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李鐵：哈馬斯與人類文明的瘟疫

到底誰該為加沙之戰負責

據統計，此次戰爭已造成128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336人受傷。那麽，誰該為這些死難者負責？很多人或許會說，當然是以色列，因為是他們越境打到加沙的。事情或許沒這麽簡單，要回答誰該負責的問題，首先應回到衝突的起因上來。

我們首先來了解一下加沙的簡史。在舊的大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過。1947年11月，聯合國通過第181號決議，在舊有的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國和阿拉伯國，包括加沙地帶在內的1.15萬平方公裏地域劃歸“阿拉伯國”，耶路撒冷國際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宣告成立。由於這項決議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強烈反對，巴勒斯坦沒有建國。就在以色列建國第二天，它周邊的埃及、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約旦和巴勒斯坦遊擊隊就聯手進攻以色列，不讓它生存。當時僅僅這五國就有四千多萬人口，而以色列隻有六十萬人，還沒有正規的軍隊。然而，頑強的以色列人以陣亡近百分之一人口的代價，打贏了這場戰爭。

從以色列建國到1982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共進行了五次中東戰爭，以色列不但沒被毀滅，而且越打越強，並占領了大批阿拉伯領土，其中包括1967年在“六·五戰爭”中占領了加沙。但是以色列並無意占領對方領土，當埃及、約旦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保證不再侵略以色列之後，就把土地還給了埃及和約旦。1993年9月，巴以雙方簽署《原則宣言》，199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接管加沙，加沙60％左右的土地實現完全自治。2005年8月15日，以色列實施單邊行動計劃，開始從加沙地帶撤軍，當年9月12日，以完成撤軍，結束對加沙地帶38年的占領，加沙徹底歸還巴勒斯坦人。

2006年1月，哈馬斯在巴立法委選舉中擊敗主導巴政壇將近半個世紀的法塔赫，贏得大選。2007年2月，哈馬斯與法塔赫簽署“麥加協議”組建聯合政府，但哈馬斯拒絕其軍隊國家化。2007年6月，哈馬斯通過與法塔赫的血腥內戰控製了加沙。盡管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多次譴責哈馬斯的恐怖活動，強調必須尊重以色列的生存權利。但這個1987年成立的組織，始終拒絕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其主要目標就是“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哈馬斯控製下的加沙，變成了恐怖襲擊以色列的基地。盡管以色列花巨資修築了681公裏的圍牆，但哈馬斯挖了幾百條地道，進入以色列襲擊平民，並且曠日持久地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據統計，從三年前以色列撤出加沙，哈馬斯已向以色列發射了6000多枚火箭彈。2008年12月19日，哈馬斯與以色列為期半年的停火協議到期，哈馬斯拒絕續簽，並從12月24日起，連續三天向以色列南部發射100多枚火箭彈和迫擊炮彈。12月27日，以色列出兵加沙，戰爭爆發。

顯然，此次戰爭既非領土爭端，也非宗教衝突，而是一個主權國家針對恐怖活動的自衛。以色列駐華大使安泰毅對中國媒體說：“我們受夠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忍受在8年的時間裏，15%的國民生活在武力和恐怖襲擊的威脅之下。請中國的朋友們想象一下，如果廣州每天都被火炮襲擊，中國的政府會做些什麽？”對此，美國和歐洲議會都表示了對以色列的支持。

到底誰在屠殺平民

戰爭硝煙散去，留下來的是滿目瘡痍的加沙和數以千計的人員傷亡，其中包括大量平民，這些帳是否應該算到以色列頭上？迄今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以色列曾經以平民為襲擊目標。恰恰相反，以色列不惜犧牲突襲效果，在攻擊前十分鍾打電話通知攻擊地點的人離開。在地麵攻擊之前，以軍散發了大量阿拉伯語的傳單，撥聲訊電話，要平民遠離哈馬斯，如果住地附近有軍事目標，一定要離開。今年1月5日，以色列軍方不惜幹擾哈馬斯電視台，以最大範圍地提醒普通巴勒斯坦人不要與恐怖分子合作，不要為哈馬斯充當“人體盾牌”。

以色列甚至特意從美國采購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精確製導武器——GBU-39型小直徑智能炸彈，其裝藥量隻有22.7公斤，附帶毀傷比傳統炸彈小得多。在加沙這種人口稠密、軍民建築混雜的地區，以軍頭幾天的空襲，炸死350多名哈馬斯武裝人員，平民死亡50多名。中國軍事專家、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戰略研究室王明誌教授對此給予很高評價，認為以軍創下了作戰中減少平民傷亡的典範。

在最大限度避免巴勒斯坦平民傷亡這點上，以色列不惜工本，用心良苦。而哈馬斯呢？在以色列通知攻擊之後，他們不是組織樓內的平民轉移，而是安排平民上樓頂當肉盾！把清真寺當兵工廠，把伊斯蘭大學當彈藥庫，在他們也早就是家常便飯了。他們的巴勒斯坦同胞，法塔赫前加沙高官穆罕默德·達赫蘭接受德國《明鏡周刊》采訪時說，哈馬斯根本不在乎普通民眾的死活，他們甚至不惜從居民區中心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使得當地居民麵臨著以軍報複性打擊的危險。這點也得到大赦國際中東分支機構負責人馬爾科姆·斯馬特的證實。一位巴勒斯坦評論家說，那些既不看重別人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生命，使用自殺炸彈的哈馬斯們，可能暗中期待多死一些巴勒斯坦人，才能證明以色列的“殘暴”。

對哈馬斯而言，唯一比猶太人遇害更有價值的事，就是巴勒斯坦人遇害。曾經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傑寧大屠殺”就是個例子，巴勒斯坦方麵先宣布傑寧難民營死亡的平民超過一萬人，後又改口為兩三千人，接著又戲劇化地變為500直到200人。最終發現屍體僅為48具、其中7人是平民。有人曾試圖將以色列進攻前就自然死亡的6具屍體從停屍場偷運入難民營，被以色列軍方當場抓獲並當眾認供。

土地與宗教隻不過是借口

甚至在西方，很多人都認為巴以之間曠日持久的流血戰爭的根源在於以色列的建國侵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讓他們無法生存。這實在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謊言。

且不說在遙遠的古代，猶太人就曾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到1939年二戰前夕，巴勒斯坦居民中就已經有了45萬猶太人，阿拉伯人有106萬，猶太人約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那個時候，現在的以色列國還不存在，更談不上是以色列建國侵略了巴人的土地。而1948年的以色列建國，是聯合國主持的。一個擁有一千多萬人口的猶太族群，為什麽就不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呢？更何況這個國家隻要求1.8萬平方公裏的彈丸之地，並且是在他們祖先的故土之上。

曆史不會忘記，遠在1929年8月24日，就發生過暴徒針對猶太人的希伯倫大屠殺。那次屠殺的元凶阿明·阿爾·侯賽尼甚至在1941 年11月28日朝見了希特勒，兩位惡魔暢談了滅絕猶太民族的共同理想，並就屠猶事宜一拍即合。隨後，侯賽尼在歐洲招募了約兩萬名納粹黨衛隊師，在克羅地亞和匈牙利參與屠殺猶太人的活動。1947年，聯大通過分治決議，巴勒斯坦的侯賽尼家族武裝立即投入了對猶太人的戰爭。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暴行顯然與以色列建國扯不上任何關係。

在後來的幾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確實占領了埃及、約旦的一些領土，但以色列一直聲明，隻要這些國家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就會歸還這些領土。在埃及和約旦承認以色列之後，這些領土果然都得以歸還。至於加沙地帶，以色列在2005年也已經徹底撤出了該地，哈馬斯所說的加沙領土問題已經不複存在，可是哈馬斯依然還在不斷攻擊以色列平民。以色列積極推行“以土地換和平”的計劃，而哈馬斯卻想方設法破壞這個計劃。1993年4月16日，就在《奧斯陸協議》即將簽署前夕，由“哈馬斯”策劃的以巴衝突中第一例自殺性爆炸發生；在《奧斯陸協議》簽訂之後，在以色列撤軍、拆除猶太居民點的過程中，“傑哈德”、“哈馬斯”等恐怖組織又接連策劃了多起傷亡慘重的自殺性爆炸。可見，他們要的不是土地。

退一步講，即使雙方存在領土爭端，但這也決不能成為綁架斬首、屠殺平民的理由，這不是抗爭，是反人類的罪行。縱觀當今世界，有多少國家之間有著領土爭端？波蘭、德國、芬蘭、乃至中國等等，他們以前的國界在哪裏？如果都像哈馬斯那樣對待土地問題，歐洲還有人活著嗎？難道以色列屈服於恐怖分子的訛詐，完全放棄這片國土，恐怖分子就會罷手嗎？不，絕對不會。塔利班殘殺女童，僅僅因為她們上學受教育；基地組織在街頭射殺國家網球隊員，僅僅因為他們穿著運動短褲；印尼的暴徒襲擊華人；車臣的恐怖分子炸毀學校，孟買的恐怖分子炸毀酒店……這些和哈馬斯一樣的恐怖份子，與領土問題有絲毫關係嗎？

那麽，是因為宗教和文明的衝突嗎？我相信擁有輝煌曆史的伊斯蘭教是偉大的文明結晶，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穆斯林可以在世界各地與別的族群和平共處。哈馬斯絕對不代表穆斯林，相反，它是穆斯林的公敵。至於所謂文明的衝突，我認為它其實是個謊言，文明之間隻有競爭，文明和野蠻才有衝突。文明的優劣，比的不是哭喊和殺戮，不是宣稱你的祖先有多闊，而是看你為世界生產了什麽，貢獻了什麽。

我們看到，即使對自己的同胞，哈馬斯的殺戮同樣不會有絲毫的心慈手軟，這可不是什麽宗教問題。在2007年的巴勒斯坦內戰中，哈馬斯讓全世界看到了，他們根本沒有理性可言。法塔赫是國際公認的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組織，他們期望在巴勒斯坦組建民主的政府。他們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並為兩者的和平相處付出了巨大努力，與以色列簽訂了和平條約。然而哈馬斯不承認民選的巴勒斯坦政府和法律的權威，拒絕民主政治的安排，拒絕承認巴政府與以色列簽署的條約。哈馬斯領導人馬哈茂德·紮哈爾就曾說，哈馬斯不會成為政治黨派，他會在一切領域內活動。對於巴勒斯坦人自己的總統阿巴斯，哈馬斯也用炮彈襲擊了他的住所。就在2008年1月9日，阿巴斯任期結束，但盡管根據巴勒斯坦法律，阿巴斯至少還可以繼續作一年總統，哈馬斯組織已經明確表示不再承認他的總統地位。穆罕默德·達赫蘭說：“哈馬斯絕不會允許我們和以色列達成真正的和平協議，他們會千方百計防止我們這樣做。”“哈馬斯是整個中東地區最差勁的組織，人們害怕他們，加沙地區沒人敢表達他們的不滿，否則他們將麵臨坐牢，甚至死刑的懲罰。”

他說的不錯，哈馬斯要殺的，絕不隻是以色列人。在2007年的巴勒斯坦內戰中，他們把自己的同胞從十幾層的高樓上扔下來活活摔死，堵在醫院門口屠殺前來求治的敵方傷員，在敵方家族親人悲痛欲絕的葬禮上大開殺戒。就連曾經和自己並肩戰鬥的組織，哈馬斯也不放過。阿克薩烈士旅幾年來對以色列發動多次恐怖襲擊，雙方在加沙地帶還多次合作對以色列發動襲擊。它的創始人之一賈馬爾·阿布·阿爾·賈迪安，在醫院的病床上被哈馬斯處決，身中四十一彈；另一個領導人薩米阿· 阿·麥德霍恩被打死之後，屍體被哈馬斯在大街上拖來拖去。殘暴的哈馬斯，正如沙龍所說：他們全都嗜血如命。

先進文明的製度帶來繁榮

某些媒體經常渲染巴勒斯坦民眾的貧困生活，似乎貧窮是以色列侵占了他們的資源而帶來的。這實際上是一種想當然的落後的小農思維的結論，現代的工商業文明不是一場資源的零和遊戲。小平同誌說得很好，當今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科技與文化的競爭才是最根本的要素。看看今天的世界，人均土地麵積和資源與富裕的關係已經不大，製度和科技的先進與否才是富裕的決定性因素。要知道，從以色列建國到現在，其人口增加了十倍還多，但是她卻越日益繁榮。如今的以色列是世界科學和文化的重鎮，以創造世界上最頂尖的技術和最精密的產品而聞名。在美國證券交易所裏，以色列公司數量緊次於加拿大。一個缺水的沙漠國家，竟然靠舉世無雙的滴灌技術，成為高檔農產品的出口國，創造了這片土地上從未有過的繁榮。

從1949年到2005年，以色列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10倍還多，從人口總數的9%增加到了16%。在以色列國內，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同樣可以和平相處。如今以色列人口將近800萬，其中有100多萬的阿拉伯人。他們都是以色列公民，和所有猶太人享有同樣的權利。同樣享受人均收入1.6萬美元（2007年），排世界第24名的富裕生活。

戰爭，傷害最大的還是平民，加沙地區的老百姓原本可以享有一個不錯的生活。巴勒斯坦地區在1969——1979年間曾創下年均經濟增長30%的奇跡，94年自治以來，其GDP的平均年增長率仍達8.6%。如果沒有戰爭，他們的生活狀態或許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糟糕。

有資料顯示，巴勒斯坦住房產權自擁率為86%，平均每戶居住麵積為145平方米，難民營戶也有103平方。絕大多數家庭有冰箱，彩電和洗衣機。其中，93%的農村戶和92%的難民營家庭擁有彩電；89%的農村戶和82%的難民營家庭擁有電冰箱；82%的農村戶和86%的難民營家庭擁有洗衣機；21.6%的家庭備有進口小轎車，其中難民營家庭擁有私家轎車的比例也達到了9%（是北京的2.4倍）。盡管他們平均每對夫婦生育6.3個小孩，但2000年的人均國民收入也有約2100美元。有些媒體報道說，一些巴勒斯坦家庭每天的人均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可別忘了，這些貧困家庭絕大多數有8個以上的孩子，十多個家庭人口，請問，按這個標準算，有多少中國家庭的每月的生活支出達到了4000多人民幣？

從新華社加沙分社首席記者馬曉霖的報道裏，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數字：一個在以色列境內做助理建築師的巴勒斯坦人每月能掙1200美元，基本和以色列公民同工同酬；一個加沙地帶40歲的製衣廠工人每月也能有730美元的進賬，教師和公務員的薪水則更高了。在巴勒斯坦，60.4%的人口有醫療保險，其餘的享有免費的政府或聯合國的基本醫療保健。僅以2006年為例，美國、歐盟等為巴勒斯坦提供的捐助就高達15億美元。我們經常可以從電視上看到，那些向以色列坦克投擲石塊的年輕人，穿得比我們的城裏人看起來更像城裏人。說是以色列人剝奪了他們的土地和資源，這種說法在現代工業社會已是明顯的荒謬，我們絕不會聽到深圳的原住漁民抱怨外來的上千萬人占領了他們的土地、剝奪了他們的生存資源。相反，先進的工商業文明使所有人收益。

但哈馬斯能帶來什麽？他們就連最粗糙的電視機、最破爛的汽車、最愚笨的電腦也造不出來，他們什麽都不是。在哈馬斯控製加沙之後，加沙經濟極具惡化，以色列留下的溫室等農業設施，盡遭毀棄。盡管以色列早已撤出加沙，但哈馬斯沒有領導人民去建國，去修路建廠，去發展經濟，因為他們除了煽動宗教狂熱和殺人，什麽都幹不了。巴勒斯坦主流黨派法塔赫前加沙高官穆罕默德·達赫蘭坦言：“如果你問我個人觀點，我很高興哈馬斯受到打擊。巴勒斯坦人現在已經意識到，哈馬斯沒有治理和和幫助他們的能力。”

哈馬斯本質是一種文明的瘟疫

至此，很多人都會發問，那麽哈馬斯為什麽會存在，為什麽這些恐怖主義如幽靈般揮之不去，它們的思想根源是什麽？

對此，我們可以從一個很小的現象說起，記得上中學的時候，一些在各方麵都表現差勁的學生最容易受到校外黑社會的吸引。原因很簡單，如果他在正常的競爭中各方麵都處於下風，他會急於在非正常的方麵找回自己存在的價值。這些失敗學生混入黑社會之後，常常會回學校以欺負人為樂，特別是毆打和羞辱那些優秀份子，這種快感往往極其強烈。國際中東問題專家丹尼爾·派普斯說得好：“把中東的獨裁政治、極權主義和對以色列的暴力活動怪罪於以色列，就好像把犯罪團夥怪罪於勤奮的學生。”

文明的進程一定會有競爭，終點的不平等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生命遭遇。在曆史中，這種不平等雖然會使人類感到痛苦，但每一次僭越人的界限，想追求絕對平等的烏托邦實驗，結果都猶如提著自己的頭發想離開地麵一樣，是增加更多的痛苦。

試想，如果有這麽一群陰暗懶惰的失敗者，他們在經濟、科技、製度、軍事、人權等文明領域的競爭中，全麵處於下風，而一個外來者的出現，讓他們驚奇地發現，自己的失敗有了一個最好的借口，那就是將自己的失敗的原因都歸咎於他人，這是何等的輕鬆與快意。當這一借口被披上神聖的宗教或革命的外衣的時候，懶惰失敗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沉迷於當英雄的幻象之中。不學習，不奮鬥，不改善自己的製度與文化，就靠朝坦克扔石塊就能當英雄，這確實是一大墮落的誘惑。

這其實是一種文明的病毒，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種幽暗和墮落，它似乎與生俱來，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在基督教中，它被稱作原罪，在儒家文化裏，它被稱作亂善性的情。在人類的文明史中，它始終如影隨形。在不同的時代，它會找到不同的理由和理論而產生不同的變種，但實質都是一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自殺。向下的墮落總是比向上的修養要容易太多。我們甚至可以說，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不斷與這種病毒不斷做鬥爭的曆史。在王莽的“以德治國”的烏托邦實驗裏，在許多農民起義的暴虐中，在太平天國的殘酷與幻想中、在義和團歇斯底裏的殺戮中、在德國納粹那裏、在紅色高棉那裏、在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革命”那裏，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病毒的蔓延帶來的一場場反人類、反文明的瘟疫。

極端和殺戮是哈馬斯的必然選擇

在傳統社會，由於天然的地域阻隔和相對自治的社會單元，使得這種病毒的滲透能力不可能太強，鬧過一陣子便會偃旗息鼓。而到了傳播和控製力更強的現代社會，這種病毒的破壞力則驚人地爆發了出來。極權主義就是這個病毒的現代變種，給20世紀帶來了極為深重的災難。而以哈馬斯為代表的現代恐怖主義，實際也是這種極權主義中的一種，隻不過披上了一件反對以色列和宗教信仰的外皮而具有相當的迷惑性。

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對其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她認為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言論控製和灌輸仇恨，他們要不斷製造一個虛擬的敵人，將其描繪得異常凶惡，並且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並利用高度強製的意識形態灌輸，製造恐怖氣氛恫嚇人民使之俯首帖耳、強化自己“人民保護者”的形象。在納粹政權時代，這個“惡魔”就是猶太人；在哈馬斯那裏，這個“惡魔”就是以色列的存在。

我們看到，哈馬斯在兒童電視節目中就開始洗腦式地灌輸仇恨的意識形態。11歲的著名兒童節目主持人莎拉（Saraa Barhoum）告訴記者，她很想成為烈士。她主持的《明日的先鋒》每周五播出，長達1小時。這檔節目以一隻打扮貌似米老鼠的好戰卡通人物“法爾富爾”而出名，它經常在節目中宣揚反美國和以色列的理念，最後法爾富爾被一名以色列士兵打死，成為烈士。

當然，他們設立的這個革命目標是永遠不能達成的，因此，極權主義反對一切靜態的製度約束，它在本質上乃是一種運動，其根本特征在於它要持續不斷地進行鬥爭，鬥爭，再鬥爭，永遠沒有休止。極權主義的統治之維係，離開這種無休止的運動，便將宣告破產，運動停止之日，也就是極權主義的毀滅之時。為了使鬥爭進行下去，便需要不斷地製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謂“敵人”，作為鬥爭的對象。極權主義從其一開始運行起，便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人性向下墮落的速度是驚人的，這種病毒的繁殖速度是驚人的。由於極權主義者對思想和言論自由進行嚴密的控製，如果有人拒絕墮落，立即會被當成叛徒而清洗掉。在批鬥專政對象的過程中，下手最殘忍的人會被當作信仰純潔而得到褒獎，因此，整個社會在各個領域都會向最低級和最無恥的看齊。這樣做最直接的結果便是整個組織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喪失理性。一切極權主義的組織，在都免不了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一輪又一輪殘忍的清洗，即使是集團二號人物，最高領袖的最親密戰友也都不能幸免，最終往往是最無人性、最卑鄙無恥、最狡猾的那個勝出。所以才有1934年6月的“長刀之夜”——希特勒對衝鋒隊發動突然襲擊，為其攫取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衝鋒隊長羅姆被當場擊斃，整個衝鋒隊領導層被屠殺殆盡。

在恐怖組織的曆史中，不斷有更加激進的組織從中分裂出來，比如七四年從巴解分裂出去的阿布·尼達爾組織。該組織不僅在世界各地進行恐怖活動，而且還涉嫌殺害了數位溫和的巴解組織領導人，甚至阿拉法特本人也多次成為極端分子追殺的對象。

莫薩布·哈桑·尤瑟夫，他是哈馬斯創始人之一的兒子，曾經對記者說，在這個組織內部，越激進的人就升遷的越快。最終，他在一次突襲以色列監獄時認識到哈馬斯的激進的真正本質，選擇了懺悔和離開。

激進使得這些恐怖組織很快失去文明的底限。哈馬斯高級領導人穆罕默德·紮哈爾在2008年1月5日在當地電視台叫囂，要在全球範圍內屠殺猶太人兒童展開報複。在伊拉克，近兩年時間裏，“基地”恐怖組織共發動了100餘起自殺式襲擊，其中有24起是由兒童人彈實施的，約占所有自殺式襲擊數量的20%。在這些兒童人彈裏麵，最小的隻有9歲。在哈馬斯的那些自殺式襲擊者中，甚至包括弱智少年和通奸的婦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極權主義組織不但殘忍，而且狡猾。他們很會利用自由社會的種種弱點，來獲得繁殖空間。

現代文明社會都奉行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準則，這種對文明人而設的製度也很容易被野蠻人鑽空子。對他們而言，現存的一切規則都是可以被踐踏和突破的。當他們還是少數，還不夠強大的時候，他們表麵上會服從文明社會的社群交往準則，大呼要多元和自由，但一旦他們得勢，就會把這些文明準則踩在腳下。這個時候文明人才如夢方醒：它不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種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終結者；它不是自由信仰中的一個信仰，而是自由信仰的掘墓人。

看看在2006年哈馬斯獲得議會多數之後提出的議案吧：他們要求恢複阿拉伯曆史上的酷刑，包括鞭刑、斬手、釘死、絞刑以及對“串通外國勢力損害巴勒斯坦利益”和“以任何形式傷害巴勒斯坦人民感情”的人處以死刑等……其它的包括對喝葡萄酒或者賣葡萄酒的人鞭撻40次和捉到帶著髒物的小偷砍其右手等……

哈馬斯是文明公敵

殘暴的哈馬斯必然走向極度的孤立。不但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都譴責哈馬斯的恐怖主義行為，而且開戰以來，有民主理性的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也不幫他。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在《紐約時報》撰文說，中東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國家必須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埃及也明確表示，他們隻會和法塔赫商談。埃及甚至幫助以色列封鎖了加沙，就在2009年2月5日，埃及方麵還在拉法口岸攔截了哈馬斯的千萬美元巨款。埃及執政黨則對國內支持哈馬斯的人表示“如果不服，可以去加沙與他們一起戰鬥”。新華社加沙分社首席記者馬曉霖這樣談到此次加沙戰爭：“阿拉伯民眾確信這是一場以加沙為獵場，以哈馬斯為目標的圍獵行動，以色列是操刀手，埃及是旁觀、助陣者。”為什麽埃及要這麽做？穆巴拉克總統對記者道出了根本原因：“決不能讓哈馬斯贏得這場戰爭，不然，整個地區將不得安寧！”

據英國BBC新聞報道，在倫敦、德國等地，還發生了抗議哈馬斯，支持以色列的行動的示威遊行。參與遊行的其中有很多巴勒斯坦人。

這使我們再次想起了漢娜·阿倫特告訴我們的：極權主義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質上是一種野蠻。極權主義不是為了人類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徹底地反對整個人類，反對一切人性，反對所有的文明。這就是說，極權主義統治者最終也將自己納入一個不屬於自己的體係和過程中去，不能自已，直至最後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