幕府處死。隻活了29歲的吉田鬆陰（1830 1859）在他短暫的一生裏提出了一套“擴張補償論”。他在獄中著文提出日本在對俄、美貿易上所失去的利益，應該通過征服朝鮮、滿洲、中國得到補償。

吉田鬆陰雖然被幕府處死，但由於弟子眾多，其思想後來被廣為傳播。明治維新過程中，日本的政治精英們大多為吉田鬆陰思想的追隨者。

幕府時期的思想家、經濟學者佐藤信淵（1769 1850）雖然比吉田鬆陰早生了31年，但是由於吉田鬆陰早亡，二人幾乎同處一個時代。

佐藤信淵以“征服支那”為核心，寫出了《宇內混同秘策》一書，宣稱日本乃天地間最早成立之國，是世界萬國之根本。以日本之雄威統一萬國何難之有！

佐藤信淵為統治者描述了其想象中的擴張計劃：日本侵略中國，如果節製得宜，5到7年就可以使中國土崩瓦解。而要征服中國，應該首先占領滿洲，然後以滿洲為根據地占領中國、朝鮮和印度。

明治維新打通了強兵之路，這並非其進行武力輸出的主要原因。日本走向擴張的深層原因在於16世紀以來逐步形成的上述“天下觀”。

本居宣長的“八弘一宇”、“大日本帝國”思想

在佐藤信淵之後是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之流。

伊藤博文是在明治維新的政治鬥爭中崛起的政治明星。

與中國的洋務運動幾乎同時進行的明治維新，使日本的經濟獲得飛速發展。1870年到1885年這短短數年裏，日本落後的工業麵貌大為改觀，初步實現工業化。

改革盡管使日本的經濟獲得飛速發展，但任何一場改革都不可能使人人受益。伴隨著明治維新，一些沒落的武士因喪失特權而不斷發動叛亂，大批破產農民也對現實不滿。不滿的力量形成幕府時代，在日本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本居宣長（1730 1801）的“八弘一宇”的思想樹立了日本民族優越、應該主宰世界的理念。這種思想認為，日本是日出之國，乃世界萬國之中最優秀之國家。

本居宣長出身商人家庭，是日本國學家、曆史學家，也是引領“大日本帝國”思潮的先導之一。他主張，必須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華夷秩序，要各國都前來向日本朝貢。鑒於他在日本學者中的地位，眾多日本人對其思想推崇備至，並開啟了矛頭指向中國的“大日本帝國”戰略構想。

其實，這種思想的出現，與古代日本受中國衝擊和影響嚴重有關。當日本社會麵臨文化問題與社會危機的時候，日本的思想家們便提出，危機的原因在於中國文化的汙染，從而提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於中國文化，日本文化具有獨特的優越性。

分析這種思想產生的心理，這其實是將外來文化作為現實挫折的替罪羊，意在重建日本文化，突出自身的優越性以建立民族自信心。

本居宣長的民族優越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外來文化的一種衝擊，具有保守傾向。從本質上說，他表達了日本文人試圖讓日本文化獨立於中國文化之外，擺脫中國文化的衝擊，從而塑造日本民族的自我認同。

但由此而引發的“日本是神的國度，是世界的中心”的自戀傾向，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日本後來的擴張的一個思想源泉，並為後來的軍國主義思想埋下了伏筆。

伊藤博文的“主權在君”、山縣有朋的“大陸政策”

在日本的曆史還有一位與晚清時期的魏源類似的人物，也為後來的日本大陸擴張提供了思想貢獻。此人叫林子平（1738－1793），不過中國的魏源是這位林子平死後一年才出生的，因而二人不同一時代。

1785年，林子平出版《三國通覽圖說》，詳論朝鮮、琉球等地的風俗地理等，其目的在於明確日本之了一股要求民主權利的“民權運動”。

麵對日益激烈的社會矛盾，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這些熟悉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曆史的“有識之士”開出了開設國會、製定憲法的藥方。

具有歐洲考察經驗的伊藤博文主張日本以普魯士憲法為藍本製定“主權在君”的憲法。

隨著伊藤博文的建議得到了明治政府的采納，這樣一個主導了甲午戰爭的擴張主義者成為政界的核心人物。

與伊藤博文同一時代的是山縣有朋，此人在此後的對華侵略中，主導了大量的軍事行動。

1869年6月，日本改元明治的第一年，當時就已經負責軍事的山縣有朋前往歐洲考察。

德富蘇峰在《公爵山縣有朋傳》中說，山縣有朋認識到，要鞏固中央集權，完成維新大業，“必須建設帝國陸軍，統全國兵權於中央”。

1870年8月，考察歸來的山縣有朋向天皇建議，設立中央政府的軍隊 天皇“親兵”。山縣有朋還提出《軍備意見書》，主張實行歐洲兵製為楷模的征兵製度，另外為防備俄國，還強調擴充海軍。

1871年，擔任兵部大輔的山縣有朋提出，“兵部將來之目標在於外”。在軍國主義的“挾持”下，主導日本近代曆史上的“大陸政策”初步形成。

1880年11月，山縣有朋將《鄰邦兵備略》親自遞交給明治天皇，並在奏章中說：

“當年萬國對峙，各劃疆域而自守，非強兵而不能獨立 鄰邦兵備之強一則可喜，一則可懼。以之為亞細亞東方之強援固足可喜，若與之開釁則亦不得不戒慎恐懼 鄰邦兵備愈堅，則本邦之兵備亦不可疏忽 當今兵備之急猶渴之於飲，饑之於食 兵強則民氣始可旺，始可語國民之自由，始可論國民之權利，始可保持交往之對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國民之勞力始可積蓄，國民之富貴市場可保 ”

伊藤博文也上奏稱，軍備之事，目前鄰邦之舉止已不可坐視。

明治維新兩條腿走路，就是富國和強兵。除了上麵所說的發展經濟之外，日本加緊實施軍事改革，建立近代化軍隊。

日本迫於列強的壓力解除鎖國政策後，軍事落後必然挨打的教訓，激發了明治政府改革舊的軍製、建立有先進技術武裝軍隊的決心。

近代軍事製度的建立和征兵製的實施，使軍部在政府的地位逐漸占據了優勢。這樣的權力結構之下，日本的軍國主義應運而生。

知識界“擴張理論”，如果不上升為政策，也就僅僅是一種“學術”。但是，這種學術思想在明治維新過程中逐漸成為明治政府決策的主要依據。

明治天皇主張“布威四方” 以大陸為侵略對象的島國擴張文化

這主要是因為明治天皇對於這些擴張思想的高度認可 天皇本人就是一個主張“布威四方”的軍國主義者。

1868年，剛剛打倒幕府奪回權利力天皇，也就是當年改元明治的睦仁天皇發表了日本近代曆史的“讖言” 《禦筆信》。

明治天皇在其剛剛立足之際就在這篇文字裏宣稱，將“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辛苦，經營四方，安撫億兆，冀終開拓萬裏之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結合後來日本發動的一係列戰爭，這篇文字既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胎動，又是日本對外擴張的宣言。

除了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以及明治天皇這些政治人物推崇擴張之外，與他們同一時期的日本大思想家 福澤諭吉，對日本近代的擴張也做了重要的理論宣傳。有關福澤諭吉的思想對擴張的影響，後文再表。

擔任兵部大輔的山縣有朋在吸收了這些“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完善了日本的“大陸政策”。山縣有朋把“強兵”看做是“富國之本”，極力主張采取擴軍措施，不斷增加軍費，迅速推進日本軍隊的近代化，還提出了進攻亞洲大陸的“大陸政策”的“理論根據”：即把日本國疆域稱為“主權線”，把朝鮮、中國等鄰國的疆土視為日本的“利益線”。

1882年8月15日，山縣有朋在《軍備意見書》中提出了以中國為“假想敵國”的設想：歐洲各國與我國相互隔離，痛癢之感並不急迫，與日本相對抗的是中國。因此，日本要針對中國充實軍備。

1890年3月，山縣有朋在《外交政略論》裏提出日本要與俄國爭奪朝鮮、中國地盤問題。他說，“西伯利亞鐵路已修至中亞細亞，不出數年即可竣工，發自俄都，十餘日便可飲馬黑龍江。吾人須知，西伯利亞鐵路完工之日，即是朝鮮多事之時，即是東洋發生一大變化之機，而朝鮮獨立之維持，有何保障？這豈非正是對我國利益線最有激烈衝擊之感者乎”。

當年12月，山縣有朋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他在第一屆帝國議會眾議院上發表的施政演說中提出，要“發展國力，伸張國勢”。“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 朝鮮、中國。”山縣有朋把朝鮮、中國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以防止對抗沙俄侵占朝鮮、中國。

曆數日本曆史上如此眾多的思想家們的“思想成果”，不難發現，這個島國的文化從來就盛產擴張理論。

社會文化是一種社會集體意識的體現，是生活在某個共同環境下的人們的思想認同。如前文所述，按照“物質決定意識”的道理，一個國家的文化的生成與其地緣特點、氣候條件有關。日本在其長期的曆史中，擴張思想一脈相承，有其必然因素。這個國家先天是一個狹小的、為大洋包圍的島國，所以這個國家產生了內部“以和為貴”，對外侵略擴張的思想。封閉狹小環境下的自卑心理，通過與他國的文化交融之後，逐漸演變成一種自負和妄自尊大，日本宣稱自己最優秀的民族來抗拒“先天不足”。

一個民族的學者和思想家，自然以引導民族的“自尊”為己任。所以，日本的文化精英們總是前赴後繼地宣揚日本的中心論和對外擴張論。數百年的曆史文化，孕育了一種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天下觀。在這種理念的支持下，日本人認為，任何的領土都可以占領，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是日本天皇的子民。

說起天下觀，其實以本國為“天下的中心”，認為本民族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這樣的思想在多個民族都有過。這本身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是凝聚本民族力量的一種自我意識的體現。

以漢民族為主的中國人，長久以來就認為本國乃天下之中心，所以才有了“中國”的自我稱謂。事實上，漢族在漫長的曆史上一直處於其他民族的包圍之中。但不可否認的是，因為地處遼闊的大陸 而非日本那樣有大海做屏障 漢民族一直麵臨著被包圍的生存危機，所以“中國”雖然將周圍民族視為蠻夷，但多數時間並沒有進行武力征服，反而形成了“以和為貴”的外交策略。所以中國曆史上的中央政權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和平，多通過“和親”、“安撫”政策。

日本則不同，日本曆史上沒有外部侵略的危險。外來的隻是先進文化，而吸取先進文化到了一定程度，必然醞釀出自我保護性的反饋 對外來文化進行否定和回擊 否則就有可能被同化的危險。

所以，在吸收中國文化數百年之後，日本形成了以日本為中心，以大陸為侵略對象的擴張文化。傳統的神道史觀、天皇史觀加上支持擴張的啟蒙思想的催化，通過明治維新化解了民族危機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侵略中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