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眾對政治冷漠,則是長期體驗虛假政治的現實教育結果,國內論者對此已多有論述。王蒙在談到王朔作品中的玩世主義時指出,“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聖,……我們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麽神聖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至生命--開了玩笑,……是他們先殘酷地‘玩’了起來,其次才有了王朔。”〔注15〕王力雄則指出,“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空殼化”,將“‘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馬克思加秦始皇)”改換為“資本主義加極權政治”,使得極權政治因失去了社會主義的道義目標而成為赤裸裸的極權。王力雄寫道:“鄧把‘實踐’奉為唯一標準所導致的掛羊頭賣狗肉,對於回避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分裂固然聰明一時,卻由此腐蝕了意識形態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礎--真誠。‘不爭論’進一步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國官場一大特色--集體心照不宣地‘打左燈向右轉’。犬儒主義成了主流價值觀。”〔注16〕
“說一套做一套”形成了當今中國犬儒文化的基本特點。它不僅彌漫於政治領域中的公開話語,而且成為社會普遍的欺詐、虛偽和腐敗行為不成文的規範。按此規範言論行事已成為人們日常活動的自我保護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說謊、都作假的狀態常被解釋為是大眾的個人道德意識出了問題。其實,如此犬儒化的社會所麵臨的與其說是個人道德危機,還不如說是公眾生活規範危機。公眾生活的道德規範和個人道德良知不同,它並不依賴“良心”的維持,它的維持機製是法製(以民主程序所產生和執行)、輿論(以自由言論為基礎)和傳統(以長期形成的民間正義為核心)。充斥著腐敗和謊言的公眾生活,不是沒有規範,它有它自己的規範,它的規範就是虛假。
從社會批評的角度來看,虛假隻是假麵化公眾生活的症兆,而其症結則在於理性社會規範機能的壞死。理性社會機能就是民主的機能。在民主法製和獨立輿論比較完善的社會中盡管也存在虛假和腐敗現象,但民主法製和獨立輿論能將這些現象的危害降至最低的程度,使之不能惡化為全社會公眾生活規範的製度性危機。當今中國社會中,法製由專斷權力所操縱,輿論為權力充當喉舌,傳統的民間正義無法作為獨立輿論介入公眾體製。普通人在虛假和腐敗問題上抱犬儒主義態度,不僅僅是因為虛假和腐敗充斥於現實秩序之中,而更是因為現有秩序已不再能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體製性條件。
大眾犬儒主義對現有的、假麵化的公眾生活秩序既有妥協和參與的一麵,又有不滿和抵抗的一麵,這兩個方麵本來就是犬儒主義乞行天下、冷嘲熱諷這兩個特征的結合。前一個方麵使得大眾犬儒主義成為現有公眾領域的一部分,成為一種與之相協調的現象。後一個方麵則使它疏離現有的公眾領域,成為假麵公眾領域邊緣處的批評立場。這一批評立場的領域性質相當曖昧,它與其說是個人的,還不如說是下層的;與其說是異端的,還不如說是受製的;與其說是獨立的,還不如說是衍生的。大眾犬儒主義的這些性質使得它形成了獨特的民間性,也使得它得以從製度性的公眾生活領域(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及其犬儒主義脫離出來,形成一種特殊的弱者抵抗形式。
民主社會中對大眾犬儒主義的批評,大多強調它與現實妥協的一麵。批評者大多認為,在民主製度中,犬儒主義不同於批評理性,它是一種非理性的否定和懷疑,因此它與民主政治文化的理性共識機製不合。勒納(M. Lerner)指出,“犬儒主義不象理性懷疑主義那樣相信人可以改變世界。”對犬儒主義的批評, 其合理性必須從民主公共話語空間的自由度來理解。民主公共話語空間既不排斥犬儒式懷疑,也不排斥理性批評,但是隻有理性批評才對民主公共話語空間有建設性的貢獻。你可以和持理性批判的懷疑者作理性探討,但你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服犬儒主義者,因為“犬儒主義象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變化的可能。”〔注17〕
在非民主社會中,對現有經濟、政治和文化統治的質疑和反對不可能自由進入公共話語領域。無論是持理性批評的懷疑還是根本拒絕相信的犬儒主義,它們都隻能存在於公共話語的邊緣或之外。對大眾犬儒主義的評價當然也就不能隻是著眼於它與並不存在的民主理性政治文化是否和諧。大眾犬儒主義明顯的邊緣性和不自由狀態,凸現了它相對於官方話語的受製性和由此生發的不滿。
表示不滿的民間大眾犬儒主義,其冷嘲熱諷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市井流傳的笑話、傳言、歌謠、順口溜和種種異類文藝。它所包含的拒絕和抵抗具有高度的隱蔽性和偽裝性。對於它來說,“公開表現的條件是,它相當隱晦和曲折,可以作兩麵不同的閱讀。其中一麵是不招惹當局的,這一麵也許有些乏味,但卻因此留下了一條全身而退的後路。”除了隱晦和曲折,這類民間或大眾文化存在的另一個條件是不與統治性的公開語本正麵衝突,“民間文化的曖昧和多義,隻要它不直接與統治者的公開語本對抗,就能營造出相對獨立的自由話語領域來。”〔注18〕
民間犬儒主義是一種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眾生活領域的誠信危機及其公開話語的偽善,但它卻不是在說真話,更不是一種公民們公開表示異見的方式。犬儒式反抗對於建立理性、誠實的民主公眾話語的正麵貢獻是極為有限的。民間犬儒主義的某些形式,包括一些痞子文學(如王朔的一些作品)和異類藝術(如“波普藝術”和“玩世繪畫”),在反對政治神話的同時,往往借助大眾消費文化製造出一個新的神話--市場神話。異類思想在麵對政治和經濟雙重擠壓的時候,無法依靠犬儒表現來保持獨立的批判理性。市場本身就是當今中國最主要的權勢犬儒的本源之一。市場操作不擇手段地謀利,唱的卻是發展社會福利和提升中國地位的愛國高調,它的說一套做一套並不比政治權勢遜色。就其犬儒主義操作而言,大眾商業文化對異類文化的利用和它對愛國主義話語的利用並無性質上的區別。在公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言論受到限製的情況下,大眾商業文化不可能為民間犬儒主義提供一個轉化為獨立批評的理性空間。要想改變民間犬儒主義扭曲性的反抗,或者甚至改變當今中國上下互動的體製性犬儒主義,最終還得從建立允許說真話、鼓勵說真話、必須說真話的理性公民社會秩序著眼。