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洗腦比無知更可怕(注:轉載)

虛假、強梁的宣傳及其非理性話語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化、道德、心態、思維方式造成持久的傷害。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語言的暴力。
    
    　　徐 賁
    
    　　《第三帝國語言》
    
    　　[德]V.克萊普勒著
    
    　　Continuum 出版社
    
    　　2006年7月出版
    
    　　江蘇電視台的一個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有一次以罕見的媒體人的激情和坦率評論道，現在中國的食品、用品、商品、語言、活動、人際關係充滿了虛假，“什麽都是假的，隻有王八是真的，因為王八本來就叫假(甲)魚”。不錯，虛假、偽裝、謊言、假麵充斥於當今的中國社會，但真實並沒有從此絕跡，因為這位主持人說的就是真話。而且，無論“假”多麽盛行其道，但畢竟不能以假的名義作假。“假”必須說自己是真的。這就像最強橫的專製也必須以“民主”的名義實行專製一樣。在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醜、是與非畢竟是有區別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說謊概要》（ConciseBookofLying）一書中，蘇裏文（EvelinSullivan）問道：“人為什麽說謊？人說謊的動機是什麽？”她認為隻有兩個原因，“而且明顯得叫人驚訝”。第一個原因是“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真相”，第二個原因接著第一個原因，“因為如果讓人知道了，自己就會失去許多東西：權力、地位、尊敬、金錢、舒適、快樂等等”（p.56-57）。顯見的動機使得謊言成為一種淺薄、平庸的罪過和邪惡。但是，淺薄、平庸是可以包裝的。一旦謊言用高深的理論、高尚的事業、高貴的說辭裝點起來，並且當作絕對真理來強行散布，它就成為冠冕堂皇的“宣傳”。
    
    　　虛假、強梁的宣傳及其非理性話語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化、道德、心態、思維方式造成持久的傷害。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語言的暴力，它賴以生存的政治基礎就是奉行“強權即公理”，以及無需程序合法性的權力結構。它的洗腦作用使人們把謊言當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種比不知道什麽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格列佛來到了在他看來尚未開化的馬國。他對馬兒描述文明國度中的“說謊”，馬兒表示不能理解。馬兒說：“說話是為了幫助我們彼此了解，接受事實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說成了是，那麽說話也就破壞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說真話，我就沒辦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說成黑，把長說成短（把惡說成好，把醜說成美），你的話不僅不能告訴我什麽，而且反而會陷我於一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飽受德國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學者克萊普勒（VictorKlemperer）在記錄納粹德國話語的《第三帝國語言》（TheLanguageof theThirdReich）中，揭示了一個陷千百萬人於比無知更可怕境地的極權國家。主宰這個國家的是一種滲透到每個普通人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的官方宣傳。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德國媒體和宣傳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匯、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極權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
    
    　　克萊普勒之所以對這種毒質話語還有一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認並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響），是因為他能夠有意識地去“細讀”這些話語。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過學習、教育，去了解宣傳手法和邏輯謬誤，獲得必要的知識，增強免疫力。所以，在二戰以後，他出版了《第三帝國的語言》這本書。
    
    　　克萊普勒是一位語文學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實際接觸和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看上去是口語的，但卻滲透著納粹書麵語言和政治宣傳的思維模式、乖戾邏輯和意識形態特征。民主話語的理性邏輯和說理是納粹非理性話語的死敵，也是阻止納粹非理性話語徹底勝利的最後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之邀，德國漢學家、波恩大學漢學係主任顧彬教授與董健、丁帆、王彬彬、蘇童、葉兆言、畢飛宇、黃蓓佳等學者、作家討論到中國語言的現狀， “重新學習中國語言”成為一個受關注的問題。在那次會議上，顧彬提到，從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下台這十二年，德語遭到了汙染、歪曲，德國作家們不得不要重新學習德語。一位與會者深有體會地說：“我回想我本人在六十年代寫的文章，那是用汙染了的語言。可是我們沒有察悟到，這一點我覺得給我觸動最大。我重讀賀敬之的《雷鋒之歌》，小說《歐陽海之歌》，重讀劇本《霓虹燈下的哨兵》、《豐收之後》、《年輕一代》……重讀了一大批作品，那種語言的汙染確確實實是存在的。”（引顧彬語）
    
    　　語言的汙染當然不會僅僅發生在小說寫作中。說理，尤其是公共說理，更會受到同樣的汙染。說理是一種特別與“書麵文字”（區別於“口語”的“文字”）相關的表達形式。說理的交流特別得借助於文字。邏輯謬誤出現在口頭話語中，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聽”出來。當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隻是 “粗讀”，也是讀不出來的。所以，說理教育的一項基本的學習和閱讀訓練就是“細讀”（closereading）。
    
    　　“細讀”是一種專注的閱讀，也是一種開放式閱讀。“細讀”要求讀者先擱置自己的立場和想法，從寫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說的是否有道理，評估文本是否能夠自圓其說、言之有據、論之有理。邏輯是評估的關鍵部分，但並非全部。“細讀”還要對文本的內容有所思考和判斷，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義原則，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嚴。說理反對極權宣傳的理由不僅是因為極權宣傳無邏輯、非理性，而且更是因為極權宣傳的目的是幫助維護一種專製、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義的政治、社會製度。“細讀”的人不是一個被動的文本閱讀者，而是一個以價值判斷積極介入公共生活的獨立思想者。
    
    　　學生們從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細讀”一直是他們學習並實踐公民思想的一種人文訓練。大學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它正是在細讀經典文本的過程中進行的。在古代，當文字被人們很神聖地對待時，無需強調細讀。像《聖經》、四書五經或其他經典，都是被讀了又讀，甚至能夠背誦的。自從有了現代印刷機，再加上社會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閱讀漸漸失去了它昔時的嚴肅性，甚至變成一種消遣。“細讀”要糾正的正是那種囫圇吞棗、粗淺流覽、人雲亦雲式的閱讀。今天的網上閱讀大多數便是這樣的粗淺閱讀。在《娛樂至死》中，波茲曼對大眾文化時代人們因閱讀和接受習慣的改變而喪失思想能力充滿了憂慮，尤其對人們放棄批評精神和懷疑態度發出了警訊。他認為，就說理而言，寫作優於口語，寫作的表述方法會對文化有較健康的影響，他在《娛樂至死》裏說：“印刷文化的認識論在日益衰退，電視文化的認識論在同步壯大。這些都會在大眾中產生嚴重的後果，其中一個後果就是我們將（因思想幼稚而）變得越來越可笑。”皮亞傑的理論是，隻有口頭語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書麵文字的人，而“電視文化”裏的人比前兩者都表現得智力低下。
    
    
    　　說理是一種思想能力，它要求我們盡可能全麵、完整地把握討論的問題，采取一種真實而客觀的態度。這就需要說理者隨時當心在說話和文字表達過程中的邏輯和論證。同時，說理者還必須能夠了解和判斷對方的態度和不同立場。在判斷說理可靠性的時候，他要同時做幾件事情，“包括把判斷推遲到整個觀點完成時做出;把問題記在腦中，直到已經決定何時、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們;用所有相關的經曆作為現有觀點的反證。還必須能夠舍棄那些同所涉觀點無關的知識和經曆”（波茲曼《娛樂至死》，2004版，P32-33）。
    
    　　如果一個社會中有許多人都能夠經常地、有意識地這麽做，他們就能夠幫助提高整個社會的思維、判斷、說理能力，也能夠在此基礎上幫助維持一個理性、開放、多樣化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