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毛澤東思想的最佳案例
——武昌餐館慘案之我見
武昌餐館慘案是破解毛澤東思想最佳案例
武昌餐館一對一的慘案(2月18日中午)，或者說老板打顧客顧客殺老板的慘案，表麵上看就是一個一庒惡性刑事案。但此案的潛在內涵恰恰蘊含著相當的政治屬性，即，筆者最反對的那種上升到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政治屬性，但上升到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屬性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則就不會發生上個世紀風靡世界的紅魔運動，也不會出現《蘇聯》和《新中國》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好在七十年後就垮掉了）。但神州大地從未正式批判和肅清紅魔運動的危害。
從一直未被中國大陸官方否定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高度來看問題，此餐館慘案恰恰具備階級和階級鬥爭要素。小餐館姚姓老板是小小資本家的縮影，顧客胡某等就是受剝削的一最底層小小人物的縮影。換句話說，前者是剝削階級壓迫階級萎縮成一個個體，後者則是被剝削階級被壓迫階級萎縮成一個個體，是一對一進行較量，屬於“單挑”。
姚老板和胡某本屬於無冤無仇的非同一省市的陌路人。胡某與另兩位小青年來自四川，隻是在湖北武漢姚某開的炸醬麵館各吃一碗最便宜的素寬粉（不是熱幹粉）而已。
一碗素寬粉明碼標價4元。吃完準備結賬時，老板隨口說出5塊錢一碗，三碗麵就多收三元。胡某的另外兩位夥伴沒有說什麽。唯有胡某維權意思較明顯：“你標價是4塊，我隻給4塊”。
一位75歲李大爺是該麵館常客，見證慘案整個過程，因為他用餐後沒走，而是搬把椅子坐在門口消閑，看到並知悉胡某三位青年進館消費和發生慘案整個過程。是他最先報警並接受記者采訪（詳見2月19日文學城轉載網上紅星新聞《武漢砍殺案報警人：他砍完後將刀放桌上一動不動》一文）“他說，是店主姚某的一句話‘吃不起莫吃，你給老子滾‘徹底激怒了犯罪嫌疑人胡某。之後，姚某又率先動手踢打胡某，胡某還兩次被姚某掐住脖子，按在牆上。“
從李大爺對記者的敘述情況來看，餐館老板屬於不法“資本家”，先剝削最底層食客一元錢的麵錢，因胡某不甘被額外剝削一元錢而較真而拒付，反而遭到麵館老板先下手為強的武力壓迫，兩次掐住胡某脖子按在牆上，胡某兩位同夥隻是對老板掐胡某脖子行為有過勸說，沒有幫胡打老板，屬於順民。而壓根兒就不想當順民且維權意識很強的胡某，在既遭遇言語侮辱又遭遇暴力襲擊的情況下，該不該有點血氣、該不該有點男子氣？如果胡某繼續拒付那額外一元錢，會不會遭老板第三次掐脖子？直至掐死？都是不可預測的險情。
此時讓胡謀冷靜下來，為一元錢討回尊嚴，狀告老板打官司豈不太奢侈？再說，司法係統能為他立案嗎？有免費法庭嗎？有免費律師嗎？他身處外地犯案，有時間有精力有收入打官司嗎？這口惡氣能憋到那時嗎？所以，胡某一不做二不休，到廚房借老板菜刀以更加暴力滅了老板的頂。
文學城2月19日轉發的《從武昌麵館砍人事件背後，你看到了什麽？》一文有這樣一段話：[見大括號]
[“在人世撲摸滾打三十年，得到了一些還算有用的經驗。“
”它們有些和傳統價值觀相符，有些則相悖，其中一條就是，農村不代表淳樸，貧窮不代表美德，弱者不代表良善，甚至，許多時候，這是相反的存在——農村繁衍更多的惡，貧窮催發更多的罪行，弱者使用更多的暴力。”
“今天要討論的，不是村莊與貧窮，而是弱者。討論弱者何以易躁易怒，攻擊性爆棚，整個人就像一個行走的彈藥庫，一碰，就會引發小規模爆炸。”]這裏有值得商榷之處。不能說這段話是錯的，他說的這種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古話說“窮山惡水出刁民”嘛，與惡劣環境影響和文明落後不無關係。但是為什麽會存在這種客觀現象，僅僅看到環境影響未免片麵。其深層原因，乃社會原因。作者筆下當今農村這副“熊樣”，難道不是在神州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形勢下呈現出來的嗎？當今農村的“熊樣”與八九百年前《清明上河圖》的北宋農村相比，具有多麽大的諷刺意味啊！與新中國前三十年浮屍遍野的農村相比，豈不應了毛詩——“萬戶蕭疏鬼唱歌” 嘛，真是天壤之別啊！ 農村的風尚難道與城市社會的人文道德、文明程度毫無關係？武昌餐館案發不在窮鄉僻壤的農村，而恰恰發生在一線城市武漢（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總稱）嘛！
曾幾何時，不是大肆鼓吹哪裏有剝削哪裏就有反抗、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鬥爭嗎？不是提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嗎？不是主張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嗎？難道胡某不是按照這個邏輯將武昌麵館慘案的悲劇推向高潮並以你死我活的慘烈情節告終的嗎？所不同的是，二十世紀由領袖、政黨上演，千百萬民眾當演員的這場紅魔運動悲劇是淩駕於國法之上的。而今這場濃縮成個體的小悲劇是不能逃脫法律追究和製裁的。這位作者在大括號最後一小段說：“今天要討論的，不是村莊與貧窮，而是弱者。討論弱者何以易躁易怒，攻擊性爆棚，整個人就像一個行走的彈藥庫，一碰，就會引發小規模爆炸。”顯然對武昌餐館慘案的發生，作者單單把肇事原因和結果一股腦地推給弱者了（作者所經曆的弱者現象與此案胡某相提並論並不貼切。反而有失公道。因為此案強者是城裏餐館老板，他不僅挑戰自己定的規則（飯後要結賬時才告知胡某等漲價了。胡某隻是要求按明碼標價付費，難道不合理合法嗎？但姚老板不準提出質疑，反而粗口羞辱弱者食客胡某，說什麽“我說幾塊錢一碗就是幾塊錢一碗，吃不起你就別吃” （引自微信19日百姓之聲《驚悚斬首：1元錢激怒的血殺背後》一文）。看到與胡某同夥的兩位比較溫順，姚老板竟肆無懼憚地兩次拳腳相加、甚至兩次掐胡某脖子抵在牆上。請問姚老板將最底層胡某當作一位有尊嚴的人看待了嗎？麵對胡某，姚老板是強者。但他就沒想到“軟的怕硬的，硬的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姚老板以為自己的橫，就可以使胡某乖乖服軟就範，哪知胡某是屬於不要命的，結果反要了橫者老板的命。從見證人提供的情節來看，胡某的反過火的暴力已不單單在維護尊嚴，還有要不被掐死而保命的自衛性質。
按說，最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毛左五毛們應該站出來維護支持胡某的行為才對呀，怎麽都集體失語了?!其實，這並不奇怪，他們不能不啞言失語。至於為什麽？因為他們絕大多數社會地位絕非像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胡某等，而是處於養尊處優的中產階級，甚至有一部分混到上流社會了。他們所要擁護支持和鼓吹的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時代的一切，尤其擁護和維持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口號下所犯下的反人類罪屠殺人類滅絕人類滔天大罪不被追究。
他們今天所要反對的是習近平反腐打虎改革，因為他們看到了習近平通過反腐打虎改革，向民主自由憲政法治社會挺近的藍圖和誌向，他們淩駕於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權都將被徹底鏟除。所以社會上或某些局部地區各種毛左小動作層出不窮，其最終目的就是抵製或轉移習近平反腐打虎改革這一大方向，甚至不惜製造響當當的理由發動一場戰爭來轉移國內矛盾和鬥爭大方向（包括鼓吹重新把內戰打到海峽對岸），以達抵製中國早日進入民主自由憲政法治社會的目的。
階級鬥爭學說和毛澤東思想不是世界潮流最後走向
二十世紀的共產紅魔運動其規模之大、殘酷之烈、殺人之巨、危害之深遠超中世紀的黑暗邪惡的宗教勢力。具有關網文介紹：“。。。在中世紀，教會權（神權）與王權之間的鬥爭是尖銳複雜、曠日持久的，二者之間的鬥爭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是五至八世紀的醞釀期；第二階段是九到十三世紀，教權高漲，與政權形成對壘之勢，期間教權達到顛峰狀態，隨後便開始由勝轉衰；第三階段是隨著君主國家的形成和各國人民民族意識的萌發，王權逐步得到加強，教權節節敗退，王權在這場鬥爭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又據宗教裁判所詞條介紹：“在天主教國家裏，除英國和北歐國家外，先後皆有宗教裁判所活動。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曆時較久，凶殘恐怖較著，不僅用來鎮壓異端，並用來迫害阿拉伯人和猶太人。1483～1820年間，受迫害者達30餘萬人，其中1／3被判處火刑。16世紀中葉，教皇在羅馬建立最高異端裁判所。18、19世紀，西歐各國宗教裁判所先後被撤銷。1908年教皇庇護十世把羅馬最高裁判所改為聖職部，主要職能是監視和處罰參加進步活動的教徒，查禁各種進步書刊，革除教徒的教籍和罷免神職人員等”宗教裁判所與科學為敵迫害追求真理的思想家、科學家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布魯諾的中世紀大案：“1583年，布魯諾到英國，批判經院哲學和神學，反對亞裏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說（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心-筆者注），宣傳哥白尼的日心說。1585年去德國，宣傳進步的宇宙觀，反對宗教哲學，進一步引起了羅馬宗教裁判所的恐懼和仇恨。1592年，布魯諾在威尼斯被捕入獄，在被囚禁的八年中，布魯諾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說，最後被宗教裁判所判為‘異端’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詳見網上布魯諾之死詞條）事實證明代表宗教最高權威的宗教裁判所不僅反對自然科學，也發對社會科學，盲目維護他們心目中的宗教哲學。他們看不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也能推動社會和人類的進步，也能用先進的科技創造“萬物”，與大自然的大“萬物”相輔相成，甚至還可以相反相成。中世紀宗教勢力抱住貌似科學的“地心說”不放，固步自封，阻礙了社會進步、人類進步的進程。最後在“日心說”麵前敗下陣來。
十九世紀馬恩搞出的《共產黨宣言》，二十世紀被列寧等實踐和宮廷政變式的《十月革命》風靡世界，貌似科學共產主義真理的紅魔運動廢除了宗教，卻將自己宗教化，並令不信仰者奴隸般服從，否則格殺或迫害。他們用比太平天國更有理論性更為迷惑人的《共產主義》旗號，通過絞殺千百萬同胞之後，奪取了政權並篡改國號。曆史上除了農民大起義或抵禦外敵入侵，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在和平環境裏如此大規模內鬥、如此大規模自相殘殺。他們隻相信群眾運動，不相信科學。他們不僅不相信科學，還反對學科學知識，說什麽知識越多越反動，全麵絞殺知識分子，並將他們汙為“臭老九”。把知識分子打入冷宮之後，他們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所謂“一大二公 ”（公社規模大，公有化程度高），一平二調（平均主義和無償調撥物質）結果餓死了幾千萬。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共產和廉政。其實，整個共產運動過程中，掌權者都一直享有特權，甚至在很多時候，除了特權，他們還額外搞特殊化。即使在底層一貧如洗、無數農民餓死的人情況下，在槍杆子和刺刀保護下，黨魁則享有超特權，沒人敢監督他們反對他們的特權和超特權。他們的“共產”多麽富有諷刺意味。
紅魔運動雖然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分崩離析，但對整個世界所造成的破壞、無休止的鬥爭和殺戮所製造的恐怖陰影和恐懼心理，在專製國度令多少人至今不敢講真話，不敢接觸罪惡的曆史真相，仍然在禍害人們的心靈，混淆人們的視聽，令大多數順民至今難以擺脫愚昧、恐懼狀態。
未來社會不是為生存而是為維護尊嚴奮鬥
微信有一文對“當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和武昌慘案有這樣一段闡述：
“姚老板憑借自己的體力優勢，靠著火車站附近可以欺淩南來北往旅客的便利，毫無人性地將羞辱和鐵拳的槍口對準一個個無辜的顧客，成千上萬的顧客麵對羞辱都是忍氣吞聲，你真的認為這就是忍辱負重？不會的，東邊受辱西邊辱人，這就是國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做人信條。這樣的信條是在無休止放縱恃強淩弱和欺誠淩善的惡劣民風。連對身邊的惡棍都不敢說不，還敢對國家的野蠻奮起抗爭？胡適說：’爭取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你以為姚姓老板就不是國家的縮影？恰好就是像姚老板這樣的一個一個小人物的無恥，才托起了一個國家野蠻的基本麵。“引自微信19日百姓之聲《驚悚斬首：1元錢激怒的血殺背後》一文） 這段話可謂一陣見血。該文接下來寫道：”公知們愛用“國家”來為這樣的事件追根溯源，但他們永遠沒想到的是，富蘭克林說過的一句名言：’國亦人，一人一國也‘。自己是什麽，國家就是什麽。如果把這個炸醬麵館看做小小的國家，姚老板是國王，吃麵的顧客就是國民，在2月18日這天的這個小國家發生了什麽？在這個小國家裏，國民胡某不甘願忍受國王姚某的百般羞辱，奮起了反抗，斬首了國王，推翻了國家，這世上再也沒有一個叫姚老板的暴政麵館了。“
武昌餐館慘案簡直就是一部街頭水滸式的活報劇：姚老板和三食客因麵價發生爭執，姚老板為每碗麵多收一元利潤，既羞辱胡某又暴虐胡某，於是胡某為討回尊嚴而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反暴政。姚老板無疑在挑戰自己定的規則，反而羞辱暴虐食客胡某，這種野蠻行為怎麽能任其在光天化日之下任其所為？以慘案悲劇來製止，固然是社會的悲哀，但無人製止的話，更是社會的悲哀。
”所謂人權、尊嚴、平等、正義等詞匯都一個意思，它們都叫自由。自由的本質就是平等，平等就是人人活得有尊嚴。所有侵犯人權尊嚴的野蠻，無論這種野蠻是來自國家還是來自個人，也無論是來自貴族還是草根，所有野蠻都是國家野蠻的組成部分。當國家不能將野蠻關進籠子時，那個人就代替國家對野蠻說不，維護個人尊嚴就是在為促進國家尊嚴而戰鬥。“（引自同上）這也足以證明國家的發展與人的需求不可背道而馳，國家發展必須首先滿足人的基本生存條件，解決人的溫飽之後，還要滿足每個人的生存尊嚴。沒有尊嚴的活著無異於退回到奴隸社會或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
“胡姓青年的斬首行動確實驚悚了一點，姚姓老板也為他的野蠻付出的代價確實太大了一點，但這是尊嚴與野蠻戰鬥過程中發生的意外結果。這種意外的結果在血腥地傳遞著這樣的警示：踐踏尊嚴就是踐踏生命，當有被踐踏者認為尊嚴比命貴時，他就會寧要尊嚴不要命。一個國家“視尊嚴比命貴”的人多了，野蠻就會自動遁形，這就叫國家文明。“（引自同上）
是的，社會封建主義在向資本主義那一套學習時，不可能學民主資本主義，而是學了最差勁的權貴資本主義，而且也能把經濟搞上去（但不可持續），已經成為事實。從經濟角度說，很難餓死人，或者說不再餓死人。這無疑比社會封建主義進了一步，就像“社會帝國主義”比“社會封建主義”進了一步一樣。但社會矛盾並不以社會有什麽進步而消失。因為貧富差距太大，社會就有榮辱的認知和偏見存在，就有教育水平、社會公德、文明程度的巨大差距存在。
未來社會僅僅為生存而掙紮現象將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越來越多的社會底層人為尊嚴而掙紮而鬥爭的趨勢。但把胡某最後為維護尊嚴而發起的暴行上升到階級和階級鬥爭是錯的，是不得人心的，連毛左毛粉們的心都不得，而且更不符合國際社會、人類社會進步的潮流的。
武昌餐館慘案必將震懾大搞社會兩極分化的勢力、貪腐勢力和專製勢力（但為早日結束專製，以專製之道還治專製之身而一時集權情況除外），更加鞭策反腐打虎改革，加速推進民主自由憲政法治社會的進程，是我們最大的期盼。
（精神綠洲2017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