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做過便衣警察

那是1983年的夏天，正值我大學畢業。全國公檢法係統正開展加強社會治安管理，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罪犯的“嚴打”鬥爭。這場鬥爭是在中央和政府統一領導部署下，由省，市，地區，縣各級黨政組織執行，自上而下地層層深入貫徹落實，組織各級公檢法機關和部門集中時間，集中力量，按照中央精神從重，從嚴，從速地進行一場全國性的“嚴打”嚴重，惡劣的各類刑事罪犯。如此聲勢浩大的引發各方關注，牽動全體民心的一場整頓社會治安的運動，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而文革時期，砸爛公檢法，機構撤銷解散，人員調離改行，各級公安部門警力嚴重不足，靠現有的執法人員隊伍難以打好這一仗。




中央要求各地積極配合公檢法部門，在各個機關，企業和學校抽調幹部，集中人力確保“嚴打”鬥爭的有效開展徹底實施。（我這裏是不是象在做形勢報告？哈哈！玩笑）因此我在的那個市也全麵向全社會抽調了大批幹部參加這場鬥爭，那時我剛剛畢業分配到機關工作，還沒報到呢，學校就通知我先去市公安局報到，算是借調一個月的臨時警員。和所有被抽調的其它臨時公安一樣，隻是聽了半天的形勢宣傳報告和接受了一通政治思想，組織紀律教育，就被分到基層派出所當了一名便衣警察。

 

派出所是公安係統機構建製中最底層，最小的編製，隸屬於區公安分局，一個分局據地段管轄的範圍大小來設立多少個派出所，一般有10 來個吧，一個派出所的人員編製大概就十幾個。就這麽個小機構，十幾個人，七，八條槍，它的職能和職權可不小。大到刑偵國際，國內重大犯罪案件，小到幾千戶人家的戶籍管理和芝麻大的民事糾紛。別看到警匪片裏什麽國家安全部，省公安廳的刑警威風凜凜，身手不凡的，要是沒有派出所小公安的最初發現和前期鋪墊，沒有居委會老太太的高度階級警惕的跟蹤舉報，那些後來的James Bond玩什麽酷啊。

 

在正式走上社會之前，能成為這樣集體中的一員，和他們朝夕相處共同工作和戰鬥真是一次難得的社會實踐和鍛煉。懷著這樣的心情，我走進了派出所的小平房。那天早上，在他們的早會上，所長和指導員熱情地接待了我，並向那些警察介紹我跟說：“這是新來幫助我們工作的大學生“。看到他們每個人都是那麽年輕精幹，一身的警服莊嚴正氣，我立刻覺得自己的渺小。雖然那時的警察還不是警校畢業出來的，大多數都是複員軍人，包括所長和指導員也是專業軍人，是他們自嘲的工農幹部，可是初次相見，在他們麵前我卻沒了底氣，怎麽也找不到那種文化修養上的優越感。

 

我的工作從跟著女戶籍警老吳幹起，因為是女警員，老吳負責戶籍和內勤工作。那時的公安工作條件很差，所裏根本沒有警車，小警察執行任務，外出搜集材料，調查取證都是踩著自備的單車，冬天寒風凜冽，夏日驕陽似火，風裏雨裏的整天與魔鬼打交道，甚是辛苦。相對來說戶籍警要輕鬆些，可以總坐在辦公室處理文件，申辦戶口，轉遷等文檔管理工作，可是中國的戶籍製度實際是政府強製性實行的城鄉隔離，造成法定製度下的高度歧視和社會不公。

 

一個管理幾千戶人家的派出所，每天有各種各樣的戶口問題來這裏解決辦理，既要堅持原則，掌握好政策，又要有熱情愛心，懂得百姓的疾苦，盡量在政策允許的條件下，解他人之難，給人以方便。和老吳學到了多種戶籍的問題處理，拆遷分戶的，外來暫住的，大學生畢業落戶的，複轉軍人落戶的，隨軍家屬農轉非的等等。每天一個小小的戶口辦理窗前，有各種鬧劇悲劇上演，哭訴求情的，撒潑罵街的，咆哮動粗的，沒有臨危不懼的膽魄和巋然不動的氣勢是壓不住陣的。也有新婚遷戶，喜得貴子，夫妻團圓等喜慶祝福的喜劇場麵出現，戶籍室接待台上總是喜糖點心不斷。就這麽一個小本本，讓我看到了戶口，這一 “無形而又沉重的枷鎖，困住無數疲於奔命的人們”之嚴峻社會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治安形勢嚴峻，殺人，搶劫，強奸，盜竊等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甚為囂張，社會影響極壞的惡性事件接連發生。隨著“嚴打”鬥爭的迅速深入展開，文革內亂多年積壓一大批打砸搶分子、盜竊犯和流氓團夥案逐漸得到清理和偵辦，這時我也被充實到“嚴打”鬥爭的第一線，直接參加案件的刑偵，審訊和辦案工作。記得那時派出所小院裏都有集體宿舍，因為基層警察實際上是7天24小時工作製的，這個警察之家是他們見縫插針的養精蓄銳的小窩。年輕的警察們隻是在每天早會時穿上警服，讓整個集體彰顯一下軍容風紀的氣氛，給新的一天提提士氣，之後就回宿舍換上便衣下片，下段公幹去了。雖然我是編外，總是便衣，可是自此進了派出所，他們就把我當成他們的戰友了。可我也隻有在他們便衣的時候才覺得是他們其中一員，能和他們一起便衣出去辦案，提審犯人，做審訊筆錄，真是新鮮，刺激又過癮，一直到那場鬥爭結束很久，還有人在街上指證我說：“那個女孩是便衣”。

那時畢竟剛出校門，單純又柔弱，真正接觸到具體案犯，麵對那些凶殘的罪犯時，心裏是有些膽怯的，常常是罪犯的雙眼直勾勾地盯著我，我卻眼光遊離不敢正視他們邪惡的目光。特別不願意審流氓犯，當你要追究犯罪細節來給罪犯定性時，流氓是敢作敢為的，什麽都能給你描述得有聲有色，髒話中帶著行話暗語，醜陋齷齪不堪。我們那時的女生可沒現在的女孩這麽開通見多識廣，有經驗，什麽都不在乎。我那時連個“強奸“二字都羞於啟齒，哪受得了這種汙言穢語的摧殘，一場審訊折磨下來弄的自己麵紅耳赤，身心煎熬。那些小警察就取笑我說：“你是在審犯人呢，還是犯人在審你？”。我還向他們抱怨說：“以後不要給我這種流氓案子，你們是在教唆我。難怪人們把警察稱為職業流氓呢”。後來他們為了使我心智強盛，增加威懾力，讓我穿上警服提審犯人，提取口供。一身警服就是一身威嚴，一種膽魄，一副鐵骨和一份殺傷力。那句話怎麽說來著，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忍。漸漸地案子辦得多了，也有經驗了，整天不是跟魔鬼打交道，就是跟這些職業流氓警察分析案子，把自己弄得跟老江湖似的，一天天也茁壯成長起來，不再那麽怯弱羞澀了。因為所裏沒有女警員，我接受了許多女犯案子，後來又調我到分局看守所去提審看押女犯人。

現在想起1983年的那次“嚴打”，確實搞過頭了，冤枉了不少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小紕漏也上綱上線重判了。當時提出的口號就是：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記得9.4那天晚上，全市行動，各區地段執法人員，包括許多單位的安全保衛人員，工廠工人糾察隊，街道治安，居委會治保的全體出動，連夜抓捕大量不法分子，5號清晨公園裏，冷清的街道旁，機關單位僻靜院牆根下滿是被拷和繩綁的“小流氓”，這些人被扭送到公安局去，照成了各區看守所人滿為患。許多人，許多行為至多算是思想開放大膽，意識超前，行為不撿或是小偷小摸，就被判了三年五年的。

記得在看守所提審一名女犯，案犯定罪是詐婚，就是和農民假結婚騙取錢財再逃婚那種。看押審訊時發現該女犯很文靜清秀，在號子裏也很守規矩，從不跟同監的女痞子胡鬧。看她渾身上下遍體鱗傷，步履蹣跚的，才知道那是逮捕前被當地農民打的，審訊時她說，她還沒有跟農民領結婚證呢，就被發現了，要不是被捕，差點兒被農民打死。就這樣可能要判個三五年，她還要感激政府救了她一條命。  還有一個案子，正巧涉及到我的大學同學楊某，有一天他的一個小混子朋友到他家來玩，楊某因為有事留下小混子先走了，結果那小子就叫了一個女混混一起在楊某家幹那事了，被鄰居報了公安。這事本來根本不關楊某的事，可是在“嚴打”中，也被算作是“提供作案場所“被公安拘留。他那時來找過我，想了解情況，可那會兒我是有組織，有紀律的人了，不能對他說什麽。結果學校把他發配到郊縣的一個單位去了。還有偷了一輛自行車就當盜竊罪判兩年的，男男女女廝混在一起就被定為流氓罪的，這些也都是有法可依，執法辦案的。直到1997年，中國修訂的《刑法》才廢除了流氓罪。

在嚴打戰役中，許多人犯事了，進去了都是僅僅屬於道德品質，行為操守方麵的過失就定了罪，在當時那個特定時期，特定形勢下，確實出現了打擊麵過寬，小罪重判，甚至錯殺錯判的現象。跟今天這些巧取豪奪的貪官汙吏，製造偽劣假冒產品的奸商比比，看看現在坑蒙拐騙，陰損毒辣，吃喝嫖賭盛行的世風，如今這些禍國殃民的混蛋真是趕上好年頭了，而嚴打時那些冤屈隻能白冤了，蹲大牢的也隻能白蹲了，他們是小偷流氓，不是右派，哪有日後的摘帽，平反，翻案？此一時彼一時啊！想想當時的一些做法是很極端，竟然製定實施過嚴打指標，要求各級執法部門力爭完成或超額完成嚴打指標。隻當是生產犯人那，真能搞。“嚴打“分為幾個戰役，我隻是參加了最緊張，戰果最輝煌的第一戰役，做了一回40多天的便衣警察，短暫而精彩，也為我的人生經曆點染了一筆彩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