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50年，那時候周恩來是中國的總理，毛澤東的大管家。
我在朦朧中經曆了抗美援朝、公私合營、三反五反、合作社、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但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三年困難時期”，在大躍進的轟轟烈烈中老百姓突然間就沒有吃的了，那是一個恐怖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總理還是周恩來。
奇怪的是經曆了那麽多苦難的中國人不僅沒有對中國的當權者有任何怨言，還對他們越來越崇拜，特別是對最高領導者毛澤東。據《炎黃春秋》披露，1950年毛澤東親自在慶五一的口號中加上“毛主席萬歲”這一句，此後這個口號變得越來越響。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毛澤東密謀策劃的文化大革命開始，這個口號就淹沒了其他口號而響徹中國。
劉少奇鄧小平等很大的一批領導人倒了，但周恩來還在，外國人稱他為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倒翁”。這時候的周恩來更是名副其實的毛澤東王朝離不開的大管家了。
大管家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顯得越來越重要，這是中國每一個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感覺到的，那時的中國就是一個大火場，紅衛兵殺人放火，阻斷交通，破壞生產，搗毀文物無惡不作。周恩來就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消防員，但他縱有三頭六臂，怎奈東邊不著西邊著，滅了南方有北方，把這個年近七旬還退休無期的大管家累得吐血。周恩來既要安排全國的工農業生產，又要安排老百姓的生活，還要保護身邊的幹部，還得管外交事務，還有要全程陪著西哈努克東遊西轉，更勞心的是他還要沒日沒夜的陪“中央文革”的那幫小醜們多次接見紅衛兵，苦口婆心的勸導他們，說服他們，但往往是事倍功半。
從當時的報紙上看，那時的周恩來很英俊，濃眉大眼炯炯有神。他也和毛澤東一樣穿上了軍裝，與同樣穿軍裝的陳伯達、江青、康生、關鋒、王力、戚本禹等一起出現在公眾麵前。當時的那種帥卒不分的軍裝受到了全國的熱捧，特別是年輕學生，人人都渴望能夠得到一件，而且最好是舊的，洗得發白的為上品。我的親屬裏隻有一個堂哥在上海部隊服役，但聯係不上，也就得不到發白的軍裝。後來才知道他當時被黨派到越南去“抗美援越”了，幸好沒有死在那兒。
我唯一的一次見到周恩來是在1966年的國慶節，那是毛澤東第四次檢閱紅衛兵。我雖然不是紅衛兵，但作為一個中學生還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還是可以到北京去接受偉大領袖檢閱的。那時的我實誠的對毛澤東無限的敬仰和崇拜，好像他真是心中的“紅太陽”。於是拿上一本《毛主席語錄》，和同學一起坐上免費的火車就上了京城。
當時的北京，城牆和牌坊雖然早被拆除，但多處的城門還在，天安門廣場南麵現在毛澤東陵墓的地方是一片鬆樹林。故宮已經關閉，當年如果不是周恩來采取了斷然措施，想必故宮也和定陵、孔廟一樣毀於紅衛兵的兵燹之中了。
1966年國慶的淩晨我們就被解放軍叫了起來，每人發了兩個饅頭，自己灌了一瓶自來水集合，被領到北京城南的一個胡同裏進行了漫長的等待，胡同裏安裝了高音喇叭，我們聽了林彪元帥的講話，周恩來總理的講話，然後開始了漫長的檢閱，北京城一刻不停的瘋狂響著“毛主席萬歲”的怪叫，直到下午我們才挪到天安門廣場。
那一刻的激動現在怎麽形容也不過分，任何宗教的虔誠都比不過我們。我們像林彪元帥一樣，揮動著《毛主席語錄》，向著天安門湧去，顧不上什麽步伐和禮儀了。東長安街的學生拚命的要往前麵擠，天安門前麵的學生又幸福的望著偉大領袖不肯離去，廣場上成千上萬的《毛主席語錄》群魔狂舞，紅成一片，亂成一團，多虧了解放軍一路的維持秩序，才使得有百萬人參加的大檢閱能夠進行下去。那時候解放軍不帶武器，他們對民眾和藹可親，我們對他們印象非常的好。
城樓上的毛澤東那天沒有穿軍裝，大概因為是國慶節，想他也不願讓外界認為發生了軍事政變。遠遠望去，老人家真是身材魁梧，昂首挺胸，誌得意滿；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元帥著一身綠軍服，右手舉著自己主持下搞出來的紅寶書，和毛比起來要矯小些；周恩來也沒有穿軍裝，而是穿了一身淺灰色的中山服，在城樓上的他很好認，因為他在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和報紙上出鏡的次數最多。那天周恩來活動範圍很大，常在城樓上走動並和其他人在說話，天安門城樓的東西兩側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其實，那天城樓上還有劉少奇宋慶齡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很多領導人，但我卻沒有什麽印象了。
1967年的1月，王洪文一夥在上海奪了政權，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隨後毛澤東表態支持，隻是叫他們改個名字叫“革命委員會”。造反派們開始了全國的奪權，史稱“一月風暴”。之後全國武鬥大爆發。周恩來拿著芭蕉扇，中央文革拿著風火扇，周恩來怎麽滅得了這個火！當這把火燒到軍隊的時候，林彪元帥發了火，要槍斃了那個“臭婆娘”（指江青），這把邪火才止於轅門。
天下大亂沒有換來天下大治，無奈之下全國進行了軍管，那時叫“支左”，於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後來又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那時我已經在工廠上了班，我身邊的師傅莫名其妙被他自己帶的徒弟揭發，說他拿毛主席語錄牌做了箱子，於是被揪出來批鬥了、清理了。在那個亂哄哄你年代，全世界最忙的人就是周恩來了。他不光管國家大事，連我所在的山西省的事、太原市的事，甚至駐太原的第十三冶金公司的事、太原紡織廠的事和昔陽縣大寨大隊的事他都在管！
在我眼裏的周恩來對毛澤東從來都是畢恭畢敬的，他永遠帶著一枚毛主席的像章，而且言必稱主席，禮儀上也絕不僭越。他對江青也侍如國母，常常喊出“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的口號，我當時很不理解，隻覺得很滑稽，無論是年齡、經曆還是資格都遠高於他人的周恩來怎麽會這樣無恥？現在，中國這麽多年來充斥銀屏的皇帝戲已經對此作了最好的詮釋：在中國，就連丞相、首輔大臣都得對皇上口稱“奴才”，都要跪下山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周恩來當然不能例外，也莫敢例外。。
中國曆史上，諸葛亮也是這樣一個大管家，以亮一手之力，能夠維持沒有什麽人才的蜀漢政權苟延多年，不能不說已經是一個奇跡了。諸葛亮“事必躬親”，甚至對軍中士卒“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主簿楊顒勸他要學學西漢丞相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丞相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亮回答說：“受先帝之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所以最後蜀漢滅亡實為天意。
同樣才華過人周恩來實在有漢諸葛之遺風也，而這兩位丞相所處的時代太相像了，這是周公的悲劇。
後來林彪元帥和毛澤東決裂出走殞命，全國人民的思想都處在混亂之中，周恩來在這多事之秋臨危受命，收拾殘局。不久查出得了重病，他終於像蜀漢諸葛丞相一樣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盡管如此，他也沒有能夠逃掉被批判的命運，接下來的批林批孔，戲劇性的左派林彪元帥變成了“極右”，然後就是批《水滸》，批投降派宋江，1973年就批到了周公的頭上了。
1974年國慶前夜，從槍林彈雨中走出來的周恩來，拖著弱不禁風的病體，主持了最後一次國慶招待會。從新聞紀錄片上看，盡管總理百病纏身，他還是很有風度的照看著坐在輪椅上的毛澤東的寵臣康生。由於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死胡同，中國的大管家周恩來被嚴厲批判後反而威望大增，已經遠遠超過了毛澤東。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裏幾乎所有的人都仰望著他，給了他前所未有的掌聲。多年以後，電影演員王鐵成惟妙惟肖的再現了當時的情景：周恩來用他嘶啞的聲音說：“二十五年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其實作為總理的周恩來並沒有站了起來，劉少奇也沒有，鄧小平也沒有，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我們都得聽命於一個人，都得臣服於一個人，都得接受一個思想的領導，不能有黨，不能有派。容不得你有自己的思想，容不得你有其他的行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甚至你想“散發弄扁舟”或者是“乘桴孚於海”都不行。
周恩來在腥風血雨的1976年1月去世了。那時的我已經成了家，盡管我在信仰上困惑，前途上渺茫，經濟上窘困，但聽到這個消息我還是流下了眼淚，第二天我出自心聲在車間的黑板上謅了一首七絕詩：
“七十八年戰春秋，漚心瀝血為神州。忽然一日辭世去，悲歌如海淚成河。”
工廠的師傅們都很悲痛，那期的黑板報隻有這一首詩，保存了很久沒有人舍得擦掉。
後來江青在周公遺體告別儀式上沒有脫帽，引起了眾怒。毛澤東終於沒有參加周公的喪事，讓億萬人們非常失望。北京城數十萬群眾史無前例的主動的在凜冽的寒風中佇立在長安街兩側，送別了敬愛的周恩來。那年的清明節，不僅在北京，其他各省的人們都在各自省會的廣場上給他送了成千上萬的花圈，還有數不清的悼詞和詩歌。這就是後來被曆史稱為“四五運動”的事件。
毛澤東沒有動用軍隊就鎮壓了四五運動，但幾年後被別人平了反。
大管家兢兢業業二十七年沒有管好這個“家”，不能全怪他，但他也有責任。
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