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天垂淚如連海 （轉貼自牛博國際）

蒼天垂淚如連海 （轉貼自牛博國際）

作者：冉雲飛

冉按：

 一：大愛無疆係冤獄

 

2010年11月10日， “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被北京大興區法院無辜冤判二年半，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甚至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這不是因為我心“硬”，而是鑒於我對黑暗現實的常規判斷所致，因為違法重判良心犯，實在是1949年以來司法部門的一個“優秀”傳統，而且近年來越來越有跌破司法底線而濫用之趨勢。若以前隻是對思想和政治犯不留情麵的打擊的話，那麽近年來，對維權人士的嚴厲打壓和胡抓亂判，也逐漸成為對良心犯懲處的一部分。如調查5．12大地震中死難學生名單的譚作人被重判五年，那麽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被判二年半，又怎麽會讓人感到意外呢？

 

你會說這分明是違法胡判嘛，為什麽你還不感到奇怪呢？那是因為違法胡判，已成近年來司法部門在變態維穩借口下的一大特征。隻要為了變態維穩，他們任何荒誕的判決都可以做得出來，完全不顧外界抗議他們知法犯法的無恥。也就是說，隻要為了他們的所謂維穩，他們可以不擇手段，把壞事做絕，絕不手軟。為什麽說他們的維穩是所謂的而且是變態的呢？就以趙連海被誣判二年半為例，趙的兒子是毒奶粉的受害者，他利用正當渠道反應其訴求，在法律範圍內作抗爭，但利益關聯的各方充耳不聞，推諉扯皮。不特如此，而且利益關聯的各方聯合起來，官商勾結，威脅趙連海和各位持續抗爭的“結石寶寶”家長。由於趙連海的抗爭最為堅決且持久，加之他聯合其他家長一起抗爭，關心其他許多“結石寶寶”的命運，有相當的影響力，故爾有關方麵必欲抓之而後快，最終以莫須有的“尋釁滋事罪”將其逮捕，欲以此達殺雞儆猴的目的。

 

著名曆史學家修昔底德曾說：“那種認為衝突將不可避免的想法，可能會成為導致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換言之，那種將維穩變態化、視其無所不在的做法，本身就是維穩集團自利驅動的結果。維穩集團為了自身利益，誇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把那些用法律手段和溫和方式維權的人，描述成社會不穩定因素，從而撈取更多的維穩經費，擴展自己的尋租空間。不誇張地說，維穩已成為一些人最為快捷的致富和撈錢手段，必然最大限度地刺激他們作惡的積極性。最為荒誕的結局就是，那種非常起勁的維穩機構及人士，才是這個社會的不穩定乃至動蕩的一大因素。我認為那些抓捕趙連海、無良審判趙連海的人固然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像審判趙連海的幾個女法官，她們沒有孩子嗎？肯定不是的。因為法院不僅還美化作惡，而且作惡還有不菲的收入，就使她們枉法起來肆無忌憚——但其上峰的胡搞和整個糟糕的製度本身才是社會不穩定的深層原因。

 

二：慫人必養惡政府

 

為自己及其他眾多受毒奶粉之害的孩子們維權，不僅沒有得到政府的絲毫幫助，而且正是政府為毒奶粉企業打掩護，替他們摒擋所有的批評，替他們掙腰說話，才使得毒奶粉企業更加有恃無恐，這就是為什麽毒奶粉至今仍在市場上暗洶。更為惡劣的是，政府不僅不支持民眾維權，不僅不尊重法律應有的尊嚴，還動用不受約束的公權力，來枉法違法打壓“結石寶寶”家長們正當的公民維權。一個政府不保護自己的兒童生命安全且打壓為自己孩子爭取權利的家長，這種雙重罪惡，世上有哪個國家的政府曾經有過？遍查曆史，不管是納粹德國，還是意大利法斯、日本軍國主義、斯大林政權，都不曾犯下過這樣雙重的罪惡。

 

但各級政府打壓受毒奶粉之害的家長正當維權的雙重罪惡，並不始至今日。由1957反右運動波及而來的1958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四川中學生中展開，對這些正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官方強行他們分為四類，其中的三、四類同學不管成績多麽好，就是不能上大學。這樣的人數據調查達到3200人，占彼時四川中學生總數的32%（事見王建軍主編的《五八劫》，內部自印2007版），此種迫害對未成年人的迫害可謂史無前例。若說那時是以政治的形勢打壓未成年人，那麽今年便是用血鉛超標、黑磚（煤）窯、毒疫苗、毒奶粉等方式打壓未成年人。血鉛超標等本來是一些企業害人，但官方無所不在的袒護，造就官方既失職又作惡的雙重之惡。

 

麵對如此大規模的雙重之惡——且不說血鉛超標等方麵，單說毒奶粉受害者隻以衛生部公布的30萬為例——為何反抗者如此稀少？血鉛超標等的受害者家長之反抗者為誰，我不曾聽說過，毒疫苗受害者的家長反抗者我也隻記得易文龍、毒奶粉的我則記得趙連海、蔣亞林、郭彩虹等人，除了傳媒不予報道和我了解相對有限以外，絕不能排除其它因素。其它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之一，就是為人父母者的息事寧人、怯懦膽小、恐懼怕事。當隻是和企業進行正當維權的時候，有許多家長還不害怕，但當政府以維穩的手段來展現其官商勾結後，許多家長就知難而退了。換言之，有許多家長基本上沒有反抗，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就自認倒黴了事。連自己的孩子都保護不了，或者不下力氣去保護，不去抗爭，不盡人之父母之責，難道這樣的父母將孩子生下來，隻不過是為了給奴隸主增加一個奴隸添頭嗎？事實上正是如此，許多父母生孩子下來，隻不過為奴隸主增添牲口一樣的奴隸數目，為奴隸主的利益添磚加瓦。一代代下來，子子孫孫，奴隸無窮，才延續如此古怪的千年專製加現代獨裁。

 

《瞭望》雜誌評論道：“沒有一種犯罪比向嬰兒的犯罪更揪動人心。如果失去了對嬰兒的愛，一個物種失去的不隻是文明，而是生存的底線。”一個嬰幼兒都保護不了的政府，它怎能為人民服務？一個自己孩子遭難都不敢出來持續抗爭的人，怎麽能為人父母？可悲的是，這樣的政府居然統治了61年，而這樣的“父母”亦多不勝數。麵對如此黑暗的現實，麵對如此眾多的慫人父母，我不能不讚佩趙連海對兒子趙瑞鵬的摯愛。趙連海曾說：“別說被抓被判刑，即便屠刀架頭，或者人間消失，也無法阻擋我們為孩子追討尊嚴的勇氣和決心！不為什麽，僅僅因為我們幼小的孩子們叫我們爸爸媽媽！”趙瑞鵬是不幸的，因為毒奶粉之害；但趙瑞鵬又是幸運的，有如此愛他而敢為他及眾多患兒坐牢的父親，實在是他之大幸。中國多少慫人父母隻在為奴隸主生添頭，而你父母卻在為做個大寫的人而不懈努力，小瑞鵬的幸運是稀有的，想想都令人不勝欷噓！

 

三：麻木健忘鑄災難

 

大多數國人本來就健忘，甚至善忘——官員教導民眾對曆史要宜粗不宜細，傳媒號召大家既往不究——民眾都像喝了孟婆湯，頻遭無數災難，但傷疤未好就忘了痛。正是因為如此，邪惡當道，永遠沒有真相，也不存在和解的可能，隻有積怨越來越深。更加令人吊詭的是，每當一個地方發生災難，在網絡傳播下，民意洶洶，無法完全阻遏時，官員們並沒有認真解決問題也絕無解決問題的誠意。在坑蒙拐騙之術一並用上之後，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著下一個災難的到來，好轉移視線。中國缺正義缺公平，但就是不缺災難，災難頻發的好處是用一個災難掩蓋另一個災難。災難多了以後，本來就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心態的民眾，逐漸麻木冷漠．事實上民眾正如官員的盤算，他們馬上忘記了那些哪怕是令人發指的災難性事件，如使30萬（按溫家寶的說法是3000萬）兒童受害的毒奶粉事件。如果不是官方重判為孩子權利持續抗爭的趙連海，那麽毒奶粉事件早已為許多人所淡忘。

 

我早就論證過“中國是個互害社會”，並進一步申說中國的製度是頭“咬人兼自噬的怪獸”。但很多人就是很僥幸地相信自己是一位幸運特選者，不會吃虧不會遭難，在他人受難時不出一聲，不伸出援助之手，更甚的是，有的人還幫助為惡者開脫。更令人不解的是，有的人已經知道馬丁神父著名的語錄：“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不是工會會員，我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但他就是相信倒黴不在自己身上降臨，寧願不做任何抗爭，當然他的結局，往往是消失得更加寂默無聲。事實上中國的災難之所以層出不窮，在很程度上是因為民眾不能結社、不能正常思考、不能勇敢地突破官方的諸種藩籬，樂於處於孱弱的個人原子化狀態所造就的。個人原子化不僅力量弱小，更要命的是健忘、冷漠、麻木，在這種生活狀態下，專製獨裁者的統治變得輕鬆且成本低廉。

 

我與趙連海沒有見過麵，但在網絡上有過交流，對他的俠肝義膽早有所聞。他知道我雜事較多，於是在2009年9月11日“結石寶寶”一周年到來前的一個月，就請我一定為“結石寶寶”們寫篇文章，批評加害之企業與政府，呼籲社會各界進一步關注。因此我勉力寫了篇《國家的棄兒：獻給9．11結石寶寶周年紀念日》，盡一個知識分子的批評之責。他在網絡上有時忍不住批評那些很慫的不抗爭的受害患兒父母，不乏疾言厲色，但其關心愛護之心卻躍然“網”上，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魯迅之風。雖然我們要盡量理解每個人在自己子女受傷害後，所采取的應對方式，但我認為持續理性的抗爭雖然艱難，卻是十分必要的。這既是為自己的子女討回尊嚴、維護權利，亦在客觀上使更多的兒童少受傷害。如是觀之，很多父母慫到不能幫助自己的子女，更遑論做一個和格的公民了。由慫人父母和奴隸組成的國家，當然是獨裁者的樂園，更是民眾的地獄。

 

我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很難想像自己的孩子如果遭遇毒奶粉之害和5．12大地震豆腐渣校舍之難後，會是一個什麽樣的心態。但真的很敬佩趙連海的勇敢與毅力、耐心和愛心。這樣的義人受難，不僅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恥辱，亦是國家揪心的災難。麵對受害兒童，我們隻有悲憤地喊出“出來如花又被摘下”；麵對受難的義人和良心犯，我們隻有拿出自己的勇氣繼續堅持抗爭，直至他們獲得自由。

 

2010年11月14日至15日於成都

這是應《明報》月刊朋友之請，為越連海被枉判的事所寫的一篇文章，發表於該刊第十二期。官方對越連海的打壓並沒有結束，所謂保外就醫，是一種切斷外界聯係的軟禁。這就像對陳光誠的懲處一樣，讓外界對他們的聲援徹底找不著持續發聲的著力點，最終因社會再起之事而轉移視線。越來越多重獲自由的人，出了監獄仍享受著監獄的“待遇”，這是一個新的動向，值得所有關心中國社會演進的人仔細觀察。2010年12月3日7：51分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