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中國特色 --- 冷漠和麻木（轉貼好文）

作者：荊楚 英國十九世紀哲學家塞繆爾·斯麥爾斯在《品格的力量》一書中，轉述馬丁·路德的話說過：“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於它的國庫之殷實，不取決於它的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於它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於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縱觀或遠視世界各國、各民族興衰盛頹之曆史，無有不契合於此理者也。被我們自稱之曆史悠久、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其國民品格之卑劣，無不令人沮喪和背氣。 近年不斷有媒體報道：某時某地，數百人麵對少數幾個歹徒的為非作歹，竟任憑幾個歹徒搶劫錢財，然後揚長而去。而眾人麵對這種為非作歹，竟然是一臉漠然、視若無睹；更有甚者，少數歹徒搶劫或行凶之後，還在眾目睽睽之下強奸婦女，眾人麵對弱女的哀哀悲鳴，一個個膽小如鼠、無動於衷。於是歹徒更加猖狂，同胞姐妹慘遭蹂躪。 又據蔣子龍在一篇《還要圍觀多久》的文章中寫到：“湖南湘譚礦業學院品學兼優的學生蘭成全，在放寒假回家的列車上，看見幾個流氓夜裏趁旅客困乏在翻包搜衣偷東西，他大叫一聲，驚醒了旅客，嚇住了小偷。氣急敗壞的小偷們叫來一名女流氓，誣陷蘭成全企圖調戲她。於是流氓們一擁而上，對他拳打腳踢。一上年紀的人居然（就地取材地）教育身邊的孩子‘看到了吧，出門莫要管閑事，免得惹火燒自身’。列車上的乘警聽信了流氓們的話，把蘭成全當成了壞人，也對他拳打腳踢。他請求目睹了事件全過程的乘客為他作證。一車廂被他幫助過的人都說：‘不知道，什麽也沒看見’。竟無一人肯為他講句公道話，說出基本事實。他雙手抱著流血的腦袋，狂嚎亂吼：‘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正義何在……’從此他瘋了，看見火車就大叫‘火車上沒有好人，全是壞人!’以後持刀砍人，被關進精神病院，口中常念念有詞:‘人們都變了，良心沒有了，我看著（他們）一個個都是頭著地走路，我活著還有什麽意思……’”你看，一個品學兼優、見義勇為的好青年，就被這種冷漠和麻木毀滅了。 又據2002年CCTV《焦點訪談》報道，成都一孕婦難產，於是賃車急送醫院搶救。可車開到大街上，被某區政府交通局路政人員攔住。無論該婦女的親屬怎樣地好說歹說，也無管其丈夫甚至當街下跪，路政管理人員卻是無動於衷，堅決不予放行。最後結果是，孕婦母子雙亡。當被害人將路政人員訴上法庭時，該夥路政人員不但不懺悔自責，反而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指責該被害人“違法”……看著這種對別人生命如此漠視和冷血的路政管理人員，我氣得說不出話來，恨不得上去把他掐死。 再據餘傑在《冷漠是一種罪惡》一文中寫道（引自餘傑著《老鼠愛大米》，大象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91頁）：“這個悲慘的故事，是我輾轉從當記者的朋友那裏聽來的。北京國企一對失業了的夫婦（用委婉的說法，叫做‘下崗’），妻子懷孕快要生產了，因為家中一貧如洗，不敢到收費昂貴的大醫院去。於是，丈夫借來一輛平板車，拉著妻子去附近的一所獸醫院找熟人接生。沒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難產，獸醫不敢處理，勸他們到大醫院去，否則大人孩子都有危險。丈夫咬著牙，蹬著平板車一路疾馳，妻子在車上痛哭地呻吟著。當平板車來到一個繁華路口時，警察攔住了他們。原來，這條路是國賓道，不允許人力車經過。警察執行公務一點也不含糊。雖然現在並沒有尊貴的國賓的車隊通行，但他依然堅持不予放行。孕婦的呻吟和鮮血，警察卻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丈夫哀哭著向他下跪，這名警察仍然‘剛直不阿’。沒有辦法，丈夫隻好蹬著平板車繞道前往醫院。中途耽誤了半小時，到達醫院時，大人和孩子都已經失去了搶救的時機，雙雙死亡。晚上，悲痛萬分的丈夫，一個人在破舊的家裏上吊自盡了”。 又據《羊城晚報》報道，珠海一廣告畫家（恕我忘了該畫家的名字）從媒體上看到：一位湖南打工青年挺身而出，與街頭搶劫犯殊死搏鬥，被搶劫犯圍攻毒打兩個多小時。當時圍觀的市民有一百多人，竟無一人施以援手。甚至在該青年被活活打死後，警方多方搜求證人之時，也沒有人願意出麵證明其義舉。該畫家對此義憤填膺、悲痛欲絕，自費在珠海街頭樹起了一塊巨大的公益廣告牌，畫了一幅寓意深刻的“眾生圖”——上部畫著鬆枝拱托著的英雄的頭像，下部則畫著這群圍觀的人們的身上，都結滿了厚厚的冰淩。 可是過了不久，有幾個腦滿腸肥的家夥看出了廣告畫作者的“險惡用心”，說他誣蔑了我們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那副畫的命運，我不說各位自然也明白了。 看到這些悲慘的記錄，我的心就象灌滿了鉛塊一樣沉重。 夠了，夠了。我實在不想多舉這些讓人痛苦萬分、心靈流血的案例了…… 在媒體披露此類事情後，於是朝野嘩然，官民激憤之情溢於言表。倘被偵知這麻目的“觀眾”群裏有幾個帶“長”字的“人上之人”，則難逃一咎，重者收監，輕者撤職。可謂執法如山，嚴懲不貸者矣。 然而，輿論譴責，紀律約束，法律製裁，雖能舒公眾一時之快意，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人這副冷漠麻目的德性。下次遇到同類的事情，仍舊是上次事件的簡單重複，依舊是在遣責、撤職、法辦的老路上循環無窮…… 嗚呼！當年魯迅麵對此情此景，奮而棄醫從文，以一枝禿筆為工具，以喚醒國人的血性良知為己任，以一種苦悶彷徨的筆調寫下了千古絕唱《藥》。小說中的華老栓、華大媽，竟把醮滿革命烈士鮮血的“人血饅頭”，當作醫治華小栓肺癆的靈丹妙藥；劊子手康大叔，始終沒有忘記在砍下革命誌士的頭顱之後，以烈士的鮮血醮在饅頭上大撈銀兩；眾看客竟覺得槍斃革命者“沒有砍頭的好看，轟的一聲便散了”。寥寥數語，就把小市民華老栓、華大媽的愚昧無知，劊子手康大叔的凶殘貪婪，眾“看客”的麻目不仁刻劃得淋漓盡致。一幅國人的眾生像躍然紙上。 而林語堂博士，則對中國國民性的形成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在《中國的國民性》一文中，曾深刻地指出：“中國人的‘各人自掃門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談國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陰暗心理的形成，蓋因缺乏人權之保障也。螻蟻尚且偷生避死，何況萬物之靈的人哉”。 一代文化大師和改良先驅梁啟超先生，針對血性、良知泯滅的國人，曾厲聲抨擊和大聲疾呼，從而寫下了他激越澎湃的不朽篇章——《嗬旁觀者文》，並對其成因從製度層麵進行了深層次的剖析：中國人隻知道忠於皇上和朝廷，而不知道忠於國家和民族；隻有將天下視為一人一姓之私產的民賊，而無將國家視為天下之公器之政治；隻有將國家視為一黨之私物的國賊，而不知現代憲政為何物？隻有天民而無國民；隻有臣民而無公民；更不知公民意識為何物？（大意）？ 如果說魯迅先生的《藥》，是對中國國民性入木三分的刻劃的話，那麽林語堂、梁啟超對中國國民性成因的剖析則是一針見血、力透紙背。 漫長的專製製度，充滿了暴力、恐怖、愚弄、奴役和不公，使人們對此已經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從而造成了眾多的麻木和冷漠的民眾。而“麻木和冷漠的民眾，（又）是專製政體最穩固的群眾基礎”（黑格爾語）。遂使中國長期處於這個可悲的惡性循環之中，難以自拔。記得法國一位近代哲人曾說過：“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在中國，把這句名言倒來說也成立：即“有什麽樣的政府，也養成什麽樣的人民”。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縱觀一部洋洋大觀的中國曆史，由於經曆了漫長腐朽、殘忍野蠻的專製社會，它確實是一部“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曆史；確實是一部陰謀權詐的“相斫書”，確實是一部封建帝王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奪權與反奪權征戰史；確實是一道“竊珠者誅、竊國者侯”的罪惡與陰謀的軌跡。魯迅先生曾在他的《狂人日記》一文中，悲憤地呼號：“滿本字縫間，都寫著‘吃人’二字”。 經過兩千多的熏陶濡染，專製帝王罪惡陰謀之毒素，業已深入到我們的骨髓，成為國人人格構成的基本元素。我們血管裏流淌的，是血漿與專製毒素的複合液。我們大腦裏存活下來的，也是被專製毒素汙染的神經凸。也由於我們繼承了我們祖先太多太多的東西，這就造成了被柏楊先生稱之為“醬缸文化”社會氛圍。多少世界優秀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智慧之成果，一旦來到我們的土地上，就變形走味，從而變成了一些麵目全非、不倫不類的怪物。播下的是龍鍾，往往隻能收獲到跳蚤。中國人“革命”了一百多年，不但沒有戰勝專製主義的陰魂，反而被專製主義的陰魂所吞沒。直到今天，這腐朽野蠻的專製惡魔，無時無刻不縈係於“革命者”的腦際，竟似附骨之蛆，揮之不去。 中國人的生命極無保障，也許很多人沒有深切的感受。這不是中國人不愛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也不是中國人不懂得珍惜自身的尊嚴和生命的價值，乃是“身處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的緣故。 中國漫長的專製社會，也是一個極端恐怖的社會。在古代，中國曆朝曆代的統治者，哪個不是天經地義地認為“朕即國家、朕即法律”？眾多的專製帝王們，有幾個不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萬裏長城的修築，的確可以稱得上秦始皇的“豐功偉績”，但卻是數百萬百姓的屍骨拌著血淚築砌而成的建築。它哪裏有一絲值得自豪、讚美的價值？在我的眼裏，它隻是孟薑女給修築長城的丈夫冬送寒衣，而隻能看到丈夫的一堆白骨的血淚記錄。 京杭大運河的開鑿，隋煬帝“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斬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萬餘人，晝夜開掘，急如星火”。多少生靈埋骨於運河兩岸？多少父母失其骨肉？多少妻子失其丈夫？更讓人歎為觀止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不是為了溝通漕運和便利物流，乃是為了滿足隋煬帝到江都享受那玉樹瓊花、酒池肉林的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 張巡守睢陽，他除了殺掉自己的小妾以飧軍士外，還殺掉城中老幼三萬多口，以充“軍糧”。幾乎將城中百姓殺光……最終戰敗被俘，連叛將都覺得此人太獸性太殘忍，“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的殘忍獸行，還得到專製統治者的熱情頌揚，也得到中國士大夫的景仰，特別是著名散文家韓愈，更是欽佩得五體投地。（《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六》；韓愈《張中丞後敘》） 朱元璋的“淮西軍”，嫌一個個殺人分解骨肉效率太低，於是用大舂將人肉製成人肉膏，以供“軍需”。 李自成為了訓練戰馬，為了讓他的戰馬聞到血腥味，就鬥誌昂揚、奮勇揚蹄，竟以俘獲的百姓和戰俘之血以飲戰馬。 黃巢、張獻忠以人為糧，黃巢所過之地，百姓淨盡、赤地千裏；張獻忠盤踞四川，天府之國，“噬無遺類”。 今天我們的教科書上所說的“農民起義”！我實在不知道，其“義”在何方？ 秦將白起一夜之間就坑殺趙國降卒四十餘萬；秦二世封閉秦始皇陵墓，一天之內就使二十萬餘役卒死於非命；北宋之末，人肉的價錢比狗肉還便宜；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殺死一個漢人隻需賠頭驢的價錢；朱元璋陰騭刻深、嗜殺成性，不到幾年，就將他手下之功臣宿將屠戮殆盡，僅胡惟庸一案，株連被殺者就達三萬多人；滿清入關，實行“留發不留頭”的野蠻殖民政策，殺人如破瓜切菜。嘉定三屠、揚州十日，血洗濟南、廣州屠城等，城中百姓之白骨堆積，使廣州城中“遠望之如白雪”。數千萬漢族遺民，成了滿洲惡魔的刀下之鬼。 洪秀全蹂躪江南半壁，對於敢於反抗的城池，則屠戮淨盡。全州城破，牛刀初試，一城百姓片甲不存…… 中國從來是一個遵循著“屁股決定腦袋”規律的國度。專製統治者為了爭奪或維護其交椅，或者是為了滿足其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製造了多少人間慘劇？殘害了多少生靈？今天又有哪一個曆史學家能統計得出？ 再看看今天很多人愛不釋手的所謂“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吧，隨便抽出一本中國正、稗、野史作品，何處不是“能胥巧吏、上下其手，深文刻法、鍛煉羅織，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冤獄紀錄？何處不是鑽營競奔、寡廉鮮恥，貪贓枉法、殘民以逞的教科書？ 到了近代，中國人的生命仍無一絲保障，繼列強艦炮轟開腐朽專製的滿清鐵門之後，相繼經曆了洪楊之亂、辛亥革命、護國討袁、軍閥混戰、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諸多戰事？長城內外、處處硝煙，大江南北、血肉橫飛，匪梳兵剃、警匪勾結，僅洪楊之亂，就使一億多生靈死於非命；甲午之戰，旅順屠城，日本獸兵屠殺了多少生靈？南京一戰，三十多萬和平市民魂喪於日本獸兵的刀下；毛蔣內戰，“解放”東北，林彪圍困長春一年，遂使數十萬長春百姓成為餓殍野鬼；三大戰役，數百萬生靈化作一縷輕煙……中國人民嚐夠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人間慘痛，看夠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曆史鬧劇。鬧劇的幕後，是國人的生靈塗炭、白骨山積。 在現代之中國，“蔣家王朝”的建立，曾使特務滿天飛，奉行“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動政策。蔣家皇朝垮台，毛澤東取而代之。康生、謝富治、林彪、“四人幫”之流，更是把專製統治者的殘忍野蠻，發揮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從井崗山濫殺“ＡＢ團”殘害無辜，到延安時期的“肅反”運動的生靈塗炭；從“土改”運動中先分掉富裕農民的田地房產，再將他們當成“地主”而受到大規模的虐殺；從開國之初的以“鎮反”為名，枉殺無辜數百萬人，到反胡風運動中，株連數萬知識分子；從大躍進大蠻幹中視民命如草芥，到繼之而來的大饑荒，使五千多萬農民成為餓莩野鬼；從“反右派”運動中將一百萬多名知識分子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一隻腳”的“曆史壯舉”；從安徽一個叫王善生的醫生在給大量浮腫病人看病時，隻因說了“隻少一味藥——糧食”，結果被當場逮捕，受盡了非人的折磨和淩辱，到廣西上思武宣等縣，將一百多名“地富反壞右”殺人割肉，被充滿階級仇恨的“貧下中農”分而食之；從天安門前的和平民主運動被誣為“反革命暴亂”而遭血腥的鎮壓，到張金柱『1』、王永強『2』等“大蓋帽”之流的橫行無忌；從全國多名打工妹被公安警察誣陷賣淫被關押和罰款，竟需到醫院開出證明，證明其處女膜尚未破裂，來洗雪她的屈辱，到陝西青年李綠鬆，因揭露官員的貪汙腐敗，被喪盡天良的公安局副局長割掉舌頭；從貪髒枉法風行全國，到四川、湖南等地多名農婦因為交不起集資、攤派款，而被如狼似虎的“幹部”活活打死；從全國到處都是刑審逼供致人於非命，到將進城農民被當成“盲流”而遭到非法關押、驅趕和罰款……可憐中國的國家機器，業已變成了一架巨大的絞肉機。大河上下，何處不是小百姓的無常煉獄？長城內外，何處不是鬥米小民機關陷阱？ 生活在這樣一個極端恐怖的社會裏，小百姓們沒錢沒權也沒勢，見到這人間世上有太多的凶險和殺機，隻能一味的忍讓和躲避來保護自己。久而久之，就養成了一種與文明社會格格不入的冷漠和麻木。 試想，在這樣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裏，人們對於自身生命尚且不暇自顧，哪有閑心管那種身外的不平之事？處在而在這樣一個極端恐怖的社會裏，要求人們富有血性和良知，豈不是等同於唆使其自殺或自殘？處在這樣一個極端恐怖的社會裏，要求人們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關愛社會、熱心公益，豈不是癡人說夢、緣木求魚？所以，嚴格地說，中國人的人格特點，因有了太多的“奴性”，還不具有現代“公民”的基本特征。 嗚呼！魯迅先生如刀之筆的描摹刻劃，林語堂、梁啟超先生的精辟分析，筆者由衷欽佩也。 筆者無意為那些麻木冷漠的國人開脫辯護，而是提請社會有識之士：當務之急，不應隻是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輿論遣責、法紀約束上，而應標本兼治地一麵導之以輿論法紀，一麵從根本上建立自由、民主、保障人權的附合人性和人道的政治製度，創造一個寬鬆、和諧社會氛圍，鏟除一切令人恐懼的政治土壤，認真培育國人的民主意識，使人民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行使管理國家和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 隻有把人民的尊嚴、人格、生命當成其自身生存價值的政府，才有存在的理由。否則隻能是暴政和奴役。隻有尊重人民之言論、出版、學術、思想等自由的政府，才能培植國人的理性和良知。而那種對人民奴役暴虐之的政府，那種動輒以“惡毒攻擊”、“陰謀顛覆”、“反對某某基本原則”而鉗製人民的思想、言論、學術、著作自由的執政集團，隻能使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人性良知近於窒息，隻能贏得人們對它的絕望、憤怒和蔑視。當這種絕望、憤怒和蔑視積聚到一定的程度時，龐貝古城的命運，就是它的必然歸屬。也許這就是江澤民“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思想的形象闡述吧？ 注『1』張金柱，鄭州市公安局待分配幹部（曾任公安分局政委），於1997年8月24日酒後開車，撞倒蘇東海、蘇磊父子，其後又不顧群眾的停車示意，將蘇東海拖在車後逃跑1500米，致使蘇東海半個腦袋被馬路擦去。致人一死一傷，張金柱已被判處死刑。 注『2』王永強，山東省棗莊市山亭區人民法院執行庭副庭長，1998年7月22日酒後在水庫洗澡時，因不滿一名小孩的一句戲言，譏其遊泳技術不佳，而將其扔入深水溺死。12月2日，山東省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審判決，判處王永強死刑，緩期兩年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